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研究

郭金海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1980年10月6—11日,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1]。會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四招待所,主會場主席臺后上方掛有“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的橫幅。這次會議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是中國科技史界規?？涨暗氖?。它的召開意味著“文革”后中國綜合性科技史學術交流活動的恢復(1)本文所述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是中國第二次全國綜合性科技史會議。中國首次全國科技史會議為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于1956年7月9—12日由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在北京組織召開。,標志著全國性科技史學會——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成立。由于這一活動的恢復直接關系中國科技史事業的發展,該學會的成立在中國科技史建制化進程中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因此這次會議值得深入研究。其研究價值不僅在于能夠理清這次會議的具體過程,也在于它的召開有著多重的社會背景,通過研究,能夠從一個側面揭示中國科技史建制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目前,學界一般稱這次會議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作為重要親歷者,席澤宗于2000年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20周年之際,回顧了該學會成立大會的情況[2]。此后,他又憶述了這次會議的舉行背景、籌備經過、學會理事選舉、理事長人選確定,以及學術交流的一些細節[3]。這些對了解這次會議有重要價值。但席澤宗關于這次會議的召開背景、籌備和召開過程的憶述較為簡略。郭金彬和王渝生[4]、韓健平和李斌[5]、詹志華[6]、張柏春和李明洋[7]均有成果涉及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但相關內容都是簡短的概括性介紹。丁婉蓉在深入挖掘檔案的基礎上,對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成立過程做了研究,取得重要成果[8],但她未關注到李昌對這次會議的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做的會議前期籌備工作、該學會首屆理事產生的具體過程等重要史實。因此,關于這次會議的研究,迄今尚有明顯的不足。鑒于此,本文基于檔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通訊》第1號(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成立大會專號),輔以親歷者的回憶、訪談和前人研究,聚焦會議的召開背景、會議的醞釀與籌備、會議的經過與主要成果,對之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

1 背景:中國政治變革、科技政策和規劃及關鍵人物的影響

中國科技史事業起步于20世紀10年代。由于沒有相應機構,科技史領域唯一的學術社團——中華醫史學會,1937年成立后僅組織少量醫學史研究工作[9],至1950年,中國科技史事業還基本處于無組織狀態。1951年,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醫史研究室成立[10],這種狀態被打破。此后,中國科技史的建制化得到推進。中國科學院于1954年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成立自然科學史組,1957年,以該組為基礎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簡稱“科學史室”)[11]。195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南京農學院領導的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成立[12]。1956年,原屬中央水利試驗處的整理水利文獻室擴建為北京水利水電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13]。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以科學史室為代表的科學史機構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可觀成果,科研隊伍亦得到壯大([11],874-876頁)。這些為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和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會打下重要基礎。

當時國際上美國科學史學會、美國技術史學會已相繼于1924年和1958年成立。英國和日本都已于1947年成立了全國性科學史學會。在國內,科技社團也已成為我國科技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會已是大勢所趨。但“文革”爆發后,中國科技事業遭到全面破壞,全國科學史機構都被迫停止所有業務。

1975年,全國政治形勢有所好轉。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決定下,科學史室擴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簡稱“科學史所”)[14]。中國科技史事業開始復蘇。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黨和國家機構轉入正常運行,教育、科技、文化工作重新走向正軌。1977年5月12日,即將復出的鄧小平約見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方毅和李昌時指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為此,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聶榮臻主持制訂科技發展規劃是成功的,今后還是要搞規劃。7月16日鄧小平正式復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15]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科學、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需要有一個機構,統一規劃,統一調度,統一安排,統一指導協作。重建國家科委,這個意見我個人比較贊成?！盵16]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決定》[17],重新建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同日發布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提出大會的任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貫徹執行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深入揭批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交流經驗,制定規劃,表揚先進,特別要表揚有發明創造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和工農兵群眾,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全體科學技術工作者,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要求“要抓緊制訂科學技術規劃”,“規劃要有重點,要有三年、八年的具體安排和二十三年的大體設想”,提出“科學技術協會和各種專門學會要積極開展工作”。[18]

9月24日至10月31日,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19]。來自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中央有關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科技部門共220個單位的1200余位代表制訂了《全國基礎科學規劃綱要(草稿)》[20]。該綱要(草稿)于1978年1月形成由中央批準,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下達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簡稱“《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度珖A科學發展規劃綱要》提出14個重大項目和63個重點研究項目,“自然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是第14項重大項目。[21]關于此項目,該規劃要求抓緊進行對中國古代和近代自然科學史的研究,寫出完整的、多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著作,強調自然科學史研究應著重于現代,認真總結20世紀以來各個學科、各個時期、各個重大發現、各個著名科學家在認識方法上的經驗教訓,要在3年內對6個基礎學科中的某些帶頭的分支學科與少數重大專題,如信息的本質、系統分析的意義等進行研究,寫出一批論文,在8年內寫出每一基礎學科的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的專著或論文集。([21],50-51頁)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6日,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集中了各部門、各地方科委(局)的領導和專家1 000余人。[22]經多次討論、反復修改,形成《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簡稱《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3],由全國科學大會審議通過[24]?！度珖茖W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108個重點科學技術研究項目,最后一項是“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技術史的研究”。[25]

《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將“自然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列為重大項目,《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將“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列為重點項目,表明國家對發展科技史和自然辯證法事業的重視。同時,《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提出14項具體措施,第5項是“積極開展科協和專門學會的活動”,其中規定“要普遍恢復和建立各級科協和各種專門學會”。([25],83頁)這表明國家對專門學會恢復和開展活動,建立新的專門學會的要求。

