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個體相對貧困的影響與啟示

張玉玲 安毅鵬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0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對貧困問題的化解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2020年底，絕對貧困在中國的徹底消除補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相較于界限清晰的溫飽型貧困，相對貧困的隱蔽性、多維性、長期性與動態性特點使其識別與治理難度更大，化解相對貧困難題成為后脫貧時代扶貧工作的新重點。依據大數據精準識別、電商扶貧等舉措，數字經濟對減貧工作的推動作用已得到實踐的檢驗，2021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規模分別達到8.35 萬億元與37.18 萬億元，名義增長分別為11.9%與17.2%，占GDP 比重分別為7.3%與32.5%，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顯，在高質量視角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正為相對貧困問題的化解提供方案與動力。

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獻與理論的基礎上，測度了各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個體的相對貧困狀態，在多重檢驗的基礎上討論了數字經濟對個體相對貧困的影響。不同于眾多學者以家庭作為相對貧困研究主體，以個人為主體來研究相對貧困一方面可以避免以家庭作為研究單位時個人收入、受教育程度、享有的社會保障等多種維度可能被平均的狀況；另一方面由于問卷形式的局限性，可以避免已陷入相對貧困狀態的個體在問卷形式中被戶主所代表的情況，同時更能反映貧困個體的主觀感受。在數字經濟對個體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分析中除卻考慮以就業為代表的物質因素外，還考慮到教育、醫療這類非物質因素，并以馬克思部分理論觀點結合眾多學者的研究為作用機理提供理論支撐，依據實證結果對未來化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提供啟示。

1 文獻綜述與理論梳理

1.1 文獻綜述

相對貧困問題內涵深刻復雜，國內學界對于相對貧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對相對貧困理論的探析與延展，一方面是依據馬克思反貧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研究。如韓曉明、賈康(2018)基于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框架來探討相對貧困問題[1］；賀立龍（2020）認為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是人類反貧事業的重大成就[2］。另一方面是依據西方主流的貧困理論，如彼得·湯森的相對剝奪理論、舒爾茲的人力資本理論與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等結合中國實踐進行理論研究。如范和生和武政宇（2020）依據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對能力貧困、人文貧困、精神貧困等問題的長效治理機制展開討論[3］；王艷萍、干夢芳（2022）則是基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貧困理論對我國相對貧困現狀進行分析[4］；羅必良、洪煒杰、耿鵬鵬等（2021）研究了絕對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農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5］；尹志超、彭嫦燕等（2019）研究發現發展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6］；樊增增、鄒薇(2021)則對后脫貧時代中國相對貧困的動態識別作了討論[7］。

同樣國內學界針對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也集中于兩個大方向。一個是對于數字經濟內涵的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對數字經濟的測度展開研究。如張雪玲、焦月霞（2017）將數字經濟定義為通過信息與通信技術將數字化要素用以改變經濟結構與創造經濟價值的方式[8］；裴長洪等（2018）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角將數字經濟描述為一種決定生產力發展的技術手段，是生產力先進性的代表[9］；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完成了對國家層面數字經濟規模的測度[10］；與此同時劉軍等（2020）則是在省域層面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11］；陳夢根和張鑫（2020）則對數字經濟統計指標體系與數字經濟核算提出了建議[12］。除卻數理層面的測度，數字經濟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在經濟發展層面中的應用。如荊文君和孫寶文（2019）在宏觀層面談論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如何推進高質量發展[13］；戚聿東等（2022）在中觀層面探討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并對其作用機理加以實證研究[14］；何大安（2021）則以廠商視角探討了大數據與AI 技術掌握程度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15］；馬香品（2020）在微觀層面討論了居民消費在數字經濟影響下的趨勢與特征[16］,張莉娜、呂祥偉等(2021)認為數字經濟可以明顯地增加家庭收入[17］。綜上，數字經濟的發展無疑會釋放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能。

1.2 理論梳理

1.2.1 數字經濟對相對貧困的直接影響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的社會財富創造模式，它以數據為生產要素，依托信息、通信、網絡、物聯網及AI 等技術手段，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以謀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所代表的信息化與智能化在生產中會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和資本周轉率，使價值的創造極大豐富；在分配中信息的及時、透明、對稱與數字經濟普惠性的特點可以優化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并為第三次分配提供數據依據；在經濟結構上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和助推產業升級，同時如移動支付等便利手段也會進一步擴大內需。而在發展不平衡、相對貧困發生率較高的農村，對農業的數字化改造能夠推進生產方式變革，實現農村家庭收入增長。

