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唯物史觀向度

段 虹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新文明樣態,也是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學者們紛紛闡釋其理論基礎、顯著特征和思想內涵,強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態”[1],確證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論高度和人文關懷?；谶@樣的研究背景,文章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人學價值進行充分的論述,拓展相關研究的理論視野,希冀以此能夠深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理論基礎方面的研究,充分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優勢。

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主體間性”視角闡釋人的地位

(一)唯物史觀的交往理論秉持“主體間性”的關系論視角

唯物史觀強調的“每個個人”的平等發展,是一種實質的平等,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形式平等。比較而言,實質的平等全面地涵蓋了機遇、分配、條件保障、責任等方面,這種平等觀呈現出唯物史觀人學主張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關系論視角,這種新的視角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西方哲學“主體—客體”二元對立困境。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弘揚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實際上確認了每個個人的平等發展,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推動文明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不僅從新時代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重新詮釋了“主體間性”的內涵,而且也推動著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不斷向前發展。

從哲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人的地位一直在發生改變。古希臘哲學具有客體主義傾向,其中人被看作客體,受到神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在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中,人成為認識的主體,以科學的方法探尋真理,實現價值?，F代哲學的發展推動了“主體間性”的范式轉換,關于人的觀念再次發生了變化,人不僅要將自身視為主體,而且也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將他人同樣視為主體,形成一種“交互主體性”,這樣一種關系論的范式不僅揭示了現代人文科學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根據馬克思的交往理論,實踐的本質是一種“對象性活動”,實踐本身并不孤立,它具有明確的指向性,當實踐活動指向他人時,則會形成以交互主體性為特征的交往行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提到了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的現實條件,“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2]147。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確馬克思將基于分工的生產力進步看作是“交互主體性”的物質基礎。當然,他也指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分工狀態并不能形成以交互主體性為基礎的交往,“各個人過去和現在始終是從自己出發的。他們的關系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的關系。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他們的關系會相對于他們而獨立?他們自己生命的力量會成為壓倒他們的力量?總之: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于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2]215。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創新也有深刻的現實指向,在“三分離”的條件下,“異化勞動”成為資本主義文明中的社會現象,而這一現象卻讓勞動者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消解了勞動者的主體性,將社會關系置于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境地。就此而言,唯有在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和文明形態中,“主體間性”才能被普遍地確認為社會關系的基本模式。

需要強調的是,唯物史觀所秉持的“主體間性”作為一種關系論模式,與“實體論”的思路截然不同。這樣一種關系論模式,不僅描述了文明類型之間的關系,而且也體現了唯物史觀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考。對此,一些學者認為:“這種關于關系的觀念和思想,是以整個社會的意識為基礎所形成,也就是說,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夠建立起自己與他人的關系意識?！盵3]13就此而言,個體不僅在交往中從他人那里獲得對自身的認知,而且也通過“主體間性”的建構不斷確證其社會屬性。馬克思對哲學史的一個重要貢獻也體現在研究范式的“交互主體性”轉換中。這一貢獻在現代人文科學領域也得到了具體的解釋,庫利、哈貝馬斯等人都對此保持了較高的關注度,從社會學、哲學的視角去應用這一范疇。例如,社會學家庫利的符號互動論提出了“鏡中我”這一概念,強調社會成員眼中的“自我”并非一個抽象物,而是在“我看他人看我”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自我印象,從現代社會交往策略的視角對“主體間性”概念進行了具體的應用。哈貝馬斯則強調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是一個不斷獲得共識的過程?！爸黧w間性”的關系論模式不僅是唯物史觀對哲學發展所做的重要理論貢獻,而且對人們推動文明發展也具有啟示價值。就此而言,我們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逐漸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具有深厚的人文關懷,能夠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群眾觀點。

(二)“主體間性”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的呈現

1.個體層面的呈現。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主體間性”在個體層面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強調每個個體都是推動文明進步的主體,在文明演進中個體之間合理分工,充分展現個性與才華,不斷發揮自身的創造力與行動力;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主體間性”又集中體現為每個社會成員都是文明成果的共享者。

在文明演進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認同每個個體的主體性。實際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提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對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承認,“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422。誠然,馬克思在對待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時候,秉持了辯證思維,既分析了其進步性,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即私有制條件下的不合理分工和異化勞動。這對現代哲學的態度也產生了影響。例如,實證主義者埃米爾·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也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不合理的分工和違背社會成員意志的分工,正是由于在社會分工中存在這種不合理現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工并不能解決社會“解組”問題。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相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倡導一種更具人文關懷的合理分工,每一位社會成員的創造性都得到了充分尊重,每個人的價值都得以呈現,才華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成員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面也形成了強烈共識,為文明發展過程中形成平等交往關系提供了認識論前提,每個人都把自己和他人視為主體,體現了“主體間性”的關系論模式,在共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彰顯自身的主體力量。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將每個個體看作文明成果的受益者。作為一種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豐富的內涵,學界的研究者從系統性和整體性視角出發,對此進行了具體的解讀。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人類政治新文明、人類工業新文明、人類農業新文明、人類城市新文明和人權發展新道路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鮮明特征?！盵4]21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包括了多個層面、多個領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體來看,文明進步必須具備物質條件,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精神生活的充實、民生水平的提升、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唯有協調全面地發展才能保證每個社會成員成為文明成果的受益者。社會成員不僅可以擁有富足的物質生活,而且也可以體驗高質量的文化作品,獲得精神需要的滿足。不僅如此,人們也置身于友愛的社會關系之中,并擁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從發展機遇來看,人們在不同人生階段都能夠保證身心健康,獲得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就滿足審美需要來看,人們既可以從文化作品中感受到藝術之美,也可以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體驗自然之美。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都可以成為文明成果的受益者。

