體面的市民與危險的“他者”：“上海人”身份的早期媒介生產

陸新蕾 郁 升

一、引言

近現代時期，上海承接了江南地區大量人口和工商文教轉移，江南人口紛紛將本地特征帶至遷居地，借助在各自行業取得的社會地位，為新移民社會賦予了多元的主導元素，形塑了早期主流“上海文化”的參考準則。大量外來人口向上海的遷移與融合，“為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底色”，①張笑川：《試論近代上海文化的底色——旅滬蘇州人與近代上?！?，《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促使新型城市文化認同得以誕生。移民身份固然保留了同鄉認同，這種身份也是在上海就業并獲取圈層提升軌道的外力，同時，文化身份認同的范疇也在擴張：沿著同鄉情感為軸心的認同實踐，分別形成了早期城市身份認同和剔除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家國認同。在這種意義上，同鄉紐帶可被理解為“‘文化’多變特性的一種證明”。②顧德曼：《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宋鉆友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7頁。

這種多重身份的復雜性既由當時的大眾媒介所呈現，后者又參與到復雜身份的動態生產之中?！吧虾Ｈ恕鄙矸莸慕嬰x不開大眾媒介對共同文化特征的整合，媒介將“上海人”的行為方式予以“規定化”并將其傳播，對內完成移民群體在心理上由“雙籍”到“單籍”的認同轉變，對外逐漸形成一種“上海人”的整體形象：“活動在上海的人，也往往籠統地視為上海人?！雹傩茉轮骸堵哉撋虾Ｈ诵纬杉捌湔J同》，《學術月刊》1997年第10期。大眾媒介發揮了雙向介入與差異統一的作用，實現了對差異性的“收編”，進而“集中體現了當時城市社會生活與人格類型的共同價值取向”②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71頁。以及一代上海人的共同特征。

身份建構總是離不開邊緣群體對主流群體的折射，“上海人”身份建構的另一面是對“他者”的生產。后者極具沖突性的身份要素，承接了包括媒體在內的不同群體的觀察、想象、刻畫和區分，即“只有對照它界定自我時作為反襯的另類才能理解上海人身份”。③韓起瀾：《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盧明華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頁。而在“寫上?！钡倪^程中，鄉村與其他城市曾經充當了城市形象的“他者”，以一種鏡像反襯了上海獨特的都市氣質?！八摺币暯侵械纳虾?，又往往被視為罪惡之都或城市傳奇，由此在文學中成為一種互文性的表達定式，在兩種表達路徑上都形成了上海繁華且傳奇的都市氣質假說。④靳路遙：《以“他者”為鏡像：一種對上海文化空間的文學描述》，《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

上海城市內涵的多元性導致了“上海人”身份的文化概念既令人神往又模糊不清，與之相反，媒介描述中的負面“上海人”形象卻相對清晰可辨。二者毋寧說是一種相依共存的關系：作為主體的“上海人”概念需要借助“他者”的投射來完成意義的生產，同樣，作為“他者”的上海邊緣群體的得名，同樣依賴于模糊的“上海人”身份概念。在“上海人”文化身份的形成過程中，“外來客”與邊緣人群充當了傳遞身份信息的中介。這種身份認知建構源于沉淀在包括報人群體在內的上海市民心理結構中的某種無意識原型。報刊激活了大眾潛意識中關于城市身份的原型結構，在報刊中完成了對城市“他者”形象與“規定”城市身份之間的區分。

本文通過整理20世紀20至40年代相關報刊雜志等歷史資料，考察當時大眾媒介如何通過對“他者”形象的辨認與塑造，不斷推動“上海人”理想主體的動態建構，比較不同圈層上海居民負面行為的媒介呈現與解讀，進一步闡釋在媒介的進步話語下，“上海人”身份意義生產中地域與圈層等多重因素的交叉作用。

二、天堂里的外鄉人：上海底層旅居者的早期邊緣呈現

旅居者（sojourner）概念源于芝加哥學派對移民研究的討論，20世紀50年代華裔學者蕭振鵬在描述旅居者時，形容他們是在一個國家生活了多年卻未被同化的人。⑤Paul C.P.Siu,The Sojourn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8,no.1,1952,pp.34-44.與蕭振鵬所研究的海外華人洗衣工類似，20世紀的上海旅人在媒體和現實的共耕下，成為兩個空間中的“他者”，這也讓一部分遷居上海的底層外來人口具備了旅居者的內涵屬性。報刊通過傳遞“內/外”的身份隱喻，將底層旅居者的行為與生活方式刻畫為當代都市中的負面參照，形成了以他者的靜態和停滯來反射上海的動態與發展的呈現邏輯。

