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
——以安徽省為例

汪傳雷，章 梅

（1.安徽大學 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大學 物流與供應鏈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堅持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通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2023 年5 月24 日，國資委召開的中央企業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部署會明確要加快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其高質量發展代表了科技創新的產業引領作用，是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在穩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時期，保證供應鏈的平穩運行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而我國產業鏈整體上仍處于中低端，產業鏈上中下游不配套問題日益凸顯［1］，引發供應鏈韌性探討，故研究供應鏈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對我國產業發展具有深刻影響。

供應鏈韌性被認為是供應鏈對內外部沖擊的應變能力，從而保證自身不斷鏈，具備穩健性、魯棒性和可靠性，也可以認為在受到沖擊時恢復到常態甚至超越受傷害之前的狀態。目前學者對供應鏈韌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內涵、測度和影響因素等方面，如樊雪梅等［2］從五個維度構建指標運用熵權法對汽車的供應鏈韌性進行評價；秦立公等［3］借助模糊組態分析方法，分析適合農產品供應韌性的模式；盛昭瀚等［4］從復雜系統管理角度分析了供應鏈韌性的內涵及原理。

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即隸屬于戰略新興產業的企業經過生產經營實現高經濟增長、高附加值增長以及高生產效率增長的發展目標［5］?，F有文獻宏觀層面探討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經濟分析、實現途徑以及政策研究等，微觀層面研究了測度和影響機制等。從微觀層面的影響機制來看，數字經濟、財政支出、科技創新等都對高質量發展具備促進作用，如趙濤等［6］驗證了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且具有邊際效用遞增特征。從供應鏈角度，供應鏈關系資本、智慧轉型能對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如郭志芳等［7］驗證了供應鏈關系資本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供應鏈韌性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內涵方面，如曾憲奎［8］認為提升供應鏈韌性能夠保證經濟在動蕩下持續健康發展，核心技術的突破能夠實現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性和高質量發展的協同；同時梳理了當前鏈條的薄弱和缺失環節并提出戰略建議。郭韓等［9］認為增強供應鏈韌性是我國提升供應體系在國際分工中安全水平的必要和必須，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綜上，供應鏈韌性領域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涉獵廣泛，但關于供應鏈韌性實證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高質量發展實證研究中供應鏈韌性作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寥寥無幾。因此，本文以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為樣本，從企業發展視角研究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進而探討不同規模、不同產權性質下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供應鏈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

WUCA 時代下，企業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選擇，而供應鏈韌性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中斷風險從而幫助企業實現高質量的經營。資源基礎觀認為好的企業可以通過整合資源創造能力進而獲得獨特的競爭優勢，而優秀的供應鏈被認為是一種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能力［10］。隨著全球化加劇，越來越多企業參與全球供應鏈并從中獲益，使得全球供應鏈變得“更長”和“更復雜”。漫長而復雜的全球供應鏈通常對變化反應遲鈍，更容易受到業務中斷的影響，加劇了供應鏈的風險和脆弱，從而阻礙企業的發展。韌性被認為是應對供應鏈中斷的方法之一［11］?？紤]到不可預測和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一個強大而有韌性的供應鏈對企業的增長和生存至關重要［12］。供應鏈韌性能夠使企業對意外事件做出快速反應，并通過合并和重新安排現有資源和能力重建運營。有韌性的供應鏈能夠更好地預測和減輕不良事件的有害影響，同時顯著減少恢復正常運營所需的時間［13］。供應鏈韌性的提高能夠保證整個供應鏈的持續運營，維持其長期競爭力［14］。同時，供應鏈韌性及其穩健性對企業的經營業績和股東財富都有著顯著的影響［15］。因此，供應鏈韌性可作為企業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在面對風險及供應鏈中斷時快速作出反應使企業恢復正常運營，促使戰略新興產業維持經營業績，進而推動其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诖?，提出假設：

