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的巴別塔

徐聞見

德國警察轉過身來，一手握住腰間的槍支，一手揮向車門，朝我怒吼。

我愣住了，沒聽懂他喊的是什么。

前一秒，我正抬頭核對座位號，沒意識到自己已經入侵了警察身后的防范區?，F在是深夜十一點，我只想快點落座，舒服睡上一覺?？啥略谶^道里這位精瘦黝黑的小個子警察，顯然并不打算讓我如意。

他再次重復了一遍警示動作。沒等我開口，就以強大的氣場脅迫我下車，嘴里不停念叨著我聽不懂的德文。接著，他故意將身子倚在門框上，用手撐住門框另一邊，形成一道人形擋門，身體力行地告訴我：給老子下車。

歐洲的大巴總是毫無例外地晚點，我已經在一塊簡陋的站牌下疲累地站了一個多小時。夜色彌漫的邊陲小城令我耐心全無，試圖上前解釋自己有票，他卻傲慢地扭過頭去，故意與從大巴二層巡邏下來的同事交流著什么，儼然一副“我很忙，不要妨礙公務”的架勢。

靠著多年未用的蹩腳英語在德國生活，雖有溝通上的小麻煩，卻也順利度過了幾個月。沒想到，第一次放開膽子獨自出行，就遇上這么個下馬威。小個子警察的同事倒是長得高大白凈，一頭金發，濃眉大眼，行事態度也溫和許多，他穿著另一種顏色的制服，領著一位黑人小哥文質彬彬地下了車。黑人小哥局促地背著雙肩包跟在身后，兩人來到距離大巴不遠的一棵樹下。

高個子警察從褲兜里抽出一根煙點上，溫柔地“盤問”著黑人小哥。小個子警察則氣勢洶洶地三步并兩步，爬上了大巴二層。門邊上，一位強壯的黑人乘客深呼了一口氣，之前，他的眼神總是偷瞟向小個子警察腰部的槍支，不停變換著坐姿，顯得坐立不安。

回想起我剛剛上車時，不同膚色、發色的面孔在狹窄的車廂與昏暗的燈光中看向我時，那或打量、或探尋、或兇狠、或冷漠的眼神，再環顧四周這漆黑的夜中，只有一輛停在破舊窄小馬路上的雙層大巴，正散發著夜色中唯一的光源，我不由自主地腦補出了一部警察抓捕逃犯的大戲——怪不得這么兇，這車上不會有什么被通緝的潛逃兇手吧？這兇手不會手里藏有什么可怕的武器吧？

下意識倒退了兩步，側身看到車頭有兩位穿著大巴公司制服的輪班司機正在前門悄聲交談著。這是兩個典型的德國中年男人，腰部贅肉堆砌出碩大的肚子。我以打聽座位的名義上前問詢才得知，警察正在檢查偷渡。

偷渡。在我有限而狹窄的認知中，這是存在于影視劇中的情節，怎么著也得跋個山、涉個水吧。沒想到在歐洲，只要坐個大巴，就能輕松偷渡，壓根兒不需要險象環生那一套。我自嘲地想，畢竟他們出趟國，就跟我們出省一樣便捷啊——還處于接受文化沖擊的初期，我的大腦時刻需要與國情對比，才能消化異國的地理文化風俗。

小個子警察在二層磨蹭了很久，終于頗有成果地押著三個意大利人下了車。意大利人用他們翻飛的手勢和嘰哩呱啦的語言，將小個子警察團團圍住，仿佛自己完全沒有犯錯。但司機已經非常有眼力地將他們花花綠綠的大行李，一件一件搬下車。我終于被允許上車落座。

大巴緩緩啟動，車內的燈逐漸變暗，窗外的夜色已經很濃了。有些座位已經傳來了旅客的鼾聲，我望著車窗外那些留在原地的人與行李逐漸遠去，內心輕緩了一口氣。開場虛驚，卻也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這趟旅途的安全。

為了節省出游成本，我常常選擇夜行火車。夜行火車并非直達，中間需要在某地停留中轉，但歐洲的火車站臺都是開放式的，車上檢票，雖然方便了游客，卻也無形中給夜行的單身女性制造了危險。畢竟，夜間警察不可能隨時在火車上巡邏，而身材單薄的亞裔女性獨行，很容易被車站附近的流浪漢尾隨。

一個人旅行于我并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在國內，說走就走早已成為習慣?？傻搅藝?，才真切地意識到語言溝通順暢、文化環境熟悉是一種多大的安全感。漂在歐洲，看過不少負面新聞，出門總繃著一根弦，時刻擔心被搶或被偷，因此，獨自夜間出行，我還是謹慎地選擇了大巴，至少不用擔心遇到危險無人求助。

