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國內學者對海外《詩經》傳播的新聚焦
--基于2013～2022年中國知網論文的視角

趙紀彬

(河南師范大學 圖書館,河南 新鄉 453007)

《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具有豐富的文學、文獻、文化、藝術價值,是早期中華文明的經歷者、見證者與記錄者,在中華文化中處于重要地位,其傳播范圍持久,閱讀群體廣泛,價值歷久彌新,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對《詩經》的引用“高達11篇32次”(1)張培陽:《習近平引用〈詩經〉考論》,《井岡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22頁。。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與傳承,他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2)出自2021年3月22日至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的講話。,這就為新時代的《詩經》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學指導、賦予了新的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內的《詩經》研究活動開始分化,一是傳統研究,如《詩經》的主題、文本、語言等;二是轉型研究,其視角轉向海外,日趨國際化,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提升《詩經》的國際影響力,推動《詩經》的國際化傳播,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辟新路徑,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價值,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國內學者及時關注《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新進展,著力發掘海外《詩經》的新文本,努力使用海外《詩經》研究的新方法,著力借鑒海外《詩經》研究的新成果,對海外《詩經》學形成新的聚焦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視域的開拓

新時代《詩經》的研究視域不斷被開拓,延伸至海外,著力聚焦《詩經》的海外傳播?！对娊洝纷钤缭诠糯r、日本等中國的鄰國傳播,它在這些國家的翻譯、傳播與研究為學界所關注,對于新時代的《詩經》研究者而言亦然。

一是《詩經》在古代日本的傳播,以張永平的《日本〈詩經〉傳播史》最具代表性,它以宏觀視角,以時間為脈絡,“按照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順序,分析了日本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地域《詩經》傳播的特點”(3)張永平:《日本〈詩經〉傳播史》,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5頁。,該文系統勾勒了《詩經》在日本不同歷史時期的傳播脈絡,宏觀展現了《詩經》對日本各個社會階層所產生的影響,梳理了《詩經》在日本不同地域傳播的痕跡。再者,張小敏的《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學研究》(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張小敏、邰航的《日本江戶時期〈詩經〉學窺管》(《國際儒學》2021年第4期)、彭婧媛的《〈詩經〉音樂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傳播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等聚焦《詩經》在日本江戶時期的傳播,于此不再詳述之。

二是《詩經》在古代朝鮮的傳播。中朝兩國一衣帶水,同屬漢文化圈與東亞文化圈,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詩經》傳入古代朝鮮的時間較早,對其詩文尤其是詩話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為新時代《詩經》研究者所關注,如范詩超的《古代朝鮮對〈詩經〉的接受》(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從經學、文學的角度考察了朝鮮詩話對《詩經》的接受,以此管窺《詩經》在古代朝鮮文壇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古代朝鮮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倫理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又如,史菀珍的《高麗詩家論〈詩經〉》(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論述了高麗的詩家對《詩經》的接受與批評;付星星的《漢文化圈視野下的朝鮮半島〈詩經〉學研究》(《文學遺產》2017年第5期)指出,朝鮮半島《詩經》學的研究格局總體上以朱熹《詩集傳》為中心,同時在實學思潮的影響下又發生新變,其內涵得以豐富,詳論可參見該文,于此不再詳述之。

要而言之,《詩經》在我國鄰國尤其是古代日本與朝鮮的翻譯、傳播與研究成為新時代《詩經》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這既是對《詩經》研究傳統的傳承,也是對《詩經》在海外傳播的真實反映。然而新時代的《詩經》研究并非因循守舊、止步不前,在傳承已有研究的基礎之上,不斷推動《詩經》研究的新發展,在新的發展中開拓創新,在開拓創新中開辟《詩經》研究的新境界。

