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出版”：一個傳播學的視角

秦藝丹 韋嘉

內容摘要：中國出版研究長期以來在建制與知識的雙重層面上面臨困境。通過對中國出版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發現中國出版學界形成了三種有關出版的話語，這些話語根植于出版的歷史實踐，與國家和業界需求結合較為緊密，從實踐層面很好地回應了中國出版業發展面臨的熱點與難題，但在理論層面則略顯薄弱。從其他臨近學科中汲取資源，或有助于拓展出版研究的想象力。從傳播研究的視角來看，中國出版研究對傳播研究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偏向與盲點，總體而言更青睞美國大眾傳播研究范式，對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媒介理論等傳播研究的另類范式重視不足，但這些研究范式都曾對出版問題有過關注，有助于出版話語與研究邊界的拓展。

關鍵詞：出版；出版研究；學科邊界；知識生產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1.007

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出版研究不論是在學科建制上還是在知識積累上都逐漸完善，取得不少成績。但同時，領域內部有關知識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升溫，“出版無學”“出版學是行業之學還是學科之學”等相關討論長期彌漫于學界。這些討論的存在，預示著出版研究正面臨著知識正當性的焦慮。從這些知識焦慮的表層話語中抽離出來，值得一問的是：這些焦慮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知識焦慮？從何處入手可能克服這一焦慮？

本研究嘗試借助作者自身的傳播學背景，從傳播研究的視角去思考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問題。中外出版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比起一個有著固定邊界的學科，它更像是一個聚集地，研究者們帶著特定的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介入對出版問題的研究。由于出版研究的歷史并不算長，其他那些更為成熟的臨近學科也常被稱作“宿主學科”（host disciplines）、“學科之傘”，而充分汲取這些學科的思想資源——或用澳大利亞學者西蒙·穆雷（SimoneMurray）的話來說就是“異花傳粉”（crosspollination）——也被認為是拓展出版研究知識邊界的方法之一。傳播研究可以被視為中國出版研究的宿主學科之一，雙方在建制與知識的雙重層面上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前者指的是，編輯出版學在中國被置于新聞傳播學的一級學科之下；后者則指的是傳播理論構成了出版研究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

具體來說，本研究所謂傳播學的視角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以出版研究與傳播研究的學科交叉作為觀察對象，思考出版研究領域的知識生產與邊界移動；其二，以傳播研究知識反思史作為參照對象，推進出版研究的知識反思。出版研究今天面臨的知識合法性危機及自我掙扎也貫穿于傳播學的學科史中。自20世紀50年代末領域早期的參與者發出“傳播研究已經枯萎”的訃告后，這種自我掙扎就從未停止。從傳播研究的經驗來看，即便不能對“向何處去”“學科未來”

這樣的問題給出周全的解決方案，但對學科本身的建制史、學術史、知識史的不斷反思與總結，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廓清問題，拓展知識邊界與學術想象力。具體來說，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1）中國出版研究目前處于何種知識狀態之中？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進入出版領域，圍繞著“出版”產生了哪些話語與知識范式？（2）出版研究近些年來在與傳播研究的“異花傳粉”過程中，傳播研究中的哪些思想資源被凸顯了？哪些被遮蔽了？是否以及為何會形成某種特定的偏向？（3）傳播研究思想資源的進入，將如何推進我們對出版的理解？

需要提前說明的是，如此表述存在一定的風險，就好像傳播研究是一個具有固定邊界的領域。本研究并不具備界定什么是傳播研究或什么不是傳播研究的能力，也無意做這樣的界定——傳播研究本身的邊界是開放的、松動的，而發展至今，傳播研究本身也引介了許多其他學科的思想資源。因此，本研究在討論傳播研究時，指涉的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大致涉及美國實證主義范式的傳播研究、批判學派，以及媒介理論，也會將一些在傳播學領域已經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納入討論范疇。

一、出版研究在中國：建制與知識焦慮

外國學者一般用publishing studies來指稱出版領域的學術生產。在中國學界，“出版學”與“出版研究”均有使用。一般來說，討論作為建制意義上的學科時，多使用“出版學”或“出版學科專業”；討論知識生產層面的出版學術研究時，則多使用“出版研究”。本研究絕大多數時候傾向于使用“出版研究”的概念，并認為其包含建制與知識兩個層面的內涵，這一方面是因為本研究核心關切的問題是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相較于出版學，出版研究的說法所指涉的對象更為松散，是一種開放性的描述方式。不過，就實際情況而言，建制與知識層面常常相伴相生，互為關聯，因此，本研究也會涉及對出版研究建制層面，即出版學科專業的討論，尤其是在本部分。