1978年3月18—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除審議通過《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外,大會還提出“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戰略決策,確立“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明確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工人階段的一部分。([24],37-56頁)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大會上發出“一定要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號召[26]。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昌在大會上提出:“要研究各門科學發展的歷史,總結各門科學技術辯證發展的規律。要開展百家爭鳴,真正做到在自然辯證法的正確指導下,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盵27]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2)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于1980年3月15—23日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也簡稱“中國科協”。代主席周培源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科學技術協會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的講話[28]。這次大會充分調動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也促進了中國科協及其所屬學會的恢復、新學會的成立。

為貫徹全國科學大會精神,盡快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李昌多次指示要大力研究和宣傳近現代科學的發展和現狀,加強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29]?？茖W史所高度重視李昌的指示,承擔了兩個規劃綱要中科技史研究項目的組織實施任務。除繼續開展原來較有基礎的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外,科學史所著手開展世界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并于1978年10月新建了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11],878頁)。

但實施這兩個規劃中的科技史研究項目并達到規定目標的困難較大。一是科學史所研究人員較少,研究基礎薄弱,與《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中的科技史研究項目任務的要求很不適應[27]。二是中國與國際上科技史研究的差距很大,難以達到《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設定的目標。按照《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規定,20世紀內,“大部分科學技術領域接近、部分領域趕上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某些領域居于領先地位?！?[25],69頁)當時科技史在國際上已迅速發展成為一門受到相當重視的學科,美國、英國、日本等已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術團體,且各有十幾種科學史刊物。蘇聯副博士水平以上的科學史研究人員約300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僅1977年就培養科技史專業大學生305人,日本研究中國科技史的人數比中國全部科技史研究人員還多。中國不僅研究機構不夠健全,研究隊伍人數太少、水平不高、缺乏后備力量,而且研究面較窄,對世界范圍內各有關學科發展史,尤其近現代科技史研究還沒有系統展開。[27]在這種情況下,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與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會來推動研究工作是重要手段。

科技史與自然辯證法關系密切,《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第108項重點項目“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技術史研究”將它們合為一個研究項目。全國科學大會前,作為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的一部分,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于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6日召開,制訂了《1978—1985年自然辯證法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30,31]由科學史所組織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制訂相應的科技史發展規劃,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會,也勢在必行。

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戰略決策[32],堅決地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舉起了改革開放的旗幟。[33]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32],12頁)會后,廣大民眾逐漸擺脫“左”的思想束縛,社會參與意識顯著提高,全國上下出現思想活躍,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氣象([33],2頁)。這為社團的建立和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促進了一批專門學會的成立(3)1978年科學大會結束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新增全國性科技社團9—10個。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至1980年3月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會前,新增全國性科技社團25個。[34]。這樣的社會條件和專門學會成立潮,為科學史所組織成立全國性科技史學會注入了新動力。

2 醞釀與籌備:從提出計劃到聯合所外力量

1977年11月21日或稍早,即中央發布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后,科學史所業務管理干部黃煒已提出召開第二次科學史大會的計劃,得到該所負責人段伯宇的肯定[35]。至遲于11月28日,黃煒在起草的《1978年科研計劃(草案)說明》中明確提出“召開第二次全國科學史大會”,在會上成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計劃:

我所在英明領袖華主席對科學技術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通知的精神的鼓舞下,在1977年工作的基礎上制訂了1978年科研計劃(要點)……召開第二次全國科學史大會。1954年(4)應為1956年。開了全國科學史大會以來,已有二十多年沒有開過。我們擬于明年召開一次具有一定規模的全國科學史大會(初步估計會議人數250—300人)。大會的目的是:進一步調動全國科學史工作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協調科學史研究規劃,落實《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的編寫和成立科學技術史學會(開會的報告另報)。[36]

這是“文革”后科學史所關于召開第二次全國科技史會議和成立科技史學會的最早計劃。此后,科學史所于1978年1月9日正式印行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一九七八年工作規劃》中,正式提出“召開第二次科技史大會”,成立“科學史學會”的計劃:“擬在今年下半年召開第二次科技史大會,會議的主要內容:1. 交流研究成果,宣讀論文。2. 落實全國科學大會的任務,協調科學史研究規劃。3. 成立科學史委員會和科學史學會,下設各學科組。前者進行規劃和計劃的協調,對重大研究成果的評議。后者開展各項學術活動。(開會的專題報告另報)?！盵37]這項計劃較黃煒起草的《1978年科研計劃(草案)說明》中的“召開第二次全國科學史大會”計劃有所擴充。擴充的主要內容是成立科學史委員會,進行規劃和計劃的協調,對重大研究成果的評議。

全國科學大會后,科學史所于1978年5月5日請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黨組成員劉春向中國科學院黨組轉交關于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初步設想的報告,說明了召開會議的原因和目的:

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英明領袖華主席向我們發出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號召,會議通過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已把自然科學史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列為重點項目之一。自然辯證法在科學大會之前已經召開了全國會議并制訂研究規劃,但科學史由于各種原因,還沒有相應的制定規劃。因此急需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技術史的會議,討論和制訂1978—1985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規劃,以便有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分工協作,迅速把科學技術史搞上去,以適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38]

