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分析

寧雄偉

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0 引言

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實體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企業作為微觀市場主體，其行為和績效表現對宏觀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近年來，實體企業經營發展的外部環境受到公共衛生安全、國際市場萎靡、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沖擊，表現出高度的不確定性。在此宏觀背景下如何提升實體企業的競爭力便成為亟須關注的重點問題。企業競爭力是指企業自身為達到盈利與綜合素質提升的目的而在競爭性市場中有效且持續地向市場提供產品與服務[1］，其水平的高低是企業面對激烈的商業競爭成功與否的直接決定性因素，在企業的長期健康生存與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經常性受制于內部創新能力不足以及外部面臨的融資約束、信息不對稱等難題，致使企業更愿意持續開展低風險的常規性項目，這將對實體企業競爭力提升造成極大影響。

在眾多影響企業發展的因素中，以大數據應用、人工智能發展、區塊鏈開發、互聯網建設為基礎的“數字化轉型”受到了當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在2021 年以7.1萬億美元蟬聯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1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梢?，數字技術賦能實體企業進而作用于宏觀經濟發展，成為當前經濟增長新引擎。以微觀實體企業為主體進行數字化變革為其增強競爭力找到了新路徑。但同時，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往往由于技術門檻高、資源投入多、回報周期短等問題而出現“不會轉”“不愿轉”“不敢轉”的困境[2］，也存在對數字化進行投資卻無法實現預期收入增長等情況[3］。實體企業在數字化變革過程中能否減少制約自身競爭能力提升的問題？兩者之間的作用特征是否存在某方面的異質性？對上述問題的探究，有助于實體企業更合理地進行數字化轉型，并有效賦能自身競爭力提升。

1 文獻綜述

1.1 企業競爭力

學術界很早便關注到“競爭力”這個概念，認為其異常復雜且具備不可觸知、不能度量、難以管理等特征[4］。國內學者金碚首次對企業競爭力進行了定義，指出其是企業為了盈利及綜合素質發展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所具備的持續且有效向市場提供產品與服務的能力[1］。當前已有文獻對企業競爭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指標體系評價與影響因素分析兩方面。在指標體系評價方面，現有文獻對其體系構建并未統一，其中，張進財與左小德從生產要素利用能力、行為能力、市場需求開發能力、潛在能力四個維度對評價企業競爭力的指標體系進行了初步探索[5］，但在國內學術界使用更多與認可度更高的還是金碚開發的度量體系。隨著對企業競爭力問題研究的逐漸深入，當前，更多的學者轉向考察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因素。這一部分文獻分別從經濟政策[6］、高管團隊內部薪酬差距[7］、產融結合[8］、營商環境[9］、上市公司參與農村減貧[10］等角度探究了其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并發現穩定的經濟增長態勢、高管團隊內部短期與長期薪酬間的差距、產融結合、營商環境的優化與公司的扶貧參與均能夠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少量文獻直接探索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競爭力的作用關系，如李民和戴永務從理論層面探究了數字化影響涉農企業的路徑機制，并探究了其對涉農企業的促進作用[11］。與該類文獻不同的是，本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深度剖析并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機制。

1.2 數字化轉型

學術界對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在早期更多聚焦于它的定義、內涵與主要內容，考察其進行戰略轉型的前因過程[12］，并強調其技術屬性[13］。之后，大量文獻開始關注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益，將研究重心落腳于其對宏觀經濟實體與微觀企業主體的影響上。在宏觀層面，學者們認為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助力出口穩定增長[14］，推動產品質量升級[15］，同時還能夠抑制我國經濟發展“脫實向虛”[16］。張晨霞和俞萍萍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具備“暢通內循環”與“賦能外循環”效應，并從外部成本降低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兩個途徑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17］。在微觀層面，現有文獻對數字化轉型展開的一系列有意義的探討更多圍繞企業績效[18］、管理方式變革[19］、投入產出效率[2］、專業化分工等方面[20］。從信息賦能和治理賦能兩條路徑出發，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改善企業投資效率[21］；從價值提升角度看，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價值提升[22］。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通過計算、連接與信息通信等技術的組合應用，在企業組織結構[23］、企業效率[24］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Gebauer 等人卻發現當數字技術應用的類別過多、使用難度過大與范圍過廣時，會致使企業本身所具備的技術基礎與資源整合能力無法適配企業數字化要求，對經濟后果產生負向沖擊[3］。少量文獻雖然關注到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競爭力可能產生的影響，但較少系統考察并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