從建制層面上來看，中國出版學作為一門學科專業的歷史卻并不久遠。據考證，漢語體系中的“出版學”一詞大概出現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1925年，“出版學”出現在陳伯逵在《南洋周刊》上發表的文章中；1931年，楊家駱在其編的《圖書年鑒》中也提出“出版學”。到新中國建立之后，我國的出版教育逐漸起步?！拔幕蟾锩焙?，對于建設出版學的呼吁聲日益高漲。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提出“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所，充實印刷技術研究所，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這是出版研究第一次被寫入中共中央文件。在這些呼聲中，出版學作為一門學科被提上新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日程。1983年，武漢大學開辦“圖書發行學”本科專業（后更名為出版發行學專業），招收本科生，正式開啟出版高等教育的發展篇章。1985年，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率先響應試辦編輯學專業。同年，我國第一個從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的專門機構——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后更名為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建立，部分省市還成立了出版發行研究所或研究室。從1986年起，上海、河南、陜西、四川等地的高校開始借新聞、法學、文學的名義招收出版學研究生。與此同時，出版學的教材與學術期刊的建設也在同步進行，為出版教育與學術交流搭建平臺。

1993年，編輯學入選國家教委頒布的“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目錄”。1998年，教育部對目錄進行了調整，編輯學與出版學自此合并為“編輯出版學”，歸屬于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之下，列為二級學科。2002年，教育部特批武漢大學在“圖書館、情報與檔案學”一級學科目錄下自主備案設立“出版發行學”碩士和博士學位授權點。此后，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也開始招收出版學博士，逐步推動出版學最高層次學位教育。到201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決定增設出版碩士專業學位，這標志著出版專業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我國的研究生教育體系。

到2019年，全國共有71所高校開設編輯出版專業，19所高校開設數字出版專業。開設出版專碩的高校有28所，另有17所高校依托一級學科博士點招收出版博士。近兩年來，在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學界同仁的努力下，出版學科建設工作進一步展開。自2022年7月首次全國出版學科專業共建工作會召開以來，截至2023年年底，中宣部、教育部共推動了8所高校與相關單位部門開展學科專業共建工作；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又印發了《關于推進出版學科專業共建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出版學科專業自主知識體系。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出版學的學科建設已然結出累累碩果。不過，整體而言，出版學的學科地位還是頗有些邊緣化，比如出版學到現在還未能成為一級學科。其直接后果是，學科的發展速度也受到影響。到2020年，我國開設出版學本科專業的高校從原來的213家銳減至55家，而主要的原因是2011年國家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沒有出版學。囿于這一現狀，諸多學者提出只有將出版專業獨立為一級學科，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該學科發展的桎梏，并身體力行推動出版學的學科建設。

在知識生產的層面上，出版研究也長期經受著“出版無學”的知識合法性危機。整體而言，作為知識領域的出版研究，盡管取得了不少知識成果，但不論是在核心概念、理論范式還是在方法論上都還處于爭議之中，算不上成熟完善，“尚未產出令學界與業界信服的重大理論”“未形成多元、獨特、成熟的研究方法論”“不重視實證方法，大多數研究停留在傳統思辨和經驗總結的層面”等知識生產層面的現象和問題依然存在。

出版領域在建制與知識層面上的困境，并非中國獨有。倫敦大學學院出版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丹尼爾·博斯韋爾（Daniel Boswell）曾講述了自己的尷尬經歷——每每與朋友聚餐，遇到幾個新認識的人，被問及職業及專業時，當回答“出版”之后，總是會迎來一陣疑問：“我不知道這還能成為一件事”“你在教課的時候都教些什么”“這就是那些新的學科領域之一嗎——而這里所謂‘新指的是不必要的、非法的”。不到十年前，法國學者索菲·諾爾（Sophie No?l）也在一篇文章中坦承自己直到2014年參加某次會議之前都不知道有“出版研究”（publishingstudies）的說法，但他本人已經在書籍出版這個事上做了好幾年了，“這意味著我一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從事出版研究”，而對法國出版研究進行檢索的結果更是令諾爾失望：相關研究成果極少，甚至“出版”與“研究”都沒能連在一起形成“出版研究”的固定說法，而谷歌上的檢索則更多地將“出版研究”指向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職業課程，而非一個連貫的研究領域。

這些學者的個人化敘事盡管未必能反映出全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出版研究在其所在國家學術系統中的邊緣地位。穆雷也曾更為直接地說，建制層面的不穩定，伴隨著出版研究職業取向以及由此帶來的繼發性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嚴謹性的缺乏，加之彌漫于學界與業界的“書籍之死”的討論，都使得再去討論作為研究學科的出版研究是脆弱的。

從一方面來看，建制與知識層面互為關聯。建制層面的不穩定與邊緣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尤其是，盡管編輯出版學被置于新聞傳播學科之下，但現實情況是各個高校編輯出版專業設置歸屬要更為復雜，除少數高校已經建立專門的出版學院，大部分出版學學科專業廣泛地棲居于新聞傳播學院、文學院、信息管理學院之中，如此分散的分布在給出版研究帶來豐富滋養的同時，也往往會帶來核心概念界定不清、領域邊界不明、研究范式混亂等諸多問題。而作為知識生產的出版研究，若未能生產出具有原創性的知識，也會使得出版學的知識根基不穩，缺乏知識正當性，這也不利于出版學科的發展。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建制與知識卻并不始終呈正相關。傳播思想史學者約翰·彼得斯（JohnPeters）就曾提示我們區分建制與知識的區別。在對傳播研究的知識史進行反思時，他曾雄辯地指責了傳播學知識貧瘠的建制性因素，即在傳播學的建制過程中大大窄化了傳播研究的知識地圖與可能性，也就是說“知識”在“建制”的焦慮下丟失了。比如，彼得斯就發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眾多傳播理論并未被用在“傳播”建制性領域的“國家建設”上，因為這些理論在地理上分布于其他系部。

