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及驅動分析
——基于互聯互通視角

陸 暢

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0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2013 年9 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主張以互聯互通為著力點，助力共享共贏的發展。2017年5 月，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發表《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演講時正式提出“建設21 世紀數字絲綢之路”，并以此指導“數字絲路”的發展。2019 年4 月，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中習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帶一路’，關鍵是互聯互通”，要通過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實現共同發展，各國可深化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合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問題是“一帶一路”全方位互聯互通建設的有益補充[1］，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是新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如今，數字經濟已成為影響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力量，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引擎”[2］，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化水平差異仍然較大，影響因素各異[3］，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對于“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那么，在當今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究竟如何？有何演變趨勢？受哪些因素影響？弄清這些問題，對于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推動“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這一概念最早由Tapscott[4］在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一書中提出并對其各方面的情況作出了詳細描述。美國商務部[5］發布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從政府的角度判斷數字經濟的到來，“數字經濟”開始廣為人知。當前，學術界主要圍繞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驅動因素和綜合測度等角度展開研究：

1）關于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數字經濟理論內涵至今未有統一界定，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不同。早期關注點從側重電子商務及市場化應用[6-7］到如今注重數字技術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大致經歷了信息經濟、互聯網經濟和新經濟3 個階段[2-8］。Bukht and Heeks[9］將數字經濟劃分成三層，核心層、狹義層以及廣義層。中國信通院[10］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與數字價值化“四化”的角度闡釋數字經濟的內涵。陳曉紅等[2］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為資源，互聯網平臺為載體，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為牽引的一系列呈現新業態的經濟活動。

2）關于數字經濟的動力因素。李曉鐘和毛芳婷[3］認為政府行為、勞動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ICT基礎設施的運用是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動力因素。聶昌騰和張帆[11］認為道路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外商投資水平和經濟外向程度是重要驅動因素。

3）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數字經濟的理論內涵沒有統一的定義，研究角度、覆蓋時空范圍存在差異。柏培文和張云[12］從數字產業、數字用戶、數字創新和數字平臺四個層面的活躍度構建評價體系，利用算數平均法合成綜合指標。盛斌和劉宇英[13］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治理和數字產業三個層面構建評價體系，結合基于層次分析的變異系數法，測算中國30個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李曉鐘和毛芳婷[3］基于ICT 的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產業應用和創新競爭力四個層面構建指標體系，利用信息熵和聚類分析法測度和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綜上，已有文獻為本文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但仍然存有待完善的問題：

1）指標體系設計上，因數字經濟的概念內涵沒有統一定義，研究的時間和區域各不相同，多集中在國內，不一定完全符合現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狀況，基于數據的可得性，緊密圍繞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和基本原則進行指標體系的設計。

2）研究方法上，多數文獻忽略了數字“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建設，沒有考慮區域間特征，需結合基尼系數對數字經濟區域間差異和聯系進行進一步分析。

3）研究單元上，大部分文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的研究沒有進行區域劃分，罕見基于更好反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的六大區域視角的研究。

4）驅動因素上，現有研究多從理論上定性分析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鮮有通過實證模型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驅動因素。緊扣新時代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和基本原則，基于2011-2020 年“一帶一路”39 個國家的面板數據構建，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運用基尼系數分析差異，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識別驅動因素，以期為數字“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和高質量發展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2 測度方法、實證模型和數據來源

2.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2.1.1 指標體系

2021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提出：“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14］”次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數字經濟發展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創新引領、融合發展，堅持應用牽引、數據賦能，堅持公平競爭、安全有序，堅持系統推進、協同高效。[15］”為使測度結果更貼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內涵，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1，3，16-17］，緊密圍繞新時代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和基本原則，構建包含數字基礎設施、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數字技術創新能力以及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四大一級子系統的評價體系。遵循代表性、相關性、全面性以及數據可獲得性原則構建二級指標（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標體系

2.1.2 測度方法

選用熵權—TOPSIS 二元綜合評價法對“一帶一路”沿線39 個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該方法是熵權法和TOPSIS 法的結合，降低指標賦權主觀因素干擾的同時具有計算簡單、結果合理的優勢，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步，數據標準化處理。采用極差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中各指標xij作標準化處理，消除指標因量綱和數量級不一致給數據分析造成的干擾：

其中，i(i= 1,2,…,n)表示國家，j(j= 1,2,…,m)表示測度指標；xij和yij分別表示原始和標準化后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值，max(xij)和min(xij)分別表示xij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經過標準化處理，所有的指標值都在[0,1]范圍內。

第二步，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中各測度指標yij的信息熵ej：

第三步，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中各測度指標yij的權重wj：

第四步，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中測度指標的加權矩陣A：

其中，aij=wj×yij

第五步，根據加權矩陣A確定最優方案與最劣方案，構成正負理想值：

第七步，計算各測度對象與理想方案之間的接近程度Ci：

Ci即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介于0～1 之間，該值越大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

