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推動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路徑研究*

曾春水 林 娟 林明水

一、引言

行政區劃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撐，行政區劃調整會改變涉及地區的區位位勢，進而影響地區經濟發展活力與競爭力；行政區劃調整是改變區域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也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王開泳和馮潤東，2020)?！俺房h設區”可以直接擴大中心城區面積和經濟規模，成為各級政府做大中心城市實力，推動城鎮化進程的重要手段(姜明棟等，2022)。據統計，1992～2018年，全國總共有212個縣通過“撤縣設區”成為市轄區，“撤縣設區”成為1992年以來我國行政區劃調整的主要形式(郭其友和汪陽，2020)。但“撤縣設區”之后也存在許多新的發展問題，如只是行政主導下推進行政區形式上的疊加，存在假性城鎮化，削弱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沒有實質性的融合發展(李郇和徐現祥，2015)；部分被撤縣地區導致當地財政收入和支出雙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大量投入，產生了較大的債務危機(錢金保和邱雪情，2019)；被撤縣地區的一些自主發展權喪失，其對原轄區內企業的扶持力度減弱，不利于地區產業發展(韓永輝等，2014)。為了防止大城市無序擴張，沒有實質性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提出要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俺房h設區”后這些區縣成為新設區，發展質量沒有顯著提高，究其原因是功能定位由縣域經濟轉向城市經濟，但沒有很好厘清縣域經濟和城市經濟發展模式差異，缺乏行之有效的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系統方案。

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概念辨析研究方面，劉亞卓和劉鎧鋒(2016)認為城市經濟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本質上是集聚經濟，是城市對內發展要素向城區集聚，對外參與區域分工，具有較強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經濟形態。奚明(2015)指出縣域經濟是以縣級政府為行政主體進行資源配置的調控，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備功能的區域經濟，而城市經濟是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高度集聚，以二三產業為經濟主體，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十分突出的區域經濟。柳博雋(2011)提出縣域經濟和城市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綜合表征，在資源要素的配置方式、產業體系的結構層次、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經濟空間的布局形態等方面，呈現出顯著的差異。以上學者基本能抓住城市經濟與縣域經濟的基本內涵，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但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具體包含維度還有待明確和統一。

一些學者對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路徑進行了研究。推進要素集聚方面，我國存在典型的區域市場分割和行政區經濟現象，撤縣設區改革減少了行政邊界壁壘，實現了區域市場的融合，促進分享、匹配和學習等集聚經濟機制的發揮，促進企業擴大生產、吸引新企業進入(唐勇和俞云峰，2014)。撤縣設區以后成為新設區，城市級別的提高，省市層面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配套等要素進一步扶持、傾斜，也提升了地產、工業、金融等企業或投資者的關注與投資，促進人口和產業要素集聚(洪銀興和陳雯，2023)。很多地市通過建設產業新城、工業區、舊城改造等方式，推進發展要素進一步向城區集聚，以產業帶動人口、技術、資本、商業的集聚(陳錦其和盛世豪，2011)。企業和其他經濟活動的地理集中能夠產生集聚規模效應，如提高區域知名度，減小企業運輸成本，交易區域內部化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穩定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提升產業的整體競爭力等諸多優勢，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進入該區域(郭峰等，2023)。

培育更高級產業結構方面，加快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重點發展信息、科技、商務、現代物流、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陳建軍等，2009)。生產性服務業能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對于城市功能提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成為很多城市提升城市能級，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韓峰等，2014)。大力發展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先進制造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有效推進工業從傳統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的重要路徑(張建華等，2023)。

空間組織方面，地區經濟的增長需要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引導與扶持，也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陳杰，2017)。進一步打破發展要素流動的行政壁壘，強化區域內外各行政主體的合作，形成一個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實現在更大范圍內要素整合和經濟協作，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最大化(楊海波和高興民，2019)。中小城市通過融入大都市圈或城鎮群的發展，建立更加緊密的產業分工與聯系，促進信息流、資金流、人流、技術流的交互流動，接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將加快自身的發展(唐為，2021)。經濟全球化是世界歷史演進的必然規律和不可逆轉的時代大勢，經濟全球化是我國城鎮化、工業化的重要外生動力，城市經濟很有必要融入全球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從全球生產的空間組織來謀劃自身的發展(吳志成，2023)。

