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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的動態關聯研究
——以湖北省“襄十隨神”區域為例

2024-03-08 10:08黃志毅南曙光
湖北文理學院學報 2024年2期
關鍵詞:脈沖響應基礎設施交通

黃志毅,南曙光

(1.湖南師范大學 旅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0;2.漢江師范學院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湖北 十堰 442000)

《關于全面推進2023 年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23 年初在京發布,《意見》指出鄉村振興的中心任務是富民增收,要千方百計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要舉全黨之力、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1]。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鄉村旅游是鄉村特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鄉村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旅游經濟效益,是實現農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休閑旅游、鄉村旅游不僅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還能為共建美麗鄉村、促進鄉村振興創造新的發展動能。湖北省十四五規劃提出“一主引領、兩翼驅動、全域協同”的區域發展戰略[2],其中北翼“襄十隨神”一體化發展對于湖北建成支點、走在前列、譜寫新篇發揮著重要作用?!跋迨S神”四市(區)地處湖北省西北部,包括襄陽、十堰、隨州、神農架三市一林區,擁有武當山、神農架、薤山、大洪山、古隆中、唐城、漢江、丹江口水庫、銀杏谷、神農架國家公園等眾多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四地凝聚了三國文化、道教文化、曾都文化、巴人文化、撫治文化等眾多文化類型,不同文化在這片區域交相輝映,各放光彩,形成不同的民俗風情。四地自然和人文資源富集,既有世界文化遺產、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又有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鎮及湖北省旅游名村、旅游名鎮,豐富且獨特的鄉村旅游資源為“襄十隨神”旅游一體化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將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以往研究和實踐證明,旅游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門類多、鏈條長、見效快、帶動力強、參與面廣,在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鄉村旅游綠皮書:中國鄉村旅游發展報告(2022)》顯示,2020 年鄉村旅游接待達25 億人次以上,鄉村旅游綜合收入接近6 000 億元,鄉村旅游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和加快共同富裕進程的有效途徑[3]。

交通作為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進行旅游活動的先決條件,交通便捷與暢通是發展旅游業的前提和基礎?!兑庖姟分赋?,要持續加強農村公路養護和安全管理,推動與沿線配套設施、產業園區、旅游景區、鄉村旅游重點村一體化建設[1]。道路網絡建設能有效削弱空間隔離,提高要素流動,俗語稱“要想富,先修路”,即提升區域可進入性,達成經濟交流,實現農民增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三者直接關聯,相互促進。在區域一體化發展背景下,有效合理測度旅游、交通、農民收入增長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對實現鄉村振興,加強一體化協作,推進區域經濟增長和協調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1 文獻述評

旅游發展與交通基礎設施二者之間關系如何?Massidda 等[4]圍繞旅游產業對交通設施的需求以及二者關系進行了研究;Deng Yanmei[5]等以安徽省公路交通為例,對公路交通與旅游經濟耦合協調發展時空格局進行研究。王彤彤等[6]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15 個旅游城市的交通、旅游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旅游經濟呈現明顯的正向增長;張廣海等[7]通過空間計量模型分析公路對于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公路交通對區域旅游經濟具有優勢作用,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王兆峰等[8]以著名旅游目的地張家界為研究對象,通過響應強度系數分析“交通-旅游經濟”之間的關系,探究二者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侯志強[9]以省域交通及旅游經濟面板數據為例,實證分析了交通基礎設施對于旅游經濟具有空間溢出效應且這種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不分交通種類。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對于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正向效應,但這種效應在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表現程度。

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可以提升農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任曉紅等[10]實證研究了西部11 省區近十年數據,發現交通基礎設施現有存量對農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王浩[11]以貴州省為案例地,采用面板數據研究了交通和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發現公路對民族地區農民增收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旅游發展與農民增收之間的研究出現較早,當前國內關于旅游發展和農民增收的研究是伴隨著旅游扶貧實踐經驗而興起的。黃細嘉等[12]以國家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為例,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分析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發現農民收入增長受鄉村旅游發展影響,鄉村旅游發展能夠有效促進農民增收;王威峰等[13]以近十年廣西市域面板數據為例,通過計量分析方法探究旅游產業發展和區域農民增收效應之間的關系,發現旅游產業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具有正向效應且較為顯著。此外,蘇偉洲等[14]、劉炯[15]從不同研究視域出發研究旅游業發展和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發現旅游發展對農民增收均有正向的積極作用。