H1 保持其他條件不變，供應鏈韌性顯著促進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

1.2 數字化發展水平的調節作用

戰略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具備較強的科技含量。供應鏈的數字化建設能夠使企業物流實現技術創新，從而提升績效，形成強大的網狀供應鏈體系，深化端到端的信息溝通和彈性［16］，能夠使供應鏈上下游的各類企業在虛擬中達到一種整合和可視化，實現數字供應鏈。鏈條上的各個節點企業根據前期數據及時做出調整，對消費者的需求了解更清楚。數字技術的技術創新有利于企業發展動態能力，更好地應對供應鏈風險。新興工具、大數據分析、先進機器人、區塊鏈技術都在提高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7］，能夠增強企業對風險的感知和判斷，也是實現供應鏈韌性治理的關鍵所在。同時，運用數字技術管理庫存和貨物還能夠提升供應鏈管理的效率［18］。供應鏈與數字技術融合能夠更快地共享信息，提高了企業的數據處理能力以及數字信息共享能力，對實時信息的準確把握和使用能夠顯著影響供應鏈韌性［19］。數字化對協同知識創造、供應鏈靈活性和供應鏈的可持續性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0］?；诖?，提出假設：

H2 較高的數字化發展水平有助于加強供應鏈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正相關關系。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設定

根據假設并參考相關學者做法，為驗證客戶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本文構建模型：

為驗證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構建如下模型：

為驗證數字化發展水平在客戶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關系中的調節作用，構建如下模型：

為驗證數字化發展水平在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關系中的調節作用，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i和t代表公司和年份，被解釋變量SEI-HQDit代表戰略新興企業t年高質量發展，解釋變量CUSit代表企業t年客戶韌性，SUPit企業t年供應商韌性，DIGit為調節變量代表企業t年的數字化發展水平，DIGit×CUSit為數字化發展水平與客戶韌性的交互項，DIGit×SUPit為數字化發展水平與供應商韌性的交互項，Controlsit代表與該質量發展影響相關的一組控制變量，模型考慮了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其中α0為常數項，α1、α2、α3、α4為各個變量的系數。

2.2 變量刻畫

解釋變量 供應鏈韌性，包括客戶韌性（CUS）和供應商韌性（SUP）借鑒柳彩蓮［21］的研究思路，供應商韌性采用上市企業前五大供應商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PCHHI）表示，客戶韌性采用上市企業的前五大客戶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CCHHI）表示。其中x代表某產業的市場規模，xi代表該產業中第i個企業的規模，n代表該產業內的企業數，Si為第i個企業的市場占有率。

在入選研究對象中，漢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癥組（病例組）共18例、對照組14例；維吾爾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癥組（病例組）共16例、對照組12例；哈薩克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癥組（病例組）共16例、對照組14例。

產業內企業規模越是接近且企業數量越多，HHI 指數就越接近于0；而當獨家廠商壟斷時，該指數越大，說明市場競爭度越低，供應商或者客戶的選擇少，韌性越差。

被解釋變量 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SEI-HQD） 主要衡量指標是戰略新興產業中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本文借鑒霍春輝［22］等的研究采用LP 法計算。具體測算模型如下：

其中，yt為總產出、lt為勞動力、kt為資本投入、mt為中間投入、ωt為全要素生產率，ηt為隨機擾動項，β0為常數項，βl、βk、βm為各變量的系數。

調節變量 數字化發展水平（DIG）參考張永珅［23］的做法，采用期末無形資產明細項目中與數字化相關的無形資產金額比例刻畫企業數字化程度。具體在企業財務報表附注中，當無形資產明細項目中有“客戶端”“管理系統”“智能平臺”“數據”“數控”“信息化”“網絡化”“互聯網”“人工智能”“自動控制”文本的數字化關鍵詞術語以及數字化相關的技術專利時，劃為“數字化相關的無形資產”，再對同年度企業的各項數字化無形資產金額進行加總，以此計算數字化相關的無形資產總額占期末總資產的比例。

控制變量 參考伍中信等研究［24］，控制變量選擇為：企業規模（Size），以企業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表示；總資產收益率（ROA），以凈利潤除以平均總資產表示；總資產周轉率（ATO），以營業收入除以平均資產總額表示；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是否國有企業（SOE）；管理費用率（Mfee），以管理費用除以營業收入；公司是否由四大（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審計（Big4）。

