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文化底蘊

蔣 傳 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盵1]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非常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他的講話、文章中,有大量典故的運用,這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闡釋中也不例外。這些典故的運用,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與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有機結合的典范。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既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鮮明特征,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原創性理論貢獻的重要體現。

一、堅定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自信

(一)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要有正確評價

習近平總書記說:“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盵1]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定要堅持歷史自信、文化自信。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視,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多次進行概括總結。2019年,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盵2]119-120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素概括為“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3]十個方面。 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概括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從十個方面進行了更加全面系統的提煉概括總結,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1]。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中包含豐富的法律文化內容,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法制發展歷程中,中華法制文明源遠流長,“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4]。

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認識,既有肯定的觀點,也有否定的觀點。我們應該看到,既往的一些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否定觀點,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存在一些誤區,其只看到了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維護專制皇權等消極內容,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全面認識不夠,對其中的優秀元素梳理不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個繞不過的話題。不論如何評價,這樣一個基本共識必須確立,即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不能簡單地否定或肯定,要在正確、全面認識的基礎上,概括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元素,有意識地加以改造和更新,為我國法治建設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

(二)中國古代法制蘊含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盵5]110-111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種場合對我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法律文化進行過述評,對我們的先人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所取得的成就進行系統的梳理,對中華法系所顯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所彰顯的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智慧的內容等,進行系統的概括和總結,為我們全面、客觀、理性認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提供了方法論指引。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法制文明給予了肯定性評價,他指出:“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先秦時代管仲、李悝、商鞅、韓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就影響深遠?！盵5]176-177他對先人留下的豐富法制思想進行了列舉,諸如,“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胺?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薄懊鞣ㄕ邚?慢法者弱?！?“奉法者強則國強”“法約而易行”“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執法如山”“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等[5]19,176-177。

在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要重點抓好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將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舉措,概括總結為“十一個堅持”,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在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容進行全面闡釋時,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元素又進一步進行了系統梳理。他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諸如“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1]。這些內容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

由上可見,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雖然有些內容已不再適應當下時代的需要,但也有大量與現代法治理念和原則相契合的法治元素,能夠為當代法治中國建設提供豐富的法律文化資源。

從思想層面來看,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論》)的思想,就體現了堅持罪刑相稱、罪刑相適應原則。墨家思想中的“法不仁不可以為法”(《墨子·法儀》)體現了良法理念;“賞當賢,罰當暴,不殺無辜,不失有罪”(《墨子·尚同中》)含有公正司法思想;“罪不在禁,惟害無罪”(《墨子·經說上》)頗有“罪行法定”的意味。道家老子的“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希有不傷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體現了樸素的法官獨立審判思想。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倡引經決獄,在漢律規定不完善的情況下,引用統治者認可的經義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也是對法律的一種補充方式。朱熹主張執法從嚴、罰當其罪、反對濫用刑罰的思想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明代丘濬關于法官的任用、重視法官素質和道德品行,法官審理案件要遵循天理、不阿權勢、公正執法等主張均有可借鑒之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包含的和諧、公正、懲惡揚善、正義等理念,仍是我們今天追求的法律價值理念。

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古代建立了內容詳備的封建法律制度體系和富有特色的司法體制,在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家的整體法制水平,諸如立法技術、司法體制,以及運用法律的手段和藝術等,都達到了較高水平,極富中國特色。此外,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老幼疾殘從輕的恤刑原則,解決民事、刑事糾紛的民間調解,整飭吏治的監察制度,選拔優秀人才的科舉考試制度,德禮與刑罰共同為用、德禮政刑綜合為治的多元社會治理模式,晚清變法修律時堅持的“中體西用”的法律思維方式,等等,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仍不失借鑒價值。

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有其獨有優勢,有學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繁榮毫不遜色于古希臘、羅馬。儒家的人治思想與西方亞里士多德的賢人政治并駕齊驅。法家的“法治”體系獨具特色,“緣法而治”的思想對今天的法治仍有借鑒意義。中國傳統法律體系更加注重感化作用和道德約束的社會綜合治理手段,也為其他國家的法學研究者所推崇。中國傳統的禮教觀、倫理道德觀及法律需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觀點受到國外學者的重視[6]7。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三)中國法治建設要重視本土資源的繼承和弘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5]111。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系統概括總結,為我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面對中國法治實踐提出的問題、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同時, 首先要堅定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自信,要重視本土優秀法律文化資源的傳承,即中國的法治國家建設要立足于中國的法律文化傳統基礎之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和獨特優勢?！盵1]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應做到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要對包括法律文化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自信和尊重。要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價值,首先必須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有全面、客觀、理性、正確的認識和評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我們的國情,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數典忘祖”[5]176,那種“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的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是不正確的[5]78。

