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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研究:理論內涵、多維特征與突破路向

2024-02-19 11:38于迪揚李榮日
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治理效能多元主體精細化

于迪揚 李榮日

摘 要: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推動體育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更快更精準回應社區居民體育服務訴求,是促進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效能全面提升的關鍵抓手。采用文獻資料和邏輯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系統闡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理論內涵基礎上,針對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多維特征進行深入挖掘與分析,并結合時代發展特征和治理實踐變化針對性地提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突破路向,即搭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運行新機制;延伸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制度新層級;優化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轉型新思路;塑造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主體新關系,旨在為豐富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體系和提升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精細化水平提供理論借鑒與啟示。

關鍵詞: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精細化;多元主體;治理效能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08(2024)01-0036-07

Abstract:Strengthening the micro-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promoting the focus of sports governance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sports services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ly are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breakthrough direction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governance practice, that is, to build a new mechanism for the ope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extend the new level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system; new ideas for optim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cro-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the purpose of shaping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body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enrich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and improving the refinement level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Key words:Urban community sports; Micro-governance; Refinement; Multiple subjec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建立健全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體制機制,推動政府、市場、社會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提高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社會化、數字化和專業化水平,既是推動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也是扎實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基層治理共同體”[1]。由此可見,基層治理既是國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眾感知公共服務質效和溫度的“神經末梢”。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作為一種強調在較小規模治理單元范圍內,以滿足社區居民需求為導向,以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和深度融合為動力,通過協商、調解和監督等方式有效處理和化解各類微事件、微服務和微項目等的持續性過程,是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治理問題正逐步成為當前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領域研究的熱點議題與方向[2-3]。有鑒于此,本研究在系統厘清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內涵要義基礎上,深入探究當前我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多維特征,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實踐路徑,旨在為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研究提供理論指導與有益借鑒。

1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理論內涵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我國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領域極具本土化特色的專業術語,其既具備一般治理的普遍特征,又兼具區別于其他治理模式的獨特屬性。具體而言,城市社區體育作為在基層街道轄區范圍內,以活動空間和基礎設施等為重要基礎,以社區全體居民為參與主體,以提升社區居民身心健康為根本目的,滿足城市社區居民多樣化和個性化體育健身需求,豐富社區居民運動生活體驗而就近組織和開展的區域性群眾體育活動,是建設社區居民精神文明的重要載體和提升社區居民實現健康的重要手段,其除開具備一般社區活動的公益性、草根性和多元性等特征以外,還能夠下沉至社區基層領域覆蓋不同年齡和不同層次的人群,帶動社區基層群體參與體育鍛煉的積極性,為社區居民提供豐富的體育鍛煉空間,提升居民運動健康意識和水平[4]。微治理強調以內生資源為主和外生資源為輔的理念,通過內外部力量驅動社區居民集體行動來實現治理目標和任務,并側重居民社會身份的認同與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并且這種治理模式一般傾向于在較小規模治理單元范圍內開展,以滿足社區居民需求為導向,以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為動力,通過協商、調解和監督等有效途徑處理和化解各類社區微事件、微服務和微項目等,其與社區體育倡導公平開放自由、管理重心下沉和活動根植于民等底層邏輯相吻合,較為契合城市社區體育在微觀領域的具體實踐[5]。

據此,結合社會發展和具體微觀實踐情況,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在較小規模治理單元范圍內,以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體育服務需求為導向,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體育企業、體育社會組織、社區居民體育自治組織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共治力量,通過民主協商和協調合作等方式,共同平等地參與社區體育各項微事件和應對社區體育發展中的各類小微問題,以實現社區體育公共利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精細化能力,提高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可持續性發展過程。

2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多維特征

2.1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自治特征

以社區居民自治喚醒城市社區體育活力,是推動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有效路徑和提升社區居民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的重要舉措。在具體城市社區體育各項基層工作開展實踐過程中,既要善于從細微之處著手,也要側重從源頭和堵點等方面尋求突破,打通社區體育治理梗阻和強化社區居民體育自治。具體而言:

(1)從能力提升方面來看,隨著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城市社區體育治理領域的不斷深入,社區體育建設的重點逐步轉向社區居民體育自治組織建設,作為社區體育微治理的源動力,社區體育居民自治有助于擴大居民有序參與社區體育公共決策與公共事務,提高居民體育活動參與度,實現對于社區體育各項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這不僅是城市社區體育建設發展的重要任務,更是提升社區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舉措[6]。

(2)從權益保障方面來看,有關社區居民體育權益保障主要與廣場舞擾民、運動場地爭奪等類似事件緊密相關,隨之所帶來的群體性沖突和健身利益分化等問題較為復雜多變[7]。面對該類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思想道德予以約束,而應明晰社區鄰里之間的權利界限,明確社區居民體育鍛煉和健身休閑的具體時間、地點和音量等限定,既要保護參與者的權利,也要保護非參與者的權益,營造良好的社區體育氛圍[8]。