新時代《詩經》研究的視域延伸至之前未曾被涉及的領域。

首先,對與我國相鄰國家的《詩經》翻譯、傳播與研究的關注范圍進一步拓展,如之于越南《詩經》學,尤以陳繼華的《越南阮朝北部村社地名與〈詩經〉的關系》最具代表性,該文通過對《同慶地輿志》所載村社地名的梳理,發現其中有130多個與《詩經》中的詞語重合,并將其劃分為五個類型,分析其成因:“地名“雙軌制”是語言基礎、推崇教化是直接動力、科舉考試是制度基礎、求雅是心理基礎”(4)陳繼華:《越南阮朝北部村社地名與〈詩經〉的關系》,《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第164頁。。再如泰國,劉麗雅的《〈詩經〉泰譯概況與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著力聚焦《詩經》在泰國被翻譯與研究的狀況,對其漢譯本與泰譯本進行多維度比較,這就為認知《詩經》在泰國的翻譯與傳播奠定了基礎。中越、中泰有諸多共性,地理上的相近、關系的融合、政經紐帶的牢固、交流的密切、交往的便利為中越、中泰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礎,也推動了《詩經》在越南與泰國的翻譯、傳播與研究,這些理應成為學界的關注點。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詩經》在越南與泰國的翻譯、傳播與研究為學界所忽視,此乃《詩經》研究的空白點。慶幸的是,進入新時代以來,《詩經》在越南、泰國等國家的翻譯、傳播與研究逐漸進入國內《詩經》研究者的視野,所形成的成果具有劃時代意義,彰顯了新時代《詩經》研究視域的開拓創新。

其次,《詩經》在歐洲國家翻譯、傳播、研究的狀況?！对娊洝返膫鞑シ秶鷺O為廣泛,并非僅僅在與我國相鄰的國家傳播,其實它很早就傳入歐洲國家并被翻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傳入英國,康熙二十六年(1687)比利時籍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所編的《西文四書解》的“導論”將《詩經》置于重要位置,在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被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民閣(Nicolas.Trigault)翻譯成拉丁文,相關實例不勝枚舉。整體觀之,《詩經》在歐洲國家多次被翻譯并形成多個譯本,傳播途徑多元化,產生了一定影響?！对娊洝吩跉W洲國家傳播的首要條件是西譯,時之學者尤其是傳教士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詩經》的西譯由此成為新時代《詩經》研究的焦點,主要包括兩個視角。一者,宏觀視角,從宏觀角度勾勒了《詩經》西譯的輪廓,如左巖的《〈詩經〉西譯的演進與分期》依據譯本的翻譯形態,將《詩經》西譯的演進歷程分為四個階段:“萌芽階段(17至18世紀末)、確立階段(19世紀)、轉型階段(20世紀初至80年代)、逆譯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5)左巖:《〈詩經〉西譯的演進與分期》,《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10期,第79頁。,張萬民的《西方〈詩經〉翻譯與研究四百年回顧》(《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第七輯)對西方國家四百年來的《詩經》翻譯與研究進行了回顧與總結。此類文章不勝枚舉。二者,微觀視角,著力聚焦某一國家或語種在翻譯《詩經》方面的實踐活動,或《詩經》某一篇章被翻譯的狀況,或對《詩經》某一物象的闡釋,如梁嘉芮的《〈詩經·關雎〉的英譯傳播與文化接受》(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介紹了《詩經·關雎》在西方國家的傳播情況,闡述了22個英譯本中《詩經·關雎》的文化內涵,探析了中西方對《詩經·關雎》解讀差異的成因;李研欣的《及物性視角下〈詩經〉及其英譯本的生態話語分析》(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陳凌玲的《態濃意遠淑且真--〈詩經〉英譯本中女子形象的研究》(《湖南郵電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等文章,皆從微觀視角審視《詩經》的英譯。整體觀之,新時代國內學者以微觀視角對《詩經》的審視具有不平衡性,更多集中在《詩經》的英譯,而對《詩經》其他語種的翻譯活動有所忽視,目前僅發現劉國敏的《法國〈詩經〉翻譯研究書目勾陳》(《詩經研究叢刊》第二十二輯),此文闡釋了16世紀至20世紀中葉《詩經》在法國的翻譯活動,爬梳了法國翻譯與研究《詩經》的書目,為讀者勾勒了《詩經》在法國流變的輪廓。