從西方經濟學視角來看，數字經濟的邊際報酬遞增，這是因為隨著用戶的增多，一方面會使邊際成本遞減，另一方面帶來增量價值。不同于傳統工業可能帶來的資源過度消耗與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數字經濟會因為需求增加帶來更準確的計算和資源配置，分攤到每一個增量用戶上的效用就越高，屬于正外部性。在宏觀層面，對于擁有龐大人口基數的我國而言，數字經濟潛能巨大，可以通過數字經濟塑造產業結構，在國際競爭中塑造自身比較優勢，縮短現代化進程。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使得在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投入的資本回報率較高，加之數字技術包含的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本身就代表著未來發展的無窮潛力與機會，因此數字經濟成為縮短數字鴻溝和貧富差距、提高生產力水平和綜合國力的強有力手段。在中微觀層面，數字產業化與數字經濟催生的各種新經濟形態都會催生大量就業崗位，能夠有效緩解商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每個個體都能享受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更便捷、更優質的公共服務。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有效緩解個體相對貧困。

1.2.2 數字經濟對相對貧困的間接影響

1）數字經濟可提升個體受教育水平

馬克思認為教育“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8］。教育在兩個方面對化解相對貧困有重要意義：一方面教育可以使個體獲得相應的技能與學識，以便更好地參與社會分工，謀求一份工作以維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馬克思所說，“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與訓練”[19］；另一方面教育是精神給養的一種主要途徑，對精神相對貧困的化解有著重要意義。教育數字化，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和必由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教育數字化，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盎ヂ摼W+”教育是數字經濟賦能教育的表現，眾多學者認為在線教育向欠發達地區輸入了優質的教育資源，平衡了城鄉與區域間的教育差距，增加了相對貧困個體獲得平等教育的機會。提高教育水平能夠降低陷入貧困的概率，具體而言，教育對相對貧困的減貧效應為1%～3%，對多維貧困的減貧效應為1%～6%[20］?！盎ヂ摼W+”教育可以滿足不同學歷和技能水平個體的需求，提供進修與學習的渠道，為社會的人力資本培養賦能，通過化解教育層面的相對貧困來緩解社會階層固化,以阻斷貧困代際傳遞[21］。

由上得研究假說二：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高個體受教育水平間接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

2）數字經濟可提升個體享有的醫療水平

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的類本質，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而醫療的價值就在于“保護健康，保持一切價值的源泉即勞動能力本身”[22］。同時醫療也是個體多維貧困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是后脫貧時代我國需要重點監測解決的反貧任務之一，醫療問題對化解個體相對貧困狀態息息相關。針對我國醫療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醫療問題的根源在于醫療資源的供給不足，如戴毅和代明(2008)認為，財政投入的決策機制障礙等原因造成醫療的供給不足和結構失衡問題[23］；另一種觀點認為醫療保障制度體系不完善和需求剛性是我國醫療問題出現的根源，如吳曉東和程啟智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導致市場配置醫療資源無效的重要原因[24］。而數字經濟憑借大數據及運算優勢，既可以對財政投入提供信息與決策支持，又可以緩解患者與醫療機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朱巖認為，醫療金融、公立醫院互聯網和平臺化發展是未來的發展趨勢[25］?！盎ヂ摼W+”醫療既可以平衡城鄉間的醫療差距，又可以平衡發達與欠發達地區間的醫療資源配置。對欠發達地區的醫務工作者而言，在線上對其他專家的學習也是對業務能力一種增進。數字經濟條件下在線問診、智慧服務、數字醫保、在線支付與賠付、醫學科普的便捷可獲得性，有助于提高醫院的醫療水平與患者對醫療的滿意度。而智能穿戴設備、大數據、AI與區塊鏈技術既可以幫人們更好了解個人的健康狀況，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又能在精神與心理健康層面更準確地追蹤治療，有利于避免個體陷入醫療層面的相對貧困。