綜上所述，學者們更多的是從不同角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其競爭力分別展開研究，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卻缺乏對數字化轉型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深入探究，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其次，數字化轉型通過何種機制作用于實體企業競爭力，已有文獻更多基于理論層面進行剖析，但從實證角度對其進行檢驗的文獻相對匱乏。最后，在企業所有權、所屬行業、市場化水平與所在地區不同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相關文獻也較少分析。為此，本文以2007-2021 年1 178 家A 股上市的實體企業作為樣本數據，深入挖掘數字化轉型和實體企業競爭力的關系。與現有文獻相比，本研究著重對如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1）在研究視角上，以數字化轉型為切入點，從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探討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因素，分析其能否以及如何促進實體企業競爭力，擴展數字化轉型與實體企業競爭力之間關系的相關研究。

2）在研究內容上，不僅剖析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產生的作用，而且從內部與外部雙重視角實證檢驗其可能存在的傳導途徑，為數字化轉型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效用提供更多思路。

3）按股權性質、行業分類、市場化程度、企業所在地等影響因素進行異質性分析，以更好地了解具備不同特征的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時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差異性。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實體企業競爭力是其自身能否維持長久成功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本身的發展能力與動態調節能力[25］，當應對復雜與不斷變化的外部經濟環境和市場形勢時，保持與加強自身競爭優勢的需要也在增加。然而，企業在尋求發展的過程中經常受到內部創新能力不足、外部融資約束、信息不對稱等難題的制約，這在整體上弱化了企業增強競爭力的動力。其中，創新能力不足是指企業在面對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的創新活動時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融資約束是指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融資困境；信息不對稱是指各企業間在經濟活動中面對的信息不對等。實體企業在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制約彰顯了其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在內部，這將加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在外部，數字化轉型將緩解實體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如信息不對稱和資金限制，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在實體企業內部，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是其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中保持長期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創新行為作為一種對前沿科學的探索活動，伴隨著企業發展的全過程，這種對自身產品、生產技術與生產工藝不斷革新的動態活動，是維持企業競爭能力的源泉。Sen 與Bhattacharya（2001）強調，技術創新在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有效營銷手段時，能夠更好地將創新產出轉化為企業競爭能力[26］。朱蘭亭和楊蓉（2019）的研究發現，通過對研發資源的有效配置，技術創新能力將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水平[27］。然而，《2021 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我國企業通過轉讓獲得的發明專利中，有超過八成的比例低于5萬元，且其產業化率僅為16.8%，表現出金額低、產業化率低的“雙低”特征。同時，樂琦等（2008）的研究指出創新產出的新產品與專利在知識產權保護受限的情況下無法在市場中得到有效發展并獲得收益[28］。面對這種資源投入多、風險系數高、時間周期長的創新活動，企業的表現往往并不理想，這將阻礙實體企業競爭力的提升。

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企業內部創新能力，進而增強實體企業競爭力。一方面，企業投入數字化將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通過數據挖掘、智慧凝聚與知識提取對資源進行積累與利用，提升對資源的獲取與重組能力[3］，形成企業創新過程中的資源配置優勢。如孫國鋒等（2022）研究發現，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對內部已有資源進行有效協調，更能夠開拓資源獲取渠道，從外部尋求資源支持，產生資源效應并為企業有效開展創新活動打下堅實基礎[29］。另一方面，企業在創新方面的投資往往比一般性業務的投資更多，其目的主要在于規避核心技術溢出的風險[30］，同時也會因為時間周期長、不確定性程度大而產生巨額支付。而企業在產品與服務供應鏈的不同階段納入數字新興技術，能夠有效優化企業的營運流程，推動結構內部的傳統變革，降低對人力資源的過度依賴，縮減人工成本，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提高效率與降低成本的積極作用[31］。因此，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實體企業內部創新能力，進而增強其自身競爭力水平。

