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司法信任
——基于CSS2021數據的SEM分析

龔宇潤, 劉宏偉

(大連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

司法信任是政治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體系賴以運轉的合法性基礎, 它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于國家司法機構的信任程度,其水平高低直接影響了司法權威與治理效能[1-2]。當前,我國司法信任相對缺失、司法公信力有待提高已成為普遍認知[3],尤其是我國農村地區,由于長期以來城鄉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法治建設相對薄弱,村民法治信仰缺失的現象較為普遍[4]。根據歷年來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法治政府建設情況報告,2018-2022年,僅農業農村部辦理辦結的網上信訪案件就由773件次增長到2 680件次,年均增長率高達77.3%。與此同時,從2021-2022年,農業農村部辦理的網上信訪數量大幅增長,行政復議案件數量明顯減少,呈現出了明顯的反向變化(1)從2021-2022年,農業農村部辦理的網上信訪數量由1 371增長至2 680,增幅達到95.62%;與此同時行政復議案件數量由424減少至157,降幅達到62.97%。數據來源于農業農村部于2018-2022年公布的《法治政府建設情況報告》,具體信息見農業農村部官網。。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村地區司法保障兜底功能的缺位,部分農民“信訪不信法”甚至“棄法轉訪”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那么,農村居民的司法信任緣何產生,又因何衰減?其背后原因耐人尋思。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5]。這無疑體現了公平感知與司法信任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二者不可分割的聯系。不公平的社會環境會強化階層對立、破壞社會共識、放大人們交往中的隔閡與疏離[6],因此不能忽視負面的社會公平感知對于農民司法信任的削弱作用。但是,當前學界在探討司法信任影響因素時,視野多局限于司法系統或審判活動本身,未能將司法系統之外的宏觀性、社會性因素納入考察范圍[7]。此外,依據人際交往中的“情感共鳴”理論,社會不公的負面評價會通過熟人網絡得到強化[8]。這種“同類偏好”的人際交往特征在我國農村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費孝通曾指出,農民的社會資本具有“懶惰性”和“利他性”[9],社會不公平感可能會在農民相對狹窄的社交圈內反復傳遞、不斷強化。因此,探究社會公平感知對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響時,應重點關注社會資本的中介傳導作用。但是當前多數研究未能注意到農村社會的特殊情境,也未能充分考察農村居民身處的社會交往環境和深植的熟人社會文化對其司法信任水平的影響。社會公平感知是否會影響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社會資本在其中是否扮演了中介傳導的角色?若是,其作用機制如何?本文旨在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為:

第一,與以往研究偏重理論探討和概念建構不同[10],本文運用202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以結構方程模型實證考察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形成機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當前對于司法信任研究的理論視野。第二,既有研究未能將司法系統之外的宏觀性、社會性因素納入考察范圍,也未能充分考察個體社會資本對于司法信任影響機制的作用。對此,本文將社會公平感知與社會資本同時納入分析框架,兼顧外部社會性因素和社會資本的中介作用,以期為強化司法公信力、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效能提供理論和實踐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社會公平感知與司法信任

司法信任作為一種普遍的個體或群體心理活動,很早就進入了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域,學界多從審判活動的展開、參與等微觀角度展開分析。已有研究結果顯示,司法信任來源多樣,個人訴訟經歷[11]、司法部門的工作質量[12]、審判程序與結果[13]等,均會對民眾的司法信任水平產生影響。但總體而言,司法信任是由人主觀建構出來的感知和“構念”,個體對司法權威的認同,不僅取決于司法活動中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還取決于已經形成的個人價值偏好。眾多事實經驗表明,公民的價值偏好又與自身對于社會整體的預期和期待高度相關,不公平的社會環境必然會腐蝕公民的信任。不少國內外學者均提出了相關觀點,證實了信任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密切關聯。例如,亨廷頓(Huntington)指出,“經濟發展使經濟上的不平等越發嚴重,與此同時,社會成員又在削弱這種不平等的合法性。這兩個方面從而合起來便產生了政治動亂”[14];普特南(Putnam)和塞利格曼(Saligman)也分別在其著作中提出類似觀點,即如果一個社會在地位、等級與階層上是分化隔離的,信任便難以建立[15-16]。Krings則通過對青年學生群體的觀察分析,實證檢驗了公平感對政治信任的正向影響[17]。國內學者對于社會公平感知與司法信任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論述直接作用,如張書維通過設計對比實驗的方式,認為公平的社會分配與程序公正能夠觸發公共合作,同時加強民眾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18];二是探討間接作用,如鄭建君通過考察公眾的政策參與過程,認為正向的社會公平感知能夠提升個體的政治效能感,進而對政策信任產生正向影響[19]?；谏鲜鲇^點,本文提出假說1:

H1:社會公平感知對于司法信任存在正向影響。

此外,社會公平作為一個復雜的、動態變化的概念,難以通過單一的指標或測量方法來進行衡量,必須要將其拆解為更為具體的維度加以分析[20]。羅爾斯(Rawls)在《正義論》中系統提出了以社會平等為核心理念的正義理論,主要包括自由原則、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三個部分[21]。其中,自由原則事關自由權利的理解、限制與平衡,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但后兩項原則已被廣泛視為研究社會公平正義的經典理論[22]。具體來說,“機會平等原則”主要關注的是人的起點,也就是確保每個人擁有平等的基礎條件、同等的機會去爭取成功。而“差別原則”則關注的是人的終點,即在機會平等的前提下,社會應該為那些處于劣勢位置上的人提供幫助,縮小資源稟賦和機會的不平等,以實現更廣泛的公正。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相互依存,都是實現公正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參照羅爾斯理論的基礎上,本文將社會公平感知劃分成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兩個維度,并提出假說1的兩個分命題:

H1a:機會公平對司法信任存在路徑影響;

H1b:結果公平對司法信任存在路徑影響。

2.社會資本的中介效應

本文研究的社會資本是指農戶通過個體關系所能連接并獲取的社會資源[23],核心內容包括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三個維度[24]。費孝通曾指出中國農村是由血緣、地緣組成的差序格局,在日常生活中,社會資本對于農戶拓展社會關系、分享知識經驗、緩解矛盾糾紛具有重要作用[25]。

首先,關于公平感知與社會資本的關系。已有研究結果指出,正向的社會公平感知,會有效提升人們之間的“共同命運感”與歸屬感,進而幫助凝聚社會共識,增強人際信任,提升社會資本[26]。具體來說,公平感知對農戶社會資本的影響體現在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三個方面:一是正向的公平感知有助于減少個體間的矛盾糾紛,提升人際信任[27]。心理學中的“顧及他人”(Prosociality)理論也為此提供了支持,該理論認為持有正向的公平感知可以激發個體的良心和同情心,從而使他們傾向于采取合作性和互惠性的行為,最終有助于降低矛盾和糾紛,促進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維穩[28]。二是公平是農戶間合作與共享的重要價值基礎。在農業生產中,農戶需要彼此合作和共享資源來保障種植和收成,資源與權利的分配不平衡會導致整個農業系統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續性。而正向的公平感知能極大地提升農戶間信息交換的積極性,從而吸納更多的農戶參與農業合作、激活普通農戶的社會網絡資源[29]。三是涂爾干(Durkheim)的社會規范理論認為,社會規范源于人們對公平和正義的基本信仰反映了社會成員對于群體行為的道德期望和要求。如果社會成員對于社會公平的感知是積極正向的,他們更傾向于遵守規范并幫助將其應用到社會實踐中[30]。對于較為封閉和簡單的農村社會而言,正向的公平感知對于降低社會運行成本、構建有效社會規范的作用更為顯著[31]?；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說2:

H2a:機會公平對社會資本存在路徑影響;