這表明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對科學史所計劃召開這次會議產生重要影響。報告在初步設想上提出全國科技史會議有3項主要內容:“(1)討論《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規劃綱要》(見附件);(2)學術交流,宣讀論文;(3)成立自然科學技術史學會?！眻蟾娼ㄗh會議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于1978年8月在北京聯合召開,會期10天,由科學史所籌備,會議總人數250至300人,經費4.5萬元。[38]報告中沒有關于成立科學史委員會的內容,說明成立該委員會的計劃已取消。筆者未見報告述及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規劃綱要》,但查閱到1978年科學史所制訂的《1978—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后者不是前者,就是前者的某一版本。后者分“前言”、“三年計劃和八年奮斗目標”、“主要措施”3部分?！叭暧媱澓桶四陫^斗目標”從“理論研究”、“世界科學史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方面列出8年內的主要項目,包括3年內編寫《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發展簡史》、8年內編寫《世界科技簡史》,編寫美國、蘇聯、日本、英國、法國、德國6個國家的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3年內完成《中國科技簡史》,編寫一套《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等?！爸饕胧庇?項,在第1項“統一規劃,加強領導”中提出“成立全國自然科學技術史學會,吸收科學技術史工作者及愛好者為會員,有條件的地區可以成立分會,開展科學技術史方面的學術活動”。[27]這與《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第5項措施“積極開展科協和專門學會的活動”相呼應。

為開好全國科技史會議,落實規劃綱要的各項任務,科學史所組織人員于1978年6月20日至7月20日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蕪湖、昆明、成都、廣州、武漢等地,征求關于《1978—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的意見,調查當地科技史研究情況和力量。黃煒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組織人員之一(5)據2022年1月10日朱冰致郭金海微信。。到訪的單位主要有34個,包括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杭州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安徽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四川大學、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四川民族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生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云南大學、云南省歷史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云南省動物研究所、云南省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學院、華南農學院、廣州植物研究所、廣州植物園、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學院、華中工學院、武漢水利學院、武漢地質學院、湖北省地質局、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等?？茖W史所的人員與這些單位的自然辯證法組、理科各系以及歷史系、考古系的教師和科研人員舉行座談會25次,向老專家、科學史工作者等征求意見約20次。[39]被征求意見者普遍認為,“把科學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項目很有必要,科學史可以提供歷史借鑒,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目前科學史研究還沒有得到廣泛重視,力量弱而且分散,所以搞一個全國規劃很有必要”。他們對《1978—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的各部分都提出了意見。關于“主要措施”,參加座談會的高校教師提出不少寶貴意見,強調規劃要面向全國組織力量,在培養隊伍,解決圖書資料方面,要求科學史所多承擔一些義務。也有人建議加強專業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的聯系,希望采取一定的組織形式,如學會或研究會。[39]

然而,科學史所于1978年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的計劃并未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社會條件更有利于社團的建立和發展,1979年科學史所重啟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由所長倉孝和與副所長李佩珊主持[40]。1979年11月22日,科學史所向中國科學院做出關于計劃1980年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的報告。報告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召開一個全國性的科學史會議,進行學術交流,推動國內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已經是所內外有關科學工作者的一致要求”。報告提出,“我們打算在明年召開一個全國科學史學術會議,以便交流成果,檢閱國內這方面的學術力量”。根據報告,這次會議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進行學術報告,包括古今中外,理工農醫各方面科學史研究報告”;二是“成立科學史學會”。會議正式代表150人,工作人員10人左右。為了方便高等學校教師參加,會議擬于1980年七八月召開,會期7至10天,經費3萬元。報告還說明這次會議的另一個目的:“在這次學術報告會的基礎上,選擇水平較高的學術報告參加1981年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第十六屆國際科學史會議?！盵38]

與此前于1978年召開全國科技史會議的設想不同,該報告未將討論《1978—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規劃綱要》作為會議內容。這與1980年會議召開時距該規劃綱要開始實施時間已逾兩年有重要關系。該報告獲中國科學院黨組批準后,科學史所于1980年1月10日向中國科協做出關于成立“自然科學史學會”的請示,其中寫道:

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近年來日益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國際上,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已經開過十五次,有關科學史期刊已達八十余種。我國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也較重視。自1954年以來,在老一輩科學家的帶動下,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成績,也有一定數量的研究隊伍。粉碎“四人幫”以后,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也強調自然科學史研究的重要性,把它列為全國科學規劃第108項重點項目和全國基礎學科發展規劃綱要的第14項重點。目前,我所在抓緊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同時,又大力開展對世界近現代自然科學史的研究。除我所以外,中國農業科學院、中醫研究院,以及有關大專院校等都有一些同志在進行自然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從事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的人已是一支不小的隊伍。

目前,我國學術界,各學科的專門學會紛紛成立。對組織隊伍,推動科學研究,進行學術交流,起了積極的(6)原文誤為“地”。促進作用。因此,我們也打算在今年七、八月間召開一個全國性的,包括中外古今,理工農醫各科的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把自然科學史學會成立起來。中國科學院黨組已經批準我們召開這個會議。目前我所已經成立一個對這個會的籌備小組。還打算在這個籌備小組的基礎上,約請一些所內外研究和教學人員專門成立一個有關自然科學史學會籌備小組,磋商有關成立學會問題。[41]

這份請示表明,科學史所請示成立“自然科學史學會”受到《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和《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分別將科技史研究列入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的重要影響,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出現的專門學會成立潮直接相關。為召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科學史所已成立一個籌備小組。

1980年3月15—23日,中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3月22日大會通過試行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自然科學專門學會組織通則》,其中第4條規定:“凡有利于學科的發展并符合以下條件成立的學會,即:按學科劃分,有一定數量專門從事本學科工作、符合會員條件的科技隊伍;具有跨行業、跨部門的特點;能獨立開展學術活動,可申請加入中國科協,由中國科協常務委員會批準?！盵42]科學史所申請成立的“自然科學史學會”正符合這些條件。9月12日,中國科協發布《關于同意成立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等幾個學會的通知》,正式同意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43]。

此前,科學史所在得知中國科協已基本同意關于成立“自然科學史學會”的請示的情況下,于1980年3月10日對會議籌備工作做出進一步安排:

(1)所內研究人員每人爭取提出一篇具有一定水平的論文在會上報告;(2)最近審好確定參加會議名單,及早發出通知;(3)成立學會籌備小組,適當吸收所外同志參加,擬定會章,協商學會理事會人選等;(4)所內要準備好在會上的報告,講科學史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科學史研究規劃的設想、本次會議的任務和要求。同時,還需請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在會上作報告;(5)會前安排好一切后勤工作和開會的會務工作。[44]

除發布通知、成立籌備小組、安排后勤和會務工作等常規性籌備工作外,科學史所對所內研究人員有明確要求,即每人爭取提出一篇具有一定水平的論文在會上報告,為會議論文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在這一安排下,1980年3月,科學史所抽調黃煒、趙繼柱、李家明、周嘉華、徐進、朱冰負責大會籌備工作,會議期間他們又承擔了會務工作。周嘉華負責大會資料工作,趙繼柱主持會議接待工作。所內不少研究人員除了準備會議論文外,也配合籌備組做了大量工作。[45]科學史所所長倉孝和準備作會議主旨報告,1980年3月底或4月初,讓助理研究員林文照集中精力研究中國科技史研究的發展狀況,以為其主旨報告做準備。為完成該任務,林文照加班加點,于7月初寫出一篇約3萬字的論文。7月中旬,倉孝和組織召開科學史所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該文。但由于內容不能全部納入主旨報告,并缺乏主旨報告的一些必要內容,該文尚不完備。會后經黃煒動員,林文照以該文為底本,經與倉孝和幾次交換意見、進行修改,完成了主旨報告。(7)2023年1月8日,林文照致郭金海微信。

至遲于1980年7月26日,科學史所聯合所外力量,組織了“科學史學會籌備會”。[45]據丁婉蓉研究,該籌備會委員共16人:倉孝和、王振鐸、許良英、李佩珊、李經緯、嚴敦杰、楊根、單士元、袁運開、柯俊、范岱年、趙中立、錢臨照、黃煒、程之范、潘永祥。([8],25-26頁)其中,科學史所5人,即倉孝和、李佩珊、嚴敦杰、黃煒、許良英,為該所主要領導和科研骨干;其余11人均為所外有一定學術聲望的學者,大都擔任學術領導職務。錢臨照時為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他本是職業物理學家,但對科技史感興趣,36歲就寫出《釋墨經中光學力學諸條》[46],并對李約瑟產生了影響?！拔母铩焙?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學史領域,成為中國科技史事業的帶頭人。他對會議的籌備工作做了具體指導。席澤宗對此回憶說:“這次會議從籌備開始,即是在錢老的具體指導下進行的?！盵47]

1980年8月5日,“科學史學會籌備會”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第一次籌備會,此后相繼于9月13日和10月5日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籌備會。該籌備會所做的主要工作有擬訂學會章程、理事會名單,討論主席團名單和《開展科學史研究工作(1981—1990年)的初步意見》(8)原標題為《開展科學史研究工作(1981—1990)年的初步意見)》,誤將“年”寫在括號外。,修改、通過倉孝和在大會上的報告《團結起來,積極開展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8],25-26頁),以及會議代表產生方法、會議地點、日程等[40]?！翱茖W史學會籌備會”確定的主席團成員共27人,主席為錢臨照[1],名單如表1。

表1 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主席團名單(以姓氏筆畫為序)

從這27人的單位、職務和相關背景看,主席團開放性較強,具有學術權威性。其中,7人來自科學史所,其他20人來自不同單位。倉孝和雖然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但對西方科學史具有一定造詣。除段伯宇、黃煒、杜大公等專職領導干部外,其他成員大都是學術資歷較深的專家。

按照日程(表2),這次會議是1980年10月5日報到、召開預備會,10月6—11日正式開會。在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部分,共有兩天半時間宣讀論文。其他時間召開學會成立大會和進行其他議程?？茖W史所“為了開好這次大會,活躍代表們的思想”[48],安排參會人員參觀了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豐澤園(9)2023年9月15日,李兆華致郭金海微信;2023年9月29日,林文照致郭金海微信?？茖W史安排的參觀時間是1980年10月11日下午。。

表2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日程安排表

3 從開幕式到論文宣讀活動

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召開時(圖1、圖2),已與1956年7月召開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間隔24年,其間未召開過全國綜合性科技史會議,僅在“文革”結束前后召開過幾次科技史?？茣h?？茖W史所召開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的通知發布后,報名踴躍。中國史學會執行主席周谷城發來賀信。出席會議的有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哲學、史學、文博、圖書、刊物、新聞等150多個單位的270多位專職和非專職的科技史工作者。與會者有白發蒼蒼、年過八旬的前輩,更有大批年富力強、生氣勃勃的中青年工作者。[1]中青年工作者中有些是科學史所和一些高校的科技史在讀研究生,如科學史所劉鈍、王渝生,內蒙古師范大學數學系李兆華、羅見今等。出席人數約是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出席人數的2.25倍(10)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出席人數為120人。。

圖1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主會場

圖2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主會場主席臺一角

3.1 會議開幕式與倉孝和的主旨報告

1980年10月6日上午,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開幕式舉行,由科學史所副所長嚴敦杰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參加了10月6日上午的會議,并在當天日記中記載道:

上午赴所,旋赴金魚胡同總參招待所,參加中國自然科學史學術討論會及成立學會的大會。由嚴敦杰同志主持,宣布開幕。中科院錢三強副院長,科協茅以升副主席前后致辭,倉孝和秘書長講話。到會的有張含英、王振鐸、袁翰青、陸學善、席澤宗等同志,共200來人。[49]