最后,《詩經》在北美國家翻譯、傳播、研究的狀況。鑒于距離因素,《詩經》傳入北美國家的時間相對較晚,相關譯本也較少,相關研究活動也較為薄弱。20世紀以來,《詩經》逐漸進入北美學者的研究視野,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伴隨著北美學者對《詩經》研究的豐富而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如徐珮瑗的《〈毛詩〉之外:當代北美漢學對〈詩經〉多元樣態的探析》旨在“在本土傳統研究與海外漢學研究的參照中分析當代北美漢學對《詩經》多元樣態的探析”(6)徐珮瑗:《〈毛詩〉之外”:當代北美漢學對〈詩經〉多元樣態的探析》,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1頁。;吳嬌的《柯馬丁的〈詩經〉異文研究》(《詩經研究叢刊》第二十八輯)與張妍的《〈詩經〉自我指涉與表演:柯馬丁解釋〈詩經〉等文本的策略》(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馬丁的《詩經》翻譯與研究活動,于此不再詳述之。

綜上可知,新時代《詩經》的研究視域在傳承中開拓創新,在關注我國鄰國的同時,延伸至歐洲、北美等國家,開辟了《詩經》研究的新境界,創新了《詩經》研究的視點。新時代《詩經》研究視域的開拓創新,彰顯出學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與傳承的關注。

二、研究體系的系統化

新時代《詩經》研究的體系日趨系統化,學界往往就某一領域協同研究,而不再是“零散”“零星”式的研究,以山西大學郭萬金教授最具代表性。他組織所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就《詩經·鄭風》某個篇章在東亞的傳播與接受進行了集中研究,楊帆的《〈詩經·鄭風·大叔于田〉的東亞傳播與文化認同研究》以“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為視角,系統論述了東亞學者關于《大叔于田》的治詩成果,并從漢語國際教育視角較有新意地挖掘出《大叔于田》的實際應用價值”(7)楊帆:《〈詩經·鄭風·大叔于田〉的東亞傳播與文化認同研究》,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5頁。;馬曉妍的《〈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的東亞傳播與文化接受》(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李曉艷的《〈詩經·鄭風·萚兮〉的東亞傳播與文化認同研究》(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分別就《詩經·鄭風》某一篇章在東亞尤其是朝鮮、日本的傳播與文化認同開展了有針對性研究,于此不再一一述之。郭萬金教授組織學生就《詩經》的海外傳播開展系統化研究,形成系列學位論文,一是研究對象集中,緊緊圍繞《詩經·鄭風》展開;二是研究思路集中,緊緊圍繞《詩經·鄭風》在東亞的傳播與接受展開;三是研究視角集中,都以《詩經·鄭風》的海外傳播為聚焦點;四是研究目的集中,旨在認知《詩經》海外傳播與接受的規律,深入挖掘《詩經》的實用價值,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提供了參考與借鑒;五是作者的身份相同,學科專業皆為漢語國際教育,研究方向皆為中華文化與傳播,皆為2018屆畢業生。

哈爾濱理工大學的楊蕊教授組織學生房佳潼、胡雪峰以功能對等理論為基礎,分別就施圖金俄譯版《詩經》植物與動物意象的翻譯展開研究,由此形成《基于功能對等理論的施圖金俄譯版〈詩經〉植物意象翻譯研究》(哈爾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基于功能對等理論的施圖金俄譯版〈詩經〉動物意象翻譯研究》(哈爾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楊蕊教授又以關聯翻譯理論為基礎,再次組織學生張勝男、譚姣分別就阿布拉緬科俄譯版《詩經》動物與植物意象的翻譯展開研究,分別形成了《基于關聯翻譯理論的阿版〈詩經〉動物意象翻譯研究》(哈爾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基于關聯翻譯理論的阿版〈詩經〉植物意象翻譯研究》(哈爾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

整體觀之,郭萬金教授與楊蕊教授組織學生對《詩經》所開展的系列研究活動具有一定共性,研究體系系統化,研究成果統一化,研究脈絡完整,開創了新時代《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完整體系。