第二,要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全貌。要從多種維度和視角,盡可能地把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歷史全貌展現在人們面前,概括總結中華法系所凝聚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優秀的思想和理念”,使人們據此對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歷史有一個客觀、科學的評判。

第三,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內在精神進行弘揚和現代詮釋。這是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當代價值的有效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時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3]23。這一論述對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并不是機械地照搬照用,而是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超越傳統。沒有超越,就沒有繼承。要立足當今法治建設的需要,在傳承中對傳統法律文化精神作出新詮釋。

第四,要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具有超時代意義的內容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為周邊國家和民族所學習和模仿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2]119-120。這些傳統法律制度中的有益元素經過改造創新后,可以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服務,為國家治理提供智慧資源。

二、從中國古代盛世探尋法制在治國中的重要性

(一)以法治國,法為權衡,是中華法制文明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歷代思想家對法律的獨特價值有著深刻的認識,如《管子》認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世之儀表也”(《管子·明法》),法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準繩;《慎子》認為,法律設置的目的在于“立公棄私”,法具有興功懼暴、揚善抑惡的作用,具有定分止爭、確定權利歸屬的功能,是實施政治統治的工具[7]6-11?；谏鲜稣J識,我國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基本功能。商鞅提出:“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商君書·君臣》)韓非說:“治民無常,唯治為法?！?《韓非子·心度》)中國古代的法家法治雖然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法治,與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民主與法治在性質上不同,但“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即使在專制制度下也進行了法治的理論探索和積極的實踐活動”[8]3-4。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與儒家主張的“禮治”“德治”,通過引禮入法,禮法融合,在“法治精神中滲入了一種追求人性完美的新的因素,使封建政治統治手段具有某種優良彈性……迎來了封建的盛世”[8]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明確的法律規范來調節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盵5]19從我國歷史發展來看,重視法律制度在治國中的作用一直是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先人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盵5]176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還是法律制度,都曾居于世界前列。如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記載了公元前四至三世紀秦國的法律,其所反映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比歐洲被稱為5—9世紀“蠻族法典”典型代表、法蘭克王國制定的《撒利克法典》(公元486—496年)早將近一千年。戰國時期魏國李悝編纂的《法經》六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初具體系的封建法典,為秦漢以后的封建立法奠定了基礎。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代法律,標志著中國封建法制臻于成熟和完備,并奠定了唐以后封建法制發展的基礎,對周邊相鄰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形成了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獄政法等各個部門法組成的體系完整、內容全面、風格特異、義理精深的龐大法律體系,全面調節和規范各方面的社會關系,立法內容不僅涉獵廣泛,而且較為切合實際。

(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對中華法制文明傳統的承繼

習近平總書記對法律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治理中的功能、法治與國家治亂和興衰成敗的關系進行了總結,他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強。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漢高祖劉邦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為其一統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漢武帝時形成的漢律六十篇,兩漢沿用近四百年。唐太宗以奉法為治國之重,一部《貞觀律》成就了‘貞觀之治’;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盵5]225-22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9]8-9。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新時代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對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更加重視,把法治思維貫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過程。究其根源,一是基于為新時代全面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需要,二是基于對中國古代盛世形成原因的歷史探尋乃至從世界歷史考察所進行的經驗總結。

歷史經驗使我們黨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在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日益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繁重艱巨、矛盾風險挑戰較多的背景下,要規避風險、化解矛盾,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重視法治建設,治國理政須臾離不開法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無論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依法治國既是重要內容,又是重要保障?！薄霸诮y籌推進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盵5]227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對法治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加強法治建設,是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作出的重大抉擇,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依托,是有效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國家繁榮昌盛的重要保障。

三、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弘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的一系列講話、文章的表述中,有大量典故的運用,這些典故的生動運用凸顯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文化底蘊。

(一)重視法律在治國中的重要地位

1.法治建設要堅持正確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確保正確的方向和堅強的政治保證時,引用劉向的“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淮南子·秦族訓》),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堅強保障。