而且，建制意義的出版學科建設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不僅有賴于學者個體的努力，也非常依賴外部條件，很多時候非個體研究者力所能及。因此，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思考知識生產可能是一項更為基礎的命題?；诖?，本研究在后面的部分將側重從知識生產的層面展開討論，并在此基礎上嘗試對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有所貢獻。具體來說，將基于對既有出版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分析，嘗試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各種不同知識背景的研究者，進入出版研究領域之后，是如何言說出版的？聚焦什么問題，產生了何種有關出版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在什么社會與知識語境中產生的？

二、有關“出版”的三種學術話語及其盲點

“話語研究不是研究一個事物是什么，而是研究為什么人們用某種方式對該事物進行表述，是什么社會條件導致了這種話語，這種表述是否能夠自我證明，它導致了什么后果?！睂Α俺霭妗睂W術話語的分析，是理解出版領域知識生產的重要切入口。通過對中國出版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可以大致區分出目前學術界比較常見的三種有關“出版”的話語，這些話語體現于研究者對“出版”的概念定義中，同時也隱匿于對出版的研究實踐中。

（一）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

在出版相關的學術研究或詞條中，早期對“出版”的界定大都是對出版工作流程、出版業務的描摹。比如，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了《出版法》，其中對出版的定義是：“用機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書圖畫出售或散布者，均為出版?！?980年出版的《辭?！穼Τ霭娴亩x是：“把著作物編印成為圖書報刊的工作?！痹俦热?，1988年出版的《漢語大字典》對出版的定義則是：“把書刊、圖畫等編印出來?！绷_紫初將類似的界定總結為，將出版活動視為印刷工作，并認為這種界定是長期在計劃分工模式運作條件下形成的，缺乏對出版內涵的關鍵部分也即出版目的的描述。

此后的界定則更加突出對出版目的的描述，即進一步將出版明確為一種信息活動，目的則是信息/知識的傳播與傳承，從而形成了“出版實踐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這種表述方式相較于上述界定更完整，并在一定程度上抽離了具體的出版實踐，整體上強調出版的信息活動屬性。張志強曾梳理了20年來的11本出版學概論中關于“出版”的定義，指出關于“出版”概念的論述出現了逐步強調出版的信息傳播功能的趨勢，認為這是對出版實踐新發展的與時俱進的反映。從“出版是通過一定的物質載體，將著作制成各種形式的出版物，以傳播科學文化、信息和進行思想交流的一種社會活動”，到“出版是將文字、圖像或其他內容進行加工整理，通過印刷等方式復制后向社會廣泛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再到“數字出版是以數字技術對傳統文本內容進行轉化和呈現，將數字技術與內容融合，以內容為核心，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文本傳播活動”?？梢钥吹降氖?，盡管二十余年來出版的形式已經出現了巨大的革新，但其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話語線索始終綿延。

將出版視為信息活動的話語緊緊圍繞著出版實踐展開，出版實踐的歷時變遷也會帶來這一話語中具體概念的變化。比如，所謂信息活動指的是編輯，還是同時也包括印刷、發行等其他環節？1950年，我國公布的《關于國營書刊出版印刷發行企業分工專業化與調整公私關系的決定》提出將國營出版印刷發行企業進行分工與專業化，劃分為三類獨立的企業單位，即出版企業、印刷企業和發行企業。如此分工的結果是，編輯工作成為出版企業的核心，印刷與發行活動則不再屬于企業的職責，因此也逐漸衍生出狹義的出版概念。將編輯視為出版核心的看法，就體現于葉再生的觀點中。在1988年出版的《編輯出版學概論》一書中，葉再生就強調之所以使用“編輯出版學”而不是“出版學”，是因為“出版學的重點是圖書編輯學”。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體制改革后，在市場化浪潮下，編輯、制作、發行等環節漸漸開始被整合，出版的概念也逐漸開始發生改變，銷售、創作、評論、閱讀等環節都開始被整合進出版的概念。

而新媒介技術的出現，也催生了對有關出版具體概念與研究對象的再調試。比如，早期出版依賴的技術手段是印刷術，對于出版的概念界定與相關研究也都凸顯印刷的面向。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隨著出版物質載體變得多樣化，對“印刷”這一環節的表述，也出現了“印刷或非印刷”的轉變。又如，在新媒介技術之前，出版對應的出版物主要是書籍、期刊等，不需要進行專門的區分。

而新媒介技術使得信息、知識的傳播與流通更為便捷，為了將出版與其他文化實踐區分開來，學者們逐漸開始強調出版的知識屬性，“作為知識生產的出版”這一表述也就開始增多，從而出現了作為信息活動到作為知識活動的出版這一細微的轉變。