(3)從管理模式變革方面來看,現階段依靠政府單一主體處理解決城市社區體育各項基層工作問題已難以為繼,更多需要依靠社會力量發揮共治功能,才能有效彌補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存在的諸多短板。而通過采取項目制治理模式可以有效簡化社區體育基層工作原本科層制治理模式步驟冗雜等問題,促使單一治理主體向多元治理主體轉變,真正實現自下而上的項目推進,可以極大地減少各級各地體育主管部門之間、社會體育團體之間和社區居民個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潛在風險,提升社區體育微治理效能[9]。

2.2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運行特征

促進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高效有序運行離不開相應治理機制的完善與發展。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過程本身就是對原有治理機制的持續完善和各種新治理機制適應發展的過程,通過不斷完善和發展這些治理機制,社區體育多元治理主體才能夠在微治理的基礎單元內發揮各自優勢和形成良性互動。具體而言:

(1)從資源整合方面來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并非單純依靠社區居民自治解決實際問題,而是依靠多元主體之間的優勢互補和資源整合來處理社區體育各種基層問題的共治體制。一般來說,不同治理主體往往具備不同的資源稟賦、治理能力、人員構成和目標追求,這就要求治理決策者在實際治理過程中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匹配策略,通過整合社區黨委、社區居委會、街道辦事處、體育社會組織、體育企業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力量,構建城市社區體育公私合作治理網絡[10]。

(2)從賦權約束方面來看,微治理作為一種特別強調自主性的治理模式,在同一社區內和不同小區或院落間往往會存在多種不同的社區體育微治理方式。對于自主性較強的社區,其往往會形成許多不同運動項目類型的社會體育團體和民間體育組織,這些組織一般是由社區居民自發或基層政權指導下所成立,雖然大都未經政府部門正式賦權,職能定位較為模糊和社會認可度較低,但是組織數量和分布廣度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對于滿足基層社區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體育需求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全民健身等方面具有直接的主導作用[11]。

(3)從集體協商方面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涉及多方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采取集體協商機制可以實現多元主體在參與社區體育微治理過程中的利益相對平衡狀態,有效避免因未能滿足某一治理主體利益訴求而導致的治理決策失敗等問題[12]。

(4)從組織協調方面來看,在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各主體與主體之間由于立場、職能、能力和目標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化,其參與治理往往會以自身利益為先導,盲目追求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容易引發社區體育服務供需失衡、錯配和缺口,難免會產生利益上的沖突與矛盾[13]。通過建立由體育非營利組織成員、社區居委會相關人員和社區體育指導員等組成的體育治理網格員,專門承擔社區居民體育需求信息的收集整合、體育場地設施維修管理、體育利益沖突協調和上級體育政策執行等任務,以及時掌握并滿足網格內部居民實際體育訴求,化解居民體育利益沖突[14]。進而,可以說社區體育微治理多元主體協調機制的構建不僅有助于緩解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推動不同主體之間加強溝通交流和協同合作,還有助于實現政府、市場、社會、社區和居民等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提升社區居民滿意度和社區體育自治意識[15]。

2.3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要素特征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作為迎合國家下沉資源有限和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體育服務需求的實踐模式,其構成要素主要涉及微治理主體、單元、動因和路徑等,不僅能夠有效克服體育行政部門管理缺位和越位等現象,還能夠更為高效合理地釋放社區居民日常體育服務需求壓力、協調多方利益和弱化社區體育潛在治理風險,促進社區體育健康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

(1)從治理主體方面來看,目前國家和政府已不再作為相關治理制度與規則制定的主要來源主體,社會力量和各類社區體育團體的不斷涌入為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結構帶來強勁創造力,并且伴隨著社會分工的多樣化、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和價值形態的豐富化,將逐步分散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權力的賦能主體,助力黨建引領和共同體構建等成為社區體育治理的核心引擎[16]。

(2)從治理單元方面來看,傳統社區體育治理單元主要以地方體育主管部門集中管理和統一調度為主,治理方式較為碎片化,所能觸及的治理層級相對局限,特別是在針對細微的、局部的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問題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例如社區業余賽事肢體沖突、社區空地搭建體育設施糾紛和運動場地搶占糾紛等。而社區體育微治理模式在治理單元上有效彌補了傳統社區體育治理單元側重整體效益和忽視局部效益的結構短板,能夠將原有社區體育治理單元進一步細化至某一樓棟、院落等更加小型的網格單元之中,形成由下而上的微治理行動網絡,有效解決社區體育各類小、急、難問題[17]。