2. 法律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法治國首先必須做到有法可依,引用“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潛夫論·述赦》),“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貞觀政要·公平第十六》),“明法者強,慢法者弱”(《韓非子·飾邪》)等典故,強調了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引用韓非子的“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闡釋了國家強盛與奉行法律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主七臣》),強調將法作為治理社會手段的重要意義。

3.樹立憲法法律權威。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我國戰國時期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5]21,闡釋法律需要樹立權威,言而有信才能使民眾信服。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憲法是人民意志的最高表現形式時,引用劉昫的“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舊唐書·卷70戴胄傳》),用以強調憲法是國家所公布的最大公信,強調重視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和尊嚴。

4.堅持良法善治。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宋代王安石的“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周公論》),闡明不僅要重視立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還要重視立法質量,所立之法必然是善法,要通過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習近平總書記不僅重視立法工作本身,還注重立法過程,強調抓住立法質量這個關鍵。他在論述良法是善治前提時,引用慎子的“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以此闡釋立法要注重立良法,以達成良法善治的目的。

5.堅持國家治理中的德法共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孟子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周公主張的“明德慎罰”“敬德”“保民”,孔子主張的“為政以德”“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荀子主張的“化性起偽”“隆禮重法”(《荀子·性惡》),董仲舒主張的“陽為德,陰為刑(《春秋繁露·陽尊陰卑》),治國要“大德而小刑”等,闡釋了我國歷史上豐富的德法并重、德法合治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二)嚴格執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1.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實施。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嚴格執法的作用。在嚴格執法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張居正的“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王勃的“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上劉右相書》),強調有了法律而不實施、不嚴格執行,那么再多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引用明代胡居仁的“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居業錄·古今》),強調執法的重要性。這些典故的運用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于法律實施的重視,只有依靠制度的保障,才能使執法司法權在制度的籠子里運行,才能使已制定的法律落到實處。

2.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公平正義是執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線。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房玄齡的“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晉書·劉頌傳》),闡釋了公平正義對執法司法工作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如何做到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時,引用曹端的“公生明、廉生威”(1)出自西安碑林博物館中的一通36字官箴碑。,強調公正與廉潔是判斷執法司法具有公信力的兩大標準。 他還引用韓非子的“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韓非·有度》),闡釋要做到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就必須對法治保持信仰。

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公正司法時,引用管仲的“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管子·版法解》),闡釋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推進公正司法時,引用孔子的“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強調司法工作必須排除內部和外部的干擾,堅持獨立行使職權,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公開促進公正的實現。

(三)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1. 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的重要性。明朝的海瑞有言:“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2)參見(明)海瑞:《治黎策》。習近平總書記借用海瑞之言強調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借用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強調法律是靠人來執行的,我們必須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

2.領導干部要帶頭守法。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領導干部要做守法模范時,引用了東漢荀悅的“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申鑒·政體》),馮夢龍的“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警世通言》),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司馬遷的“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史記·秦本紀》)。這些引用表明各級領導干部作為具體行使國家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監察權的人,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方向、道路和進程。因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提高自身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發揮好引導民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作用。

(四)習近平法治思想“用典”的特點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大量“用典”,突顯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展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其鮮明特點如下。

1.通俗易懂,增強文化底蘊。習近平總書記使用語言文字闡釋問題時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質樸的、哲理明晰且通俗易懂的用典表述拉近與人民大眾的距離。這些典故的運用使得人民大眾更易于理解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內涵,也更加鼓勵人們進一步體悟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

2.立足傳統文化,挖掘古典智慧。習近平法治思想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血脈,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典籍名言的目的十分明確,借用典籍名句蘊含的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來展現所論述內容的深刻道理和哲理,在增強論點說服力的同時,也強化了人們對于所傳達理念的理解與記憶。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或文章總是創造性地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挖掘智慧與精髓進行點題與破題,將深刻的思想與鮮活的表達相結合,展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

3.推陳出新,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是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典范,將先賢的智慧轉化發展為治國理政實踐。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生動貼切,用典時結合實際情況,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賦予其現代化的新內涵,既使人民大眾能更直觀地理解論述所要表達的含義,又對典籍進行了創新性轉化發展。

四、結語

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弘揚,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弘揚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養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凝結了中國古代治國的智慧和理念,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和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大量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經典表述和典故的運用,這些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經典表述和典故的運用,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民族化、本土化的歷史文化底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