由上得研究假說三：數字經濟可通過提升醫療服務水平間接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

3）數字經濟可促進個體就業

基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視角，就業不僅可以避免個體淪為相對過剩人口進而陷入貧困的境地，還可以滿足人類勞動的本質，進而充實精神世界。就業與個體收入息息相關，數字經濟可以促進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高素質高質量從業人員可以獲得更高的市場回報及享有充分的社會保障，也為市場提供了更多靈活就業的崗位，是社會生產率提高與個人福利水平回報提高的統一[26］。數字金融為民營中小企業賦能，助推民間資本與小資本在市場獲得同等報酬，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推手[27］，同時數字產業的發展本身就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而產業數字化、平臺數字化則可以提供數量與種類更多的靈活就業選擇。多樣的創收渠道配合數字經濟時代高速的信息流通，可以給低技能、低學歷和相對弱勢的群體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的收入，進而緩解勞動群體間的相對貧困狀態。

由上得研究假說四：數字經濟可通過促進就業來間接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1）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POVi,t代表個體在i 省份t 年的相對貧困狀態；DIG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Ti代表年份虛擬變量，用來做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結合現實與已有研究在原有模型基礎上，加入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一系列控制變量（control variable）。

其中CVmic是微觀控制變量，CVmac是宏觀控制變量；α1是該模型的核心系數，若α1顯著大于0，則表示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有效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

2）中介機制模型

為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化解個體相對貧困的作用機理，引入中介變量（mediating variable）MVedu，MVmed，MVjob，其中

綜上，梳理（1）式，（3）式試構建如下模型：

若αi（i=1、3、5、7、9）與γi（i=1、2、3）均顯著大于0，則表示所選取的中介變量在數字經濟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中承擔了部分中介作用。

2.2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個體相對貧困程度

貧困問題的研究從絕對狀態轉向相對狀態是一種進步，但遺憾的是社會與學界都未形成識別相對貧困的統一標準。如英國將前一年全國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數的60%作為次年的相對貧困線[28］；2010 年后歐盟將稅后收入中位數的60%作為相對貧困的收入臨界值，并制定了包含收入、物質、工作強度三個維度的相對貧困指標體系[29］；美國使用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相結合的方式，將貧困線界定為收入中位收入的40%，結合不同家庭狀況加以調整[30］；經合組織采用50%中位收入標準?？紤]到我國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且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參考馬留赟、白欽先（2022）的做法[31］，借鑒孫久文和夏添（2019）推薦的相對貧困線方案[32］，以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數的40%作為相對貧困標準。若個體稅后年收入低于該年相對貧困線，代表陷入相對貧困狀態，賦值為1，反之取0。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

學界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方式與標準定義同樣種類繁多，并無統一定論，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參考王軍等（2021）[33］與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的思路，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應用及外部環境和數字產業發展三個方面出發，選擇13 個三級指標（見表1），運用熵值法運算得到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表1 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的選取以相對貧困的諸多理論為指導，使模型盡量簡潔并能反映變量與相對貧困狀態間的關系，將控制變量作微觀與宏觀層面的區分。微觀層面包括個人的婚姻狀態（Marry）、個人養老保險參與情況（Ei，endowment insurance）、個人醫療保險參與情況（Mi，medical insurance）、健康水平（Heal）。宏觀層面包括低保人口占比（bcla,basic cost of living allowances）、人口數（popu,population），第三產業占GDP比重(3gdp)。

4）中介變量

教育（Edu，education）以個人完成的最高學歷表示，根據學歷不同由低到高進行賦值。醫療（Mt，medical treatment）以個人對看病點條件滿意度和對看病點醫療水平評價表示，數值從1 到5，評價逐級增強，再將兩者取值加總，其中“就醫條件”指醫、藥、就診、住院等條件，也包括求醫的路程遠近、交通便利程度。就業（Job）以個體工作狀態表示，若有工作則將就業狀態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上述變量中微觀層面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宏觀層面的數據則來自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與《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其中CFPS 數 據 共 包 括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2020 年五期，樣本涵蓋了全國3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區），相應地其他變量的年份選取相同的5 年，形成混合截面數據?；旌辖孛鏀祿膬烖c在于在不同年份收錄了不同個體的經濟情況，且樣本量大，更真實客觀地反映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個體相對貧困的影響。具體的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基準回歸與內生性處理