構建新的驅動力方面，城市是信息、科技、人才等創新資源的主要聚集地，科技已經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王偉光等，2015)?？h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過程，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資源、勞動力、資金要素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驅動的轉變(梁琳和吳昊，2018)。數字技術創新成為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基礎性力量，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相關產業，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成為培養區域新發展動力的重要手段(郭凱明和劉沖，2023)。國內外學者關于轉型路徑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為本文研究開展提供有益參考，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研究較多，其他省份研究較少；個案研究較多，缺少系統性、理論上的總結，與地方政府管理體制結合不夠緊密，還沒有形成較成熟的總體分析框架。

福建省作為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相對發達省份，近十年來人均GDP排名在全國前列，但區域中心城市競爭力偏弱。近年來，福建有序推進條件成熟的縣“撤縣設區”，長泰、龍海、沙縣、長樂、永定、建陽等先后“撤縣設區”，拓展了中心城市發展空間，但也存在縣域經濟轉向城市經濟轉型較慢的問題。本文認為城市經濟比縣域經濟具有更高的人口和經濟集聚，更高級產業結構，更大空間范圍內的經濟活動組織，更加以創新、人力資本要素為驅動等四個主要特征，并以這四個特征為分析維度，通過分析福建省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面臨問題，借鑒國內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典型城市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經驗，提出推動福建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路徑，也為其他省市提供決策參考。

二、福建省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面臨問題

近年來，“撤縣設區”是福建省委、省政府做大做強區域中心城市的重大舉措，是城市近郊區縣與中心城區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取得一定成效，但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本身具有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福建新設區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如下。

(一)集聚經濟：經濟規模體量偏小，產業集群發育不成熟

福建“撤縣設區”的新設區，經濟實力在縣域處于領先地位，但與老市區或長三角、珠三角“撤縣設區”新設區比較，人口和經濟規模偏小，如2021年江寧區和余杭區GDP分別達到2810.47億元、2502.20億元，而福建只有長樂區達到1000億元以上，山區地級市新設區全部在500億元以下；經濟密度較低，余杭區、江寧區、花都區經濟密度都在1.80億元/平方千米以上，而福建的長泰區、龍海區、沙縣區、永定區、建陽區都在0.60億元/平方千米以下，不及其1/3(見表1)，福建新設區人口和經濟集聚效應較低。

表1 2021年福建與長三角、珠三角部分“撤縣設區”經濟和人口集聚比較

福建新設區在縣域經濟發展階段早期招商引資時，以全面開放包容的措施引進多種類型產業，通過給予企業較好的土地發展空間，吸引企業進駐。未能全面、嚴格、科學按照產業規劃進行布局，工業園區分布零散，各企業相對獨立，產業間、企業間的分工合作緊密度不高，主導產業規模較小，產業鏈接度低，導致龍頭企業配套不足，產業集群的規模效應較低，如長泰區和沙縣區都是“一區四園”，工業園區分散不連片，產業集群發育不成熟。

(二)產業升級：產業層次不高，生產性服務業比重低

從產業結構來看，福建“撤縣設區”的新設區產業層次不高。2021年，福建沿海中心城市新設區服務業比重低，長泰區、長樂區、沙縣區、龍海區服務業比重分別為28.8%、33.5%，32.4%、31.5%(見表2)，全部低于35%，遠低于全省平均的47.9%，也顯著低于老市區。特別是金融、物流、信息、商務、科技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比重低、規模小。生產性服務業能夠促進制造業和農業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是城市對區域控制力的重要指標，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影響新設區產業層次和競爭力。

表2 2021年福建與長三角、珠三角部分“撤縣設區”產業結構比較

福建內陸中心城市新設區，服務業與全省平均水平相當，但表現出產業結構的“偽高級化”，第三產業比重大，但人均GDP低。如2021年永定區、建陽區分別為8.7萬元/人、7.9萬元/人，不到長三角余杭區和珠三角花都區的一半，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工業化滯后，工業以資源型、粗放型加工、勞動密集型為主，高科技含量、高檔次產品、高附加值、新產品等高新技術產業所占份額偏低，而服務業以商貿、住宿、餐飲等傳統消費服務業為主。