（一）犯罪行為的圈層認定與籍貫歸屬

作為外來的他者，城市底層移民的邊緣性首先體現在他們對城市居民的潛在威脅，遠道而來的旅居者成為解釋斗毆、搶劫、賣淫等事件的首要因素。①例如，盜賊“是東三省的出品”；沒有牌照的“野雞”妓女“大都是揚州人”；“兩廣人殺人犯之多充分表示其性情的殘酷，福建人誘拐罪之多，可說是習慣使其自然”，來自蘇北的車夫則承擔了引發社會日常滋事的主要責任。參見清波：《上海人注意馬賊》，《小時報》1924年11月2日；醉里頹唐生：《上海之妓》，《新上?！?926年第10卷，第55—60頁；山中二郎：《上海女性之犯罪》，赤民譯，《上海周報（上海1932）》，1932年第1卷第2期。報刊中大量犯罪者均被表現為年富力強的外來青壯年，“十分之八以上的犯罪者都是失業的游民”，②竟曰：《上海的犯罪問題》，《上海周報（上海1939）》，1941年第4卷第7期。這些人口在遷移之后，無法在城市依靠過去的技能為生，閑散、游蕩的行為特征成為解釋外來者與犯罪行為聯系的首要原因。

以犯罪為特征的負面行為與旅居者的外來身份牢固地綁定在一起，在上海日常的講述中，報刊滲透了一種“身份政治經濟學”，將底層旅居者與“上海人”身份相隔離。③如《時報》刊載一篇小偷行竊后溺斃的報道，著重強調了行竊者的外地身份：“該小工原籍揚州，名龔金泉（綽號鄉下人）?！蔽淖纸栌昧爽F實中竊賊帶有他者意涵的綽號與籍貫，對相應的犯罪行為進行了解釋。參見《鄉下人因行竊溺斃》，《時報》1920年8月18日。除了底層身份與犯罪關聯的不斷重復，當事人與圈層和城市屬性相關的身份特征，進而能影響媒體與大眾對于他們的道德評判。在1920年的“閻瑞生殺妓案”中，受害者王蓮英被稱為“花國總理”，是旅居者道德敗壞的集中體現；相比之下，兇手閻瑞生作為上海買辦，卻象征著由外國移植而來的現代性所帶給中國的一切。④Q.He,News about Killing,News that Killed: Media Culture and Identities in the 1920s China,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2006.他的英語能力、對電影等高端興趣的執著以及當時在世界同齡人中少有的駕駛技巧，使他在報道中沒有成為普通的歹徒，反倒有報刊在閻瑞生被處決后對他的境遇表達了同情。⑤同時期的報道對于閻瑞生也有大量的批評，但是查閱案件發生當年的新聞，并沒有報道專門標注犯罪者閻瑞生的籍貫。在這位看起來符合上海身份想象的年輕人的遭遇中，因為結束了這樣一個“有才智”青年的性命，“社會”必須承擔最大的過錯。

?？抡J為，傳統社會對于犯罪的認識與斷言往往與利益或情欲相關，在社會各階層中都可能出現。而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后，人們卻認為罪犯“幾乎完全出自社會秩序的底層”。⑥?？拢骸兑幱柵c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311頁。當時上海的報刊通過凸顯移民的籍貫、圈層與犯罪活動的關聯，將旅居者的身份特征限定在主流社會的對立面，從而將普遍的行為特征與特定的群體進行關聯。

（二）城市日常生活的危險制造者

隨著移民潮、難民潮進入上海，原本從事農業生產而缺少現代職業技能的旅居者往往只能從事一些底層勞動，黃包車夫、妓女、苦力、難民、流氓等身份成為他們在媒介中的日常標簽。①“游方賣技者，賣淫的婦女們，其所事都不是正當職業?！鼻铮骸墩斅殬I的標準》，《申報》1934年2月4日。曾經江北旅居客的大量到來，被認為對“江南人群體自詡為上海精英文化代表的訴求構成了挑戰”，②韓起瀾：《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第40頁。由此形成了“江南—江北”和“滬內—滬外”的二元化身份格局。③在就業的“籍貫等級制”下，民國時期旅滬蘇北人最體面的工作不過“揚州三把刀”，即廚刀、修腳刀、理發刀。