新時代的《詩經》研究聚焦理論前沿,注重以新的理論指導《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研究,以此構建《詩經》研究的完整理論體系。整體觀之,新時代《詩經》研究所聚焦的理論趨于集中,如生態翻譯學,尤其是其三維轉換原則: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如梅龍的《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視界下〈詩經〉英譯轉換效度分析》(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對比分析了理雅各的無韻體譯本、亞瑟·韋利譯本、汪榕培與任秀樺合譯本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轉換效度。王娜的《生態翻譯學視域下〈詩經〉中動植物名稱的俄譯研究》以生態翻譯學為視角,探討了“不同時期俄譯本對《詩經》動植物翻譯過程中語言維、文化維及交際維三個維度的適應度”(8)王娜:《生態翻譯學視域下〈詩經〉中動植物名稱的俄譯研究》,大連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1頁。。又如翻譯美學理論,季燕的《翻譯美學視角下〈詩經〉英譯本的審美再現》(《遼寧經濟管理干部學院.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與劉瑞的《翻譯美學視角下〈詩經〉英譯本的審美再現》(《黑龍江教師發展學院學報》2020年第7期)都以翻譯美學的角度審視英譯本《詩經》的文本之美,二者的研究視角一致。再如隱喻理論,以謝婷婷、楊小剛、陳道勝的《概念隱喻“多空間模式”下〈詩經〉的英譯探索》(《名作欣賞》2019年第27期)與佘思雅的《關于〈詩經〉中女性隱喻的認知分析:獨立隱喻和依存隱喻》(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最具代表性,二者皆借助隱喻手法對《詩經》展開多維度研究。

要而言之,新時代《詩經》的研究體系日趨系統化,或開展系統化研究、或系統化聚焦海外理論前沿,關注的焦點趨于一致,在研究對象、研究思路、研究視角、研究目的、研究者群體、理論建構等方面呈現出諸多共性。當然新時代《詩經》研究體系的系統化由多個因素所致:對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鑒,中華優秀文化海外傳播與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具有跨文化尤其是雙語背景研究者的日漸增多。新時代《詩經》研究體系的系統化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有助于建構完整的《詩經》研究譜系,凝聚《詩經》研究的合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國內《詩經》研究的國際話語權,推動國內《詩經》研究與國際接軌。

三、研究視界的比較化

與其他時期相比較而言,新時代《詩經》研究的視界呈現出比較化,善于多維度對比,在對比中挖掘《詩經》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翻譯、傳播與研究的異同點,甚至是古今中外文化的差異性。

一是文本比較,聚焦《詩經》與海外經典的比較,新時代《詩經》的研究者,更傾向將《詩經》與海外經典進行對比,其中以李璟憬的《〈荷馬史詩〉與〈詩經〉的英雄形象比較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最具代表性,該文著力分析了《荷馬史詩》和《詩經》中英雄人物的異同點,并揭示了其成因。陳靜的《〈詩經〉與〈萬葉集〉卷首詩比較賞析》(《黃岡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胡劍青的《〈詩經·國風〉與〈圣經·雅歌〉中愛情詩歌的異同比較》(《神州》2014年第6期)分別闡釋了《詩經》與《萬葉集》《圣經》在文學性質、抒情風格、抒情手法等方面的共性與差異性,以此深入挖掘中日文化與中西文化的異曲同工之妙。嚴文燁、董飄飄的《文化視野下〈英格蘭及蘇格蘭民謠〉與〈詩經〉比較研究》(《海外英語》2013年第23期)、劉暢的《中日古典文學中對“秋”的認知--以〈詩經〉與〈萬葉集〉的比較為中心》(《科技視界》2016年第13期)等分別從不同角度闡釋了《詩經》與海外經典的異同點,可予以參看,于此不再引述之。此類研究更多是將《詩經》與海外經典在主題、人物、書寫筆法、抒情特點等方面的對比,在對比中深入挖掘中外文化的差異與共性,探索中外文化的異同。