(三)區域合作：合作廣度和深度有限，聯動機制還不健全

縣域是相對獨立和完整的行政單元，縣域經濟往往呈現單打獨斗發展，沒有很好融入都市圈和中心城區發展。如長泰區工業承接廈門的產業轉移以單個企業、單個項目為主，沒有圍繞長泰區主導產業進行重點招商，產業承接匹配度、精準度較低。產業合作領域主要在工業、農業、房地產、旅游等產業，在科技、生產性服務業等領域合作有限。與漳州在大型基礎設施、產業項目的合作較少。在地方政績目標和財政利益驅使下，不同行政主體之間處于競爭關系，存在行政區邊界分割經濟區問題，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和產業協同發展。目前，福建省都市圈、城區之間聯動發展機制不健全，沒有成立專門協調機構，產業園區合作體制機制有待創新。

(四)科技創新：區域科技創新平臺少，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2021年，福建東部沿海中小城市新設區R&D經費占GDP比重較高，如長樂區、長泰區分別為4.0%和3.2%(見表3)，但與長三角余杭區、江寧區的5.0%、4.0%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而內陸地級市新設區都比較低，沙縣區、永定區、建陽區分別為0.8%、1.9%、1.1%，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1%。在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方面，企業創新主體規模較小，除了長樂區達到200家，其他新設區都在100家以下，與余杭區2000家和江寧區4000家相比差距很大。由于科技投入較低，以及科技創新主體規模小，福建新設區長泰區、龍海區、沙縣區、永定區、建陽區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普遍較低，都在500億元以下，而余杭區、江寧區、花都區、上虞區都達到了1000億元以上規模。區域科技創新平臺少，如長泰區只有一所職業中學，沒有高等院校?；鶎涌萍脊芾矸贞犖楸∪?。區科技局與工信局現已合署辦公，沒有獨立機構，人員編制少，各鄉鎮未設立科技管理服務站，沒有專職人員做科技管理服務工作。

表3 2021年福建與長三角、珠三角部分“撤縣設區”創新指標比較

三、國內典型城市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經驗啟示

通過長三角地區杭州市的余杭區、南京市江寧區、昆山市(選取案例以撤縣設區的縣區為主，昆山市是蘇州的縣級市，雖然沒有撤縣設區，但在融入區域中心城市上海方面成效顯著，因此也作為典型案例)，珠三角地區廣州市花都區等縣域經濟轉型城市經濟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經驗總結，得到以下啟示。

(一)集聚經濟：從做大經濟規模到要素集聚與存量優化并舉

搭建要素集聚的發展平臺。由于縣域經濟時期非中心城市承接制造業轉移，該階段城市發展主要表現為城鎮空間的擴大和工業區的蓬勃發展(厲亞萍，2011)。如余杭區不斷搭建產業平臺，杭州余杭經濟技術開發區成功創建為國家級開發區，并通過特色小鎮、產業新城建設，確保資源集中、要素集成，高端功能在重點產業區集聚。推進城市更新，促進發展要素升級。在城市經濟時期城鎮發展進入存量空間優化階段，通過舊城改造、城鄉統籌為生產生活性服務業提供經濟發展空間。如江寧區城市更新，以產業為優先，嚴控工業用地轉型，增強街道造血能力，建立“眾創空間預孵化+孵化器成長+加速器壯大+產業園騰飛”的接力式孵化與轉化體系，助力科技型企業和小微雙創主體快速成長與發展。營造良好的宜居宜業環境，提升發展要素的吸引力。隨著高層次人才的流動性與集聚度加強，高層次人才對宜居宜業的生活空間需求較高。廣州也是很早加入城市引進人才行列，花都區更加關注人文空間塑造，加強社區服務場所建設，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組織社會生活網絡，注重居民生活體驗，推動產城融合，體現出以人為本的城市功能本質。