在實體企業外部，數字化轉型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融資約束，進而強化實體企業競爭力。首先，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致使企業內部對外界情況高度模糊，更愿意持續開展低風險的常規項目。外部投資者同樣難以捕捉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與發展前景，可能會接受到消極或問題信號，從而對企業及其投資行為產生風險誤判[32］，也會致使外部投資者花費更多的時間、人力、物力對企業未來經營狀態進行甄別。如Jegadeesh 等（1993）研究發現，美國市場對過去上市企業的好消息與壞消息反應均存在滯后性，這將影響實體企業的競爭力水平[33］。而數字化轉型能夠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提高市場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的信息溝通與交流效率，有效促進靜態化數據信息的交換與流動[34］，增強實時信息交流，提高生產的靈活性和供應鏈的協同性，給社會傳遞出響應國家關于數字化政策導向的“激勵性信號”，增強投資方與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未來良性發展的信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資金支持，從而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

其次，企業在健康成長與發展過程中經常受到融資限制。在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以間接融資為主，其中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傾向考量貸款項目存在的潛在風險，對盈利波動性較大的信貸業務長期保持謹慎態度[35］。加之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尚未健全，銀行與外部投資者作為資金提供方對企業經營狀況與未來發展渠道缺乏了解，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融資約束困境[36］。通過緩解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其自身競爭力。通過將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與大數據等數字新興技術應用于生產與經營全流程，能夠拓寬企業信息披露的方式與質量，向外界傳遞出積極的正向信號，促使外部投資者更加有效地判斷與識別優質企業，減弱了資金需求方與供給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于企業競爭力提升過程中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并且企業進行數字化變革符合國家戰略導向，更容易享受來自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優惠政策與資源傾斜，使得市場中的金融機構與外部投資者能夠對該企業產生較高的正向預期，進一步緩解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從而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37］?；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兩點假設。

H1：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提高會增強實體企業競爭力。

H2：數字化轉型通過對內提高創新能力，對外降低信息不對稱與緩解融資約束作用于實體企業競爭力。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鑒于我國2007 年開始實施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本文根據中國證監會2012 年修正后的行業代碼，選取2007-2021 年A 股上市的實體企業作為樣本數據，并對主要研究變量與控制變量、金融行業樣本、財務狀況異常等數據缺失較多的樣本進行剔除，CSMAR 與WIND 數據庫提供了文章中所需的所有原始數據。另外，為避免離群值的影響，對樣本中關鍵的連續型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經過以上處理，最終共得到1 178 家實體企業15 415條觀測值的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

3.2 變量定義與描述

3.2.1 被解釋變量：實體企業競爭力

準確把握企業競爭力的內涵，是合理衡量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基石。目前，學術界關于企業競爭力的度量大致可以分為單一指標替代法與綜合指標測度法兩類。本文借鑒金碚開發的企業競爭力監測指標體系[38］，并剔除掉其中出口收入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7］，原因在于其影響程度相對較小與數據獲取不易2文章中企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各分項指標權重來源于金碚[39］的研究，而后續李鋼[40］在此指標體系的基礎之上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出口收入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項對企業競爭力的解釋力幾近沒有，并且極不容易獲取，故本文最終參照伍中信等學者[10］的研究，對該項指標進行剔除。對表1 中的八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并乘以對應的權重用以測度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Cpow）。具體內容見表1。

表1 企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3.2.2 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

結合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大數據和數字技術應用等方面，從實體企業年度報告中檢索出屬于各維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詞匯3各維度具體的所屬詞匯如下：人工智能技術（AI）：人工智能、商業智能、圖像理解、投資決策輔助系統、智能數據分析、智能機器人、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語義搜索、生物識別技術、人臉識別、語音識別、身份驗證、自動駕駛、自然語言處理。區塊鏈技術（BD）：數字貨幣、智能合約、分布式計算、去中心化、比特幣、聯盟鏈、差分隱私技術、共識機制。云計算技術（CC）：內存計算、云計算、流計算、圖計算、物聯網、多方安全計算、類腦計算、綠色計算、認知計算、融合架構、億級并發、EB 級存儲、信息物理系統。大數據技術（DT）：大數據、數據挖掘、文本挖掘、數據可視化、異構數據、征信、增強現實、混合現實、虛擬現實。數字技術應用（ADT）：移動互聯網、工業互聯網、移動互聯、互聯網醫療、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第三方支付、NFC 支付、B2B、B2C、C2B、C2C、020、網聯、智能穿戴、智慧農業、智能交通、智能醫療、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顧、智能文旅、智能環保、智能電網、智能能源、智能營銷、數字營銷、無人零售、互聯網金融、數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開放銀行，并針對每個詞匯在報告中出現的次數進行計算和加總，原始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在此基礎上，本文參考吳非等（2021）[41］的研究，對加總后的結果加1 并取對數4由于刻畫數字化轉型的指標數據存在右偏特征并且數值較小，故而加1之后取其對數值并擴大100倍分析，得出的數值即代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Digt）。

