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文學講述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的地域路徑

姚曉雷 陳玉璇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雹佟饵h的二十大文件匯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22年，第17頁。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經歷了一個不斷探索、不斷深化的過程，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極其重要階段，是中國社會完成從傳統向現代蝶變這一質的飛躍的關鍵性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敘事作為同階段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故事的審美講述者，既在密切關注著現實變革的每一個腳步，也積極地探索著對這一歷程進行深入形象表達的路徑與方法。地域路徑便是其文學審美建構過程中一個被廣泛使用且效果顯著的手段。

所謂地域路徑，就是以具體的地域特征作為文學審美表達的切入口。地域書寫的內容主要包括地域自然環境、地域人文歷史環境、地域內在文化精神幾個不同層面，這些東西一言以蔽之，可以統稱為“地方色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鄉土社會的根基上展開的，其順利推進離不開和本土的地域現實及文化形態之間的深入對話，以及對后者價值譜系中合理元素的積極吸納，體現在文學領域，便是文學審美建構的地域路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學表達中，地域路徑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一、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發生發展的具體場域

在對特定地域內容的深度剖析中，探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嬗變邏輯及表現形態，是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展開的具體場景的地區書寫的最主要功能。文學是一種形象的藝術，是通過鮮明生動的藝術圖景來呈現生活。藝術圖景要達到鮮明生動的效果就不可能來自抽象的觀念演繹，而必須來自對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的發掘。對現實世界復雜內涵的發掘越是個性豐滿獨特（“這一個”），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越是深刻動人。于是書寫鄉土農村社會變革的作家們便競相從自己熟悉的地域生活內容出發?？梢院敛豢蜌獾卣f，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呈現得最深刻的作品，必然是把藝術圖景的地域屬性呈現得最成功的作品。以路遙《平凡的世界》為例，小說中的藝術圖景塑造完全是在陜北黃土地的“泥土氣”中展開的。小說的開頭寫道：“1975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蒙蒙的雨絲夾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時令已快到驚蟄，雪當然再不會存留，往往還沒等落地，就已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黃土高原嚴寒而漫長的冬天看來就要過去，但那真正溫暖的春天還遠遠地沒有到來?！雹俾愤b：《平凡的世界》，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3頁。也就是說，小說一開始便旗幟鮮明地點出了本書故事所發生的地域是黃土高原，其時令、其物候，哪怕是雨絲飄灑的姿態，都極其嚴謹地符合黃土高原的特點。至于其先后登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更是從衣食住行到思維方式、心理個性，無不打下了這塊土地上濃厚的烙印。正是一群有著這塊土地上濃厚烙印的人們攜帶著各自的歷史匯入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中，以他們各自的方式來感受、回應這個時代大潮，才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在陜北黃土高原上的歷史進程被呈現得栩栩如生起來。這也造就了《平凡的世界》的歷史厚度和審美高度。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展開的具體場景的地域書寫所鑄就的文學的地域性，是在客觀現實生活中所具有的地域性基礎上升華而來，故嚴格地說，它仍然屬于對現實的一種現實主義反映。這種地域路徑演繹的初衷只是為了呈現不同背景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鏡像的個性特征，并非是為地域性而地域性。好比《水滸傳》里寫了眾多好漢帶著自己的故事走上梁山，最終是為了說明梁山事業發生、發展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改革開放以來眾多具有深厚地域內容的社會變革呈現，也是為了讓來自不同地方的眾多涓涓細流，匯成一條波瀾壯闊的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實踐整體性鏡像的大江大河，其中每一種地域性書寫的真實價值訴求都是指向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特征的。