2.整體層面的呈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盵5]441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鮮明特質。從文明之間的關系來看,不同文明類型都具有自身的文化內核。如果從“主體間性”的唯物史觀視角看這個問題,文明之間在交往過程中會充分考慮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融通。具體說來,無論是歷時態的文明演進,還是共時態的文明溝通,文化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多樣性都是客觀存在的。在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當代社會,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需要面對世界上其他的文明類型。有學者認為,“在新的起點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求我們必須在保持文化上的自我主體性和自主地位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上的開放姿態,充分吸收和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6]。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自身的包容性,這讓當前的文化建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彰顯出中華文明自身的優勢。

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現實的人”的需要為出發點

(一)承認“現實的人”需要的層次性

馬克思的人學關注的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的人”,而“現實的人”其“現實性”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一種“現實需要”。

唯物史觀將“現實的人”解釋為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人,并將其作為一切文明的出發點。針對由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人的本質的異化,馬克思指出這種異化表現為“自由性活動”在資本主義文明中被“生存性勞動”所取代,人通過自覺的活動和動物本能區別開來,并在實踐活動中從事社會生產、進行社會交往,進而推動人類文明向前演進。但縱觀歷史發展,資本主義產生之后的數百年間,資本主義私有制讓“三分離”現象在資本主義文明中根深蒂固,異化勞動的問題也難以得到解決,要改變此種狀況則必須寄希望于新的文明形態。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盵2]171既然馬克思將“現實的人”理解為文明的創造者和實踐者,那么創造新文明形態則必須考慮“現實的人”的需要,這樣社會成員才會出于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不斷釋放出強大的行動力,當這種行動力凝聚為合力,歷史就會隨之而變化,文明也會不斷向前演進。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在現實的具體歷史活動中擺脫了其抽象性,成為具體的、歷史的人,也呈現出“現實的人”的特質,這樣的人是自在與自為、個人選擇與歷史規律的辯證統一。

需要對于“現實的人”來說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層次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人的第一個需要,即物質需要的滿足,這也是其他一切需要得以滿足的物質前提。當然,人的需要并沒有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人還具有以審美需要為代表的精神層面的需要,正是在審美體驗中,人們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對象化,這種極具成就感的愉悅體驗將人的創造和動物的活動區別開來?！皠游镏皇前凑账鶎俚哪莻€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盵2]57馬克思從需要的層面賦予人以現實性,同時也充分考慮了現實需要本身的層次性,其理論貢獻不僅表現為對德國古典哲學關于“人”的觀念的超越,而且也影響了現代人文領域的各個具體學科。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被創建出來,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其不僅關注人們的物質需要,也強調了精神需要、審美需要對美好生活的重要意義,承認了需要的現實性和層次性。在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解釋了巨大的人口規模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過程中對“共同富?！边@一目標的追求。如果對“富?！边M行完整的內涵闡釋,那么其既包括物質上的充足,同時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實,充分考慮到了社會成員需要的全方位與多層次。就精神需要來說,在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人們的審美需要也得到了充分尊重,人們既可以在文化建設的成果中感受到藝術之美,也可以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體驗自然之美。

(二)“現實的人”的需要構成文明發展的推動力量

在文明發展過程中,“現實的人”的需要是重要的動力源泉。具體來看,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的需要理論出發,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運行本質進行了徹底批判和全面揭露,指出現代資本主義以“人的異化”為代價,破壞了人的完整性,這種文明無法真正滿足“現實的人”的需要。在馬克思看來,只有超越資本主義文明,變革資本主義的制度,才能實現全人類的解放,真正滿足“現實的人”的需要,進而實現社會成員整體的全面自由發展。馬克思的論述不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價值導向,而且也成為我們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據此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多個層次,人們既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裕,也尋求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審美需要也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之一,需要的多樣性和層次性賦予了人們推動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倡導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恰恰契合了人民群眾需要的豐富性與層次性,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實現路徑。