(3)從治理動因方面來看,采取微治理模式可以轉變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的動因,促使原有依據上級體育主管部門支配性行政指令實施各項社區體育措施的治理形式逐步轉變為依據社區體育自治組織內部需求采取相應措施的導向式治理形式。進而,可以說微治理模式不僅能夠更加精準地挖掘出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的核心節點和利益分歧,還能動態識別社區居民不斷變化的體育服務需求和更好引發社區居民的情感共鳴和集體認同[18]。

(4)從治理路徑方面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模式不同于過往各級各地政府體育部門賦權所具備的規范性和指令性,而是依靠社區居民自發形成的各類社會體育團體、自我選拔體育活動組織領導者和制定相關社區體育治理行動準則,以及基于社區居民自身體育服務需求難以滿足時而產生的一種集體性行為[19]。通過社區體育自治組織內部自主賦權,不僅可以改變社區居民體育服務需求的傳遞路線和提升居民自治體育組織內部治理行動的能動性,還能幫助社區居民更為直接地表達自身體育服務訴求,快速進入協商溝通狀態并達成一致認同迅速反饋至上級體育主管部門予以確認,提升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效率[20]。

2.4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顯化特征

社區體育微治理的顯化特征作為反映政府部門、體育企業、體育社會組織、社區體育自治組織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治理目標實現過程的重要體現,是把握社區體育治理重心下沉和構建社區體育微治理共同體的關鍵抓手。具體而言;

(1)從細微化方面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細微化主要體現在治理單元和治理事務兩個方面。從治理單元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相比社區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的治理單元范圍更加細小,主要聚焦于小區、單元樓和院落等單元范圍,通常是為應對社區居委會無法有效解決居民參與社區體育過程中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而自發形成的在較小單元范圍內的治理模式。從治理事務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所需處理的事務通常具備碎片化和復雜性等基本特征,這些事務往往飄忽不定,處理起來費時費力,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需要各級各地政府體育主管部門、體育企業和體育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介入耗費大量精力才能有效處理[21]。

(2)從精細化方面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精細化主要體現在治理方式和治理過程兩個方面。從治理方式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本身較為強調治理方式的精細化,側重加強社區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性,主要依據社區居民的實際體育需求決定供給內容,以最大程度地滿足社區居民的切實需求[22]。從治理過程來看,具體體現在多元主體協調和治理問題處理上。主體協調層面,為促使多元主體之間能夠相互協調和互利合作,建立明確細化的社區體育治理協調機制,有助于社區體育微治理提質增效[23];困境紓解層面,面對各種復雜多變的社區體育公共事務和公共管理問題,建立科學合理的社區體育微治理工作流程和制度規范,有助于提升社區體育發展過程中對于各項復雜問題化解的精細化[24]。

(3)從直接化方面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直接化主要體現在社區體育治理層級和民意表達兩個方面。從治理層級來看,社區體育微治理實質是對原本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層級的充分下沉,原本的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層級主要包括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委會等,而微治理下的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層級主要細化為街區、小區和院落等[25]。從民意表達來看,隨著治理層級和單元的不斷下沉,社區居民的體育訴求和意見表達可以越過社區居委會、社區黨組織和體育協會等多重中介直接被體育行政部門所獲悉[26]。

3 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突破路向

3.1 多元協同:搭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運行新機制

推動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有序高效運行離不開行政力量、社會力量和體系力量的支撐與保障。從理論層面看,隨著政府部門大力實施簡政放權,從國家層面和社會層面來探究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改革,往往忽視或排斥了各級各地體育主管部門在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過程中的功能作用。體育行政組織力量的過度干預治理容易造成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出現“懸浮化”問題,片面指出全面實施去行政化措施,顯然沒有剖析行政化與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從實踐角度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出現實質是由行政化而生,難免不具備一定的行政化色彩,且該治理模式雖然能夠在較小治理單元范圍內通過社區居民自治在處理許多瑣碎和細小社區體育公共事務上相較于行政體制存在不熟的比較優勢,但是礙于其自身資源稟賦和治理能力的有限性,想要完全脫離體育行政部門的干預幾乎不切實際。以深圳鹽田社區模式為例,該社區居委會在實施完全去行政化情形下,出現動員能力不足和資源供給不足等問題,始終無法調動社區居民參與治理的主觀能動性,導致逐漸被邊緣化和空心化。因此,各級各地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運行過程中,體育行政力量與居民體育自治組織力量的內在統一性,加速形成以行政力量為牽引、以居民自治力量為中心和以市場力量為補充的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新格局,助推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政民互動向縱深發展,賦能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提質增效。