二是不同譯本的比較,對《詩經》的不同譯本進行多維度對比,歸納其差異性與共性,進而揭示其成因。如劉璐的《操縱論視角下〈詩經〉兩版本翻譯研究》(北京郵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從勒菲弗爾的操縱論--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等角度論述了龐德《詩經》譯本與許淵沖《詩經》譯本的差異。又如,楊蕊的《基于語料庫的俄語雙譯本〈詩經·國風〉詞匯翻譯特點對比研究》“以蘇聯時期施圖金及當代俄羅斯阿布拉緬科的兩個俄譯版《詩經·國風》為研究對象,對其詞匯層面的翻譯特點進行對比研究”(9)楊蕊:《基于語料庫的俄語雙譯本〈詩經·國風〉詞匯翻譯特點對比研究》,《科技資訊》2021年第7期,第1頁。,比較了兩個不同俄譯本《詩經》的詞匯。再如,余華月的《認知范疇視域下〈詩經〉兩個英譯本中動植物詞匯翻譯對比研究》(貴州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王婷艷的《基于范疇理論的〈詩經〉兩種譯本漢譯英詞匯范疇化比較研究》(華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蔚淑敏的《許淵沖和詹寧斯〈詩經〉英譯本修辭手法翻譯對比研究》(青島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等從不同視角對比了兩個不同《詩經》英譯本的共性與差異性,于此不再一一臚列。從嚴格意義而論,此類研究屬于文獻研究的范疇,多從詞匯、修辭方法等角度展開,所比較的對象可以是同一語種、或不同語種的兩個《詩經》譯本,多以某一理論為指導,旨在挖掘不同《詩經》譯本的同與異,從中映射《詩經》在不同文化語境所形成的新特征,進而折射《詩經》在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代、地區、人群的翻譯、傳播與研究狀況,《詩經》在與海外文化交流中所彰顯出的新姿態。

綜上可知,新時代《詩經》研究的視界呈現出比較化傾向,通過對比不同文本與譯本的《詩經》,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東西方文明的互鑒,彰顯《詩經》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姿態。一般而言,比較研究所涉及的范圍廣泛,對研究者素養的要求相對較高,尤其是對《詩經》的比較研究,涉及中西文化、不同語種等多個方面,新時代《詩經》研究視界的比較化,彰顯出國內《詩經》研究者綜合素養的提升,具有跨文化背景、能夠掌握不同語種、熟悉中西文化的新生一代為《詩經》研究群體注入新的力量,不斷開創國內《詩經》研究的新境界。

四、研究宗旨的實用性

新時代的《詩經》研究以實用為宗旨,實用價值更為凸顯,著力聚焦《詩經》的海外傳播。新時代的《詩經》研究以《詩經》的海外傳播為對象,就《詩經》的海外傳播提出新的策略,也就《詩經》在海外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或建議,以提升《詩經》海外傳播的范圍與影響力為最終目的,如張雅雯、任曉霏的《〈詩經〉在海外傳播研究綜述》在梳理《詩經》在歐美以及東亞的傳播脈絡時,“提出了關于《詩經》海外傳播的一些思考與建議”(10)張雅雯、任曉霏:《〈詩經〉在海外傳播研究綜述》,《漢字文化》2020第S2期,第35頁。,該文以提升《詩經》在海外的傳播力為目標,研究目標明確且緊貼時代。又如,高平的《跨文化傳播視域下〈詩經〉的海外傳播研究--以H5系列作品〈《詩經》知多少〉為例》(中原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以電子媒介的視角審視《詩經》的跨文化傳播,以豐富《詩經》的傳播途徑為研究取向,旨在為《詩經》的跨文化創意傳播研究提供多元化參考,該文的實用性極強。再如,廖瑾瑜的《國際中文教育視域下的〈詩經〉海外傳播及影響研究--以韓國為例》(江蘇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以國際中文教育為視角,揭示了《詩經》在韓國中文教學中的影響,并就此提出新時代提升《詩經》海外影響力的一系列舉措。