一方面，城市中旅居者與其他市民之間的交往和互動被認為帶來了相當大的麻煩。因為旅居者通過所從事的職業活動，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來施展其“邪惡的天性”，而這本身源于旅居者物質條件匱乏的客觀條件。為了生存，難民有時在街邊喬裝戲法、售賣“滑頭東西”來賺取少量零錢的做法，④藍魚：《從災區逃出來的難民居然也在上海謀生》，《社會日報》1936年5月30日。則又加劇了這種偏見。舊上海媒體一度將難民表述為上海社會頭號問題，尤其在戰爭環境下，新聞報道更傾向于強化表達這類人群所導致的社會沖突。另一方面，商業文化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城市特質之一，然而對于多數來自農村的旅居者而言，學習商業文化卻被認為脫離了鄉土特質，在此基礎上試圖進行文化或身份的躍遷，也被認為是一種危險的行為。這種嘗試并未為旅居者增添上海身份的合法性，反而體現了城市負面道德行為在個體身上的擴散：“有了真實的學問，反不能謀到一個些微的職業，滑頭事業，倒充斥了社會?！雹蔹S轉陶：《上海的環境》，《新上?！?925年第3期。旅居者借助職業所進行的非常規行為，成為其邊緣化身份及其對城市日常生活造成潛在威脅的識別特征。一種針對此類行為的常見媒體解釋，是認為“農村帶來的‘淳樸老實’的天性已被上海的繁榮銷蝕殆盡了”。⑥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段煉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8頁。這些人通過職業進行的日常交往被定義為短暫地借用了城市身份的外衣，他們對職業內容的群體實踐，又從另一個維度反映出外鄉身份的難以改變。

在媒體看來，上海蘊藏著的商業精神對旅居者而言是極具復雜性的一種文化經驗，當旅居者自身的鄉土精神和上海的商業精神交匯時，無法被掌控的商業精神會導致旅居者意志品質的滑落，從而成為造成城市日常生活危險的潛在力量。

（三）城市經驗匱乏的外鄉客

在早期報刊的描述中，上海是與世界潮流無縫銜接的國際大都市，擁有各種眼花繚亂的現代設備。伴隨現代物質產品出現的還有新的城市規則與生活經驗，這種生活經驗既是城市珍視的現代成果，同時也成為檢驗城市身份的標尺。報刊文人盡管相信本地所反映的現代精神應當引領當時的中國，卻敏銳地觀察到了上海的旅居者在學習“上海生活”時的“窘迫”。由此，旅居者囿于經濟、視野和城市經驗上的限制，經常成為城市生活反面典型的“出洋相者”與“被教育者”，繼而媒體借助城市規則的鏡像，進一步構建了外鄉人不諳世事、缺少城市生活經驗的形象。

上海作為時尚都市，城市中的女性以時髦而聞名全國，外地來滬的絲廠女工“每月所得的工錢，泰半花費在化妝打扮上，飲食粗陋”。⑦《上海女工》，《上海生活》1939年第3卷第4期。不過媒體上不留情面的犀利評價，卻反映出這種模仿與講究，實則沒有讓旅居者踏入“城市身份俱樂部”。①“鄉下人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寧勿像，偶然學得有些像，上海人又換花樣?！卑⒎穑骸秾W勿像，上海人等于鄉下人》，《克雷斯》1931年7月6日。如果說對于時尚的感知暴露了生活品位上的差距，那么日常生活的“出洋相”則被視作缺乏城市經驗的表現。