果然，人到異鄉總思鄉，人到國外更愛國，從某方面來說，旅行的意義就在于從他者的視角重新接納自己日常忽略的環境。想著想著，我也漸漸陷入了顛簸的夢鄉。

醒來的時候，柏林的紅日已經高掛天際，熱情迎接我的到來了。

夏日午后，陽光熾熱。我時而搭乘公車，時而步行，從西柏林穿到了東柏林，來到了綠蔭彌漫的遺址公園。這趟柏林之旅，是我在繁重的工作和課業中抽出的間隙，當我以“特種兵式”的暴走姿態，瀏覽著這座城市的質感，眼下這些琳瑯滿目的手作藝術品、二手唱片、陶瓷玉器與浮夸的風格服飾，加重了我在烈日之下的焦躁。

走出紛擾的周末集市，我隨意揀了一塊樹蔭，坐下來喘口氣。在歐洲，路邊野餐隨處可見，遺址公園的草坪上早已躺滿了人群。我摘下棒球帽，百無聊賴地給自己扇風，抬頭就見一位身穿白色襯衣的男人，正春風滿面地坐在我的正對面。

之所以說春風滿面，是因為他總是盯著某個地方，突然嘴角不經意地上揚，仿佛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驚喜畫面?？扇繇樦囊暰€望去，不過是躺滿了歐洲人的平平無奇的公園草坪罷了。

他戴著一副金絲邊的藍灰色墨鏡，留著淺淺的山羊胡，一會兒看看行人，一會兒看看天，一會兒又將自己柔順的黑色長發往脖子一側撩，隨即啪嗒啪嗒地敲擊著一個老舊的打字機。

動作間，幾雙長腿擋住了我的視線，三個年輕的金發女生圍聚在白衣男人面前，不知交流著什么。過了一會兒，一個黝黑肌膚的中年男士也走了過來，在他身旁半蹲了下來，他又歪著腦袋、前傾身子，在紙上記錄著什么。

終于，在停留與行走的人影中，我看到了在打字機下方，掛著一塊雪白的硬紙板，上面用藍筆和紅筆交錯地標著四行短句：

GIVE ME

3 WORDS

AND I’LL GIVE YOU

A POEM

即興詩。大腦的某個區域亮了。

在國內景區，我見過不少流動書法攤位，一些民間詩人或打油詩愛好者，會請你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花五分鐘，為你寫一首藏頭詩。書寫姓名藏頭詩的風雅，有一種“命定感”的閑趣，而隨機的三個英文詞，卻讓英文詩多了一份邂逅的浪漫。因此，這常常成為國外愛情電影中，男女主角相遇或約會時的橋段。

異國他鄉遇“詩人”，免不了想象他的身份。他會不會是一個知名的小說家，來到無人認識的公園，借著寫詩尋找靈感？他是不是一個落魄的戲劇導演，沒有人找自己導戲，就來到公園里觀察人類，順便掙個外快？或者，他只是一個兢兢業業又普普通通的孤獨打工人，只在周末，帶著自己最愛的裝備與裝束，在人來人往的公園里扮演一個詩人？這些想象成功激起了我的挑戰欲，立刻決定搜腸刮肚地挑選三個普通、與我有關，卻又不太好寫的單詞，想要試試他的水平。

我起身來到他的身邊，白衣詩人朝我露出了深深的酒窩。陽光下，墨鏡變成了茶褐色，黑發中也夾雜著幾縷深褐，襯得墨鏡背后閃爍的眼睛里，故事也豐富起來。他那和煦的笑容，仿佛在說“終于等到你”——或許，從坐到他對面的那一刻起，一個異國女人的煩躁、好奇、猶豫和篤定就已經入了他的眼睛。

排在我之前還有九位朋友的訂單，他滿懷歉意地詢問我，寫一首詩大約五分鐘，是否可以接受再等待五十分鐘？

當然。我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

在歐洲，最大的收獲，就是可以放寬心，享受不趕時間的松弛感。與其用雙腳丈量柏林，不如在這里愜意地邂逅一場午后的期待。

他用藍色圓珠筆在一張白紙的最下方，寫下了我提供的三個單詞：“德國”（Germany）、“交換”（exchange）和“重啟”（restart），又在白紙的最上方寫下我的名字。當我教他拼寫自己的名字時，他露出了頗有意趣的笑容，下筆時有微小的停頓——隨著祖國的強大，我越來越少用英文名做自我介紹，更喜歡直接用拼音，因此，總有很多外國朋友好奇地問我：你的名字好短。