為便于參考，得到數字經濟的水平后，借鑒相關研究的分區方法[18］，參考徐維祥等[19］的劃分標準，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劃分為先行區、追趕區和滯后區三個等級（見表2）。

表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等級劃分標準

2.2 實證模型

2.2.1 基尼系數

采用基尼系數衡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異程度，具體為[20］：

其中，G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n為研究區域內的國家數量，xi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cx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平均值，按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大小排序。

2.2.2 面板數據模型

在測度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和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四個子系統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011-2020 年六大區域面板數據，構建如下的面板數據模型[21］：

其中，lnDEit為i區域在t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對數；lnJCSSit表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指數的對數；lnZDHJit表示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指數的對數；lnCXNLit表示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指數的對數；lnJZLit表示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的對數；vit為獨立同分布的經典誤差項。

考慮到，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創新環境更好，更有利于技術創新，基準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問題，導致估計系數有偏；另一方面，創新能力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22］。因此，本文選用滯后一期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作為工具變量，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2.2.3 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根據上述指標數據的可靠性和可得性，刪除指標數據缺失嚴重的國家，最終選取2011-202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39 個國家的相關數據，覆蓋六大區域，每一區域均有代表性國家樣本，未遺漏“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地區。其中，中國的統計數據未包含港澳臺三個地區。數據主要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和《全球信息技術報告》、國際電信聯盟等（見表3）。

3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析

3.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時序特征分析

3.1.1 整體水平分析

整體來看，2011-2020 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介于0.121 和0.571 之間，遠小于1，表明大部分國家處于數字化轉型起步階段，整體先小幅波動中略有提升（2011-2013 年），再大體直線緩慢穩步增長（2013-2016 年），最后以較快速度趨勢上升（2016-2020 年）（圖1）。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以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階段為共建“一帶一路”初始形成期，陸續有國家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展開項目合作，形成“局部實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緩慢平穩增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平均值由0.061 3 上升至0.072。2016 年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召開，中國與更多的國家展開“一帶一路”合作，有關數字經濟政策的溝通不斷深入，這一階段為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構建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相對較快的速度提升，平均值為0.102。2016 年以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提高可反映另一個事實（圖1），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導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是“一帶一路”合作的核心。

圖1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及四大子系統水平變化趨勢

3.1.2 分區域水平分析

東亞和東盟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值最高，為0.144，上升態勢明顯，說明自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該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步顯著，數字經濟方面互聯互通日益緊密，形成了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格局。東盟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近年來智慧城市正成為中國和東盟展開合作的關鍵領域，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周浩黎表示，發展數字經濟和電子商務是促進印度尼西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這方面與中國相關，希望在這方面繼續加強與中國合作。

中東歐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值位列第二，為0.093，中東歐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先升（2011-2012年）、再降（2012-2013年）、后持續上升（2013-2020年）的斜“N”形變化趨勢（圖2），說明2013 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中國與中東歐一些國家陸續展開數字經濟合作，對中東歐的數字經濟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圖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六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變化趨勢

西亞、中亞、獨聯體和南亞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別排第3、4、5、6 位，均值分別為0.073、0.051、0.046 和0.028，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雖總體上均呈現上升態勢，但幅度不明顯。這些區域的國家雖與中國展開“一帶一路”項目合作，但鮮有涉及數字“一帶一路”建設。

3.1.3 相對差距分析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經歷小幅度的反復升降變動（圖3），但總體上升態勢明顯，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態勢總體呈擴大趨勢。

圖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及四大子系統基尼系數變化趨勢

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和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是基尼系數均值最高的兩個子系統，分別為0.583 和0.579，始終處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線上方。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差距小幅波動中總體保持不變，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距在2011-2018年逐年攀升，2018-2020 年小幅度下降，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變動過程大體一致（圖3）?？沙醪脚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和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距是導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距的擴大是造成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是基尼系數均值最低的子系統，為0.205，2012 年以后呈下降趨勢（圖3），始終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線下方，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的差距始終不大。研究對象主要為發展中國家，受益于“一帶一路”建設，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水平差距逐漸縮小。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基尼系數平均值位列第三，為0.355，先總體下降（2011-2015 年）、后總體上升（2015-2020 年）的“U”形變化態勢（圖3），2017 年以前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線下方，此后超過差異線，成為拉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部分原因?；A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是合作的核心，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入的時間不同，參與數字“一帶一路”的國家存在局部性，致使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異有擴大的態勢。

3.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時空分異特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分異特征明顯（見表4）。2011 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不高，除中國處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追趕區，各國均處于滯后區。2011-2020 年，各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呈現增長的態勢，其中，中國、新加坡、愛沙尼亞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年增長率達到了2%以上，中國和新加坡由追趕區過渡到先行區，地位穩固。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積極介入和政策引導，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是尋求數字經濟變革最具前瞻性的國家之一。中國政府將創新擺在國家發展的核心位置，積極推動包括5G 基站、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城市軌道交通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在人才培養、研發投入等方面積極作出調整，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礎。愛沙尼亞、捷克共和國、菲律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經過十年過渡到追趕區，得分介于0.2至0.4之間?！耙粠б宦贰逼渌麌业臄底纸洕l展水平均處于滯后區，最低僅約為0.03，這些國家在世界上整體發展程度不高，政府在政策引導、研發投入、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綜合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多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和政策引導方面存在一定的優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多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政策扶持、自主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存在劣勢。