(二)產業升級：從工業經濟到二三產業雙輪驅動

聚焦發展服務新經濟。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提高研發設計、現代物流、商務、信息等生產性服務業各類市場主體參與服務供給水平，順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大力發展旅游、養老、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化和高品質轉變(郭金喜等，2017)。如余杭區以5G、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領域為發展重點，依托阿里巴巴的高端技術資源，加大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力度，形成全面的戰略協作關系，推進產業數字化應用研究和探索，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成果應用和產業集聚，數字經濟成為杭州的主導產業、產業升級的新動能。積極承擔區域服務功能。從縣域經濟到城市經濟是分工深化引致集聚經濟的結果，主導產業從工業向服務業轉換，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如花都區積極承擔廣州都市區的航空物流與文旅消費服務功能。隨著白云機場在區內落地，花都區積極培育臨空產業，大力培育以飛機制造及維修為重點的空港產業集群?；ǘ紖^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產品，推動萬達文旅城、融創文旅城、南湖國旅總部等項目相繼落地，文旅產業集聚效應擴大，并不斷完善旅游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ǘ紖^還跨區域發展文旅產業，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北部生態文化旅游合作區建設。

(三)空間聯系：從單向輻射到雙向互動

依托大都市圈區域整體，積極融入中心城市，參與區域產業分工?？h域經濟階段，中心城市向非中心城市單向輻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優勢成為要素流動的重要的因素，更是縣域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外生動力(霍祎黎和宋玉祥，2022)。如昆山在與上海產業要素協同融合方面，從最開始簡單的以地理鄰近而聯系較為緊密的物流、旅游產業開始，再到成為上海制造業轉移的腹地從而加強產業聯系，并隨著本地產業的發展開始推進產業的深度融合，同時產業的發展帶動昆山科技、環境、公共服務等方面開始融合。對接高層次的人才、土地存量和環境等的需求，促進要素資源的雙向流動?？h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后，中心城市從向心集聚向雙向均衡轉變，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聯系動力來源二者的資源互補。如昆山全面對接上海全球科創中心，搭建滬昆科創合作平臺，高標準建設科創空間載體，推動傳統工業園區轉型科創園。承接上海自貿區產業外溢，打造滬昆科創中心，聯合成立產業創新聯盟，積極開展與上海高校對接的各項科技合作活動，打通兩地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通道，形成“科技研發在上海，科技轉化在昆山”的協同創新模式。

(四)發展動力：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

做優科創平臺。依靠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粗放型增長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魏喜武，2021)。城市產業結構由傳統的物質生產為主的經濟模式轉向知識產業及高技術產業為主的經濟模式，經濟增長動力從投資驅動轉化為創新驅動(曾春水等，2021)。如截至2021年底江寧區成功打造江寧開發區、江寧高新區2個國家級知識產權試點示范園區，知識產權創作、保護、交易在全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紫金山實驗室被納入國家重點打造的戰略科技平臺，設立海外協同創新中心8家，成為全球自主研發創新策劃地。江寧區集聚了一大批優質的科技創新主體，高新技術企業達1780家，其中，獨角獸、瞪羚企業155家，這些創新主體成為推動城市經濟創新的主角。江寧區的科技創新成果顯著，2021年全區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達20994件，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07件，在全國處于領先的地位。打造人才匯聚高地。如江寧區成為引領南京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核心區，集聚兩院院士57名，自主培育國家重點人才工程專家61人，入選江蘇省“雙創人才”191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超2500名，高端人才集聚度顯著?！昂Ｖ菫场そ瓕帯眹H人才街區打響品牌，入駐海外人才542名，自主培育國家重點人才工程專家31名，建立合作關系院士57名。

四、推進福建省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路徑

通過對福建省新設區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面臨問題的剖析，借鑒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典型“撤縣設區 ”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經驗，聚焦新設區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關鍵點，提出福建推動新設區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路徑。