除錢三強、茅以升致辭外,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昌,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大會主席團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錢臨照先后在會議期間做了講話,強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號召科技史工作者解放思想,認真總結國內外科技發展經驗,為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1]張含英、王振鐸、袁翰青都是中國科學院原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委員。陸學善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顧問,十分關心科學史研究[50]。到會的還有北京史學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白壽彝[1],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對數學史研究頗有建樹的數學家吳文俊。

在開幕式上或之后,倉孝和作了題為《團結起來,積極開展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的會議主旨報告(圖3)。報告回顧了20世紀初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中國的科技史研究發展歷程,介紹了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工作進展,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與國際上科技史研究的差距,提出了今后如何加強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建議。建議包括“大力加強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著重開展世界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開展科技史理論問題研究,以及科技史研究工作應在社會上發揮較大的作用。最后,報告強調:

我們今天在全國億萬人民奮發圖強大搞四化的新形勢下開這個會,這在我國科學史研究工作的歷史上將是十分有意義的。我們將要討論近期的研究成果,交流彼此之間的思想和看法,特別是我們要在這個會上成立我們自然科學史工作者自己的組織——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它的成立,將給我們科學史工作者提供較為有利的學術活動的條件,加強學術交流,增進我們的團結,促進我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將向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光榮的任務,而這些要求和任務將是我國自然科學史工作迅速發展的有利條件。我們應當進一步團結起來,更加深入、更加廣泛、更加積極地開展自然科學史的研究,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51]

這段話說明了這次會議的召開意義、主要內容,以及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的裨益,指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將為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工作提供有利條件,結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向科技史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報告散發著濃郁的時代氣息。

圖3 倉孝和的會議主旨報告《團結起來,積極開展自然科學史研究工作》及其底本(左為林文照起草的底本,局部)

3.2 論文宣讀活動

宣讀論文是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以分組和大會宣讀論文兩種形式進行。分組宣讀論文活動于1980年10月6日下午、10月7日、10月8日上午分如下10個專業組同時進行:數學史組(圖4)、天文學史組、物理學史組、化學史組、地理學史組,生物、醫史組(11)“生物、醫史組”亦稱“生物、醫史一組”。,生物、農史組(12)“生物、農史組”亦稱“生物史、農史二組”。、工藝技術史一組、工藝技術史二組、綜合組[52]。這次會議共收到論文226篇[53]。會前,這些論文大都經過了審閱([8],28-29頁)。在會議上,約有159人宣讀了約196篇論文(含大會論文)(13)論文宣讀人數和篇數都是約數,原因有二:一是無法斷定何紹庚是否參會和宣讀論文;二是物理學史組、工藝技術史二組,各有以單位名義參會宣讀論文的情況,無法斷定各單位宣讀論文人數。。每位宣讀人各歸屬一或兩個專業組(14)李迪、沈康身、席澤宗、戈革、楊根、王錦光、朱晟、汪子春均分屬兩個專業組。(圖5),各組宣讀人名單和宣讀論文篇數,如表3(15)各專業組均設召集人和聯絡員。除綜合組外,聯絡員由宣讀人擔任。因史料所限,表中未列工藝技術史二組召集人和聯絡員,未列生物、醫史組召集人。。大會宣讀論文活動于10月9日上午進行,由嚴敦杰宣讀《歷史自然科學與自然科學歷史》,許良英宣讀《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探討》。(16)梅榮照藏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日程表,現由郭金海收存。

圖4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數學史工作者與其他部分與會者合影(前第一排右起沈康身、趙中立、嚴敦杰、吳文俊、孫克定、白尚恕、杜石然、梁宗巨;第二排右2至右5蘇小明、袁小明、李文林、梅榮照,右7至右9袁向東、李兆華、傅祚華;第三排右起李天生、王渝生、郭書春、李迪、李繼閔、胡作玄、劉鈍、羅見今)

圖5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日程(局部)

表3 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專業組論文宣讀人名單(以報告先后為序)和宣讀論文篇數

表3中共列160位宣讀人,其中40人來自科學史所,占25%。其他120人大都來自不同單位,少數人屬于2人來自同一單位的情況,如數學史組李文林、袁向東來自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天文學史組盧央、宣煥燦來自南京大學天文系,生物、醫史組的方心芳、程光勝來自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沒有超過2人來自同一單位的情況。這反映出當時中國的科技史研究以科學史所為中心,在全國多個單位分散進行的特點。宣讀人大都各宣讀1篇論文,部分人宣讀了2篇論文,沈康身、胡道靜各宣讀了3篇論文,李迪宣讀了7篇論文(17)梅榮照藏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日程表,現由郭金海收存。,展現了他們良好的科研狀態。從各專業組宣讀論文人數和篇數看,綜合組最多,由21人宣讀了24篇論文。

會議上宣讀的論文多數是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成果,涉及數學史、天文學史、物理學史、化學史、地學史、生物學史、醫學史、農學史、建筑史、冶金史、紡織史、交通史、水利史、橋梁史及科學思想史等方面,論題十分廣泛。對于這些論文,時人評價說:

有一部分有較高的水平。在金屬學史、化學史、天文學史等方面討論了一些新的較重大的發現,數學史、地學史、農學史等方面的論文中也有對前人研究的糾正和發展。其他許多學科中也有不少新的成果。([1],2頁)

圖6 郭書春提交給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的《劉徽的極限理論》油印本(局部)