它們或從不同角度印證改革開放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特殊階段的合法性，或從具體的地域性現象切入提出一些全局性的問題。如賈平凹的《浮躁》寫的是改革初期富有商州地方特色的人和事，但著眼點卻是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出現的具有普遍性的官僚主義問題的思考，正如主人公金狗所自我反省的：“知道了在中國，官僚主義不是僅僅靠幾個運動幾篇文章所能根絕得了。而只能在全體人民富起來的基礎上來發展文化教育，富起來的過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過程。到那時，全體人民的文明水平提高了，官僚主義的基礎才能崩潰?！雹儋Z平凹：《浮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02頁。小說的主題“浮躁”也是對當時整個社會出現的階段性心理特征的總結概括。再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寫的是河南的一個叫梁莊的村莊，作者以一個返鄉者的身份回到農村，“和村莊里的人一起吃飯聊天，對村里的姓氏、宗族關系、家族成員、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作類似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我用腳步和目光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與河流，尋找往日的伙伴、長輩，以及那些已經逝去的親人”，但里面表現的如農村的勞動力流失、經濟困窘、孩子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生態惡化、新一代農民的背離農村價值選擇、農村人的精神危機等等問題，都是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傳統的鄉村社會出現的一些普遍性問題，作者曾談到她這樣寫作的動機是不滿于象牙塔內空洞的談論，而要回到真正的農村來探討：“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又是從什么時候起，一想起那日漸荒涼、寂寞的鄉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邊緣忙碌、在火車站奮力擠拼的無數的農民工，就有悲愴欲哭的感覺？這一切，都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又是如何發生的？它包含著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包含著多少生命的痛苦與呼喊？”②梁鴻：《中國在梁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前言。在這類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的審美鏡像書寫中，地域性和普遍規律是相輔相成，互為依托的。透過地域性的表象抵達一些普遍性、整體性問題，并對此貢獻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展開的具體場景的地區書寫中，地域性不是一個僅僅由以往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鑄就的一個封閉的概念，而是一個向未來開放的、由未來元素不斷參與進去的建構性概念。在當下，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要標志的現代化正把它的商品生成和消費模式肆無忌憚地推向鄉土社會，歷史上遺留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文化觀念等舊有地域內容日趨流失，可適應于變革時代新的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的新地域內容已經在生成中。畢竟鄉土社會在現代化的變革趨勢面前并不是全無主觀能動性，不同的地方也在積極利用自己的優勢參與同城市化、工業化大潮的博弈，新時代黨和國家的“鄉村振興”政策更是鼓勵鄉土農村各自通過內部“挖潛”的方式實現振興。他們各自“挖潛”過程中體現出的種種地方特色，便構成了新地域書寫的內容。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便是書寫打工返鄉者如何抓住自己家鄉的湖山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迎來的新的商機，引導鄉村復興的故事。小說中這個叫丹湖的農村在納入現代商業鏈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系列特征，便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整合了各方面元素而形成的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新地域性”。關仁山的《金山銀谷》《白洋淀上》等一系列書寫當下鄉村振興的小說，也都在著力塑造一種固有地域資源和時代精神整合而成的“新地域性”。目前，鄉土振興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展開，相信此類致力于對有著明顯時代精神特征的“新地域性”進行挖掘和呈現的作品，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精彩。