(一)加快要素集聚，打造產業發展新載體

一是爭創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推動標準化產業園區建設，推動企業數字化、低碳綠色改造，積極推行畝均效益倒逼行動，加快“騰籠換鳥”步伐，做大產業園區，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載體。支持長樂創建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龍海創建國家級經濟開發區，長泰、永定、建陽創建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二是大力推進產業新城和特色小鎮建設。產業新城、特色小鎮是新設區所在中心城區城鎮化、產業發展主要拓展新空間，鼓勵地方通過安排相關資金、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等方面給予支持。三是推進舊城改造，釋放城市發展新空間。提升交通路網、給排水等市政設施，打造文化、休閑、綠地廣場等功能，完善生活配套設施，提升城市面貌。保護和開發舊城區的古建筑，傳承城市歷史文脈，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機制，活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打造一批特色的文化IP，提升城市品牌知名度。簡化舊城改造項目的程序審批，對于同一建設單位實施的老舊小區改造項目，可以進行捆綁打包，實現一次進行報批，分批進行實施改造。省級財政舊城改造項目專項資金，優先支持新設區。四是全力抓好招商引資。新設區產業重點項目優先入選福建省、地級市重點招商項目并進行推介。實行地方黨政“一把手”招商責任制，樹牢“三分招商、七分安商”的理念，積極創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引資實效，大力實行產業鏈招商、以商招商模式。五是采取更大力度的財政扶持政策，促進要素集聚。新設區對于福建省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意義重大，福建省正處于轉型大發展階段，資金缺口較大。制定傾斜的財稅政策，確保有足夠的財力推動新設區建設和全面轉型，可通過加大上級政府的財政投入或加大新設區的財政分成比例等方式支持新設區經濟轉型升級。目前，福建省設立了五年財政制度過渡期，建議沿海新設區延長財政上繳市里年限到八年，內陸新設區延長到十年，或者提升分配比率。

以長泰區為例，大力推進新城建設，提升產業和人口要素集聚路徑。加快實施“跨江連接”，強化龍津溪東西兩岸銜接，縫合長泰中心城區與經濟開發區空白地帶，實現產城深度對接、無縫銜接。加快金里新城、鶴亭新城、溪東新城、馬洋溪新城4個新城片區開發建設，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推進公共服務共建共享。豐富生活消費業態，提升城市品質。建設一批集合商業零售、商務辦公、酒店餐飲、公寓住宅、綜合娛樂為一體的城市綜合體。在文體中心、“一江兩岸”景觀、文廟夜景三大片區中融入文娛業態，豐富十里藍山、天柱山歡樂大世界等景區夜間產品，打造旺亭、江都等美食一條街，創建省級商務特色示范區。推進舊城改造，加快中山南片區、后庵片區、福信工業園片區等片區的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提升城市顏值，豐富文化內涵。以人民為中心，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鄉鎮和開發區區域，不斷補齊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短板，引進北京、上海、福州、廈門等國內大城市、周邊先進地區的優質教育、醫療資源來長泰設立分院。

(二)促進產業升級，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

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導向，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一是強化經濟發展質量目標，弱化GDP考核，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以“集群化、園區化、低碳化、特色化、品牌化、高端化、全球化”為產業發展方向，積極塑造“產業包容、產業融合、產業延伸和產業關聯”產業形態，打造“多產業融合、協同發展、綠色低碳、綜合高效”的產業特征，更加注重產業間的延伸融合，提升產業層次，使產業結構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企業從中小型向龍頭骨干成長，形成三次產業互相依存、互供服務、共生共榮格局，推動產業單打獨斗向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轉變。

二是加快發展服務業。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信息、商務、物流、文化創意等生產性服務業，鼓勵結合城市特性打造一批不同功能類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支持物流、信息、科技創新與孵化、金融服務、電子商務等區域共享的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生活性服務業品質化發展，提升城市商業設施等級，打造集購物、休閑娛樂、酒店餐飲、商務辦公、公寓住宅等功能的城市綜合體，支持創建國家級、省級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促進永定、長泰、沙縣旅游業提質增效，優先支持國家A級旅游景區和國家級旅游度假區創建。

三是做大做強工業主導產業集群。培育壯大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圍繞主導產業建立完善產業鏈上下游招商項目庫和招商企業目標庫，積極搭建產業承接平臺，帶動產業集群發展，不斷壯大城市經濟。鼓勵運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業態、新模式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落后產能的騰退，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騰出更多空間和資源。