不知這一評價是否客觀,但可以確定其中不乏重要的新成果,如席澤宗在天文學史組宣讀的論文《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對木衛的發現》、郭書春在數學史組宣讀的論文《劉徽的極限理論》、丘亮輝在工藝技術史一組宣讀的論文《我國早期銅器的初步研究》。席澤宗此文提出戰國時期天文學家甘德于公元前364年用肉眼發現了木星的衛星,1981年發表于《天體物理學報》[54]。錢臨照聽完席澤宗的報告說:“這件事很重要,是個新發現;但你只是文字考證,不能令人絕對信服。我建議,你組織青少年,到北京郊區做觀測;如能成功,就有了強有力的說服力?！焙髞硐瘽勺诤屯聞⒔鹨室詫嵺`證明,木星的4個伽利略衛星不用望遠鏡都能看到,木衛三尤其容易,甘德的記錄是真實的。這一結果發表后,轟動了全世界天文界,日本學士院院士、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藪內清認為這是實驗天文學史的開始。([47],104-105頁)郭書春此文發現劉徽的割圓術是首先將極限方法應用于圓面積公式的證明,提出劉徽創造了證明圓面積公式和錐體體積公式等問題的極限方法的觀點。這是關于《九章算術》和劉徽注研究的一個突破(圖6)。1984年,此文在《科學史集刊》發表[55]。丘亮輝此文通過對我國各地出土的早商以前銅器的研究,提出我國古代開始出現銅器的年代,應該早于齊家文化時期,而且是紅銅、錫青銅、鉛青銅器物同時存在等新觀點。1981年,此文以北京鋼鐵學院冶金史組為署名在《考古學報》發表[56]。

這次會議上宣讀的少數論文是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成果,數量雖少,但代表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引起了與會者的重視([1],2頁)。其中有李迪《第一部中譯本四元數著作——<四元原理>》、汪子春《我國傳播近代植物學知識的第一部著作》、杜石然《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李文林與袁向東《哥廷根的數學傳統(1795—1933)》,戈革《N·玻爾的博士論文》、王祖陶《現代化學發展中的共振論問題》、董光璧《關于愛因斯坦致馬赫的信》、閻康年《古原子論與近代科學的起源》、李佩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生物學革命》、潘承湘《細胞生物學的產生和發展》、陳傳康《二十世紀科學思潮變革與地理學的發展》,以及范岱年《美國科學技術發展歷程的鳥瞰和幾點啟示》等。(18)梅榮照藏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日程表,現由郭金海收存。杜石然宣讀的論文,其他論文中涉及的發揚民主與發展科學的關系、如何吸取國外發展科學技術的經驗等問題,引起與會者的很大興趣([1],2頁)。

這次會議各專業組在討論過程中,“普遍氣氛熱烈,思想活躍,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展開爭鳴,使與會者都有收獲和提高”。([1],2頁)夏鼐在日記中記載了1980年10月8日上午他參加天文學史組會議的情況:“我(《敦煌星圖乙本》)、王振鐸(《西漢漏壺的發現及有關問題》(19)會議日程表中的題目為《西漢計時器銅漏的發現及其有關問題》。)及席澤宗(《伽里略前2000年甘德對木衛的發現》),報告后討論頗熱烈?！?[49],471-472頁)

4 學會成立大會及其他議程

學會成立大會是這次會議最重要的內容。會議制定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章程》,據此發展會員,然后推舉理事,由理事會推舉常務理事,再由常務理事會推舉理事長和副理事長、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程序嚴謹。在推舉理事環節,基本秉持了民主原則。這次會議也討論了今后科技史研究工作等其他議題。

4.1 學會章程的討論和制定

10月10日上午,學會成立大會討論了學會章程。會議通過《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章程》,完成學會章程制定工作。該章程規定了學會的性質和會址、宗旨、主要任務、會員條件和入會手續、會員的權利和義務、學會的組織[57],為學會的運行和發展奠定制度基礎。會前,“科學史學會籌備會”擬訂的學會章程為《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章程》[58]。這兩個章程多有不同之處,如表4。

表4 《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章程》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章程》比較表

比較可知,這次會議經討論修改了多條條款,主要如下:將學會名稱由“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改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在學會宗旨上,增加了“團結廣大科技史工作者”和“發揚學術民主”,這更有利于中國科技史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在學會組織上,增加了理事“連任不得超過三屆”,這為后起之秀進入理事會增加了機會,有利于保持理事會的活力;將理事會下成立若干專業組改為成立若干學科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這更有利于理事會開展活動;在會員權利和義務上,刪除了“會員入會時需交納會費三元,工資每月在百元以上的,自愿增交會費”的規定。至遲于20世紀90年代,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在會章中增加了會員交納會費的規定([2],295頁)。

4.2 從發展會員到成立常務理事會

通過《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章程》后,經自愿申請登記,申請人交納會費1元([2],289頁),主席團審批,這次會議發展了274名會員。主席團對申請者并非來者不拒。有的申請者,因未達到會員條件,未獲批準(20)據2022年1月10日朱冰致郭金海微信。。10月11日,有233名會員無記名投票選舉出49名理事(另為臺灣科學史工作者保留2個名額)([1],3頁)[59],名單如表5。

表5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首屆理事名單(以姓氏筆畫為序)

這49人中,來自科學史所的最多,有15人,占30.6%。這15人中,除倉孝和、黃煒是行政干部外,其他13人都是具有高級職稱的科技史專家。其他34人,來自30個單位,多數具有高級職稱?！拔母铩逼陂g我國技術職稱評定工作中止,1977年開始恢復后,學術機構高級技術職稱名額普遍較少。1980年這次會議召開時,各單位副研究員、副教授一般都已是資深專家、學者,研究員和教授更是如此。在年齡上,這49人平均54.08歲,多數人正當年。