運用二值選擇模型中的Logit 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梢钥闯鰯底纸洕l展水平與個體相對貧困狀態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分別逐次加入微觀與宏觀控制變量后，該負向關系仍然顯著。只考慮微觀層面上地區發展水平對個體相對貧困狀態的影響時系數最大，說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有效緩解個體的相對貧困問題，假說一得以驗證。其中，養老保險與健康狀況對相對貧困的顯著負向影響正切合了阿馬蒂亞·森所強調的非物質因素對相對貧困的影響，進而為后面數字經濟通過提升醫療水平來緩解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打下鋪墊。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反映了一個地區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第三產業占比越大越能有效緩解個體相對貧困，而數字經濟的發展又可以進一步提高第三產業的占比，形成良性循環。

表3 基準回歸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但顯然各省域數字發展水平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又影響到個體的收入、消費、生活成本等進而影響個體的相對貧困狀態。模型的設立難以避免遺漏變量的存在，無法避免遺漏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產生相關性，這便是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用ivprobit方法進行內生性處理,借鑒黃群慧、余泳澤等（2019）用各個省域1984 年郵電業務總量與前一年互聯網用戶數的乘積作為工具變量的方法[34］，用各個省域1984 年郵電業務總量與前一年該省域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乘積作為工具變量。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被國家統計局描述為“電信主要通信能力”，既能反映同時服務用戶的最大數量，也能反映一定的數字經濟的基建水平。同時本文借鑒Zhu 等(2020)的研究方法[35］，采用Roodman 所提出的條件混合過程CMP 對內生性問題作補充處理。CMP（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條件混合過程）運用充分信息最大似然（FIML）估計方法進行兩階段估計，克服了樣本自選擇、遺漏變量及反向因果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從而提升了估計結果的穩健性?？紤]到宏觀變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在做CMP 檢驗時只考慮微觀控制變量，運算后atanhrho_12參數在1%水平為0.257，表明CMP方法比ivprobit方法更有效。處理結果如表3所示，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數字經濟仍能顯著化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

3.2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上述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三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

1）改變估計方法

Logit 函數和Probit 的函數幾乎重疊，只是在計算方面Logit 較Probit 更容易計算，替換為Probit 模型后進行估計。

2）變換被解釋變量

將被解釋變量變為以個人稅后年收入中位數的60%作為相對貧困標準。

3）對樣本進行處理

一方面剔除掉直轄市與樣本量較小的內蒙古、海南、寧夏、青海與新疆五省份，另一方面對樣本進行縮尾與截尾處理。

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模型1 是Probit模型結果，模型2 是用人均收入中位數的60%作相對貧困線的結果，模型3 是剔除了直轄市與五個樣本量較少的地區后的結果，模型4 與模型5 分別是縮尾與截尾處理的結果?？梢钥闯?，使用不同方法進行穩健性分析的結果中，數字經濟系數仍然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對個體的相對貧困狀態的緩解具有較強的穩健性，由此假說一得到驗證。

表4 穩健性檢驗

3.3 異質性檢驗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相對貧困個體的減貧效果在不同的樣本或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做如下異質性檢驗。

1）宏觀層面

以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劃分，這種劃分除了代表通常意義的地理維度外，還普遍代表著經濟發展水平。

2）微觀層面

以個體是否取得大專及以上學歷作區分?；貧w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異質性檢驗

根據回歸結果所示，在宏觀層面，數字經濟對各地區相對貧困個體均具有減貧效應。西部地區回歸結果并不顯著，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部分省份樣本量過少，另一方面由于該區域部分省份享有大量國家補助，對個體的訪問可能存在信息失真現象。在剔除樣本量過少的省份寧夏、青海與新疆后，減貧效應變為在10%水平上顯著。

通過系數可知數字經濟在中部與西部地區對個體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果遠超東部地區，特別是對中部地區效果顯著，這得益于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如此，在未來的數字經濟發展中，縮小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數字鴻溝”可以更大程度地緩解相對貧困，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在微觀層面，可以看出相較于高學歷人群，數字經濟對低學歷人群相對貧困狀態的緩解不但效果更好還更加顯著。一方面可能是數字經濟使得低學歷人群獲得學歷晉升的機會，獲得更高勞動技能，進而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數字經濟帶動了部分簡單勞動的崗位，使得大量勞動者獲得就業崗位。上述兩種可能都為數字經濟緩解個體相對貧困狀態的作用機制提供了佐證。

