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先生也成了賽同志”

一、走出實驗室：“科學”的社會化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1923）①

大興的努力，正直，熱誠，使自己到處碰壁。他所接觸到的人，會慢慢很巧妙地把他所最珍視的“科學家”三個字變成一種嘲笑。他們要喝酒去，或是要辦一件不正當的事，就老躲開“科學家”。等“科學家”天天成為大家開玩笑的用語，大興便不能不帶著太太另找吃飯的地方去了！

——老舍《不成問題的問題》（1943）②

今天的文學家與科學家有著相同的使命?？茖W家在發現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規律；文學家則應該努力發現新的人、新的生活準則。

——靳凡《公開的情書》后記（1981）③

20世紀以來，“科學”這一概念在中國社會日漸普及，并強力重塑著民眾的生活世界。開篇所引三則，便顯示出“科學”在不同時代語境下的復雜影響。第一則，出自胡適為1923年“科玄論戰”所撰總結，強調“科學”作為現代西方文明之精粹，逐漸占據至尊地位。文中雖也提及梁啟超在一戰后反思“科學萬能”論，但顛撲不破的前提仍是科學權威的確立；第二則，取自老舍在戰時重慶所作的短篇小說《不成問題的問題》，小說描寫了在美國學成歸來的園藝學家尤大興來到“樹華農場”，滿心希冀“科學救國”，卻因不通人情世故而四處碰壁，直至“科學家”三個字淪為嘲諷之語；第三則，選自靳凡（劉青峰）為自己的書信體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所作后記，道出時代語境下年輕人的思想取向，對他們而言，科學與文學無不孕育著新價值、新生活與新信仰，這一除舊立新的文化選擇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

僅憑這三則文字，便可一窺“科學”在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產生的深廣影響。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轉折關頭，在“文明等級秩序”的壓力下，在救亡圖存、追求富強、抗戰建國的一系列緊急任務面前，“科學”不僅意味著先進知識與實用技術，更負載眾人之幸福、社會之進化的艱巨使命。它既落實為理性主義與科學方法，又承載了從宇宙觀到社會觀、政治觀進而到人生觀、道德觀的全方位變革，最終發展為一種最為權威的文化范式與超級能指。

大體來說，科學堪稱封建社會的挑戰者、現代文明的推動者與新信仰的提供者的三位一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科學主義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科學主義，正因為它存在著中國特有的、用現代常識理性建構新道德意識形態的隱形模式”④，這意味著在中國語境中，理性與道德、知識與正義、科學與文化是一體兩面的，而非彼此孤立。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科學一直都是高度人文化與道德化的，與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密切互動。正如巴里·巴恩斯指出：“科學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礎”，“鑒于科學可以用來作為一種完整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礎，那就必須把它看做是文化的產物”⑤。由此，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成為，“科學”到底是如何走出“知識黑箱”，演化為新生活方式與新文化的“地基”的？“科學”是如何完成其社會化進程的，僅靠科學知識的傳承擴散嗎？

談及“科學”的人文化與社會化，有一個文化符號繞不過去，那便是著名的“賽先生”。一般認為，“賽先生”誕生于陳獨秀為《新青年》雜志辯護的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文中認定只有“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⑥。瞿秋白評價道：“二十余年來和歐美文化相接，科學早已編入國立學校的教科書內，卻直到如今，才有人認真聘請賽先生（陳獨秀先生稱科學為Mr. Science）到古舊的東方國來”⑦，科學才真正進入并攪動古老中國文化的深層根基。沿此思路，不妨繼續調用“賽先生”這一文化形象，站在科學與文化的交叉地帶，考察“科學”走出教科書與實驗室之后，滲透進中國的社會化進程。以“賽先生”為視角，可以觀察科學觀念在確立與普及過程中所使用的修辭策略，及其包含的倫理導向與意識形態內涵。

比方說，當科學觀念由精英群體擴散至更廣大的基層社會后，到底帶來哪些變與不變？再比如，那些獨屬中國語境的時空維度，像是老舍小說描寫的“樹華農場”這類基層社群/關系網絡，又或是靳凡所描寫的身處特定情境的一代人，這些要素的加入到底令“科學”演繹出哪些故事，造成何種后果，又萌生了哪些影響至今的重要思想文化議題？要面對這些豐富切實的問題，或許可以借力于“賽先生”闖入中國社會之后經歷的種種故事，以此為中介，去諦聽現代中國文化生成的內在節奏。

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科學故事的三重講述

當“科學”概念與社會結構深入互動時，會激發出一套套故事/敘事，亦即以藝術形式重述與再現發生之物，使之變得可以理解與共享，并負載著特定的意義。關于科學知識的敘事性與建構性，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與史蒂夫·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堪稱經典。兩位作者在實驗室近距離觀察科學家的日常工作，深入闡釋了科學知識是如何在實驗室內部的互動與協商，以及社會文化的制約下建構起來的。這類理論考察了科學知識的專業化/職業化生產過程，還可以繼續去探究的是，“科學”的社會形象又是如何被生產的？“科學”是如何傳播，并轉化為可被科學共同體之外的大多數人閱讀與感知的修辭系統/形象符號的呢？科學觀念如何在中國社會運轉起來，并被賦予無窮的“魅力”/“權力”的？科學觀念只有轉化為一套面向公眾的情動機制與主體召喚術，被注入溫度與價值，以及強烈的道德感，才有可能攪動中國文明、中國社會、中國人的舊有價值系統，有機參與進現代轉型的過程之中?！翱茖W”完成自我的敘事化，才有可能入腦入心，化作現代價值譜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故而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倡導“文學革命”的雜志《新青年》上，會誕生“賽先生”這樣盡人皆知的宣揚科學精神的文化符號，二者實則統一于文化現代性的進程之中。正是在陳獨秀的激烈辯詞中，德先生與賽先生成為兩面鮮明的旗幟，象征著革命的力量與前進之方向。相比起直接音譯為“賽因斯”，“賽先生”的說法形象地展示了以西方文明為師長的學習姿態，且更便于民眾理解、使用與記憶，加速了其普及傳播的效率。