將出版視為一種信息/知識活動，一方面是對出版實踐客觀描述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言說者的知識、學科背景有關。許多將出版視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學者，都在一起程度上受到傳播研究的影響。比如，師曾志就認為出版的本質屬性是傳播性，而出版行為、出版過程以及出版系統可以說是傳播行為、傳播過程和傳播系統的必要組成部分。這一視角也見于李新祥的著作《出版學核心：基于學科范式的范疇、方法與體系研究》和《出版傳播學》。

以傳播之眼來看出版，出版就成為信息/知識活動，而對出版的研究自然而然就成為對這一信息/知識活動過程及其要素的研究，傳播研究中的諸多理論，如傳播的“5W模式”“使用與滿足理論”“議程設置理論”等，也就成為這一面向的出版研究的理論資源。比如，李新祥將出版學劃分為宏觀出版學和微觀出版學，在其構想的微觀出版學中，就基本以5W模式統攝起對出版的理解，出版由此被視為出版者、作品、出版物、發行渠道、接收者這五個要素的組合。而在新媒介技術與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傳播的5W模式在出版領域的應用也不斷被重新闡釋。除5W模式以外，許多其他的大眾傳播理論亦被引入出版領域，比如夏德元曾詳細分析了“擬態環境”“議程設置” “ 意見領袖” 如何可以嵌入出版的“告之”“造勢”“促銷”及“鑒賞”等環節之中。

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首先體現的是中國出版研究降生于出版業之中的歷史淵源，早期的出版話語也多是對出版實踐的描摹。此后，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加之傳播學的影響，出版被進一步抽象地描述為信息/知識活動。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基本上也涵蓋了對出版實踐的描摹，最終形成“出版實踐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在出版研究領域，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話語最為基礎，因為不論出版被視為其他的什么，它都首先必須是對出版實踐及其基本屬性的總結與描述。

（二）作為事業/產業活動的出版

如果說圍繞具體的、微觀的出版實踐，形成了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這一話語，那么，圍繞更為宏觀的出版業，則形成了作為事業/產業活動的出版的話語。這一出版話語將出版視為一個事業或產業，突出其意識形態與經濟屬性，并引入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資源對其進行研究。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版業亦是如此。到1956年，所有私營出版業、印刷業和發行業都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新中國出版體制全面建立。改革開放之后，情況逐漸發生變化。從1980年開始，國家出版局開始著手推動發行體制改革；1984年，全國地方出版工作會議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討論出版社的改革；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相關改革進一步提速。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出版業改革在這一大背景下繼續展開，開始推動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組建出版集團。

作為產業活動的出版，也是在這一社會語境中出現的。在這一視角下，出現了包括出版體制改革、出版產業經濟、版權等諸多面向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大都以經濟學理論、信息學理論、管理學理論和市場營銷學理論作為資源，凸顯出版的經濟屬性，為出版產業的發展與管理提供政策建議。比如，周蔚華較早地開始從事出版產業研究。他在《出版產業研究》中，就運用產業經濟理論、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管理理論等資源對我國彼時的圖書出版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集團化、產業管理等問題展開了詳盡的分析；近些年來，數字技術的出現給出版產業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研究者開始關注數字出版的未來，或是從數字營銷的視角，探索出版社的數字營銷策略；或是從產業經濟的角度，提出產業融合的發展思路與具體路徑；或是從產業管理視角，回應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中出現的法律法規不完善、行政管理色彩過濃等問題。

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出版的經濟屬性相較于以往更為凸顯，出版的意識形態屬性則相較以往有所弱化，但也并未離場。2015年，《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就明確了以社會效益為先的“雙效統一”原則，進一步深化出版企業生產經營制度改革。尤其是，當作為產業的出版在經濟利益的驅逐下，生產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出版物時，對于出版意識形態屬性的強調又會重新被提到重要位置，以社會效益為先的“雙效統一”原則也成為出版學術研究的基本立場。正是在這一語境下，方卿等學者從出版價值、功能和構成等理論問題切入，從經濟、文化等視角分析了對出版價值進行引導、干預的必要性以及方法。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出版也始終與“意識形態建設”“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中國式現代化”等話語與實踐相聯系，以討論出版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意識形態功能。

作為事業/產業活動的出版，突出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經濟屬性，與國家需要與業界實踐結合較為緊密，很好地回應了中國出版業體制與技術轉型中遇到的問題與困境，在出版話語中占據著主流的位置。

（三）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物的出版

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與作為事業/產業活動的出版，相對都比較側重就出版談出版，在將出版與更大的社會語境進行關聯的問題上著力較少。將出版視為社會文化建構物這一話語的出現，是對前述兩種話語的補充。事實上，從出版的歷史實踐來說，自古以來，出版在中國就被視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文化活動，如“盛世修大典”在中國就有悠久的傳統。但真正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將出版作為社會文化過程進行的研究，則出現得相對較晚。