《晶報》在1927年刊載了描述外鄉客來到上海的系列故事，利用漫畫與文字講述了一位名叫“阿木林”的“鄉下人”因缺乏城市生活經驗而遭遇的各種窘迫經歷。②胡說博士：《鄉下人到上海（35）》，《晶報》1927年7月24日?！鞍⒛玖帧痹谏虾７窖灾刑刂阜磻t鈍的人。由于缺少見識，旅居者在接觸火車、電燈等現代化設備時出現了許多意外，屢次解救旅居者于知識困境的，都是在城市中占據較優結構化生存位置的居民。一方面是鄉村經驗與城市規則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現代知識匱乏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矛盾，二者都試圖借助旅居者“出洋相”的行為，說明城市文明的某種門檻和距離。而在被擁有城市生活經驗的居民“教育”的過程中，大眾媒介不斷強化了“鄉下人”的身份隱喻，刺激著城市讀者對外來人口的認知模式，形成了在地域、文化、生活經驗上都區別于自己的“他者”印象。進而，戰爭期間大量趕赴上海的貧困移民，因缺乏城市經驗而最終走向悲慘命運的敘事，也成為報刊有意擇取并強調的一種結局。③例如報載鄉村兩女結伴前往上海找尋親戚，謀得紡織廠職位以貼補家用，之后均被誘騙賣于人為妻，“得洋化用，此時二女呼援無門，只得任其所云”?！掇r家媳到上海作工不成被賣》，《申報》1930年1月4日。

報刊對外鄉人在上?！俺鲅笙唷被蚴茯_的事件刻畫中，不論主動或是被動來滬，窘迫旅居者的結局不外于受苦或是逃離。在報紙一系列描述“出洋相”的場景中，外鄉人對上海經驗的嘗試，被永遠定格在體面的主流實踐之外，而成為一項失敗的文化體驗。在這種“來—去”的經歷對照中，旅居者的遭遇通過系列性文章串聯為一套隱喻。他們逃離與被教育的故事，都在不斷地反映這樣一個事實：旅居者的城市生活經驗即便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提升，但外鄉人面對現代都市生活的窘迫卻因媒介的夸誕描述而被持續標簽化。

三、消費：中上圈層“上海人”的身份表征

如果說底層旅居者的“不體面”被定義為鄉村的、落后的、非上海的身份標簽，并被塑造為上海城市特征的對立面，從而為“什么不是上海人”做出了他者角度的注釋；那么，對于體面且富裕的中產群體的報道，則圍繞著以消費活動為主的日常實踐。然而從消費角度建構上海身份的特質，在報刊文人眼中也始終是被批評、嘲諷和不可欲的對象。

上海作為現代都市，一度被認為能夠承載普通人對于物質生活的所有想象?！奥犎苏f起上海是多么的繁華??！差不多在路上到處可以拾到黃的金子、白的銀子，但是一到上海，又異樣了?！雹芗因E：《隨筆：上海人的生活觀》，《燦爛》1935年第1卷第1期。上海富裕群體主要由買辦、民族資本家和高級職員組成，20世紀30年代這一群體的人數在10萬左右，相比于當時數百萬的上海居民，這群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對上海人影響極大，有領先和示范作用”。①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3頁。

在報刊記錄下，消費活動成為表征上海人身份特征和道德表現的一扇窗。報紙稱贊了那些擁有進取精神與良好道德表現的富裕群體為社會帶來的正面作用，與此同時，大量過度的消費活動卻又被解讀為應受指責的不當行為?！鞍滋扉g若沒有事做，睡到十二點以后才起身，夜間，便是他們活躍的時刻……去進餐，茶食，和跳舞……音樂會上的黑人樂團，吹奏著使人迷醉的爵士樂?！雹诩因E：《隨筆：上海人的生活觀》，《燦爛》1935年第1卷第1期?！耙龟@人靜，家家閉戶睡覺，不料仍有許多紳士在楚館秦樓挾妓雀戰，聲浪擾人?！雹坨姡骸渡虾Ｈ说奶攸c》，《民國日報》1924年5月13日。對報刊文人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令人羨慕的富裕生活與充滿道德瑕疵的日常生活之間的矛盾。而當社會面臨戰爭危機之際，一些過度消費行為也被認為溢出了上海城市身份中道德水準邊界而受到指責，例如將這些“上海先生與小姐”稱作“不事生產，只知道浪費的寶貝”。④烽鋒：《我看上海人》，《上海人半月刊》1945年第1期。報刊以城市或國族共同體敘事之下的身份道德作為準則，對上海部分市民在個人層面的物質享樂進行批判，指出這類“上海人的人生觀是不正當的，沒有道德的”。⑤陸介侯：《本刊征文“上海人的人生觀”初選揭曉：上海人的人生觀》，《聯益之友》1929年總第133期。