3.2.3 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它因素可能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產生的影響，本文借鑒盛安琪等（2018）[8］的研究，選取如下七個可能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因素：

1）企業年齡（Ena）

用2021年減去公司成立所屬時間。

2）公司規模（Siz）

用企業年總資產予以表示。

3）托賓Q值（Tba）

表示為每股凈資產、流通股的市場價值、負債的賬面價值和非流通股的數量之和與公司總資產的比率。

4）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

以機構投資者的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本的比率表示。

5）固定資產凈額（Nfa）

用固定資產原值與累計折舊的差表示。

6）高管團隊規模（Nor）

用高管團隊的人數表示。

7）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Srl）

更高的公司年齡可以為企業競爭力提供重要支撐和強大動力，但也有可能由于內部組織形態與運營模式固化給數字化轉型提升自身競爭力帶來挑戰。

公司的規模越大，其在綠色創新過程中與所需相應材料的供應商進行議價的能力更強，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的成本，從而對企業的競爭力提升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托賓Q值能夠為外部投資者了解企業的投資價值提供參考，影響資金與資源供給方是否投資該企業的決策行為，而這將最終影響企業的競爭力水平。

機構投資者往往會在投資前期對企業進行綜合考量，為企業帶來大量資本，使企業更加關注財務與風險控制，在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利用其專業知識給予相應建議，從而促進企業的競爭力。

固定資產凈額提升意味著企業生產能力的增強與再生產過程中成本的降低，這都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與領先地位。

高管團隊規模適當，能夠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有效預測市場與環境變化趨勢，確保各項任務順利完成，但也存在過大的高管團隊規模導致管理復雜度提升與決策效率和質量下降，從而產生不利于企業競爭力的反作用力。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高可能會致使其偏重短期利益，導致產權分離，與其他股東利益產生分歧，加劇企業競爭力提升過程的風險。

3.3 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通過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其中，Cpowijkt代表j地區k 行業i企業在第t年的企業競爭力水平；Digtijkt代表j 地區k 行業i 企業t 年度的數字化轉型程度；β0為常數項；β1表示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程度；Controlijkt為模型中所選控制變量；φj、ωk、γi分別表示控制城市效應、行業效應、時間效應；εijkt表示擾動項。

4 實證分析

4.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表2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實體企業競爭力的最大值為23.864，最小值為20.318，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21.34和0.450，表明不同企業間競爭力水平差距較為適中，但對企業競爭力指標經進一步計算發現實體企業樣本中有65.84%的比例小于其均值，表明我國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均值為0.836，標準差為1.142，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4.419和0，說明我國實體企業的數字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并且樣本中僅有35.34%的企業數字化水平超過其均值，表明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還有進一步的上升空間。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2 數字化轉型與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回歸檢驗

表3顯示了數字化轉型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存在性。其中，在不增加控制變量和不考慮時間、城市和行業影響的情況下，表3 列（1）的結論表明，數字化轉型（Digt）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0.041，P＜0.01），列（2）在列（1）的基礎上控制了時間、城市與行業固定效應，其結果依然在統計意義上有效（0.045，P＜0.01）。說明實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行為能夠增強其自身競爭力水平。表3中的列（3）是加入了控制變量但未考慮時間、城市、行業層面效應的影響，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Digt的回歸系數依舊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0.015，P＜0.01），列（4）是在列（3）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時間、城市與行業的固定效應，其結果并未發生明顯改變（0.012，P＜0.01）?？傮w上，上述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實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其自身競爭力水平越強。另外，本文所選控制變量在時間、城市、行業層面效應固定的情況下均在經濟與統計意義上顯著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發展。最后，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Siz）、托賓Q 值（Tba）、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與固定資產凈額（Nfa）均在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企業年齡（Ena）、高管團隊規模（Nor）、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Srl）顯著抑制企業競爭力的提升，驗證了前文控制變量選取的理論依據分析。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4.3 穩健性檢驗