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物的出版，往往將出版視為一種社會文化過程，一方面，它被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形塑；另一方面，它也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力量對社會的發展產生形塑作用。這一話語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書籍史、傳播學等學科的影響。比如，彭建炎早在《出版學概論》中就曾專辟一個章節“出版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功能”討論社會因素對出版的影響以及出版的社會與文化功能，而且在其規劃的出版學學科地圖中也專門為“出版社會學”留下了位置。后文將詳細論述，早在這一時期，彭建炎就已經注意到了多本文化社會學的著作。

再比如，師曾志在《現代出版學》中也強調借鑒傳播學理論去研究出版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的地位、作用，了解出版系統與其他系統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社會各方面因素對出版的影響。張志強在《現代出版學》中也專辟一個章節“出版與社會”，討論出版與社會的關系，一方面從自然條件、國家政權、技術條件、文化環境、宗教五個方面探討了社會對出版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從“推動人的社會化”“延續社會文化”“推動人類實現思想解放”“國民經濟重要的產業”四個方面總結了出版之于社會的影響。近些年來，中國亦有不少學者受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等學者的影響，提出不能僅僅將出版物視為信息產品、文化商品，還要“從人類意義交流整體網絡之高度，將出版物視為一種由出版者和作者、讀者共同構造的意義交流空間”。出版史研究特別是書籍史研究，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在年鑒學派、新文化史研究的影響下，逐漸從過往相對較窄地考察書籍的版本目錄和生產流通，轉向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視角去考察圍繞著書籍的活動，社會文化的視角開始凸顯。但如有學者已經指出，在整個出版研究領域，出版的社會文化視角在出版史中最為凸顯，“社會文化”的轉向未能惠及整個出版學。不過，值得期待的是，在這些學者的努力下，中國現代出版研究、數字出版研究的社會文化轉向或呼之欲出。

（四）“出版”學術話語的偏向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種有關“出版”的話語雖然各有側重，但互有交叉，并不彼此割裂。但在整個出版研究的學術史中，三種話語不平衡。其一，作為信息/知識活動的出版這一話語最為基礎。其二，受彼時社會語境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事業活動的出版占據主導位置。21世紀初，當周蔚華開始關注出版產業時，相關研究還非常少，作為產業活動的出版這一話語非常邊緣。但在國家整體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下，近十多年來的情況已然發生變化，出版研究領域在這一期間逐漸壯大，“出版產業”“版權”等問題則逐漸成為出版研究的熱點之一，作為產業活動的出版這一話語從邊緣位置向中心移動。但與其他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作為事業活動的出版這一話語始終在場。其三，將出版看作社會文化建構物的觀念基本處于隱而不顯的萌芽狀態，如上文所言，盡管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提出“出版社會學”，但在整個出版研究中并未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相關論述更多停留于觀念性的層面，相關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見，出版研究的整體學科范式偏向產業范式，社會文化視角在出版研究中的基礎較為薄弱。

就此而言，出版研究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征。誠然，回應國家社會需求是學術研究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但如果在研究思維上與業界捆綁過緊，又缺乏其他視角的平衡，則有可能縮小學術研究的空間。顯然，這并非中國出版研究獨有的特征。諸多國外的出版研究者亦觀察到，“出版研究深深地適應于主宰著產業參與的經濟與實用主義考慮”，許多產業研究與出版職業信息指南的目標“不是對出版業的做法提出批評，也不是提出行業規范——除了對利益最大化的普遍追求以外”，“鑒于圖書出版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文學畢業生可能去干的閑職，這類職業指南通過突出該行業的商業而非美學優先事項來進行過度補償”，“它與媒體經濟學中最具經驗主義色彩的一極異花傳粉，產生了社會科學風格的圖書行業定量調查”。

法國學者索菲·諾爾（Sophie Noel）也頗為擔憂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即它與商業組織捆綁過緊，缺乏科學研究的傳統——一套研究技術、方法與理論。諾爾當然不是鼓吹學術研究要脫離外部世界，但他堅持認為，“知情的分析、帶理論武裝的批判性觀點使學術研究和教學變得寶貴”。在諾爾看來，出版研究的未來就應該像達恩頓對書籍史研究的暢想一樣：在規模上具有跨國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跨學科性，但同時不能失去概念的一致性。這與穆雷強調的“異花傳粉”不謀而合。