二、作為作家打造講述中國故事的個人化風格的一種審美策略

將自己所擁有的地域文化資源進行充分開發和利用，從而形成自己講述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的獨特審美風格，也是眾多作家競相追求的重要目標。

新時期以來的眾多中國作家在鍛造自己審美風格時對地域文化資源的情有獨鐘，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是新文學史上這方面成功經驗的啟示。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史上，許多作家都是以富有濃郁地域文化氣息的審美風格而贏得自己的文學史地位的。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贰兑安荨返纫幌盗袆撟?，不僅有著大量浙東風土人情的痕跡，其話語風格更是滲透著浙東越文化那種臥薪嘗膽式的堅韌、不屈不撓的反抗、追求精神獨立自由的名士風流、敢為天下先的斗士情結等內在文化氣質；趙樹理有意追求一種和山西農村質樸、務實、不尚浮華的內在精神相一致的“山藥蛋派”風格；孫犁則是在冀中平原燕趙文化和水鄉文化有機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了融俠骨柔情于一體的“荷花淀派”風格。其次是世界文學史上這方面成功案例的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國門洞開后，西方文學文化思潮大量涌入。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具有的濃厚的拉丁美洲文化和歷史背景、?？思{的約克納帕塔法小鎮的美國南方地域意象的營造等，都讓作家看到借用地域文化建構自己審美話語并走向世界的可行性。此外，對作家個人來說，其在成長過程中對地域文化的切身體驗更是其可以直接在創作中使用的一筆難能可貴的財富?？傊?，種種原因使得眾多作家開始有意識地打造自己富有地域特征的審美范式，并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績。諸如韓少功對巫楚文化、閻連科對河洛文化、莫言對齊魯文化、賈平凹對三秦文化深入開拓基礎上所形成的各自的審美風格，都在當代文學的星空里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作為作家審美話語建構方式的個人風格策略，作家在固有的地域文化面前并不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一個主動的選擇者。服從于更好地表達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這一宗旨，作家們在借助地域文化建構自己的審美話語時，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在良莠不齊的地域文化元素中間，挑選出那些能和當下時代精神構成有機對話的價值元素，對它們進行再融合。這種融合行為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具體地說，就是這種融合并不僅僅拘囿于某種地域文化的固有價值元素之間，還允許符合時代需要的其他價值元素的積極參與。也就是說這種再融合其實是一種在某些地域文化價值元素基礎上的、符合現代文明需要的再創造，其在本質上是屬于現代文明范疇的。以莫言的話語風格為例，莫言是一個山東作家，山東是齊魯文化的發源地，莫言在建構自己的話語風格時，便是基于齊魯文化一些積極價值元素的再創造。我們看到，莫言充分汲取和弘揚了齊魯文化的一些價值特征，以作為自己話語風格的有機組成部分。齊魯文化實際上由齊文化和魯文化兩個既有區別又互相關聯的分支融合構成，它們均產生于東夷，有學者曾對之有詳細的論述：“齊、魯兩地，在先秦時代分屬兩個方國，雖然其文化源頭相同，但由于所處地理環境與本國所實行的政策不同，在流變過程中遂產生某些歧異。魯文化比較注重對古代文化的傳承，注重親情，講究道德，表現出因循保守的傾向，孔子、孟子是其代表；齊文化則比較注重變通，崇勢尚智，重法輕德，表現出開放變革的傾向，管子、晏子是其代表?！雹倮畈R：《也談齊魯文化與齊魯文化精神》，《管子學刊》1999年第4期。莫言在魯文化里汲取了其關注民生、親情本位、家國情懷和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元素，在齊文化里汲取了其不拘一格、講究變通、順勢而為的價值元素，從而使得自己的話語風格融厚重與奇詭機變與一體，打上了明顯的地域文化烙印。

作家這方面個人化審美話語風格建構的最高結晶是富有個人標志性的地域文化意象的創造。莫言的“高密東北鄉”便是其杰出代表。莫言對膠東半島的某些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予以加工，把它改造成了一個最能寄予自己愛恨情仇和馳騁自己想象的個人領地，他也借此來演繹自己對社會的思索、對時代的擔當以及對理想的追求。在對中國式現代化故事講述過程中，莫言始終是視角向下，站在民間立場上的，他曾將自己的創作稱為“作為老百姓的創作”，故在他創造的“高密東北鄉”這一地域文化意象里，活躍的主角是各種各樣的普通民眾，他們在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喜與怒、哀與樂、艱難與掙扎、傷慟與夢想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閻連科的“耙耬山區”的地域文化意象比起莫言的“高密東北鄉”也不遑多讓，有著“洛陽才子”之稱的閻連科異常關心民間苦難，包括歷史上的苦難和現實生活中由不公正待遇造成的苦難，他的“耙耬山區”地域文化意象有他所成長的豫西山區貧瘠、艱難的民間生活的影子，但并沒有止步于現實主義的表現邏輯，閻連科故意把它放大到一個完全被生存苦難籠罩的極限處境，書寫民間的求生掙扎。這一地域文化意象以其對照搬外來現代性方案造成的民間生存邊緣化、弱勢化以及社會發展畸形化的一系列嚴重問題，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抨擊，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符合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方案的必要性。此外李佩甫的豫東平原、賈平凹的商州、周大新的南陽盆地等地域文化意象，無不以自己的方式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核心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代文學審美探索的藝術高度。