4.3.1 替換被解釋變量

在基準回歸部分，本文采用綜合指標體系評價的方法衡量實體企業競爭力，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利用單一指標替代法度量被解釋變量。具體操作借鑒金碚等（2014）[6］的研究，采用資產貢獻率（ROA）刻畫實體企業競爭力。企業的資產貢獻率指標可以反映其自身單位資產的盈利水平與獲利能力，能在較大程度上刻畫其競爭力水平。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的列（1），可以看到，Digt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結論可靠。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4.3.2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參考張永珅等（2021）[42］的研究，將企業財務報表附注中出現包含“軟件”“網絡”“客戶端”“管理系統”“智能平臺”“人工智能”等關鍵詞的無形資產明細視為與“數字化轉型”有關的年終無形資產項目，并對該項目涉及的資金進行加總，采用加總資金占無形資產總額的百分比刻畫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本文在此基礎上，將其與文章所選的核心解釋變量放在一起采用熵權法確認權重，最終利用加權平均的方式形成刻畫實體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綜合指標（digt）。將該指標放入回歸模型中，重新對被解釋變量擬合。具體結果見表4中的列（2），可以看出結論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依舊穩健。

4.3.3 報告聚類穩健標準誤

為保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在基準回歸部分加入控制變量以及考慮時間、城市、行業層面效應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企業層面進行聚類處理，盡可能剔除公司個體干擾因素對回歸結果造成的擬合偏誤，具體結果見表4 中的列（3），可以看出結論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依舊穩健。

4.3.4 更換模型估計方法

本文構建的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Cpow）變量均在0 處存在左截斷特征，為此，本文利用Tobit 模型對回歸結果進行重新估計。從表4 中的列（4）回歸結果可以得出，數字化轉型依舊在5%的統計顯著性水平上有效增強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

4.3.5 關鍵變量滯后一期處理

考慮到數字化轉型舉措對實體企業的影響結果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本文將數字化轉型變量滯后一期處理（L.Digt），對所選樣本進行重新回歸，具體情況見表4的列（5）。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效應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有減弱的趨勢，說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影響確實存在時滯效應。

4.4 內生性處理

在探討數字化轉型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反向因果引致的內生性問題，進而引起參數估計值的偏誤或非一致性。為此，本文借鑒肖紅軍等（2021）[43］的研究思路，選取同一“年份—城市—行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均值（Mean_Digt）作為工具變量，采用IV-2SLS 方法減緩內生性問題。選取該指標的合理性在于企業同年度所處的“城市—行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與內部單個企業的數字化水平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但同年度所處的“城市—行業”數字化轉型程度作為宏觀層面的反應，較難對企業個體競爭力水平產生直接影響。表5的列（1）匯報了2SLS回歸的第一階段結果，其中，Mean_Digt 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同一年度的“城市—行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均值與企業個體數字化水平存在較大的相關關系。列（2）是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Digt 的系數仍舊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數字化轉型依然顯著增強了實體企業競爭力?？紤]到所選工具變量的嚴格外生性條件，本文借鑒Conley 等（2012）[44］對工具變量穩健性檢驗的方法，對嚴格外生性條件進行放松處理，利用置信區間集合（UCI）方法報告數字化轉型程度的95%置信區間，具體結果見表5的列（3），可以發現Digt 的系數處于穩健置信區間內，驗證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5 工具變量檢驗結果

5 機制分析

以上內容分析了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那么數字化轉型作用實體企業競爭力的中介傳導機制是什么呢？基于前文的分析，我們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從內部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Pat），并從外部緩解實體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Asy）與融資約束（Fic）等三個渠道作用于實體企業競爭力。在具體操作中以數字化轉型—提高創新能力/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融資約束—實體企業競爭力為分析框架，借鑒溫忠麟等（2014）[45］的研究方法，在模型（1）的基礎上，建立如下模型（2）與模型（3），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模型（2）是用來檢驗數字化轉型與創新能力、信息不對稱與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關鍵是β1的顯著性。模型（3）是用來檢驗創新能力、信息不對稱與融資約束的中介傳導作用，關鍵是β1與ρ的顯著性，以此檢驗中介路徑。