傳播學長達數年的自我反思運動也提示我們保持領域邊界的開放性對于知識生產具有重要意義。1959年，美國傳播學的早期參與者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在一篇文章中宣告了傳播領域知識生產力的枯竭，彼時致力于傳播學建制的傳播學之父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隨即反擊了貝雷爾森的這一論調。但貝雷爾森的斷言卻猶如“鬼魂”般引發了傳播領域持久的反思：1983年，《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出版了?？邦I域的躁動”（Ferment in the Field），邀請10個國家的41位作者撰寫了35篇文章，就傳播研究的方法論、知識角色、知識特性展開討論；1993年、2018年，該期刊再次推出反思性?？?，不斷探索著傳播研究的知識邊界，吸引著更多研究者參與討論，施拉姆當年對傳播學設置的邊界不斷遭受挑戰，更多理論資源進入傳播研究領域。那么，對于出版研究來說，一個有趣的問題就出現了：它能與什么知識傳統進行穆雷所說的富有成效的（fruitful）“異花傳粉”呢？為從知識的維度確認出版研究的學科位置，尤其是探究出版研究如何可以從其現有的宿主學科匯聚起來，穆雷曾專門對出版研究的學術地圖進行了考察。他將當代圖書出版研究最為集中的五個節點總結為：產業研究和職業信息；個性化敘述，如回憶錄、自傳、傳記和出版社歷史；書籍史；傳播、媒介、文化研究和社會學；民族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研究，并詳細分析了每一個節點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問題與可能。穆雷的分析顯示，由于方法、學科與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這些研究節點之間的關聯尚未被完全打通，這就阻礙了出版研究的知識生產。

穆雷的梳理并不包括中國出版研究，但中國出版研究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中國出版研究的 “學科之傘”多元而豐富，如新聞傳播學、編輯學、文學、信息科學、管理學等。從上述梳理出版研究的三種話語來看，這些學科及其相關理論資源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出版研究者關注和吸收，但仍然存在著明顯的盲點。下一部分，作者將主要從傳播學的視角，詳細分析這一盲點的形成以及可能的接合——媒介、文化研究與出版研究之間有很大的“異花傳粉”潛力。

三、以“學科之傘”拓展出版的話語與研究邊界

總的來說，中國出版研究對傳播學的挪用大致呈現出三個特征。其一，在研究理論資源上，較多受到二戰以來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影響，尤其是頗為青睞拉斯韋爾的傳播5W模式、使用與滿足等理論。但這并非傳播學的全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眾傳播學逐漸受到其他研究范式的挑戰，傳播研究也進入了相對多元的發展階段。發展至今，傳播研究大致可以被分為以下幾種不同的路徑：美國大眾傳播研究；批判研究，包括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媒介理論。相較其他幾種研究路徑，出版研究更多受到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影響。

其二，對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挪用，亦存在著一定的盲點。以對出版功能的研究為例?！皞鞑サ墓δ堋笔莻鞑パ芯恐髁鞣妒降囊豁椊浀渥h題， 已經有諸多學者就這一問題提出過理論假設。其中，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Lazarsfeld）與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提出的功能說頗具批判色彩，包括“社會地位賦予”“社會規范強制”“麻醉的負功能”，這代表著社會學大師默頓早期為美國傳播研究貢獻的另類視角。但這些功能說幾乎未能進入出版功能研究的視野。出版研究領域對于出版功能的討論，目前還大都是經驗總結，未能激發出對這一問題的經驗研究與批判性反思。而且，盡管在研究范式上多受傳播學主導范式的影響，但出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又相對不太重視實證方法和中層理論的問題，仍有相當一部分研究停留于現象歸納、經驗總結的層面。

其三，對傳播研究的其他研究范式重視不足。有趣的是，傳播研究的其他范式都曾觸及出版研究的核心問題。比如，已在傳播學中產生較大影響的著名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對于文化生產場的研究《藝術的法則》也涉及出版問題。具體來說，布爾迪厄是在討論有關“作品的科學”的研究方法時提到出版問題的。布爾迪厄強調有關“作品的科學”不僅要考察那些直接生產者，還要考察全體行動者和制度，其中就包括所有與出版相關的行動者與機構，出版由此作為重要力量參與作品的生產。

又如，美國學者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A. Radway）在其研究現代通俗浪漫小說閱讀的作品《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中，也特別從書籍的出版而非小說文本或是閱讀活動說起，因為在拉德威看來，書籍的購買與閱讀并非僅僅關涉文本與讀者的活動，而是根本地受到出版的物質性影響，由此，出版作為拉德威所說的“一個具有社會組織性的生產與分銷技術”，便參與了意義的生產。再如，也有學者注意到，法國學者雷吉斯 · 德布雷（RégisDebrey）就是在研究印刷文化與宗教傳承關系中提出媒介學的概念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出版學與媒介學的關系更近。

事實上，這些思想資源在早期曾不同程度地進入中國出版研究者的視野。比如，林佩就觀察到，羅紫初就曾進行過與德布雷相似的表述，即將出版作為一種中介，并將其視為一種傳承，“人類積累的精神財富，只有通過一定的中介，被編輯、印刷、制作成了物質載體形態的產品——圖書、期刊、報紙以及電子音像出版物，才能成為全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這個中介，便是出版。它把人類文化物化在一定載體上，使成果跨越時空界限，一代代傳播下去”。而如前文所言，文化社會學的著作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進入了彭建炎的視野。在其1992年出版的《出版學概論》中，他就已經注意到《傳播媒介的壟斷》（本·巴格迪坎，1986）、《媒介社會學》（戴維·巴特勒，1989）、《文化社會學》（羅貝尓·埃斯卡皮，1987）、《文化社會學》（司馬云杰，1987）等文化社會學與媒介社會學的相關著作。