三、作為文化創新的一種本土文化基因或資源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不是對其他國家現代化過程的機械照搬，而是要立足中國的本土現實，為世界現代文明的建設提供一份寶貴的“中國方案”，所以積極利用本土的各種資源創造一種具有自己特殊文化基因的新話語范式是其應有之義。在此背景下，地域文化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創新的一種本土文化基因或資源，被予以審視和演繹。

改革開放以來，作家們對地域文化在文化創新中扮演角色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初，大多數作家對現代化的理解還比較單純，認為其是一種依據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經驗進行的按圖索驥行動，故把它們提供的一些價值形態當成一元化的“普世價值”而盲目追求，包括地域文化在內的一些本土文化基因或資源往往被當作落后的、反現代性的東西。面對改革實踐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立足于本土基礎上文化創新的必要性，于是地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也被重新評估。文學可謂是在地域文化和文化創新關系探索方面的先行者和主要載體。改革開放之初，就有一些文學作品不斷地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嘗試；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思潮，更是直接引發了這方面的大規模思考。鑒于此前先后流行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的認識范式“只是攀在社會學這根藤上”，①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無法達到世界文學的先進水平，應運而生的尋根文學思潮開始大力強調文化對人的影響。1985年韓少功首先在《文學的根》一文里提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雹陧n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皩じ钡睦砟钜唤浱岢鼍驮诋敃r引起了相當關注，許多人紛紛呼應；而地域性、民間性文化形態作為“根”的某種載體成了重點挖掘和思考的對象。應該說，尋根文學思潮中這種對地域性、民間性文化形態的審美價值的重視，自有其符合規律的地方，極大地提升了此后人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型文明形態建構與本土文化基因、資源之間關系的重視。

毋庸諱言，地域文化由于生成背景的復雜性，其構成成分也相當復雜，既有許多落后的陋規陋習和傳統糟粕，也有許多民主性精華。推崇“文化”的作家們的背景和動機不盡一致，導致了彼此文化演繹的路徑和結論各不相同。部分作家重在反思其有違于現代文明的負面基因，如河南著名作家李佩甫的《羊的門》深入豫東平原的歷史文化肌理，發掘出了其造就的民間“有氣無骨”的生存個性。當然這也是參與新文明形態構筑的一種方式，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所要構筑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新文明形態，首先是一種符合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的文化創新，自然要擯棄那些明顯有違現代文明的價值元素。不過這種文化反思和批判主要是訴諸現代性的主流價值的。我們這里更關注的，是那些從建構角度利用地域文化的本土基因和資源進行文化創新的努力。

選取地域文化中的一些風土人情負面的合理元素展開帶有創造性的主觀想象，打造一種別有風情的善與美的烏托邦，是改革開放以來作家們利用地域文化基因或資源進行文化創新的一種常見方式。例如，汪曾祺的《受戒》是作家借自己故鄉江蘇高郵過去的一種送子出家習俗而展開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想象。送子出家的背后，也許有各種各樣現實生活中的無奈；但為了凸顯其文化元素的現代性價值，作者把一切都詩意化了。作者在介紹這種風俗時故意采用一種風輕云淡的筆墨：“就像有的地方出劁豬的，有的地方出織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彈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畫匠，他的家鄉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個出去當和尚?！雹邸锻粼魅ǘ罚ㄐ≌f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第90頁。主人公明海的出家，便是這種地方性風俗使然。出家的生活也不是要用清規戒律束縛人性，而是尊重人性的本來樣子：和尚們也吃肉，也盤算生意經，也追求風流快活，基本上不受任何清規戒律的約束。明海在這里過著一種和世俗社會沒有什么本質性區別但要輕松得多的生活，談著兩小無猜的戀愛。汪曾祺曾言，“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借此表達他的一種純樸自然、無拘無束的人性理想。他塑造的自我化的文化烏托邦鏡像也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具有自己特色的新文明形態的一種建構嘗試。王安憶《小鮑莊》里對小鮑莊這個村子里民間代代延續、不絕如縷的“仁義”精神的發掘與演繹，莫言的《紅高粱》里所展現余占鰲、戴鳳蓮等高密東北鄉的人們聽憑生命力的肆意流淌，從而上演的一個無拘無束的原始生命力和國家大義一個都不能少的神話，都屬此種類型。