表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變化

4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驅動因素實證分析

4.1 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發生虛假回歸現象，先對2011-202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同質和異質的面板單位根檢驗，以確保所用數據符合平穩性要求。結果由表5 所示，可以看出，lnJCSS、lnZDHJ、lnCXNL和lnJZL均通過五種單位根檢驗，所用數據符合平穩性要求，可進行下一步的數據分析。

表5 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4.2 基準估計結果

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六大區域2011-2020 年的面板數據，同時采用OLS 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 所列。因F 檢驗結果顯著，故相比較OLS 回歸模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又Hausman 檢驗結果顯著，故拒絕隨機效應，選擇固定效應。因此，以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為標準進行進一步分析。但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在固定效應回歸下不顯著。

表6 面板數據模型基準估計結果

從表6 可以看出，基于Hausman 檢驗結果，解釋變量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具有內生性，說明OLS 方法將不再適用，同時由弱工具變量檢驗，第一階段F統計量為8 368.09，大于經驗法則的臨界值10，表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在統計上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滿足工具變量外生性的假設條件，即選取的工具變量對內生變量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22］。F統計量的p 值在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即工具變量滿足可識別性。將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進行回歸，并以此進行結果分析。

由表6 的估計結果基本可以判定，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影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滯后性。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的回歸系數最大，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是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因此，亟須深化“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助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程度次之，顯著為正，共建“一帶一路”聚焦基礎設施建設，在該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為“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位居第三，固定效應結果顯示，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顯著為負，使用滯后一期的數字技術創新能力進行工具變量法回歸，結果顯著為正，說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存在滯后性，可能是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技術創新與基礎設施融合度不夠深。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指數的影響程度最小，說明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比較弱，但依然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4.3 穩健性檢驗

4.3.1 更換變量指標

為避免變量指標選取的任意性對估計結果的干擾，用互聯網覆蓋率替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進行重新估計（見表7）?？梢园l現，更換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前文保持一致，確保前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表7 更換變量指標的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

4.3.2 刪減樣本地區

考慮到發展較好國家的特殊性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刪減新加坡的樣本數據再進行回歸（見表8）。比較發現，結果和基準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再次證明基準回歸結果及結論是穩健的。

表8 刪減樣本地區的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5.1 主要結論

采用熵權-TOPSIS 法，緊扣新時代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和基本原則，構建并測算“一帶一路”沿線39個國家2011-2020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以六大區域為地域單元，結合基尼系數分析其時空分異特征，最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識別其驅動因素，得出如下結論：

1）整體層面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還比較低，數字化轉型仍處于起步階段，但總體呈上升態勢，2016 年以后以相對較快的速度上升，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子系統相一致，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導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的主要原因。

2）分區域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異質性特征明顯，東亞和東盟部分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高，上升態勢明顯；中東歐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從2016 年以后顯著提升；西亞、中亞、獨聯體和南亞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差，上升態勢不明顯。

3）相對差距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總體呈擴大趨勢。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和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異始終處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線上方，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異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變動過程大體一致，即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和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距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差距的擴大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始終位于差異線下方，說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的差距始終不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差距2017 年以前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線下方，之后超過差異線，成為拉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部分原因。

4）時空分異特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分異特征明顯。2011-2020 年，中國和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追趕區過渡到先行區，地位穩固?！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呈現分散格局，互聯互通程度不高。

5）影響因素

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指數的影響程度次之；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位居第三，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存在滯后性。數字經濟外向競爭力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

5.2 政策建議

綜合以上結論，就新時代數字“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和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加強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不斷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A設施是物質基礎。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的需求較大但資金、技術、人才等儲備不足，中國應該有針對性地提供支持，幫助建設現代數字基礎設施，實現網絡設施和信息技術的互聯互通。另一方面，建立專門針對沿線欠發達國家的基金和援助項目，提供低息資助，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在這些國家的普及實施，幫助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2）增強沿線國家數字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均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差距。一方面，中國應鼓勵中國學者、研究機構和企業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優質的研究創新機會，有針對性地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三方合作。另一方面，中國可以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數字技術人才聯合培養，加強技術創新交流，為數字“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智力資本支撐。

3）推動國家間開放合作交流，不斷增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的良好互動。各國應該先建立健全國內數字經濟相關的制度和法規，再建立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數字經濟多元協同治理體系及合作平臺，著重解決有關數字經濟政策及項目的統籌規劃、推進和實施，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與創新環境。同時，持續深化沿線國家各領域間的交流合作，管控分歧增強互信，有效發揮數字經濟發展較好國家與較落后國家的各自比較優勢，建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援助體系，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經濟互利共贏、優勢互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