呂娜、賈世秀的《〈詩經〉在韓國的傳播與研究》(《現代交際》2019年11期),王赫的《經典的翻譯與傳播--〈詩經〉在英國的經典化路徑探析》(《戲劇之家》2020年第14期),廖瑾瑜、任曉霏的《〈詩經〉在歐亞傳播與影響對比研究》(《大眾文藝》2019年第10期)等論文皆聚焦于《詩經》在海外的傳播,在勾勒《詩經》傳播脈絡的過程中,有針對性地解決《詩經》在海外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問題導向性強烈,就《詩經》海外傳播的途徑、形式以及與海外國家的文化融合等相關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或建議,旨在提高《詩經》的海外傳播范圍與影響力。

伴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對外交往的日趨密切,以《詩經》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然走出國門,在海外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必將提升,此乃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新時代,文化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自信成為我國文藝發展的嶄新理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與海外傳播備受關注,這是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對《詩經》海外傳播的高度關注順應了新時代發展的要求,適應了新時代文化發展的選擇,也賦予《詩經》研究活動更多的實用價值,明確了《詩經》研究的價值取向,為今后的《詩經》研究活動提供了參考與借鑒,明確了著力點與努力方向。

五、研究思路的整體性

新時代《詩經》研究的思路呈現出整體性,以全面回顧與展望《詩經》在海外的傳播、翻譯、研究最具代表性,體現了對以往《詩經》研究的總結、對當下《詩經》研究的把握、對未來《詩經》研究的展望,旨在構建海外《詩經》研究的完整體系。

一是以時間為視角,回顧了某一歷史時期內《詩經》的翻譯、傳播、研究狀況,在回顧中總結海外《詩經》研究的得與失,歸納海外《詩經》研究的規律,展望海外《詩經》研究的未來。此類研究的視角宏觀,時空跨度大,涉及的要素多,如張萬民的《西方〈詩經〉翻譯與研究四百年回顧》全面梳理了17～20世紀西方對《詩經》翻譯與研究的演進過程--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淺薄誤解到全面深化”(11)張萬民:《西方〈詩經〉翻譯與研究四百年回顧》,《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2021第2期,第72頁。,揭示了“西方的文化語境、理論思潮對《詩經》翻譯與研究的影響”(12)張萬民:《西方〈詩經〉翻譯與研究四百年回顧》,第72頁。。 又如,張小敏的《域外〈詩經〉學研究四十年》(《東北師大學報》2020年第5期)系統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域外《詩經》學研究的三個歷史時期,展望了未來域外《詩經》〉研究的新趨勢。再如曹建國的《海外〈詩經〉學研究概述》(《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分析了海外漢學研究重鎮的變遷,論析了東西方《詩經》研究的差異。張萬民的《20世紀西方漢學界的〈詩經〉文化研究》(《復旦學報》2021年第3期)、左巖的《〈詩經〉西譯的演進與分期》(《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10期)等論文,也從不同視角對海外《詩經》研究進行了總結回顧。

整體觀之,此類研究對時間的把握具有靈活性,短則四十年,長則四百年,從中彰顯出研究者對某一歷史時期《詩經》研究的宏觀把握,勾勒了《詩經》在某一歷史時期的流變痕跡、研究地域的變遷、研究視角的轉換,并為此展望未來海外《詩經》研究的新趨勢、新動態、新方法。要而言之,此類研究脈絡清晰完整,展現出對海外《詩經》研究的宏闊立場、宏大氣勢。

二是以空間為視角,或整體回顧《詩經》在某一國家的翻譯、傳播、研究,或勾勒《詩經》在某一國家傳播地域、研究視角、接受群體的變遷,在回顧中歸納《詩經》海外傳播的規律,從中折射所傳播國家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同時進一步展望《詩經》海外傳播的新趨勢、新特點等。前文“研究視域的開拓”部分就《詩經》在東亞、歐洲與北美國家的傳播狀況已有相關論述,于此不再贅述。