綜上,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三者之間互為關聯已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可。但是,以往研究多采用引力模型、空間計量模型、計量經濟模型等基于省級面板或區域面板數據研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相互之間的二元關系,少有對三者動態關聯的探討。因此,以湖北省北翼“襄十隨神”區域為研究對象,通過計量經濟模型量化分析三者之間的聯動關系,揭示動態關聯的內在邏輯,并提出對策建議,以期統籌發揮旅游、交通和農民增收的協同效應,為“襄十隨神”地區的鄉村振興、農民增收、經濟發展提供參考。

2 動態關系實證分析

2.1 指標選取

旅游發展指標(ly):梳理相關文獻,王威峰等[13]認為旅游總收入或旅游總消費可以被認作測度旅游發展水平的指標,因此,他以旅游總消費作為衡量旅游業發展的指標;蘇偉洲等[14]選取國內旅游收入和國際旅游外匯收入作為旅游發展指標;劉炯[15]選擇國內旅游收入作為旅游業發展指標。本文結合數據可獲得性及橫向可比較性,選取“襄十隨神”四市(區)國內旅游收入作為衡量旅游發展水平的替代指標。

交通基礎設施指標(jt):程雪等[16]采用公路里程數來衡量交通通達性;陳子真等[17]以鐵路里程和公路里程代表交通基礎設施;張森棟等[18]以公路、鐵路交通密度指數來衡量交通基礎設施。因鐵路營業里程多以省域尺度統計,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完整性及鄉村旅游目的地位置,本文使用公路里程作為交通基礎設施測度指標。

農民增收指標(sr):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很好的衡量農民收入增長情況,按照統計分類,包括工資收入、財產凈收入等四類。王威峰等[13]以農民可支配收入作為農民收入水平的指標;蘇偉洲等[14]以農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農民收入增長指標;張森棟等[18]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居民生活衡量標準?;诂F有研究,本文選取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農民增收的衡量指標。

2.2 模型設定

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的優勢在于將所有變量都當做內生變量處理,常用于估計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19]。根據文獻分析,發現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存在內生性關系。為了厘清三者聯系,本文利用VAR 模型對“襄十隨神”地區進行實證研究,模型如下:

其中,Yit為旅游業(ly)、交通基礎設施(jt)、農民增收(sr)的三維向量,i、t分別代表各市(區)與年份,α為常數項,Ap為系數矩陣,P為滯后階數,ut為隨意擾動項。

2.3 數據來源

數據時間跨度為2004—2021 年(截至目前,因地方統計部門暫未公布2022 年及以后統計數據,十堰市、隨州市、神農架林區三地部分指標數據未能有效獲取,為保證研究結果真實有效,本研究面板有效數據截至2021 年)。原始數據來源于襄陽市、十堰市、隨州市、神農架林區公布的統計年鑒,部分數據通過EPS data 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進行補充。實證分析工具采用Eviews13.0 軟件,考慮到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問題,所有數據均進行對數化處理。

為更直觀地展現本文算法腮腺的分割結果,我們進行了三維腮腺圖像的分割實驗,實驗參數:ν=0.01,Iter=20,其它參數設置與分割二維腮腺圖像相同。圖5為算法分割后的三維重建結果,(A)圖為區域生長后的結果,將其作為FALD算法的初始輪廓進行演化,迭代20次得到最終的分割結果如(B)圖所示。從圖中不難看出,區域生長的結果含有階梯狀灰度,表面多毛刺、凹凸不均勻,而經過FALD算法之后表面變得平滑、連續,這是由于在分割過程中引入了原圖邊界的局部灰度差異信息,對復雜梯度邊界上錯誤分割點進行矯正,從而得到了正確的分割結果。

3 實證分析

3.1 平穩性檢驗

VAR 模型運用的前提是必須保證時間序列穩定,變量的穩定性保證VAR 模型的可靠性。如果不能保證時間序列穩定,則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影響到分析結果的準確性。為保證模型的有效運用,首先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采用同質單位根(LLC)、擴展的迪克富勒檢驗(ADF)、異質單位根(IPS)三種檢驗方法考察各變量平穩性,結果如表1 所示,對變量lnsr、lnly、lnjt進行一階差分后,LLC、IPS、ADF 檢驗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為一階單整,符合時間序列平穩性要求,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由表1 可知,變量lnsr、lnly、lnjt 本身不平穩,一階差分后為平穩序列,因此在利用VAR 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前,有必要對各變量展開Johansen 協整檢驗,確定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對變量建立Johansen 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三個變量在5%置信水平上None、At most 1、At most 2 均拒絕原假設,表明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表2 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