在富裕圈層受到報刊關注的同時，職工群體的生活也成為報刊話語審視的對象，他們是隨工業化興起而從事專業化程度較高職業的中產群體，即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筆下的“白領”。不同于更加富裕的圈層，中層職工群體遭受了來自地位和道德的雙重質問。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處于職業群體的居民人數大約為20萬至30萬之間，⑥《上海店員與職員運動史：1919—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3—19頁。位列全國第一。白領群體的誕生源于現代城市生活對于結構化職業人口的需求，以此為契機，大量上海的職業人群獲得了在物質與文化上融入上海身份的可能。例如30年代的上海郵務員中擁有中小學學歷的比例達到80%以上，成為當時一項遠非貧民可以企及的工作。⑦《學校消息：上海職工》，《時事新報（上海）》1934年3月14日。白領職業和擁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新移居者，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同時接受了新的城市身份內涵。相比之下，一些中低層職員雖然因獲得結構性的生存地位而被報刊納入“上海人”的范疇，然而出于物質條件的限制，這類群體同樣被當作不穩定的潛在“越軌者”而被加以警惕?！渡虾诠そy計（1930—1937）》刊載的十幾項職業平均月工資多在十幾元，⑧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上海勞工統計（1930—1937）》，1938年版。這種物質條件的困難引來了報刊對中低層職員可靠性的懷疑。⑨“因為一般市民生活的不安定，對于社會秩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一切犯罪根源，大都歸因于此?！薄睹變r高漲與職工生活》，《神州日報》1939年12月12日。報刊話語仍舊基于物質生活的體面來奠定“上海人”身份的基礎。

富裕圈層的消費行為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示范性的影響，職員群體在竭力模仿中試圖維持其外表上脆弱的身份體面?！吧虾Ｈ藷o論貧富所穿的衣服都非常講究”，①臥佛：《上海人簡單說明》，《新聞報》1925年5月29日?！坝辛嗣孀?，然后可以生活，沒有面子，就要受到壓迫……雖然在背地里做貓做狗，而一到場面，硬碰硬，說一不二，都是大老官！”②春申君：《上海講座：上海的要面子》，《上海周報（上海1932）》1933年第1卷第15期。這反映出，上海中層勞動群體傾向于將城市身份的實質視作一種籠統的形象識別，其中消費活動被視為重要的一環，物質維度對于“上海性”的重要意義隨著人們對消費的模仿而被不斷加深。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上海的現代化發展以及各類社會活動同樣具有定義上海身份的功能，③“消費把人們變成一種無產階級的人群?！眳⒁奞.He,News about Killing,News that Killed: Media Culture and Identities in the 1920s China,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2006。在消費文化席卷下，并不富有的普通上海居民試圖通過消費來實現上海人的身份表征。所謂“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不料上海人卻只知道殉衣”，④姜公 ：《上海人之衣》，《申報》1936年10月20日。不論財富如何，報刊輿論中的上海居民都在努力追求華美的服飾。在消費壓力下，上海普通職員在理想生活與無奈之間，為了維持生活的體面不得不四處借錢，“排場要大，而實力毫無”。⑤孔另境：《“上海人”的解剖》，《生活文摘》1947年第1卷第3期。為維持體面生活的開支與現實財富能力的有限，構成了上海職員群體在身份建構實踐中的主要矛盾，在“上海人”對這種物質生活分毫不讓的同時，報刊通過對“實力毫無”的強調，不斷重申在身份要素間的權力關系。媒體對此類生活方式的批判，滲透在上海人日常的各個瞬間，覆蓋了普通人的消費、社交甚至死亡。

中層勞動者在報刊中的評價維度相較于富裕者更加豐富。不可忽略的是，報人亦不能擺脫自身的圈層歸屬，這使大眾媒介對于“何為上海人”的認知預設，自然而然地帶上了特定的視角，并使其為主流輿論所接受。同樣是一些受到批評和嘲諷的行為，底層旅居者的實踐被歸為無法融入上海的外鄉人的窘迫，而經濟上優越圈層的過度消費，則僅被視為上海人普遍存在的一種生活缺點，甚至成為凸顯市民身份的表征。