借助地域文化的知識譜系重新發現和認識民間被其他充滿偏見的知識理念遮蔽的生存特征，從而為新文明形態的建構提供一個更加全面可靠的認知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作家們利用地域文化的本土基因和資源進行文化創新的另一個重要方式。和過多融入作者自我想象的“六經注我”式演繹有所不同，它帶有對民間的發現和還原性質。新時期以來，許多持精英立場的作家對民間的認知和真實的民間生存狀態的距離相距甚遠，曾以知青身份在呂梁山荒遠偏僻的山溝里生活過6年的李銳清楚地反思道：“其實，文人們弄出來的‘文學’，和被文人們弄出來的‘歷史’‘永恒’‘真理’‘理想’等等名堂，都是一種大抵相同的東西，都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們并無多少切膚的聯系?！雹倮钿J：《厚土》，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51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一些有著深厚民間經驗的作家便通過對地域民間生存內容的深入挖掘來給人們呈現出一種相對客觀的民間生存景觀，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即是如此?！饵S河東流去》以1938年日本侵略軍進入中原，國民黨軍隊“以水代兵”造成上千萬人遭災流離失所的歷史事件為背景，塑造了一幅來自黃河邊的中原農民的群像：洪水突然來臨之后，他們的“家”被淹沒了，過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方式被打破了，他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者在生死線上掙扎，但這都不是他們絕望放棄和頹廢墮落的理由。作者通過形象生動的描寫讓我們看到在黃河邊的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堅強不屈、豁達機智、團結互愛的生命理念，他們奏響的是親情、愛情、鄉情、友情的動人壯歌。李準曾談到他寫這部作品的動機：“我所以介紹這些過去的生活，當然不是為那個慘絕人寰的事件進行控訴，也不是為那些失掉生命的農民們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國農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再稱量一下。我要使人們看到這種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和團結互愛精神的分量。首先樹立起對人類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對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的信心?！雹诶顪剩骸饵S河東流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04—705頁。李準的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他所進行的對中原農民形象的發現和還原，和進行本土基因或資源基礎上文化創新之間的內在關聯。

地域文化形態的多元性以及作家們演繹方式的多元性，使得作家們對地域文化作為一種本土文化基因或資源在新文明形態建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索形態眾多，色彩各異。但無論如何，中國式現代化所要構筑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價值形態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要不斷吸納包括地域文化在內的古今中外文化的一切合理元素。著名文化學者吉爾茲有本書叫《地方性知識》，在反思現代性的自我迷信基礎上為地域文化正名道：“我們其實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每一個不與我們直接一樣的人都是異己的、外來的。我們曾經認為看野蠻人如何從想象和現實中區分事物是一個問題，現在看來，如何發現別人透過大?；蛲ㄟ^回廊來組織其深富意蘊的世界則是一個問題?！雹倏死５隆ぜ獱柶潱骸兜胤叫灾R——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04頁。盡管吉爾茲這段話有些偏激，但地方性文化資源里包含有一定的通向未來的元素，則是無疑的。甚至可以說，排斥了地域文化的參與，中國式現代化所構筑的新文明形態的主體性就會大打折扣。

四、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的中國式現代化故事講述和地域文化的聯系非常復雜，本文只是粗淺地審視了其地域路徑的三個面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成績有目共睹，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它已成為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進一步充分利用既具有本土文化基因又具有通向未來可能性的地域文化資源建構中國審美話語，向世界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挖掘。我們也由衷期待地域路徑在未來的中國故事講述中有更加良好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