在德國期間，尤其在疫情期間的歐洲，走在路上，我總被頻頻注視。這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作為“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我不僅意識到自己擁有一張非常典型的亞裔臉，更能從迎面而來的亞裔臉中“感覺”到對方是日本、韓國、越南還是中國人。這在留學前，是從來沒有過的感受。

有時候，我也會猜想，當他們看向我時，腦子里想的是什么?；蛟S，他們最先猜測的也是我來自哪個國家。大部分人會詢問我，你來自日本還是韓國？很少有人會主動提到中國。一方面，這可能意味著我們還需要轉變世界對國家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側面說明了在全球化的侵蝕下，不同國家的特征和間隙在削弱。正如蒙古族的老師在上課時，對著我與班上另一個韓國女同學所說：“以前，大概只是十年前，我還能很清晰地從你們的語言水平、穿著打扮，甚至是使用的電子產品上區分出誰來自韓國，誰來自中國，但現在，我幾乎沒辦法分辨了?！?/p>

等待的時間并不漫長，我去集市上買了可樂漢堡，開始了我的草坪午餐。環顧四周，人們膚色各異，氣氛活潑。一大群黑人聚在右手邊載歌載舞，白人則零零散散躺坐在樹蔭下的各方綠坪。我還不能夠區分歐洲各國的人群長相，只能用一些常見的標簽做粗略的判斷——比如，北歐人“社恐”、西歐人“精致”、中歐人“嚴謹”、南歐人“奔放”、東歐人“強壯”。與此對應，想想中日韓，亞洲人民的主流審美果然顯得“嬌小、幼態”多了。

不一會兒，詩作寫好了。

白衣詩人并沒有直接把詩歌遞給我，而是先從散落在他腳邊的書頁中翻出了一張明信片送給我。我在他身邊觀察了很久，這是他第一次主動送出明信片，明信片上印刻了一張他冬天在公園中寫詩的照片，依然是眼前這款打印機，依然是飄逸的長發，他圍著紅色的圍脖，穿著黑色的風衣，明信片底部還有一行他的個人主頁地址。

他笑著說，感謝我的耐心等待。我想，請他寫詩對我來說是初次體驗，或許給一位中國人寫詩，也是他的初次體驗。

順其自然地與他攀談了幾句，我得知他并非柏林本地人，來自漢堡，在柏林上學，周末喜歡到公園里給路人寫詩。

他的年紀與我相仿，大學學習的專業是電影，只是因為更喜歡寫作，所以一直堅持寫詩。這些年，他自費出版了一本詩集，把所有給路人寫的詩歌匯編在一起，偶爾會組織幾場詩歌朗誦會，在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面前，朗誦這些詩作。他把自己稱作街頭藝術家。

歐洲街頭總有各式各樣的藝術家，彈琴的，唱歌的，擺雕塑的，以及各種各樣的行為藝術。寫作作為藝術的一種，也可以在隨機性的文本中生發出偶爾性的互動，的確配得上“街頭藝術家”的稱呼。

走過許多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獨屬的氣質。作為一座城市的過客，大致理解這座城市的氣質，柏林在我的印象中，頗有一種“老舊而性感”的質地。

因為還要趕火車，我只能與他合了個影，然后匆匆告別。

離開柏林的火車上，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鉛灰色的詩句，懷揣著這份旅途中最快樂的收獲，細細品讀了他的詩作：

Follow your heart

if you think it’s time

to restart

I’m

sure

you’re

bound to have a meaningful exchange

a chance to

rearrange

your life

as soon as

you arrive

in Germany

If you strive

to be

free

談不上爐火純青，但能在短時間內如此大量地輸出詩句、押出韻腳，足以證明他的創作功底，更能清晰地證明英文與中文是完全不同質地的兩種語言。中文是表意文字，一個字可以表示一個概念，對應一個單一的音節，但英文與語音有更直接的對應關系。如果從詩歌涵義上斷句，他為我寫的詩作就喪失了誦讀英文詩的韻律感，而中文中常見的對仗，與一字多義的高級形態，也難以在英文中顯現。

語言質感的不同，在寫作上有所體現，但逐漸適應德國的生活后，語境對語言的沖擊才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感觸。為了騰出更多的時間去歐洲其他國家旅行，我把大部分課程和工作都安排在了周三——早上用英語交流社會學，下午用英語學習德語，晚上教美國小學生說中文。一個月后，因為三國時差的錯亂和語言底層邏輯的混用，我曾陷入過半個月的語言混亂階段。