H2b:結果公平對社會資本存在路徑影響。

其次,關于社會資本與司法信任的關系。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信任是社會關系的具體表現,能夠從社會網絡中產生[32]。普特南認為,在自愿、平等、開放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網絡,具有將信任推向網絡外部的社會溢出效應,也即社會資本中的網絡維度可以有效提升整體信任[33]。此外,福山(Fukuyama)也提出類似觀點,他更為鮮明地指出,“社會資本等同于信任”[34]?；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說3:

H3:社會資本對司法信任存在路徑影響。

基于對相關文獻的回顧,本文構建了以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為構念的理論模型,并定義了六種路徑假設(H1, H1a, H1b, H2a, H2b, H3)。在該模型中,社會公平感知分為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兩個維度,均被認為是影響農村司法信任的關鍵因素。社會資本在模型中充當了社會公平感知與司法信任之間的中介角色,其包括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三個關鍵維度。六種路徑假設被提出以探討上述構念之間的直接和間接效應,旨在揭示公平感知和社會資本如何形塑農村居民對司法的信任。

二、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簡稱CSS)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起的一項覆蓋全國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調查內容包括社會信任與社會公平、社會價值觀與社會評價等模塊。本研究所采用的數據是2021年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本年度調查數據樣本量為10 136個,覆蓋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592個村居,在對少部分缺失值進行補缺處理后,共得到農村居民的樣本容量為6 594個。該數據采用了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的方法獲取,具有區域涵蓋廣、樣本量大、代表性強的特點,這為考察農戶司法信任及其影響因素提供了比較全面且信效度高的第一手數據資料。樣本人口學變量基本情況見表1所列。

表1 樣本特征分布描述(N=6594)

2.潛變量及其測量

依照路徑模型假設,本文的潛變量主要包括機會公平感知、結果公平感知、社會資本及司法信任。具體測度項的選擇主要依據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測量指標要有理論或代表性文獻作為支撐,最好已經在學界形成共識;第二,要在CSS2021調查手冊的基礎上提煉相關指標,同時要考慮指標的可操作性;第三,若測度項和眾多同類問題都相關時,采用“應選盡選”的原則。經過問卷前測、反饋修正后,最終形成4個潛變量和17個測度項的調查問卷。

(1) 機會公平感及其測量 機會公平感是個體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程序正義性的主觀評價[35],本文選取CSS2021問卷中“您覺得當前社會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問題下的“高考制度(a1)”“公民實際享有的政治權利(a2)”“司法與執法(a3)”及“工作與就業機會(a4)”4個指標。

(2)結果公平感及其測量 結果公平感是個體對社會資源分配結果的正義性的主觀評價,本文選取CSS2021問卷中“您覺得當前社會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問題下的“公共醫療(b1)”“財富及收入分配(b2)”“養老等社會保障待遇(b3)”及“城鄉之間的權利、待遇(b4)”4個指標。

(3)社會資本及其測量 如前文所述,社會資本主要包括社會網絡、社會規范與社會信任,觀測指標的選取也應當圍繞這三個方面。首先,社會網絡是指農戶個人所擁有的親緣、鄰里和相識關系,其研究內容通常包括社會網絡的強度、規模和中心性等方面[36]。據此,本文采用“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層次(c4)”來度量社會網絡中心性,用“參加的網上/線下團體的數量(c5)”來度量社會網絡規模。此外,“紅白喜事支出”作為度量社會資本的重要指標,得到許多研究成果的支持?？紤]到“紅白喜事支出”是離散變量且一般不符合正態分布,本文對該指標進行改進,采用“紅白喜事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例(c6)”這一結構性指標來度量社會網絡的強度。其次,社會規范方面,本文借鑒韓洪云等人的成果[37],采用“現在社會上人們普遍的道德水平(c2)”和“現在社會上人們普遍的遵紀守法水平(c3)”兩個指標對社會規范進行度量。最后,社會信任方面,本文借鑒唐為等人的觀點,采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水平(c1)”這一指標進行綜合衡量[38]。