2.3 樣本和數據來源

選擇2011—2021 年安徽省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比對進行手工篩選，行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并在原始數據的基礎上剔除ST 和ST*公司以及數據缺失較多的公司，對數據缺乏較少的用線性插值法補充。同時為克服極值影響，對數據進行1%以下及99%以上的分位數進行縮尾處理。最終獲得86 家企業550 條數據。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來自國泰安，采用Stata17 進行分析處理。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所示。戰略新興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均值為8.436，最小值為6.643，最大值為10.96，最小值與最大值的差值較大，說明不同的戰略新興企業之間的發展質量存在差別，且均值稍大于中位數說明我國戰略新興產業整體發展較好。數字化發展水平的均值為0.0367，遠大于中位數0.0059，說明企業數字化發展水平可能有兩極分化現象，有些企業正處于數字化初始階段，有些已經實現一定程度的數字化發展。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3.2 結果分析

表2 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實證結果

3.2.2 數字化發展水平的調節作用 企業不同數字化水平是否會影響供應鏈韌性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回歸結果如表2 所示。其中模型（3）考察客戶韌性與數字化發展水平的交互作用，模型（4）考察供應商韌性與數字化發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從客戶韌性角度觀察，數字化水平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0.5172 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交互項DIGit×CUSit的系數為0.0665 在5%水平下顯著，客戶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系數由原來的-0.0072 變為-0.0067，說明企業數字化發展水平有助于緩解客戶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抑制效應，數字化水平正向調節客戶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的關系。

從供應商韌性角度來說，數字化水平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0.5866 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交互項DIGit×SUPit的系數為0.0742 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企業數字化發展水平有助于緩解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抑制效應，數字化水平正向調節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的關系。且供應商的顯著性更強說明數字化發展水平對供應商的影響要強于對客戶的影響，原因可能是數字化通過知識管理和技術的優化對實時信息的使用更加得心應手，使得與供應商的合作關聯密切，對消費者需求等的了解更加透徹，進一步促進了數字化的深入。

3.3 穩健性檢驗

為平衡樣本的選擇性偏差，本文采取傾向得分匹配（PSM）進行控制，對客戶和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根據平均數劃分為二類變量即CC和PP，采取核匹配方式進行匹配，結果如表3 所示?？蛻艉辗疫_爾-赫希曼指數系數為-0.053 在10%水平下顯著，說明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之間正相關；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系數為-0.0573 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之間是正向關系，表明研究結論穩健。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供應鏈韌性的衡量采用赫芬達爾系數，表示行業的集中程度，進而說明風險集中度體現供應鏈的韌性脆弱。本文借鑒徐星美等［25］的研究用第一大客戶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率（TCO）衡量客戶韌性，第一大供應商采購額占總采購額比率（TPO）衡量供應商韌性，然后進行穩健性檢驗，分別采用模型（1）和（2）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TCO的回歸系數-0.0033 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正相關；TPO的回歸系數為-0.0023 在10%水平下顯著，說明正相關，結果驗證了主回歸結果的穩健。

考慮到供應鏈韌性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為降低偏差，對戰略新興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先做滯后一期處理（L.SEI-HQD）再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的回歸系數-0.0078 在5%水平下顯著；客戶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的回歸系數為-0.0092 在1%水平下顯著，也就是說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供應鏈韌性仍顯著促進戰略新興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說明主回歸的結果具備穩健性。

3.4 異質性分析

本文從企業產權性質和規模角度檢驗供應鏈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影響效應的異質性。

從企業產權性質視角看，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會有不同的行為。在數字化發展水平的影響下，供應鏈韌性會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產生不同影響。本文設定SOE取值為1 為國有企業，取值為0 為非國有企業，再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客戶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影響都不顯著；主要區別在于供應商韌性，無論是國有還是非國有企業，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均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負相關，從而供應商韌性與其正相關影響，這與本文主效應結果相同。根據解釋變量的suest 檢驗Prob ＞ chi2 = 0.0399，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供應商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明顯，且數字化發展水平的影響更加顯著。