由此，林佩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既然早期出版研究者已經采用媒介學范式思考出版學問題，為何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卻鮮有相關的代表成果？這一提問也適用于其他研究流派在出版研究中長期的缺席。

林佩本人并未對這一問題給出解答。本研究嘗試從兩個方面來解釋這一現象：一方面，從出版研究的角度來說，與業界的緊密關聯，加之早期出版研究者學科背景較為單一，或使出版研究對媒介理論、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學派并不敏感。另一方面，盡管對出版問題有所關注，但客觀而言，許多研究領域的核心知識興趣有時候又將出版的諸多重要對象或問題排斥到邊緣。比如，傳播與媒介研究對于新媒介技術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就與作為舊媒介的書籍有所沖突；又如，許多書籍史研究都將出版問題納入自己的研究列表，但其特定的時間意識又往往與現代出版有所沖突；再如，文化研究也對書籍出版有所關注，但整體而言更關注其他諸多形式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強調從受眾與文化消費的角度進行研究。

結果是，這些領域對于出版問題的關注如果要被移入現代出版研究中，往往存在著較高的學科與知識門檻。而且，這些研究領域之間本身也都存在一定壁壘。穆雷對此的觀察比較敏銳，也適用于中國的情況。比如，書籍史與媒介、文化研究在意識形態與哲學層面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雙方長期處于互不關心的狀態，當書籍史研究要討論現代出版的問題時，往往就沒有吸收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論范式。而現代出版研究也常常被割裂開來，一邊是書籍史研究，一邊是媒介、文化研究，未能實現思想與方法資源的融會貫通。

這些壁壘都給出版研究與臨近學科領域的接合造成困難。出版研究要想獲得富有成效的接合，顯然就需要去打破這些領域之間的學科壁壘，從而為我所用?？梢杂^察到的是，這種接合正在發生。近年來，許多新聞傳播學背景的研究者開始從自己的研究視角涉足出版研究。其一，批判研究。比如，曹晉、張志安等就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切入對出版的關注。如果說以前的出版研究更多是從經濟的角度研究出版產業的轉型與效益問題的話，那么傳播政治經濟學則更多從批判的視角切入出版產業的版權與出版從業人員的勞動問題。由此，中國出版產業改革發展過程中更為復雜的面向被呈現出來。

其二，媒介理論。媒介理論主要聚集媒介本身，對長期關注媒介內容的傳播研究有所修正，在傳播學內部持續掀起層出不窮的討論，重構了傳播學既往對“媒介”“傳播”等核心概念的認識。近些年，這些討論也開始在出版研究領域發生，比如，有學者呼吁以媒介作為入射角拓展出版研究的知識邊界。在新的視角下，“出版技術”“閱讀”等出版研究的基礎問題也以新的方式被探索。比如，在出版研究中，印刷術等出版技術一直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但此前的研究大都較為傳統，多從史學的視角展開，注重史料的整理與發掘，媒介理論的進入則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視野，吳璟薇等以“文化技藝”為切口對中文打字機的研究就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再比如，媒介理論的進入也給閱讀研究帶來了新取向。以往對閱讀的研究多使用問卷調查、實驗法、深度訪談法等對（數字）閱讀主體、（數字）閱讀動機、（數字）閱讀素養、（數字）閱讀效果等問題進行研究，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引入媒介哲學的視角，重新思考閱讀與數字閱讀的問題。比如，張文彥從柏拉圖、盧梭、阿倫特、德里達、斯蒂格勒、弗盧塞爾等學者入手，梳理出了一條從線性文本時代到技術圖像時代的理論脈絡，對當下數字技術帶來的閱讀問題進行了回應。傳播學邊界的拓展，相應地帶來了傳播話語的拓展，不論是羅伯特·T.克雷格（Robert T.Craig）總結的“作為話語實踐藝術的傳播”（修辭學傳統）、“作為通過符號的交互主體調節的傳播”（符號學傳統）、“作為他者經驗或是對話的傳播”（現象學傳統）、“作為信息處理的傳播”（控制論傳統）、“作為表達、互動與影響的傳播”（社會心理學傳統）、“作為社會秩序（再）生產的傳播”（社會文化傳統）、“作為話語反思的傳播”（批判傳統），還是劉海龍總結的“傳播是傳遞”“傳播是控制”“傳播是游戲”“傳播是權力”“傳播是撒播”“傳播是共享和互動”，都反映出傳播研究在多元路徑滋養下的豐富話語與研究實踐。

同樣，一旦出版研究引入這些更為多元的思想資源，也會獲得對于“出版”的新理解，并開啟許多新的研究面向。粗略地說，其一，在文化社會學、文化研究的視角下，“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物的出版”這一話語或許會更加凸顯。其二，援用劉海龍對傳播話語的分類，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派都對傳播中的權力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這些思想資源之下，則產生了“作為權力的傳播”這一話語。同樣，以這些思想資源觀照出版研究，或許也會產生“作為權力的出版”這一話語，并開啟豐富的研究面向。比如，利用相關的分析框架與工具去研究書籍的生產層面（通過政治經濟批判）、文本分析層面（通過符號學、結構主義以及后結構主義的范式）以及消費層面（通過受眾民族志以及粉絲行為）。作為諸多身份政治研究的“學科之家”，文化研究亦能夠提供豐富的工具去關注印刷文化中印刻的性別、種族、民族、性等維度的差異秩序。此外，更加關注政府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研究亦可以提供不同的視角去分析重要的書籍產業政策，如政府發起的文學獎、書籍津貼、作家節、圖書館政策、版權政策等問題。