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彰顯人類命運關懷

(一)百年變局中人類命運的休戚與共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各國經濟往來日益密切,競爭也更加激烈,馬克思提出的“世界歷史”隨著交往程度的強化也日趨成熟。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溝通程度和相互依存度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未曾有過的,甚至可以說,當今時代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緊密相連的。各國所面臨的一些共性社會問題也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協商解決,在這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必要的,而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程度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條件。正是出于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此應對全球化賦予時代的機遇和挑戰。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延拓和發展,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論貢獻和現實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古典時期國家之間結成的聯盟,也不是社會學家費迪南·滕尼斯所提到的因血緣、地緣等原因形成的共同生活區域。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共同體,但又不同于資本主義時代出于利己主義而形成的“虛幻共同體”,資本主義時代的“虛幻共同體”實際上是一種“將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結合到一起的共贏發展模式”[7]127。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尋求對人類共同問題的解決方案,實現全人類共同的利益與福祉,同時也以追求全人類共同價值為考量,在此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也體現了對各民族命運的“共情”,彰顯出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胸懷。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一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真、善、美的融合,其構建過程也體現了一種“主體間性”的唯物史觀的交往模式。具體來看,面對各國日益密切的交往,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確反對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維”,倡導合作共贏的理念。與此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價值層面又完全不同于那些以自身利益為標準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偟膩砜?我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了馬克思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體”,立足我們所處的時代變局,發展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和以往文明形態相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特質恰恰就是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懷全人類共同命運,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胸懷。

(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全人類命運為價值關懷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涵包含兩個維度:一方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把握了現代文明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充分弘揚了民族傳統文化。無論是對哪一個維度的創造性發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都展現出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博大寬廣的胸襟,這種眼光和胸襟表現為對全人類命運與福祉的深切關懷。

從對現代文明的把握來看,充足的物質條件、發達的科技水平、便捷的生活方式、優美的生態環境,都是全人類所共同追求的目標,這其中涉及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關系維度。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所以倡導“五大文明”協調發展,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對上述關系的全面考慮,這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現代”的體現。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同于其他現代文明類型之處,則在于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傳統文明中的思想資源作為推進文明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這體現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鮮明的辨識度。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契合之處恰恰在于對“人”的關注和對人文精神的表達?，F代文明語境在多個層面確證了“人”的主體性,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僅吸收了這一點,而且以更為博大的胸襟關注全人類的命運,尋求人類共同的福祉。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相比,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消除了階級之間的對抗與差別,以人類的全面自由發展為目標,實現了社會進步與人的發展的協調推進,這實際上是個體與整體的辯證統一。與此同時,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中,“人的異化”也被揚棄,自由自覺的活動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人文精神的全新表達。

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體現為對人的品格的塑造,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追求,這恰恰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則立足當代世界,賦予了傳統文化以嶄新內涵,從人類整體的命運出發,不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對此,楊耕說道:“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與現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相對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屬于外來文化;可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屬于中國文化,造就的是新的文化生命體?！盵1]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所以能夠實現“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正是因為從“兩個結合”出發充分考慮了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并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而這樣一種以人類命運為旨歸的文明形態必然具有光明的前景,指向人類文明的美好未來。

(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向人類文明的美好未來

唯物史觀將人民群眾看作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點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中得以充分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凝聚了社會成員共同的創造力、行動力。作為主體力量,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獲得自我實現的機會。由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平等地關注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其能夠為馬克思所提到的“真正的共同體”提供現實進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盵2]199在文明演進過程中,人們在貢獻力量的同時也通過自身的勤勞、智慧、勇敢創造了美好生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恰好契合了社會成員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人們可以在享受現代化生活方式的過程中,不斷感受到自身的主體力量,體驗到日常生活之美好。從這個意義上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具有現實指向性的文明狀態。這說明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中所生發出的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不是指向少數人或某一特定群體,而是面向整個人類社會。例如,物質文明的實現以“共同富?！睘槟繕?這是巨大人口規模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巨大人口規模的現實需要構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動力,另一方面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也共同推動著共同富裕的實現,為物質文明的發展釋放巨大的潛力。實際上,物質文明發展這一目標更加具體地詮釋了“主體間性”的關系論模式,因為共同富裕體現的正是人與人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為走向“真正的共同體”提供了物質條件,超越了“虛假共同體”中的形式平等,從根本上避免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也從不同方面關注人的現實需要,深入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中獲得充足的理論資源,面向人類命運形成嶄新的文明發展模式,尊重人的地位,發揮人的才華,滿足人的需要,肯定人的價值,指向人類文明的美好未來。

結 論

從唯物史觀向度出發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行探索,對我們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發、現實啟迪和價值啟示。第一,從理論向度來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根植唯物史觀的人學理論,從主體間性的視角闡釋人民群眾的地位,確認了每個個人的平等發展及其在推動文明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從個體和群體兩個層面詮釋了“主體間性”的內涵。第二,就實踐向度來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馬克思的需要理論出發,以“現實的人”的需要為現實基礎,充分考慮了人的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和審美需要,并將需要的實現作為文明發展的動力。第三,就價值向度而言,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彰顯出對人類命運的關懷,體現了極具包容度和開放性的價值指向。上述三個向度分別闡釋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論基礎、現實依據和價值指向,進一步論述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人學價值,形成了對已有研究的拓展。這一思路不僅能夠深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理論基礎方面的研究,而且通過三個方面的闡釋也能夠充分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