5.1 基于企業內部的分析

5.1.1 創新能力提高效應

本文借鑒王桂軍等（2022）[46］的研究，采用發明專利授權量衡量實體企業的創新能力。相比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發明型專利的創新性更高，其值越大，實體企業的創新能力越強。表6的列（2）與列（3）是對創新能力中介模型的估計結果。從表中的列（2）可以看出，Pat與Dig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0.123，P＜0.01），表明實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自身的創新能力。表6 的列（3）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與創新能力指標同時納入回歸方程，結果顯示，Digt與Pat的系數分別為0.010、0.015，并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同時，中介效應檢驗的Sobel Z 值在統計上顯著。這意味著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創新能力進而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產生正向影響。

5.2 基于企業外部的分析

5.2.1 信息不對稱降低效應

本文采用于蔚等（2012）[36］的方法，對構建的流動性比率、非流動性比率與收益率反轉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最終得到刻畫信息不對稱的綜合指標（Asy）5具體的測度公式為：流動性比率指標；非流動性比率指標其中rit(k)表示i 企業t 年度第k 個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Vit(k)表示為日成交量，Dit 表示當年交易天數。收益率反轉指標GAMit=|γit|，其中系數γit 由表達式reit(k)=θit +φitrit(k-1)+γitVit(k-1)sign[reit(k-1)］+εit(k)與reit(k)=rit(k )-rmt(k)聯立估計得出，其中，reit (k)為超額收益率，rmt(k)表示按流通市值為權重加權的市場收益率，θit為常數項，εit(k)為擾動項。信息不對稱的綜合指標Asy是在三者基礎之上通過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得出，并且該值越大代表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嚴重。表6的列（6）與列（7）是對信息不對稱中介模型的估計結果。從表中的列（6）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減緩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難題（-0.016，P＜0.01）。另外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與信息不對稱指標同時納入回歸方程，具體結果見表6 的列（7），其中Digt 與Asy 的系數分別為0.005、-0.406，并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同時中介效應檢驗的Sobel Z 值在統計上顯著。這一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市場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的信息溝通與交流效率，減緩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增強實體企業競爭力。

5.2.2 融資約束緩解效應

研究中使用KZ 指數6構建KZ指數具體步驟：（1）對全樣本各個年度都按經營性凈現金流/上期總資產（CF）、現金股利/上期總資產（Div）、現金持有/上期總資產（C）、資產負債率（Lev）和Tobin's Q（Q）進行分類。如果CF 低于中位數則kz1 取1，否則取0；如果Div 低于中位數則kz2 取1，否則取0；如果C 低于中位數則kz3 取1，否則取0；如果Lev 高于中位數則kz4 取1，否則取0；如果Q 高于中位數則kz5 取1，否則取0。（2）計算KZ 指數，令KZ=kz1+kz2+kz3+kz4+kz5。（3）采用排序邏輯回歸（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將KZ指數作為因變量對CF、Div、C、Lev和Q進行回歸，估計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4）運用上述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計算出每一家上市公司融資約束程度的KZ指數，KZ指數越大，意味著上市公司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來描述實體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其值越大，實體企業所面臨的資金限制就越大。表6的列（4）和列（5）顯示了融資約束中介模型的估計結果。從該表的列（4）可以看出，Fic與Dig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0.045，P＜0.05），表明實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緩解了自身面臨的融資難題。表6 的列（5）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與融資約束指標同時納入回歸方程，結果顯示，Digt 與Fic 的系數分別為0.009、-0.055，并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同時中介效應檢驗的Sobel Z 值在統計上顯著。這意味著數字化轉型有助于緩解實體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而增強其自身的競爭能力。

6 異質性分析

6.1 基于企業層面的異質性分析

在中國，國有企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戰略作用，是國民經濟的骨干力量，更多承擔著諸如維護社會穩定、提供就業崗位等社會責任[47］，與政府之間的聯系使其更容易得到政策傾斜與財政支持[48］。因此，其數字化轉型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的過程中需克服的阻力也相對較少。非國有企業則會面臨著更大的市場競爭與資金約束，限制企業投資。同時中國信貸市場仍存在較為嚴重的企業所有制歧視問題[49］，銀行更愿意將貸款低息發放給國有企業[50］，進一步加劇非國有企業在數字化轉型與提升競爭力過程中受到的束縛。據此，數字化轉型影響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會因產權存在差異。為了進行分組回歸，本文將實體企業的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表7的列（1）與列（2）呈現了確切的結果。結果表明，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其競爭力的提升效果更顯著。