四、市民與國民：“上海人”身份內涵的拓展

在早期因政治運動來到上海的報人眼中，上海是啟中國之變、開社會風氣的起點，是開辟城市與國族共同體的根據地?？涤袨樵凇稄妼W報》首刊的《上海強學會序》中談到：“今為上海，乃群天下之圖書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學士，相與講焉?！雹蕖渡虾妼W會序》，《強學報》1895年第1期。這種對于文化領域的資源吸納，源于上海率先出現的各種條件，例如商業稿費制度、出版物的行政追懲制、新式印刷設備等，為大量投身政治運動的報人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撐。同時上海居民因這種文化和地理環境而成為大眾媒介新文化審視下的政治啟蒙對象。1896年梁啟超提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⑦新會梁啟超：《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時務報》1896年第1期。報刊的一大天職就是成為國族層面啟發民眾的向導者。1904年，蔡元培等人在《警鐘日報》社論中呼吁上海精神時，指出上海之“乳汁”應當哺育全國：“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勢，宜其組織特色文明，隨上海潮流，灌注全國，使全國人飽飲吾上海文明乳汁?！雹佟缎律虾！?，《警鐘日報》1904年6月26日。這是“上海人”在文化概念上的首次出現。②熊月之：《略論上海人形成及其認同》，《學術月刊》1997年第10期。事實上，當時定居上海的精英群體絕大多數都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這并不影響他們以“上海人”的身份自居。地理維度的上海意涵已然隨著政治話語發生改變，政治文化對于現代性的引導與追求，成為上海城市精神與上海人身份認同的核心要素之一。

20世紀20年代，報刊開始流行“新文化”“新上?！钡缺硎?，同時文明、青年、進步、城市③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毛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4頁。這類術語也開始在報刊中頻繁出現。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與現代民族國家話語的啟蒙相結合，以“東—西”二元對立的方式傳遞出“新—舊”的發展觀念。馬克思指出，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東方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55頁。初識西方現代化樣貌的上海工商業人士，同樣開始在中國土地上嘗試建立起一座不同于傳統經驗的現代城市。政治元素在建構城市身份中的討論，自改良派政治家報人起就已出現。報刊對于“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的塑造，促進了上海人“公眾”與“市民”身份的生產。⑤呂新雨等：《大眾傳媒與上海認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208—224頁。

被報刊劃入市民群體的中上圈層，最具備成為上海城市人口主體的可能，他們展現了獲得完整城市身份內涵的潛能。在城市身份建構的過程中，發端于現代性與民族國家的身份概念，既是國族思想的起源，又支撐了城市身份的建立。在上海身份的形成與對他者的刻畫過程中，大眾媒介試圖凝聚城市共同體和現代民族國家這兩項意識，作為建構擁有完整“上海人”身份的精神內涵。對于中上層社會成員的啟蒙落腳于精神上的規勸，以期在現代城市文明與民族國家的構建中發揮他們的力量。然而，報刊將缺少物質生活基礎的底層移民視為城市的不穩定因素，便也主動忽略了對這群人在國家層面的精神啟蒙，而僅寄希望于該群體在城市內部保持團結。

在面對外敵入侵的威脅時，知識分子意識到以城市為單位擴大具有現代精神和時局素養之國民的迫切性?！渡陥蟆吩谝黄缯撝兄赋錾虾r局之問題“不在上海市民的不知醉生夢死為不當，卻在沒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來加以糾正”，缺少的是一種“督促與規勸的工作”。⑥《國民精神總動員在上?！?，《申報》1939年3月26日。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爭陰影的籠罩下，為了激發市民在戰爭環境中的道德意識，除了家國民族議題，報人增添了在職業基礎之上的社會意識、城市文明精神等方面的討論，以期借助城市文明、現代發展、國家富強等議題，向個人層面傳遞蘊含在城市身份中的市民精神。媒體見證了孤島時期上海人性格的轉變，從“浮躁”“狂妄”到沉著隱忍，節衣縮食幫助他人。⑦半溪：《上海人氣質的改變》，《上海人》1938年第1卷第4期?！案脑烊俗鳛楦脑煲磺械幕A”成為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共識。①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6頁。在對市民的引導中，媒介所認可的身份形象淡化了地理性、職業性等條件，凸顯了文化因素主導下行動的重要性：“需要的是常識充分、身體強健的國民，和有紀律有組織的社會?！雹凇渡虾Ｊ泄裼柧毺幾虬l表告上海市民眾書》，《時事新報（上海）》1936年5月25日。報刊以市民身份為標準，提出市民素養對于城市乃至國家的重要作用，同時提出這種背景下報紙所背負的“醒世覺迷”③李培：《主體呈現與醒世覺述：清末民初報刊漫畫的視覺現代性》，《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6期。之任務。