四是發展現代農業，助力鄉村全面振興。支持現代農業產業園建設，推進農業機械化和信息化，扶持農業電商、農產品直播帶貨平臺建設。著力優化農產品結構，提振特色農業品牌，打造“一村一品”，提升農產品品質。促進農文旅融合，依托特色果蔬產業和特色文化，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生態農業、休閑農業和康養產業。

五是積極創建國家級碳中和先行示范區，探索工業“雙碳”發展模式。新設區的工業經濟比重普遍較高，工業綠色轉型在全國具有更強示范性，鼓勵長泰、長樂、沙縣、龍海工業園區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先行先試。構建“雙碳”目標管理平臺，建立碳排放感應檢測系統、碳排放測算系統、碳排放調控路徑。

以長泰區為例，促進產業升級，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路徑。推進長泰經濟開發區爭創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緊扣爭創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總體目標，以申促建。做大做強園區電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三大主導產業。推動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企業數字化改造提升及低碳綠色改造。積極推行畝均效益倒逼行動，加快“騰籠換鳥”步伐。做強三大工業產業集群，全面推行產業鏈招商。電子信息產業、智能制造建成2個1000億元產業集群，新材料產業集群建成300億元產業集群。智能照明產業，在照明新材料、智能控制系統、應用場景等領域進行重點發展。智能制造產業在工業信息化、自動化裝備生產，工業互聯網等領域進行重點發展。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引擎。推進長泰與廈門共建生產性服務業園區，實現產業轉移與合作，主要面向物流園區、金融街、總部基地、CBD、科技園區、文化創意、電子商務園等類型生產性服務業經濟區，以產業園區合作帶動區域之間要素流動、技術溢出、人才培養等。探索“產業大腦+未來工廠”，壯大數字經濟。聚焦光電照明、電子元器件和水暖衛浴等三大細分產業，打造“行業大腦”，構建三大應用場景，圍繞客戶需求分析，進行個性化定制產品開發設計，開展柔性智能生產，提供精準交付服務等應用，實現高效的供需精準匹配。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提振長泰特色農業品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耙绘傄晃穆弥黝}”，重點培育巖溪慢客生活、林墩運動小鎮、陳巷田園風光、馬洋溪旅游勝地、坂里紅酒小鎮、枋洋狀元故里；“一村一品”，重點壯大徑侖光魚、科山蜜桔、祖地佛手、新春韭菜、內枋豆簽、吳田地瓜等特色鄉村產業；面向廈漳泉市場需求，建設一批農產品交易中心，如坂里蔬菜集散中心、珠坂供銷農產品交易中心、石銘村農產品交易中心、巖溪禽蛋產品集中交易中心。

(三)推進空間重組，融入區域發展新格局

一是積極融入都市圈、中心城區產業分工。推動都市圈形成高效分工、特色鮮明、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產業協同發展格局。近年來，福建省已經出臺《福州都市圈發展規劃》對城市進行明確分工定位，下一步加快出臺廈漳泉、龍巖、三明等都市圈規劃，對各區縣進行明確定位與分工。二是充分利用新設區在土地、能源、勞動力、消費等綜合成本低的優勢，積極承接中心城市產業轉移，推動制造業高端化、集群化、特色化發展，強化與中心城市交通、技術、人才、資本、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治理的對接和共享。三是充分發揮規劃引領作用?？h域向城市功能轉型，“撤縣設區”后與老市區空間關系的轉變，需要對城市發展功能重新定位與規劃。在城市定位、產業定位布局、交通、基礎設施、生態空間、公共服務、重大項目等方面的規劃與老市區進行銜接，從全城區范圍內整體統籌、布局，對中心城區的城市總體規劃、部門規劃進行重新編制或修編，相關省直部門給予規劃編制指導和專項經費支持。四是推進中心城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民為中心，落實同城同待遇，漸進式提升新設區在義務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服務、社會救助標準和供給能力。中心城區公共服務在全市統一標準、統一平臺辦理。為福州、廈門等地區的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在新設區設立分校、分院，提供牽線搭橋、項目審批便利、用地利用、金融貸款等方面幫助。五是基礎設施協同共建。支持新設區與老市區城市軌道交通、城市快速路、橋梁、能源管道、污水管道、通信網絡的共同建設，加強與高鐵站、汽車站、老城區、CBD等重要基礎設施或功能區互聯互通建設，住建、交通部門納入規劃，發改委部門提供審批便利，財政部門納入財政預算。