(4)司法信任及其測量 如前文所述,司法信任實質上是公民對司法整體形象的主觀評價,在司法實踐中,這種形象通常由具體的司法部門和工作隊伍表現出來。隨著司法制度日益精細化和專業化,普通公民面對和交往的司法部門不僅包括狹義的審判機關(即各級人民法院),還包括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而在各類司法行政機關中,鄉鎮司法所是國家調解基層矛盾糾紛、向轄區群眾提供法律服務的最基層正式機構,與農村居民日常生產生活關系密切。據此,本文選取CSS 2021問卷中“您信任下列機構嗎?”問題下的“鄉鎮政府(d1)”“法院(d2)”“公安部門(d3)”3個指標。觀測指標的具體含義及說明見表2所列。

表2 變量與觀測指標對應表

3.模型的選取

本文選取結構方程模型(SEM)來探究公平感知、社會資本和司法信任這三個變量間的復雜關系。選擇SEM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SEM可以同時考量并處理多個因變量。第二,SEM容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測量誤差。本文研究的社會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司法信任是潛在的因果變量,相互之間的關系有待發掘,不能通過觀測直接得到,存在一定的測量誤差。第三,SEM可以同時估計因子結構和因子關系,這對于了解潛在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尤其重要。第四,SEM允許使用復雜的測量模型,同時可以為整個模型的擬合程度提供評估。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使用SEM來分析并理解公平感知、社會資本和司法信任之間的關系。

SEM主要分為兩個部分: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測量模型反映了潛在變量(latent variables,η和ξ)和觀察變量(observed variables,Y和X)之間的關系。測量模型可以由以下兩個方程式表示,首先是內生潛變量的測量方程:

Y=Λyη+ε

(1)

這個方程表示的是內生潛變量η通過因子負荷矩陣Λy影響觀察到的內生變量Y,同時加入了一個誤差項ε。

其次是外生潛變量的測量方程:

X=Λxξ+δ

(2)

這個方程表示的是外生潛變量ξ通過因子負荷矩陣Λx影響觀察到的外生變量X,同時加入了一個誤差項δ。

而結構模型則反映了潛在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η=Bη+Γξ+ζ

(3)

這個模型表示了內生潛變量η被外生潛變量ξ以及自身通過矩陣B和Γ影響,同時加入了一個誤差項ζ。具體的數學表達式可以用矩陣的形式擴展如下:

(4)

其中,βij是矩陣B中的元素,表示變量ηi和ηj之間的關系,而ζi是殘差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1.樣本檢驗

結構方程一般使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分析路徑系數,其前提性假設之一就是樣本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因此在模型擬合之前,本文將對樣本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此外,本文還將對各測度項展開信效度分析,以保障問卷設計的可靠性與準確性。

(1)樣本數據的正態性檢驗 學界通常認為,當樣本數據同時滿足峰度絕對值低于8、偏度絕對值低于3時,即可判斷其通過正態性檢驗[39]。通過SPSS 26.0計算可知,本研究選取的所有觀測變量,其樣本指標的峰度絕對值在0.381～1.128之間,偏度絕對值在0.103～1.000之間, 并且均值與中位數均較為接近,符合正態性要求。

(2)數據的信度檢驗 信度是指樣本測量結果一致性或穩定性的程度。本文基于SPSS 26.0統計軟件,采用測量CITC 值和Cronbach’s α系數的方式,對各測度項之間的一致性關系進行檢驗。問卷符合的前提條件首先是各測度項的 CITC值必須大于 0.4。其次,總量表的信度系數最好結果超過0.8,數值在0.7～0.8可以接受;分量表的信度系數最好超過0.7,數值在0.6～0.7可以接受,數值在0.6以下就要考慮重新設計問卷。

經過測量,農戶社會資本所對應的兩個測度項( c5和c6 )的 CITC 值小于 0.4,而其他測度項的 CITC值均大于 0.4,表明調查問卷的信度比較好。對照前文所列出的參考標準,本文刪去 CITC 值小于0.4的變量,后續研究對剩下的15個變量進行分析。測量結果顯示(見表3所列),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9,分量表系數在0.678到0.833之間,說明問卷具有較高信度,設計合理。