3.4 作用機制檢驗

表6 中模型1、模型2、模型3 分別為數字經濟對中介變量即教育、醫療、就業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的系數代表數字經濟對各中介變量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模型4、模型5、模型6 分別為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表6 作用機制檢驗

對上述中介效應進行Bootstrap 檢驗，因樣本量較大，選擇抽樣2 000次，將檢驗結果匯總如表7。其中，_bs_1 表示r(ind_eff)，即間接效應；_bs_2 表示r(dir_eff)，即直接效應。教育的中介效應中直接效應為0.188，間接效應為0.041，在1%水平上顯著。數字經濟與教育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互聯網+”教育可以通過提升學歷和技能的途徑來有效緩解個體的相對貧困狀態，在數字經濟緩解個體相對貧困中起著正向的中介效應。醫療的中介效應中直接效應為0.153，間接效應為0.076，在1%水平顯著。數字經濟與醫療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互聯網+”醫療與數字化健康產業可以通過醫療資源的平衡與醫療服務水平的提升，避免個體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可能發生。就業的中介效應中直接效應為0.063，間接效應為0.166，在1%水平上顯著。數字經濟與就業的系數均顯著為負，可以看出隨著數字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占比不斷加大，大量就業崗位的提供是最顯著的緩解個體相對貧困狀態的途徑。由此，假說二、三、四得到驗證。

表7 Bootstrap檢驗結果

4 結論及啟示

總體而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化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有著較為顯著的貢獻。本文在結合了馬克思部分理論觀點與眾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利用2012-2020 年的CFPS 數據構建二值選擇模型與多重中介模型，探討基于熵值法得出的省域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微觀個體相對貧困狀態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有效緩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在考慮內生性問題與進行多重穩健性檢驗后減貧效應仍成立。在宏觀層面，中西部地區相較于東部發達地區來說，數字經濟對個體的減貧效果更佳。在微觀層面，數字經濟對學歷較低人群相對貧困問題的緩解作用顯著。機制分析表明教育、醫療與增加就業是數字經濟化解個體相對貧困問題的重要渠道，結合上述異質性分析與作用機制，可以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與布局、規范數字經濟相關制度與數字經濟賦能公共服務等方面得以啟示。

1）加強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統籌規劃數字技術建設布局

持續完善數字經濟基礎建設一方面可以幫助傳統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為各領域各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數字信息基礎；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本身就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就業的中介效應對個體的相對貧困緩解效果顯著，有利于推動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統籌規劃數字技術建設布局可以平衡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間差異，有助于彌合城鄉間、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推動化解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皷|數西算”工程的開展，提升了區域間數據與算力的交互發展，東部地區優質的數字資源與人力資本可以被西部地區跨區域享有，以此拉動西部欠發達地區產業鏈發展，縮小區域間差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域層面的相對貧困現狀。

2）規范數字經濟相關制度，建立適配于數字經濟時代的分配制度

首先要健全與完善數字經濟競爭制度，確保效率與公平，同時加強對大型數字平臺的監管，避免對數字資源的壟斷。其次要規范新型勞資關系。數字經濟會刺激大量靈活就業崗位的產生以增加個體收入，但也模糊了傳統勞資關系，新型勞資關系下對勞動者的保護與對勞動關系的治理是維護數字經濟正常運轉的重要一環。再次是發揮數字經濟龍頭企業的示范性作用，將欠發達區域與相對貧困個體盡可能地納入產業鏈條中，真正地做到“先富帶動后富”，助力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最后要完善市場要素規則，用市場逐步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在考慮數據安全的情況下，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

3）拓寬數字經濟應用場景，賦能公共服務

醫療、教育等非物質因素作為中介要素對相對貧困的緩解作用顯著?？衫么髷祿操Y源的供需狀況進行整合分析，平衡教育、醫療、公眾文體娛樂資源的供給，依靠數據分析精準優化民生與社保領域的資源配置，促進優質公共服務資源的共享，同時運用數字化平臺對公共服務進行監管和評價。此外還要拓寬數字經濟的應用場景，發力數字醫療、在線教育、智慧養老等領域，緩解成本過高和資源難共享的醫療問題，實現人人可學、處處可學、時時可學的教育新境地，構建智慧養老平臺建設，讓老年群體老有所依。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篩查并及時發現與預警貧困個體因重病、教育等可能導致的支出型貧困，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提高扶貧資源的使用效率，推動扶貧領域的科學決策，構建長效扶貧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