在這個時期里，因為習慣了高強度地用中文學習、解釋德文，看到英文時，腦子里跳出的第一反應是德語的發音；日常使用中文與朋友對話時，脫口而出的是英語翻譯邏輯，以一個詞一個詞的翻譯語序往外蹦詞匯。比如，和友人一起預訂青年旅舍的房間時，我明明想說的是“女生六人間”，話到嘴邊就成了“六個女生宿舍”（Six-Female Room），逗得友人捧腹不已。

隨后，語境的力量開始滋生，我發現自己夢里的對話也開始變成英文，甚至于自言自語的時候，第一反應也是以英語為直接表達。當我三個月后再見語言班認識的越南姑娘時，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的英語變好了”——我在心里暗笑，哪里變好了，詞匯量依然匱乏，談論非生活區間的專業領域依然需要勤查字典，無非是逐漸在開口表達的過程中，撿回了一些英文的語感罷了。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當語境的力量延續到我在其他非德語國家使用英文，或是初回中國對著餐廳里的中國服務員下意識喊出德語 Danke schoen（謝謝）或Tschuess（再見）時，德語思維早就替代了中文和英文潛意識，成為了無法扭轉、不可或缺的口頭禪?；蛟S，對于跨國或者跨文化語境的人來說，社會時差才是最難轉換和適應的部分。

作為一個以中文為工具的創作者來說，為了抵御這種語境的侵蝕，我在歐洲期間，也堅持寫了一些散文、劇本和書評，試圖保持著自己的中文輸出。然而，當英語思維占據了大腦的主要思考路徑，中文煉字的能力下降，行文中充斥著長句的翻譯腔，顯得啰哩啰嗦、詞不達意，修改字句也變得磕磕巴巴，寫作的過程明顯艱難許多。

其實，“語言混用”在世界上的大多數語言中十分常見，但我們幾乎看不到兩種語言融合形成勢均力敵的新語言。例如，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流行著兩種主要語言，一種是“稍帶當地特色的法語”，另一種是“摻雜少量法語詞匯的弗拉芒語（又稱比利時荷蘭語）”。然而，這里卻沒有形成法語、荷蘭語各占一半的新“比利時語”。也就是說，語言融合通常是以某種“當地語言”為基底，大量引入某種“外來語言”的成分而形成的，本質上是“高語境語言”向“低語境語言”的單向灌輸。由此，我真切地意識到，一個好的中文作者，理應在中文語境中創作。

一個人的旅途看起來孤單，往往更容易遇到驚喜。中轉的路途中，我又意外結識了一對印度裔的德國母女。

這是我在德國期間，與陌生人交談最深入的一次。

在四個小時的漫長旅途中，我與她們交流了許多中國文化，向她們展示了這些年我去過的大好河山。她們很喜歡中國美食，訝異于中國的地大物博，更意外我們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竟然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字同時存在。

十四歲的女兒好奇地問我，是不是中國女人都會飛，我就跟她說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四十歲的母親則與我談起了人生理想，甚至還談到了婚姻和女性的生育問題，分享了她鄰居家的女兒十七歲就懷孕做媽媽的故事。在她的觀念中，我收獲了從未在國內得到過的來自家庭中的認可與肯定。我發現，即使成長在不一樣的文化背景，人類真的也能擁有共同的感情——語言從來不是溝通的障礙，拒絕理解才是。

我終于明白，為什么歐洲電影里火車如此容易產生邂逅，當窗外的風景慢慢地從窗邊駛過，當你與身邊的人愉快地暢談著天南海北，仿佛這輛列車是隔絕了時間和空間的夢境。

這趟柏林之旅，帶給我頗多感受，《圣經》中的神話以巴別塔的建造解釋語言的誕生——上帝為了阻止人類建造通往天國的巴別塔，創造出不同的語言，影響人類溝通，從而無法繼續修建高塔。的確，人類內部的語言屏障，成為民族、國家、群體之間的壁壘，極大限制了人類文明的進程，然而，人類的交流能力，在工業化、全球化的席卷下又呈現出返璞歸真的本能，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肢體語言與通識概念，在代代人的融合中無限接近彼此。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初入德國時，在機場接駁車上遇到的一位非裔大媽。當她搖擺著自己肥碩的身體，護著四五個大大小小的紫色箱子，試圖在狹窄的車廂中占據一席之地時，只通過重復地喊著一句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就吸引著同車的旅客齊心協力地將她和她的行李一同“擠”上了車。她連基本的英語都不會，卻依然可以勇闖世界?；蛟S，這正是文明進程中由人類譜寫出的現代神話：縱使巴別塔無法登天，巴別塔也從來屹立不倒。語言是隔閡，語言也是最好的創作質料，如果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一種語言，無非“真誠”二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