理事選舉之前,會議已制定《關于理事選舉的初步意見》并提出理事候選人名單。該初步意見規定,學會首屆理事45人左右,名額分配應適當照顧3種情況:(1)適當照顧各學科之間的平衡,如考慮各學科本身的規模、研究工作者人數的多少等具體情況;(2)適當照顧各學科史研究比較集中的單位和地區;(3)為臺灣科學史工作者保留名額。同時,該初步意見規定了首屆理事名額分配比例:綜合科學史5人、化學史3人、農學史3人、數學史3人、地學史4人,技術、工藝史8—10人,天文學史3人、生物學史4人、物理學史5人、醫學史3人、臺灣科學史工作者2人;在各學科中適當考慮古代和近現代科學史兩個方面的名額,近現代科學史方面的名額不少于三分之一。該初步意見還規定了首屆理事的產生原則和辦法:

理事選舉應充分發揚民主,先由學科組充分醞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候選人初步名單,由大會秘書處匯總后,交學科組再次討論,提出第二次名單,由主席團討論平衡后提出正式候選人名單,由差額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60]

由首屆理事名單可知,在選舉中理事人選適當照顧了各學科之間的平衡、學科史研究比較集中的單位和地區,但部分學科理事人選并未嚴格遵循上述名額分配比例?；瘜W史、地學史、天文學史理事,均較分配名額多1人,數學史理事5人,較分配名額多2人,生物學史理事3人,較分配名額少1人。

關于這次會議,檔案中有一份首屆理事候選人名單草稿,具名者有44人,另擬由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清華大學各推薦1人,共46人。具名者為席澤宗、李競、張培瑜、杜石然、李迪、梁宗巨、王錦光、許良英、王福山、潘吉星、凌永樂、曹婉如、夏湘蓉、鈕仲勛、徐兆奎、李文渭、李佩珊、周堯、王亞輝、梁家勉、李長年、程之范、李經緯、張馭寰、柯俊、朱新予、楊槱、倉孝和、嚴敦杰、史樹青、龔育之、范岱年、李寶恒、楊沛霆、劉珺珺、趙紅洲、周世德、趙承澤、華覺明、薄樹人、梅榮照、陳美東、戴念祖、錢臨照。名單上還說明:對李迪、凌永樂、李文渭,“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學術水平不高”;鈕仲勛、徐兆奎、周世德、趙承澤、華覺明、薄樹人、梅榮照、陳美東、戴念祖,由“個別同志提出”;夏湘蓉,“應列為更高一級,擔任副理事長”。[59]因為具名者來自多個學科,且有不具名者,這份名單是大會秘書處匯總后的理事候選人名單或第二次名單,并非正式理事候選人名單。這份名單上的張培瑜、梁宗巨、王福山、凌永樂、夏湘蓉、鈕仲勛、徐兆奎、李文渭、王亞輝、梁家勉、柯俊、朱新予、楊槱、史樹青、龔育之、李寶恒、趙紅洲、梅榮照、陳美東、戴念祖最終未能當選。檔案中還有一份“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名單”。該名單與公布的首屆理事名單,有1人不同:前者中的蔣猷龍,在后者中被替換為游修齡。[59,60]這兩人均為農學史專家。這表明在首屆理事選舉中,大會秘書處匯總后的理事候選人名單或第二次名單與會員無記名投票產生的首屆理事名單差別較大,首屆理事名單公布前個別人員有調整。

首屆理事產生后,理事會召開首次會議,選舉產生常務理事15人:倉孝和、丘亮輝、許良英、李少白、李佩珊、楊根、楊直民、嚴敦杰、陳傳康、范岱年、張馭寰、席澤宗、錢臨照、黃煒、程之范[61]。此后,常務理事會召開首次會議,推選錢臨照任理事長,倉孝和、嚴敦杰任副理事長,李佩珊任秘書長,黃煒任副秘書長。[62]會上商定聘請張含英、袁翰青、王振鐸等為名譽理事。([1],3頁)

據席澤宗回憶,理事長原計劃由科學史所所長倉孝和擔任。但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前,許良英等人堅決反對([3],196頁),倉孝和選擇妥協。此后,科學史所請錢臨照當理事長([3],196頁)。常務理事會首次會議前,倉孝和、嚴敦杰、許良英實際同時被醞釀為副理事長人選[60],但許良英最終未能當選。許良英是物理學史家、愛因斯坦著述在中國的主要編譯者和傳播者,1978年入職科學史所[63]。他因為瞧不起研究古代科技史的人等原因,一到科學史所就把研究古代科技史的人得罪了[64]。他未能任此職是否與此有關,也未可知。

4.3 其他議程

除上述內容外,與會者對今后的科技史研究工作還初步交換了意見([1],2頁)。關于這一議題,會議提供了參考資料《開展科學史研究工作(1981—1990年)的初步意見(供參考用)》(簡稱《初步意見》)(圖7)?！冻醪揭庖姟诽岢隽宋磥?0年中國科技史研究工作的規劃,分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世界科學技術史”、“措施”3部分。[65]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部分,《初步意見》提出“揚長補短,繼續加強已有學科,發展薄弱和邊緣學科,填平補齊,并在各學科史的基礎上,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系統綜合研究”的奮斗目標?！冻醪揭庖姟诽岢?項研究工作,包括“對我國各歷史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特點及其對社會所起的作用進行全面的綜合研究,探討一些規律性的問題并進行一定的理論概括,在十年內寫出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繼續深入研究各學科史,十年內各主要學科都寫出一本專史”;“開展中國科學思想史的研究”;“開展兄弟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重點的調查各兄弟民族科技成就,匯編出各兄弟民族的科技史資料”;“開展中外科技交流史的研究”;“開展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的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加強與考古文物單位合作,對考古發掘遺址(科技)及出土文物的研究”;“系統收集和整理中國古代科技史資料”;“積極進行對中國古代科技名著的校釋”。