表7 異質性分析結果

6.2 基于行業層面的異質性分析

從行業技術水平的角度來看，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具有差異化。技術水平較高的行業，其5G、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發展所需要素基礎更加健全，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更具競爭優勢，其創新能力與資金來源相比非高技術行業企業更加多元。為此，本文將根據樣本是否為高技術企業，將其分為兩組進行回歸。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7的列（3）與列（4），結果表明，相比非高技術企業，數字化轉型更有力地促進了高技術行業的企業競爭力水平。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高技術行業企業，非高技術行業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缺乏相應資源與技術基礎，尋找適合自己的數字化技術與工具更加不易，因此，數字化轉型對其自身競爭力提升過程中制約因素的減緩相對較弱，表現出數字化轉型無法提升非高技術行業實體企業競爭力的特征。

6.3 基于市場化水平的異質性分析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程度被稱為市場化水平，它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體系完善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51］。然而，中國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差異，導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同[52］。市場化水平更高的地區制度保障更加完善，法律監管體制更加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更加有效，政府干預相對較少，更有利于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降低企業競爭力提升所面臨的技術風險，增強企業進行技術變革的信心。另外，市場化水平更高的地區，其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在一定程度上會倒逼實體企業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進行數字化變革。最后，市場化水平更高的地區擁有更強的資源流通配置能力，加速知識在人力資本、行業、區域之間的多向流動[53］。因此，利用李艷麗等[54］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將實體企業的樣本分為市場化程度高和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然后對合并的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具體的結果顯示在表7的列（5）和列（6）。結果表明，相較于低市場化水平地區，數字化轉型對高市場化地區的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顯著。

6.4 基于地區層面的異質性分析

中國各地區發展由于資本、勞動、技術、制度安排、生態環境等因素的差異而趨異，其中最為明顯的是，2021年東部地區以占全國40.1%的人口創造了占全國51.8%的地區生產總值，而中西部地區以占全國59.9%的人口僅創造了占全國48.2%的地區生產總值。另外，東部地區人口稠密，地理位置優越，擁有高技能的勞動力、充足的資金和更多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因此該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基礎條件更好；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土地和礦產資源豐富，人口疏散，資金供應短缺，其發展更多依賴資源與資本密集的重工業以及傳統產業[55］，并部分承接東部地區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能，其5G、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發展缺乏要素基礎，經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更為嚴重。因此從地區層面來看，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水平的影響具有地區差異化，為此，本文將全樣本分為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進行分組回歸，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7 列（7）與列（8）。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回歸系數在東部與中西地區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相比東部地區，數字化轉型增強實體企業競爭力的效應在中西部地區更強。這表明在中西部地區，實體企業更需要數字化轉型增強其競爭力水平。

7 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7.1 研究結論

數字化轉型是推動實體企業發展與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力量。本文以2007-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的微觀數據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方法考察了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研究發現：

1）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升實體企業競爭力。

2）機制分析發現通過對內提高創新能力，對外降低信息不對稱與減緩融資約束，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增強。

3）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在國有企業、高技術行業企業、市場化程度較高地區企業、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競爭力激勵作用更強。

7.2 政策建議

上述研究結論對實體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提升自身競爭水平有如下參考和啟示：

1）實體企業需要借助數字經濟發展的浪潮，積極進行企業的數字化變革，努力發展諸如大數據分析與云計算應用等數字新興技術，培育與搭建企業運營與發展的新模式、新業態與新平臺，從而借助數字化轉型助力自身競爭力的提升。

2）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增強是通過提升創新能力、降低信息不對稱與融資約束實現的，因此企業應當重視自身創新潛力的挖掘與發展，同時金融監管部門應當持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市場信息透明度，幫扶實體企業，緩解融資困境。

3）數字化轉型對實體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在股權性質、行業、地區以及市場化水平不同的情況下表現出異質性。因此，一方面實體企業自身需要繼續有效發揮并保持數字化轉型對國有、高技術行業、中西部地區以及高市場化地區的競爭力激勵作用，另一方面相關政府監管部門應在實體企業進行數字化變革、提升競爭力過程中幫助企業紓困解難，對非國有企業給予更多的支持，減少非國有企業的信貸約束，激發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使其能夠更好地依托數字化變革有效提升競爭力，同時也應加強政府補貼力度，支持并引導低技術行業與中西部地區實體企業將數字技術與傳統生產方式進行有機融合，走出轉型困境，激發該類實體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