3.2 體系完善:延伸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制度新層級

基層治理事關民生幸福,打通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不僅有助于激活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的末梢神經,還能夠有效紓解城市社區居民體育服務急難愁盼問題。然而,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作為一種在國家法定最低層級治理單元以下開展的治理實踐,其本身具備非正式性。而當前許多治理決策者更多關注的是社區體育治理相關政策及措施能否在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和社區黨委等一級治理單元有效落地和落實,普遍認為這些治理單元是城市社區體育治理的最基層治理單元,社區體育相關政策及措施能夠被切實落實到這些治理單元即算完成任務。但是于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而言,作為非正式性的底層治理實踐,其難以脫離社區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等組織機構的制度支持,單獨依靠自身力量難以解決社區居民所存在的各種復雜問題,容易造成社區體育微治理出現無人問津和越忙越亂等現象,導致社區體育資源浪費和治理無效率。據此,在應對解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各類公共事務和公共管理等問題時,應更為注重城市社區體育相關政策及措施向更深層級和范圍不斷延伸,無論是針對正式性的社區體育治理實踐,還是非正式性的社區體育治理實踐,都應側重制度保障并在基層體育行政力量理順社區體育相關治理主體權力關系和職能定位條件下,加強各級各地體育主管部門與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層面問題的動態對接與精準適配。

3.3 數智融合:優化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轉型新思路

微治理作為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體系下沉和精細化的有效治理模式,既需要在理論體系方面不斷優化完善,也需要在具體實踐中把握數字技術先發優勢,大力推進治理轉型升級。但是從理論體系方面來看,過往研究主要聚焦于運用多中心治理和跨部門合作治理等理論對我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展開深入剖析,但是卻忽視了我國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具體實踐與本土特點,多采用國外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套用研究內容,導致研究內容較為牽強,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欠佳。例如:多中心治理理論最早起源于美國,側重將相互制約且具有一定獨立性的規則的制定和執行權分配給無數的數量眾多的管轄單位,所有公共治理主體的官方地位都是有限但獨立的,沒有任何團體或個人作為最終的和全能的權威凌駕于法律之上。但是這種多中心顯然與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所強調的多元主體共治關系并不緊密,多主體不能等同于多中心,且不同治理主體均能夠以自身作為中心形成不同的關系行動網絡。因此,在后續研究過程中,要重視理論體系構建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不能隨意嵌套使用,而應結合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的本土實踐和目標要求,構建極具中國特色和區域本土化特征的社區體育微治理理論體系。在具體治理實踐方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更應積極響應和順勢而為,緊密圍繞微平臺重點突破,借助數字技術優勢加快社區居民體育服務信息系統建設,實現對社區居民體育需求信息的精準感知、精準聚類和精準測量和精準監測,以充分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個性化和多元化的體育服務需求,大力提升社區體育微治理的精細化、數字化和專業化水平[27]。

3.4 創新實踐:塑造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主體新關系

形成多元主體參與城市社區體育公共服務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一直是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領域的熱點議題之一,其側重強調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街道辦事處、體育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在體育行政部門主導下實現人人參與、人人盡力和人人享有的社區體育治理目標。在此過程中,我們往往會將這些治理主體視作擁有同等地位的社區體育治理參與者,但卻極大地忽略了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職能關系、責任關系和地位高低。特別是對于許多體育社會力量而言,在此方面的治理關系較為模糊,缺乏明確的權責邊界,容易混為一談。以項目制形式開展的社區體育治理實踐為例,無論是理論派,還是實踐派,社會各界雖然都已意識到厘清相關社區體育治理任務主體責任邊界對于提升治理整體質量和效能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具體社區體育基層治理工作落實方面始終停滯不前,即便在社區體育相關政策文件中有所標注涉及的具體責任單位,但是仍未明晰這些治理主體的具體角色定位和任務分工,導致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存在何種合作關系、支配或被支配關系以及利益沖突關系模糊不清,極易造成機會主義和責任推脫等現象,大幅降低社區體育相關政策執行的實施效果和協同效應。進而,在大力推進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進程中,不能過分強調通過去行政化或單獨依靠體育社會自治力量進行盲目治理,而應在厘清多元主體聯結關系基礎上,根據不同主體功能定位和分工領域確定治理權責范圍,形成社區體育微治理合力,為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精細化水平提升提供中堅力量。

4 結 語

大力推進城市社區體育微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助力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的優質路徑。通過采取“微治理”模式有效紓解社區居民在體育活動過程中反映相對集中的民生問題,有利于大幅降低和化解社區體育基層治理潛在風險。面向未來,在城市社區體育基層治理發展進程中,既要重視持續推動社區體育基層治理重心下移,將人財物和權責利等治理要素向社區、向鄉村、向街道等基層單位充分下沉,不斷規范社區體育公共服務供給內容、標準、方式和程度,切實增強社區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能,又要注重積極培育和全力扶持社區基層公益性、服務性和互助性體育社會組織或民間體育團體,通過多措并舉切實解決社區居民在參與社區體育過程中的小急難問題,真正做到民有所呼和我有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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