在“世界科學技術史”部分,《初步意見》提出要求:“補空白,打基礎。根據各單位的具體情況,積極地、重點地開展有特色的專題研究,逐步全面鋪開。爭取十年內在一些重要領域中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薄冻醪揭庖姟诽岢?項研究工作,包括“逐步全面開展近、現代,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各門科學史的研究”;“深入進行科學思想史的研究”;“研究各個主要發達國家(美、蘇、日、英、德、法、意)的科學技術發展史,特別是有關科學技術政策和組織、管理方面的歷史”;“開展有關科學史的綜合性和理論性問題的研究”;“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礎上,為著手編寫多卷本的近、現代科學史或世界科學技術通史作好準備,并爭取在五年內編寫出近、現代科學史綱(或簡史)”;“開展科學史著作的評價和評論工作”;“編譯工作”。

在“措施”部分,《初步意見》提出4項措施,包括“建立科學史資料中心”、“學術交流和普及工作”、“組織建設和干部培養”、“建議科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其他出版社成立科學史編輯室,以加強出版工作”?！皩W術交流和普及工作”中,提出了創辦《科學史學報》和中級科普刊物《科學史》,辦好《科學史集刊》和《科學史譯叢》,舉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會議和專題討論會,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及時開展有關的紀念活動,編寫史實可靠的通俗讀物,攝制科學史和科學家傳記影片,加強中學和大學的科學史教育,增加各科教材中科學史的內容的具體措施。

圖7 《開展科學史研究工作(1981—1990年)的初步意見(供參考用)》(局部)

與會者的討論對這3部分內容均有涉及。討論時,會議強調要把中國古代科技史的工作扎扎實實地搞好,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部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并強調在中國開展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提出要特別注意19世紀以來各門學科的發展史,還要深入研究科學思想史和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史,同時要加強一些綜合性的科技史問題的研究。會議還特別強調要做好中外科技史料的收集工作,尤其是組織老科學家寫回憶錄和記錄、整理老藝人的技藝等工作有極大的緊迫性,強烈要求加強科技史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1],2-3頁)

此外,與會者提出一些重要提案。如要求有關方面盡快修復北京古觀象臺,并把它建設成為一個實驗天文學史的基地;建議1981年秋冬舉行一次紀念我國古代杰出科學家郭守敬誕生750周年和《授時歷》頒行700周年的全國性紀念活動;敦促和支持有關部門對江蘇省鄭和寶船場遺址加以保護等。([1],3頁)

5 結 語

全國自然科學史學術會議及學會成立大會的召開,受到自1976年“文革”結束至1978年中國政治變革、科技政策和規劃,以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昌的影響?！拔母铩焙?中央高度重視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發展科學技術,全國科學大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繼召開,《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綱要》和《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將科技史研究分別列入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李昌重視科技史研究并多次指示要加強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對這次會議的召開都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次會議的召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籌備工作經歷擱置后科學史所聯合所外力量重新籌備而獲得的結晶?？茖W史所早在1977年11月已開始醞釀全國科學史大會,并計劃于1978年召開。1978年1月9日,科學史所正式提出了召開第二次科技史大會,成立科學史學會的計劃。盡管1978年開展了制訂《1978—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史研究規劃綱要》,組織人員到全國多地廣泛征求意見,調查當地科技史研究情況和力量等重要籌備工作,但會議未能如期召開?？茖W史所于1979年11月重啟籌備工作,向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協相繼提交了報告。1980年3月對籌備工作做出進一步安排后,不僅抽調所內人員參加,而且聯合所外力量成立“科學史學會籌備會”,使這項工作得到有效推進。黃煒、倉孝和、李佩珊和錢臨照是籌備工作的關鍵人物。

這次會議恢復了中斷24年的全國綜合性科技史學術交流活動。會議論文中既有論題十分廣泛、不乏重要新成果的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也有代表中國科技史研究一個重要方面的近現代科技史論文,討論環節氣氛熱烈,展現了高質量的學術交流狀態。因為有這樣的學術交流,這次會議使與會者在學術上都有收獲和提高。又因為與會者中有些是在讀科技史研究生,這次會議對于培養科技史后備力量也起到一定作用。

更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遵循嚴謹的程序成立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結束了中國沒有全國性科技史學會的局面,使中國科技史工作者有了學術交流平臺,為日后國內和中國國際科技史交流活動的展開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該學會成立后,其所屬各學科委員會紛紛成立,開展了大量學術活動,促進了科技史各學科與中國科技史事業的發展。同時,該學會對中國1985年重新加入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2],290-294頁)這次會議還以《初步意見》為參考資料,討論了今后的科技史研究工作,在撰寫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等方面達成共識。20世紀80年代末,科學史所正式提出編著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計劃[66],淵源有自?！冻醪揭庖姟诽岢龅膭撧k《科學史學報》的措施意義重大,通過1982年《科學史集刊》更名為《自然科學史研究》得到實現,僅是名稱不同而已。盡管這次會議提出的要特別注意19世紀以來各門學科的發展史與深入研究科學思想史和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史的意見,后來并未有效落實,但對現今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工作仍具有指導意義。

應該說,這次會議是中國科技史事業走向繁榮的重要標志,反映了在中國的政治變革、科技政策和規劃,以及關鍵人物的影響下,1980年中國科技史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轉變,推進了中國科技史的建制化進程,對該事業發展影響深遠,在中國科學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致 謝杜石然、方一兵、郭書春、李林、李兆華、林文照、王渝生、袁向東、張藜、趙繼柱、周嘉華、朱冰諸位先生為筆者撰寫本文提供過幫助。特此致謝!梅榮照先生生前贈送給筆者多件關于這次會議的資料,使筆者受益匪淺,謹以本文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