3.2 最優滯后階數

本文運用Eviews13.0 軟件中的似然比檢驗(LR)、赤池信息準則(AIC)、漢南-奎因準則(HQ)、施瓦茨準則(SC)來確定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結果如表3 所示。在確定滯后階數(Lag)時,首先根據AIC、SC 值大小確定(AIC、SC 值越小越好),當兩種準則階數不一致時,再根據LR 值選擇。根據上述原則結合表3,可以確定2 階為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

表3 最優滯后階數確定

3.3 VAR 模型穩定性檢驗

在VAR 模型中,采用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內生變量,觀察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分析模型結果前,應檢驗模型穩定性,以確定所得結果的可靠性,VAR 模型穩定性檢驗采用AR 根估計方法,觀察特征根模值是否小于1,進而對模型穩定性進行判斷[20]。設定模型最優滯后階數后,對農民增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脈沖模型穩定性進行檢驗,結果如圖1 所示。數值位于單位圓,證明該模型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所得結果可靠有效,可以進行后續分析。

圖1 VAR模型穩定性檢驗的單位圓

3.4 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能夠直觀的表現出各變量對共生關系的影響軌跡,同時也可以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獲得其中某一變量對另一變量的影響程度,分析變量間動態變化過程[21]。

3.4.1 農民增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對自身的脈沖響應 農民增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三個變量在面對自身一個標準差沖擊時,響應較為迅速且保持為正向反應。農民增收在第1 期就呈現最大的正向反應,隨后逐漸減弱,在第6 期左右逐漸向X 軸收斂;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在第2 期、第4期呈現負向響應后迅速上升轉為正向響應,并第5 期左右逐漸向X 軸收斂至0,圖2 說明農民增收、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均表現為自我強化機制,可以促進其自身發展。鄉村振興背景下,休閑游逐漸成為小康社會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剛需,旅游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成為一種大眾休閑方式,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在與區域經濟發展協調的情況下,交通基礎設施完善會更好地促進人、財、物的移動和聚集,從而推動區域旅游經濟進一步協調發展。隨著旅游不斷發展、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增強,消費水平得以提高,消費能力得以釋放,農民增收進一步增強,會對相關領域產生釋放效應,也會對旅游發展產生溢出效應。如圖2 所示,其中,實線表示脈沖響應的變化曲線,虛線表示標準差的波動范圍。

圖2 農民增收、交通基礎設施、旅游發展的脈沖響應

圖3 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脈沖響應

3.4.3 旅游發展和農民增收脈沖響應 如圖4 所示,農民增收對旅游發展沖擊時,旅游發展做出正向響應,隨后微微上升向X 軸收斂,從整體上看,旅游發展面對農民增收沖擊,圍繞X 軸上下輕微波動且多以正向響應為主??梢钥闯?,伴隨鄉村振興,農民增收、旅游消費需求開始增加,但農民對于旅游需求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面對沖擊,波動較小,但農民增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旅游發展。農民增收面對旅游發展沖擊及時呈現出正向響應,隨后下降轉向負向響應,到第2 期又緩慢上升,整體圍繞X 軸上下小幅度波動,表明旅游發展對農民增收有顯著影響且具有一定的負向效應。旅游發展初期,游客大量涌入會產生大量工作崗位,提高了農民收入。但游客的大量涌入也會造成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的破壞,甚至引發旅游目的地社區居民對于游客的抵觸和排斥,可能導致旅游發展對農民增收的負面影響。因此,對旅游目的地合理規劃和有效引導,會減緩負響應向正響應轉變,這一過程基本與脈沖響應過程相一致。

圖4 旅游發展和農民增收脈沖響應

3.4.4 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民增收脈沖響應 如圖5 所示,交通基礎設施對農民增收沖擊時,第1 期呈現了正向響應,隨后逐漸收斂并圍繞X 軸上下波動,表明短期內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完善會對農民增收有一個明顯的正向影響。但隨著游客增多,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游客停留的時間變短,農民增收出現一個上下波動過程。從長遠看,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作用,可以降低流通成本,促進區域經濟交流。交通基礎設施面對農民增收標準差正向沖擊時,滯后期內效應基本為正向,脈沖響應整體不明顯,響應結果趨近于X 軸,表明農民增收對于增強交通基礎設施能夠發揮一定作用,可作用力有限。