報刊文人眼中亟待啟蒙的市民具有典型的圈層特征，是有一定的學識與財富的人，他們被寄希望于通過道德文化上的蛻變，來提升國家、城市在現代化危機中的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曾經被公共話語質疑城市身份的市民，被重新賦予了城市主體的期待與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底層移民的形象一度被刻畫為難以被規勸與同化的上海旅居者，他們僅被視作地理層面的上海居民，把不合時宜的靜態鄉土經驗錯置于都市生活中。對于這些旅居者而言，現代職業技能的缺乏限制了他們所能從事的工作，并進一步阻礙了其文化習慣等方面的都市化。對于底層人口轉變的期待主要寄希望于國家與學人能起到開智于底層的角色，“故必使人人有普通之知識，乃能副其國民之資格”。④《論宜闿通下流社會之知識》，《通學報》1906年第1卷第9期。這恰恰反映出報刊文人基于旅居者群體在物質與道德上的雙重判斷缺失，畢竟該群體在啟蒙的范疇之外，也就不過希望他們可以通過學習現代規范而避免為城市帶來更多的傷害。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報刊對于上海市民日常行為缺點的批評，連同對其不足之處的引導，將“上海人”身份建基于文化主體與城市主體二者的交點。此后，隨著報刊對于上海市民國族身份與城市文明精神的喚起，原本不斷遭受報刊批評的中上圈層上海人的身份特質，在城市和國族共同體遭受危難之際被重新縫合，又賦予了這些“不完美者”增益上海身份的可能。曾經的缺點成為完整“上海人”身份得以生長的新空間，使身份“連續不斷地包容其他附加或補充的意義”。⑤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載《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羅鋼、劉象愚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15頁。但在大眾媒介普遍的“引導”中，上海居民基于階層、職業與籍貫等因素所形成的偏見，則在能否習得“上海人”身份的背后，反而強化了“城市/鄉村”“我們/他者”“進化潛能/頑固落后”等頑固的隱性邏輯。

五、結語

“上海人”的身份內涵建構是一個受多重因素影響且持續進行協商的動態歷史過程。民國時期“上海人”身份建構的過程中，對此議題不斷加以再現、引導和規訓的大眾媒介，其本身也是歷史語境與脈絡中的行動者之一，有時報刊是對社會主流觀點的“再現”，有時文人又企圖通過批評與引導，對其進行趨近于理想的構建。最終留下的豐富文字資料使我們能對當時的社會過程管中窺豹。

一個族群身份的歷史建構往往首先表現為在現實與想象中對“他者”的建構。在“上海人”身份形成的案例中，某些群體“他者”地位的獲得，并不只是由其社會圈層所決定的，籍貫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移民數量、影響力和文化習慣等，也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部分群體的邊緣化與“他者化”，自然與其階層地位脫不了干系，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是，邊緣群體與持江南吳語的多數上海主流人口所形成的文化差異。在后者眼中，前者的生活習慣、口音、行為方式等都與理想中的市民身份格格不入。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大眾媒介中的公開歧視早已銷聲匿跡，但作為上海市民中的“他者”而存在的旅居移民，其相對的邊緣身份甚至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才隨著改革開放后新移民的涌入而被淡化。

“上海人”身份的形成總體而言是一種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對話協商，充分吸納了具備身份潛力的“上海人”，往往位于較為優越的圈層或來自相對富裕的江南地區，同時把旅居者建構為市民身份的“他者”，后者的城市邊緣地位被定義為與現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進而也很少被報刊寄予啟蒙引導的可能性。不論是再現社會主流觀點，還是力圖進行理想化的引導，大眾媒介關于什么是“上海人”的討論，最終可能只是在文化層面再生產了舊上?；陔A層與籍貫的權力認知。真正實現了“上海人”內涵的媒介再生產，或許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變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在面對外來移民的快速涌入時，大眾媒介在對市民精神的塑造方面顯然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由此也折射出大眾媒介在城市精神塑造問題上的多面性和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