表3 社會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司法信任量表信度分析

(3)數據的效度檢驗 問卷效度是指測量模型可以正確反映測量程度的指標,分為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本研究的路徑假設和問卷設計有著充足的文獻與理論支撐,同時也經過“廣泛征求專家意見-信息交流-反饋修正”的過程,內容效度有著較為可靠的保障。而對于問卷的結構效度,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對量表進行檢驗。經檢驗,各潛變量構想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組合信度值(CR)均大于0.6。以上檢驗結果表示各變量測度項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模型擬合

本研究針對初始路徑,運用 Amos 28.0軟件得到模型的擬合值,擬合結果及評價標準見表4所列。

表4 結構方程整體適配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及擬合結果

通過觀察社會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假設模型擬合度檢驗值,可以發現相對擬合指數(IFI、TLI和CFI)與信息指數(PNFI和PCFI)均達到理想值要求,但絕對擬合指數中 χ2/DF未滿足判定標準,并且RMR數值較大,說明模型擬合度較差,需要進行模型修正。

3.模型修正

因為初始模型擬合效果不佳,所以應當利用Amos軟件產生的修正指標,對初始模型進行修正。輸出報表顯示,初始模型的χ2/DF值高達33.134,同時,RMSEA=0.070>0.05,說明此模型不能很好地適配數據,因此修正的主要目標是減小模型擬合的卡方值。因為SEM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殘差與潛變量無關,所以不能在殘差與潛變量之間建立相關關系,而只能對協方差修正指數 MI 進行修正,即通過建立殘差相關路徑的方式來降低χ2/DF值[40]。接下來,本研究按照每次釋放一個參數的原則,逐次對假設模型進行修正,直到得到最優模型。經過多次修正和反復擬合后,得到模型最終參數估計結果,結構方程的適配度檢驗結果見表5所列。

表5 初始模型修正指數

可以看出,經過修正后的卡方自由度比值明顯變小,RMSEA指數降低到 0.017,說明樣本數據與理論模型適配程度提高,綜合擬合度較好。其他各擬合指數,均在適配度良好要求的臨界值范圍內,由此可知修正模型整體上達到了適配標準。

4.修正后模型結果及其分析

SEM主要是通過具體的路徑系數展現潛變量之間、潛變量與可測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反映了農戶社會公平感知、社會資本與司法信任水平的相互關系及作用強度。而潛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則反映了觀察變量作為測量手段的合理性程度。標準化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社會公平、社會資本與司法信任的作用路徑注:由于篇幅限制,殘差估計結果省略;***分別表示p在1%水平上顯著。

接下來,本文將利用圖1分別對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結果進行解釋和分析。標準化路徑系數是一種在結構方程模型中常見的參數估計方法,用于測量預測變量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程度。這個系數的范圍通常在-1到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預測變量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程度越大。正值表示正向影響,負值則表示負向影響。

(1)對測量模型路徑系數的解讀 由圖1可知,第一,本文采用“高考制度”“公民享有的政治權利”“司法與執法”和“工作就業機會”4個觀測變量來反映農村居民對于機會公平的感知狀況,其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1.00、1.53、1.42和1.08。這說明這四個變量都對機會公平感知起到正向影響。同時保護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提升農村行政執法工作的整體效能,是加強機會公平感知的關鍵因素。

第二,本文采用“公共醫療”“財富及收入分配”“養老等社會保障待遇”和“城鄉之間的權利、待遇”4個變量來測量農村居民對于結果公平的感知狀況,其對應觀測指標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67、0.87、0.99、1.00?？梢钥闯?“公共醫療”和“財富及收入分配”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相比于后兩者較低。這說明在農村居民的觀念中,對結果公平的感知狀況更大程度地取決于養老保障和城鄉差距問題。這從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的全面脫貧攻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解決了財富分配和公共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問題,從而使農村居民的焦點轉向了其他未被充分解決的問題,例如養老保障和城鄉之間的待遇差異。