表4 企業產權性質異質性結果

從數字化發展水平與客戶赫芬達爾- 赫希曼指數的交互項DIGit×SUPit看，suest 檢驗Prob ＞ chi2 = 0.0092，說明數字化發展水平的調節作用在非國有企業更加顯著，正向調節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在1%水平下顯著；而在國有企業，負向調節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在10%水平下顯著。國有企業不僅受到較大的政策影響還要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加強供應鏈韌性的目的與企業所追求的總體目標可能不一致，又因為可以獲得更多的壟斷性資源、擁有強勢的市場地位，即使供應鏈中斷也能夠很快恢復，供應商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強。在數字化水平的影響下，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能夠進一步增強，行業的市場競爭度變得更小，反而使得其供應商韌性減弱，從而影響戰略新興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從企業規模視角看，供應鏈管理中，韌性通常在與大型買家運營相關的空間和時間尺度背景下進行定義和評估［26］，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會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本文將Scale 設為企業規模分類變量，相應數值高于中位數的設為大型企業取值為1，小于中位數的為中小型企業取值為0，回歸結果見表5。從模型（1）（2）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客戶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在大型企業下顯著在1%下顯著，說明客戶韌性在大型企業中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相關性強，且數字化發展水平的系數為0.726 在1%水平下顯著，但交互項DIGit×CUSit不顯著，說明在此樣本下數字化發展水平對客戶韌性和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沒有調節作用。從模型（3）（4）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在大型企業中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關系在1%水平下顯著，在中小型企業是5%水平下顯著。數字化發展水平與解釋變量的交互項DIGit×SUPit在suest 檢驗中Prob ＞ chi2 = 0.0045說明存在顯著差異?？梢钥闯鲋行⌒推髽I的數字化發展水平能夠抑制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負相關性，進而強化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正向關系。但是在大型企業，交互項DIGit×SUPit系數為-0.16 在10%下顯著，數字化發展水平加強了供應商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從而抑制了供應商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正向關系。因為大企業供應鏈中的各種行為者以及與周圍生態系統的關系要更加復雜多樣，受到許多非政府組織、客戶、監管機構以及社會、生態、政治、經濟對企業運營的影響，出現與供應鏈韌性的沖突。供應鏈的相對韌性是根據公司被偏離平衡路徑的敏感程度以及恢復或過渡到更好狀態所需的時間來評估的［26］，在這種狀態下，大企業在數字化水平調節下受到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恢復到常態需要更多的時間，牽一發而動全身如復雜供應鏈系統的崩潰。

表5 企業規模異質性結果

4 結論與啟示

以2011—2021 年安徽省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供應鏈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客戶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影響，供應商韌性正向影響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數字化發展水平對客戶韌性和供應商韌性與戰略新興產業的關系具備正向調節作用。同時，異質性分析表明了企業數字化水平對中小規模、非國有企業戰略新興企業的供應商韌性與其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影響更強，客戶韌性對戰略新興產業的影響在大規模企業中更顯著。

文章結論對不同企業如何提升自身供應鏈韌性進而促進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實踐思路：1）對中小型和非國有戰略新興企業，加快建設企業數字基礎設施以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應，維護好客戶關系，推動供應鏈轉型升級，形成可追溯、可調節、可視化的供應鏈，提升供應鏈韌性，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高質量。同時，夯實大中小企業的融通發展，聯合產業鏈的上下游實現供應鏈的延鏈補鏈強鏈。2）對大型企業，做好數字化與自身規模擴張的平衡，避免過度超前數字化加重企業負擔導致抑制高質量發展；利用數字技術如區塊鏈、元宇宙等鞏固好龍頭企業的引鏈作用，從而提高供應鏈韌性。3）對于國有企業，平衡好企業運營與供應鏈韌性的協調關系，選擇空間一體性供應商，避免行業過于集中導致自身供應商選擇閾值范圍變得狹窄，發揮國有企業供應鏈的公共產品屬性作用補短板鍛長板，從而推進戰略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