以長泰區為例，加快融漳融廈，融入區域發展新格局路徑。長泰區可以積極承接廈門產業轉移，主動精準上門招商。綜合考慮廈門工業主導產業、廈門制造業產業轉移趨勢，長泰區可重點承接的主要行業包括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儀器儀表制造業，紡織服裝、服飾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對龍頭企業進行重點招商。產業合作模式創新，積極探索“產業飛地模式”園區。謀劃“飛地經濟”園區建設，把廈門(泉州)招入的資金和項目放到行政上隸屬長泰的工業園區，利用稅收分配、政績考核等一系列科學的利益機制，擴大兩地合作廣度，加深兩地合作深度。打造廈漳環城游憩帶，謀劃國家級旅游度假區。以廈漳城區客群為重點，建設縣城、馬洋溪生態旅游區、東部山水休閑旅游區、中部鄉村休閑旅游區、北部綠色休閑旅游區5大文旅產業功能板塊，壯大文旅產業。以馬洋溪生態旅游區為文旅產業龍頭，近期積極創建省級旅游度假區，中遠期積極謀劃國家級旅游度假區。面向廈門農業市場，打造完善農產品產銷供應鏈。面向廈門加快構建農產品現代流通體系，支持網絡直播帶貨、農產品批發市場、連鎖超市、生鮮電商等各類農產品流通企業，加快發展農產品冷鏈物流，加強信息化在農業供應鏈的應用。打造互聯互通的交通體系，強化與重要功能區的直連直通。依托廈蓉高速、甬莞高速，打造快速通道，打通連接廈門和漳州市區，重點突出聯通漳州市區、自貿區、港區、機場、高鐵站的直達通道。搭建融漳融廈辦公室，謀劃、統籌、落實融漳融廈的事務。組織有關方面人才加強融漳融廈整體研究謀劃，與廈門龍頭企業、重要產業園區領導常規跟蹤和接洽，大力招商，對融漳融廈項目進行跟蹤，協調項目存在的困難問題。

(四)實施創新驅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

一是加大科技投入，積極培育科技創新平臺。增加政府研發經費投入，經過5年發展，到2027年長泰區和長樂區R&D占GDP爭取達到5%，三明、龍海、建陽、永定區達到3%。壯大科技創新主體，積極引導企業加大科技投入。扶持科技孵化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建設，為企業提供公共技術服務、技術培訓、科技金融、科技成果宣傳、產權交易、科技企業孵化等服務。圍繞新設區工業主導產業，搭建行業公共技術研發平臺。二是加強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支持新設區出臺一攬子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對新設區各類人才在創新創業、項目申報、融資貸款、職稱評聘、住房、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給予傾斜，在省級目錄中專門單列發布新設區年度緊缺急需人才引進指導目錄，給予一定的生活津貼。提升人才自主培育能力，謀劃引進省內廈門、福州高校，設立獨立學院或分校，提高職業技校辦校水平。三是推動城區地方政績聯合考核創新。調整地方政績考核方案，適當弱化對單個成員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考評，強化對城區整體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創新能力、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指標的考評，促進新設區與老市區的融合，以促使各地區更好地圍繞城區整體發展目標形成合力。根據各地區在城市發展中的功能分工，進一步科學精準地設置差別化的考核指標及其權重，引導各區域特色化、一體化的發展。四是探索新時期協同創新機制，柔性引進人才。支持新設區在北京、上海、深圳、廈門、福州等地創建“科技飛地”，強化創新鏈服務產業鏈，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落地。鼓勵突破地域、戶籍、身份、人事關系等限制，將海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政府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技術研發人員、企業家等高端人才吸引到新設區的進行柔性引進與使用。新設區的省內柔性引進人才，可以在原單位或引進單位參加職稱評審，并給予適當的照顧或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