最為重要的是，與文化研究的接合，將有助于促進出版研究的人文轉向。穆雷在對出版研究的知識地圖進行梳理后，最為強調的一點是“出版研究必須通過與當代文化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對話來參與主流的人文辯論”。在穆雷看來，這一點對于當代出版研究來說，是非常缺乏的。這與中國出版研究的情況一致，即中國的出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并未參與穆雷所謂批判性的“文化政治”的討論。而一旦我們納入文化研究、民族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視角，出版就不再是被動的渠道，它本身就變成維護或挑戰意識形態結構的東西。

其三，在媒介理論的視角下，或許也會促成出版話語的媒介轉向。與傳播研究相似的是，出版研究也長期存在著重內容、信息、文本而輕媒介、物質的特征。如果引入媒介理論，我們或許可以不再僅僅將出版描述為“通過可大量復制的媒介實現信息傳播的社會活動”，因而也就不再僅僅去討論這種信息傳播的效率、社會功能；也不再僅僅將出版描述為由社會文化建構又反過來建構社會文化的過程，因而也就不再僅僅去討論其社會文化意義或進行政治經濟學的與意識形態的批判；除此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將出版視為一種技術過程，去考察人類主體性與技術自主性互動博弈中組織起來的知識生產、傳播與閱讀實踐。

總的來說， 出版研究領域已經處于知識性的躁動之中。在這種躁動中，“出版”與出版研究的邊界不斷被拓展。不過， 從傳播學知識反思史的后來之見來看， 我們或許還可以將思考繼續向前推進一步。盡管上文提及的1 9 8 3 年“ 躁動” ?？按撕蟮某掷m反思拓展了傳播研究的知識邊界，但同時也引發了一個直接的知識后果，即“傳播”這一核心發生動搖，尤其是不同研究路徑的學者傾向于在自己的話語體系內捍衛某種知識正統性， 領域逐漸處于一種“創造性的混亂”狀態之中。這種混亂也使得一些學者將注意力轉向創造共識和對話，以使傳播理論成為一個連貫的研究領域（coherent field of study）。

且不論這種一致性建構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夠實現，這至少提示我們在從事出版研究領域的知識反思性活動時注意以下兩個問題：其一，不同的研究路徑、不同研究方法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可以積極尋找可通約性。比如，盡管作為產業活動的出版與作為權力的出版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對于出版的理解，但出版產業研究所擅長的對于出版與圖書市場的調查與分析也許能夠為批判研究提供扎實的經驗材料。其二，如前文已經提及的，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媒介理論等研究路徑都有其特定偏向的研究對象與問題興趣，出版研究領域與這些研究路徑的知識興趣客觀上存在著差異，因此，在吸收這些理論與研究資源的時候，應注意區分出版與其他文化實踐的差異，警惕對理論的照搬或是無限泛化出版的邊界。

結 語

本研究通過錨定當前學界較為常見的三種有關“出版”的話語，大致回溯了出版領域的知識生產狀況，并從傳播學視角對傳播研究資源在出版領域的接受偏向以及未來可能的接合展開了討論。需要說明的是，使用“宿主學科”“學科之傘”的說法，并不是暗示傳播研究比出版研究更具有知識正當性，而主要出于兩個原因：其一，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出版領域的知識生產，因此自然而然有了從其他學科看待出版研究的優先視角；其二，客觀而言，出版研究的確以傳播理論作為其學科的重要理論脈絡之一。

這也意味著，將傳播研究視為出版研究可以借助的“宿主學科”也并不是固化“從傳播學到出版研究”的單向知識流通，恰恰相反，這種知識流通完全可以是雙向的。事實上，出版研究完全不必被其他研究傳統所束縛，而是可以主動地在一些中間地帶有所作為。如穆雷提示我們的，媒介、文化研究對精英文化/流行文化秩序的挑戰使其更偏好浪漫、犯罪、科幻等類型的小說題材，而文學題材小說經常就被遺漏下來成為學科真空，出版研究則可以對此有所作為。就出版研究而言，學科與領域的交叉地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進而貢獻原創性知識，與其他領域的既有理論形成對話，才有可能從根本上緩解知識焦慮的問題。

最后，囿于作者的視野與學識限制，本文所謂傳播學的視角是個體性的，或許也不夠完整，而列舉式的論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討論的深度。就出版研究與其他學科領域的交流與對話而言，未來還需要更多細致的理論討論與經驗研究，唯有這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富有成效的“異花傳粉”。

［作者秦藝丹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出版學院）講師；韋嘉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21 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