圖5 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民增收脈沖響應

3.5 方差分解

為進一步了解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之間的相互貢獻程度,通過對VAR 模型進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本質在于觀察沖擊對于內生變量的貢獻度。利用方差分解可以進一步分析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之間的互動關系,結果如表4 所示。由表4 可知,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的自身沖擊對其發展都占據了重要因素,但不同變量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第一,旅游發展自身第1 期方差貢獻率為99.84%,到第10 期貢獻率為91.85%,說明旅游業主要受自身影響。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民增收對旅游發展的影響從第2 期開始顯現,且來自農民增收的影響更大一些。第二,交通基礎設施在第1 期來自自身的方差貢獻率為92.32%,到第10 期時,本身方差貢獻率仍在80%以上,說明交通基礎設施同樣受自身影響較多。旅游發展與農民增收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沖擊影響逐期增加,農民增收從第1期的0.47%到第10 期的3.73%,旅游發展從第1 期的7.21%到第10 期的13.81%,農民增收和旅游發展的方差貢獻率合計為17.54%,說明旅游發展和收入增加對于交通設施完善有顯著性的影響。第三,農民增收是自身最大的貢獻要素,第1 期至第10 期由100%變為99.54%,交通基礎設施和旅游發展短期內對于農民增收的影響較弱,但處于一個穩步增長狀態。這與鄉村旅游發展情況相符,旅游資源的開發并不會立即帶來效益增收。

表4 方差分解表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襄十隨神”四市(區)2004—2021 年市域面板數據,從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三項指標出發,通過構建VAR 模型,實證探究了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1)“襄十隨神”四市(區)的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民增收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2)交通基礎設施與旅游發展存在相互影響關系,但旅游發展對于交通設施的正向促進作用更明顯;旅游發展與農民增收存在相互影響關系,但農民增收對于旅游業發展影響更顯著;交通基礎設施能夠促進農民增收,農民增收對于交通基礎設施短期影響較小,長遠來看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3)從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民增收之間影響的強弱關系來看,農民增收對于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影響較弱,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對于農民增收影響較強,但兩者對農民增收的正向反應并未充分發揮,反映出旅游業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并未成為“襄十隨神”地區農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如下建議:

1)重視協整關系,促進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和農民增收協調發展。協整檢驗表明,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農民增收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在鄉村振興共同富裕背景下,應重視三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鄉村旅游作為農民增收致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要著眼長遠、合理規劃,在保護鄉村自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發展旅游經濟,實現旅游發展對農民增收的正向響應;另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為旅游發展提供發展條件和基礎,在提升流通性的同時也縮短了時空距離,在一定程度上負面影響旅游發展。因此,加強景觀交通建設,提升周邊旅游目的地互通水平,提升旅游發展對交通基礎設施正向響應程度,進一步促進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

2)審視脈沖響應,權衡方差分解,提弱增強,促進旅游、交通、農民增收共生發展。脈沖響應分析發現,不同變量對于沖擊的響應程度不同,農民增收對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沖擊響應較弱,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對農民增收沖擊響應較強,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之間的沖擊響應較強,不同變量沖擊響應各具階段性特征?;诿}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探析變量之間的動態關聯性,發現變量之間的貢獻程度,可以通過以下四點促進各變量之間共生發展:一是抓住鄉村振興戰略契機,遵循“鄉村因路而富”理念,做好區域交通規劃,加大交通基礎建設投入力度,提升交通通達性和要素流動性,為旅游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二是強化旅游對于交通的促進作用,路依景、景圍路,路景融合,提升旅游地之間的關聯程度,擴大交通邊際效應,減弱時空距離縮短的負面影響;三是因地制宜,一村一品、一城一景,充分認識旅游業的特殊性,發揮產業的帶動性與關聯性,切實做到促進農民增收致富。鄉村旅游發展要聚焦于需求與供給,對于擁有豐富旅游資源且滿足一定開發條件的地區,應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科學規劃;四是注重負面效應調節。隨著旅游業發展,會出現諸如游客與目的地居民的矛盾、環境惡化、旅游產品更新緩慢等負面效應,進而表現出增收變減收的邊際遞減特征。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應加強統籌協調,注重旅游新業態挖掘,減少邊際遞減效應的發生。

3)堅持以人為本的一體化發展目標?!叭嗣袷枪蚕淼闹黧w,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文旅產業”的定位,促使更多農民參與到旅游業發展過程之中。農民增收是共同富裕的前提,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襄十隨神”地區一體化發展不僅注重經濟增長、效率提升,更要注重協調公平發展。旅游業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于農民增收有積極的正向作用,農民增收也反作用于兩者的發展。當前,農民增收對于另兩者的促進較弱,但他們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推進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完善的同時,圍繞區域發展實際情況,協調好當地政府、旅游目的地居民和開發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圍繞旅游基礎要素,維護好農民的合法權益和當地旅游發展的優先受益權,持續推進農民增收,提升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滿足感,進而反助旅游發展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實現三者良性互動,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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