新時代《詩經》研究思路的整體性強,呈現出宏大氣場,注重從時空的維度,全面回顧《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研究,在回顧中彰顯其宏觀視角。新時代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國內學者要主動適應這種新要求,推進對海外《詩經》傳播的整體關注,從而借鑒海外《詩經》研究的理念與方法,反思自身研究活動的不足,以開創《詩經》研究的新境界。進入新時代,國內學者面臨著《詩經》在海外傳播的久遠、影響的深遠、翻譯活動的豐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從海外《詩經》研究的復雜情形中梳理出清晰脈絡,這就要求國內學者以宏觀視角,回顧《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時空變遷,展望《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未來,從而科學推進《詩經》研究的新進程,合理規劃《詩經》研究的新藍圖,開啟《詩經》研究的新征程。

六、結語

新時代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所形成的新聚焦,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研究視域在傳承中開拓創新,在關注傳統與我國相鄰國家的《詩經》翻譯、傳播、研究的同時,將研究視域拓展至越南、泰國、歐洲與北美國家;研究體系的系統化,新時代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或開展系統化研究、或系統化聚焦理論前沿;研究視界的比較化,新時代就《詩經》的不同文本與譯本展開多維度的對比;研究宗旨的實用性,新時代著力聚焦《詩經》的海外傳播,并為之提出新的策略,就所產生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或建議;研究思路的整體性,新時代以時空視角全面回顧與展望了《詩經》的海外傳播、翻譯、研究,力求整體把握海外《詩經》研究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新時代之所以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形成新的聚焦點,緣于以下因素。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底蘊、重要性、創新與發展發表系列講話,他指出“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13)出自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就為新時代《詩經》的傳承與創新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導,也對國內的《詩經》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確了新的任務,指明了新的著力點,必須進一步拓展《詩經》研究的視野,緊跟《詩經》研究的前沿,聚焦《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新進展,從而推動《詩經》的創造性轉化、創新發展、激活《詩經》的生命力、增進《詩經》與各國文化的交流與文明互鑒,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凝聚力量,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力量,因此新時代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所形成的新聚焦,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講話的貫徹落實,也是服務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需要。

其次,新時代對文化建設的新要求。新時代以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成為更多國家的共識,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為更多國家所認識,文化建設在更多國家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我國而言亦然。同時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中國對外交往不斷擴大與深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力日趨增強,在海外的傳播及其影響更為廣泛。鑒于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及其在對外交往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有必要強化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努力推動新時代文化大繁榮大發展?；谛聲r代對文化建設的新要求,新時代的《詩經》研究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勇于開辟新的領域,力爭實現國內與國外研究資源的優勢互補,以國際化視野審視《詩經》的翻譯、傳播、接受與研究。

最后,國內《詩經》研究者的反思?！对娊洝纷鳛橹腥A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備受關注,成為古今中外學界研究的焦點,相關研究活動及其成果繁多,其中不乏大量重復,在研究方法、內容、視角等方面互為重疊,創新性低,原創性不夠,這就需要對《詩經》的研究活動進行反思,以提升《詩經》研究活動的質量。進入新時代以來,伴隨著《詩經》海外傳播、翻譯、研究的豐富,同時國內具備跨文化尤其是雙語背景研究者的加入,新時代對《詩經》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促使之下,對《詩經》研究進行反思的條件已經具備,對《詩經》研究的反思勢在必行。國內《詩經》研究者在反思的過程中,必然聚焦《詩經》的海外傳播、翻譯、研究,以國際化視角審視《詩經》,從而開辟《詩經》研究的新路徑。

新時代對《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聚焦處于動態之中,所形成的聚焦點并非一成不變。伴隨著對習近平總書記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講話的深入貫徹落實,文化強國戰略的深入推進,《詩經》研究者的深入反思,更多具有國際化視野尤其是雙語背景研究者的加入,新時代對《詩經》的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必然形成新的聚焦點,必將不斷開創《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新局面,不斷開辟《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新境界,不斷提升《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新高度,必將推動《詩經》海外翻譯、傳播與研究的大繁榮大發展,為推進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華文明的進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