第三,本文采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水平”“普遍的道德水平”“普遍遵紀守法水平”和“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層次”4個變量來測量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水平,其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1.11、1.00、0.81和0.16。其中,“目前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層次”對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水平的標準化路徑系數遠低于其他三個變量。這說明,社會資本的形成主要源于人際關系、社區參與以及個人的道德和法律意識,這些因素并不直接受經濟地位影響。而“社會經濟地位”往往是社會資本的產物,而非其形成的原因。

第四,本文采用農村居民對于“法院”“公安部門”“鄉鎮政府”的信任程度為觀測變量,來反映農村居民的司法信任水平,其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70、0.70和1.00。這說明在實際治理工作中,鄉鎮政府在農村的矛盾排查、糾紛調解、法治宣傳、法律咨詢等日常工作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對于農村居民的司法信任有著最為直觀的影響。

(2)對結構模型路徑系數的解讀 第一,機會公平對社會資本(0.45)司法信任(0.96)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假說成立。這說明農村居民感知到的機會公平程度越高,他們越可能提高對社會交往的投入,形成穩定的社會聯系和互信,進而提高社會資本水平。同時,農村居民對于機會公平的感知越正向積極,也越容易產生對司法工作產生理解和信任。

第二,結果公平對社會資本(0.89)司法信任(0.14)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農村居民感知到的結果公平程度也會影響他們的社會資本和對司法系統的信任。

第三,社會資本對農民的司法信任影響顯著,且在1%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通過社會資本的傳導,間接作用于農戶的司法信任水平。由此可知,社會資本在社會公平感知與農戶司法信任之間發揮了中介作用,假說成立。

5.擴展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模型的穩定性,提高預測精度和解釋力,同時揭示不同群體的反應機制差異,本文對性別和年齡兩個關鍵變量進行擴展分析。其中,青年的劃分標準為18至44歲,中老年則為45歲及以上。通過分別擬合、修正分組模型,直至滿足設定的統計標準后,本文得到不同分組模型下的標準化路徑系數,見表6所列。

表6 不同分組模型下的標準化路徑系數

首先是性別差異對比。在機會公平影響社會資本的路徑上,女性組的系數略高。這表明當前農村女性在擴展社交網絡、提升個人社會資本時,相對男性更加依賴于機會公平,反映了農村女性對平等機會的強烈期望。在結果公平到社會資本的路徑上,女性組同樣略高。這說明,隨著農村女性對于結果公平感知程度的提高,其在社交互動中的信任和投入也會相應增加,同時投入比例高于男性。在社會資本到司法信任的影響中,男性組的系數略高,這說明男性的社會資本水平更容易轉化為對司法體系的信任水平。在機會公平直接影響司法信任的路徑上,女性組系數略高。這再一次體現了農村女性對機會均等的期望,當感覺到機會分配公平時,農村女性就更容易對司法體系產生積極正向的看法。在結果公平直接影響司法信任的路徑上,男性組系數略高。這表明農村男性會更直接地將生活經驗與司法體系公正性聯系在一起,其對于結果公平的感知程度更容易直接轉化為對司法體系的信任。

其次是年齡差異對比。在機會公平影響社會資本的路徑上,青年組的系數較高。這體現了年輕一代農村居民更加關注個人成長機會,機會公平在其社會資本的培育中占據更重要地位。在結果公平到社會資本的路徑中,中老年組的系數略高。這說明,中老年居民對生活結果的滿意度與他們在社交互動中所累積的社會資本有著緊密的聯系。換句話說,當中老年居民對生活的結果感到滿意時,他們在社交互動中的信任和投入也會相應增加。在社會資本到司法信任的路徑上,中老年組較高。這說明,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居民可能更傾向于關注社會保障待遇等實質結果上的分配正義程度,而非機會是否均等。這與人們在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和期望有關。而在機會公平直接影響司法信任的路徑上,青年組的系數略高。這暗示了年輕一代農村居民對于公平機會的追求更強烈,當他們感覺到機會分配公平時,他們對司法體系的信任也更加堅定。在結果公平直接影響司法信任的路徑上,中老年組的系數略高。這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居民對結果的公平感知程度更容易轉化為其對司法體系的信任。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2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SS)數據,基于結構方程模型,考察公平感知、社會資本對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響作用方向與程度,結論及政策啟示可歸納為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社會公平感知已構成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來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這一指導原則曾經對克服平均主義思想、調動生產建設積極性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需求與日俱增,所以能否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直接關系到司法的公信力與威望。因此,未來的農村法治建設工作不僅要遵循效率邏輯,還應將“公平正義”作為邏輯和實踐起點。同時,研究發現政治權利到機會公平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相對較高,這表明了我國農民政治意識的逐步覺醒,反映了我國農村基層自治的新氣象。對此,要在日常村務管理中貫徹全過程人民民主,重視村規民約在依法治村中的地位,引導廣大村民了解和掌握化解矛盾糾紛、維護合法權益的法律途徑與常識。

第二,在社會公平感知的兩個構成維度中,機會公平對于農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響明顯強于結果公平。這說明,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農村居民“吃飽穿暖”層次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經得到滿足,高考制度、公民權利、就業機會等上升性、發展性需求已成為當前農村居民最關注的議題。由于城鄉經濟結構不平衡和戶籍壁壘的長期存在,農村居民在市場競爭、上升空間等層面處于天然的劣勢地位[41]。因此,現階段促進機會公平,必須把重心放在制度的設計與實施上,解決歷史因素和人為因素形成的非正義問題。必須要通過長期性的制度建構,實現對身份特權的否定、對合法權利的有效保護、對未來機會的平等開放,保障農民個體和農村經濟組織的準入和競爭機會。

第三,社會資本對農戶司法信任有著明顯的正向影響,并且在社會公平感知與司法信任之間扮演中介傳導的角色,與本文的研究假說基本一致。社會資本水平越高,執法者與司法者越容易和農村居民建立互信、展開溝通、獲得認同。但農民的社交網絡多圍繞血緣、地緣等同質關系構成,社會資本相對匱乏。本文研究結果顯示,與社會規范相關的兩個觀測變量(c2和c3)到社會資本的標準化路徑系數較高,這說明社會規范對于農民社會資本水平的貢獻最大。這與實際情況相符,農村社會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形成了許多穩定的社會規范和習俗,這些規范習俗塑造了農民的群體認同和集體意識,對于農民的凝聚力、動員力、歸屬感、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為提高農民的社會規范水平,首先要加強村級組織建設。村級組織是農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定村規民約、開展移風易俗的重要陣地[42]。村集體要建立有效、權威且具有廣泛約束力的社會規范,明確村民在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應該遵守的基本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同時發揮紅白議事會、村民說事會等自治組織的作用,促進集體間的信任與協作。其次,要推廣道德模范和正面榜樣。村集體應該多樹立身居基層、樂于助人、扶貧濟困、積極向上的道德模范,用他們的先進事跡感染和激勵廣大村民,帶動村民積極踐行社會規范。此外,村集體還應積極動員基層的黨員干部,鼓勵其通過走訪慰問、結對幫扶等形式幫助農村居民拓展優質的社交網絡資源,多元培育社會資本,進而提升農村居民的司法信任水平。

第四,基于對農村居民性別與年齡差異的擴展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其一,由于農村女性在積累個人社會資本的提升方面更依賴機會公平,政府應加強對于農村女性職業技能發展的投入,幫助農村女性發展工作技能,自主開拓事業。同時要積極宣傳現代文明和性別平等意識,改變社會對農村女性的傳統刻板印象,為農村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社會價值觀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其二,政府應關注中老年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福利,進一步完善農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障體系,確保中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從而提升該群體對于司法體系的信任。其三,針對年輕一代農村居民對于機會公平的強烈需求,政府應當通過支持和鼓勵農村青年參與社會治理和決策過程,增加他們的社會話語權。例如,可以在鄉村基層組織中設立專門的青年代表席位,讓他們直接參與到社區發展、教育改革、環境保護等重要議題的討論和決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