在20世紀文化變革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文學，在打造“科學”形象的過程中同樣起到關鍵作用。關于文學與科學的關系，已形成若干認知模式：其一，以英國科學家兼作家C.P.斯諾于1959年提出的“兩種文化”論為代表，強調二者的分隔與差異，激起廣泛共鳴與持久回響。其二，研究文學學科的科學化/現代化進程，具體表現為研究文學學科的建立，研究古老的文學如何轉變為一門現代“知識”，以及文學研究如何獲取方法上的科學性。這主要集中于制度史、學科史、學術史等領域。又或以“影響論”“機制論”的方式，討論科學如何全面再造了文學的生產、創作與傳播等過程，這在近年來的新媒體文藝研究中尤為常見。其三，強調文學在預示、警示、反思等方面的能動作用，揭示其守護人文精神、省思科技后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后兩種論述模式，其實也是在“兩種文化”的前提下展開的，在科學霸權作用的支配下探討兩種知識類型之間的關系。

站在目前已有的學科分類體系而言，上述討論方式是合理且重要的。但如果回到文明轉型的歷史語境中，會發現在文化現代性的訴求下，科學與文學雖是各具自律性的兩種知識類型，卻也扭結為一對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體?？茖W與文學，在革命的世紀里被彼此深深影響，科學性內置于文學學科的形構之中，而科學之所以能發揮巨大的文化影響，也仰仗于文學敘事，文學擁有不容忽視的能動力量。

在此意義上，面向大眾讀者的科學故事，便具備重要的研究價值，它們記錄了大眾對于科學的認知與理解過程，承載了大眾對自我的期許與規劃，進而以各種形式參與構建了公共認同與現實生活?？茖W故事所講述的三重內涵與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科學故事承載了中國本土經驗的復雜性?？茖W觀念是被有機結構進整個社會文本中的，而非一個孤零零的觀念?？茖W故事是高度情境化、經驗性與差異化的，故而也可被看作“準民族志書寫”，記錄了所謂“后發國家”在現代性的“擠壓”之下，如何“緊急變身”的過程，其中的經驗教訓特別需要身處這一文化語境中的研究者加以總結。

其二，科學故事具備揭示文化生成邏輯的理論價值，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客觀性”？相比起社會調研、數據統計、田野考察，文學文本的細讀看似不夠客觀。但如開篇所引三則文字所示，科學社會化所衍生出的“故事家族”實際上構成連貫的、可追蹤的文本脈絡，本身便構成文本的“田野”。講述動力、故事主體、行為方式與歷史后果，也可被視作“文本田野考察”的若干“參數”與“座標”，并借此勾勒社會結構與歷史邏輯的變化過程，其中的微妙分寸或許不是因果律與實證統計能簡單拿捏的。

其三，科學故事最大程度地展現了科學觀念所產生的情感效能。這點并不難理解，但以往的關注程度還不夠。比如，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這一文本，凝結了時代中人對科學迸發的極度熱情與重塑自我的極致渴望，留存了這一特殊階段的情感勢能。在這類科學故事的指引下，我們可以獲取在知識、概念、實證性事實之外的某種具體情境，有可能借此激活自身的切實感知，提升對于歷史的理解能力。換句話說，正因為這些科學故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才令過去與現在變得可以理解，變成與我們有關的“記憶”，而且仍在形塑著我們的當下與未來。

三、“現代文化的不安定層”：一種文學生存論

回到“賽先生”的故事里，我們會發現，“凡‘賽先生出場時，大多時候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種概念圍繞著他試圖搭建起諸如朋友、敵人、家人等形形色色的社會關系。身處其中的‘賽先生一方面被證明擁有不可或缺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種社會關系的比附之中，從而有了多層次的身份等級”⑧，他與德先生、費小姐（freedom）、穆女士（moral）、“愛先生”、“美先生”等人格化譬喻，交織組合成建設現代文明的各式方案?！百愊壬迸c其他人格化概念之間有著復雜的社會關系，它們各自地位升降浮沉的背后，乃是“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該如何選擇價值排序？”⑨以“賽先生”為代表的人格化概念群參與了思想重構與現實解放的過程，人們借助這些概念范疇與敘述框架來不斷重新表述自己的生活世界。

而在特定語境與階段下，概念也會在與現實的交互中裂解出不同的理解方式與發展形態，掀起思想與實踐的巨流或微瀾。即便是在“科玄論戰”中主張科學有限性的張君勱，在目睹科學技術對二戰的巨大影響后，轉而站在了主張科學救國的一方，而且尤其看重先進武器的力量，“賽先生”的形象亦隨之有所變化，更偏重于物質層面?！百愊壬奔瓤梢允强茖W精神與科學方法，同時也可以代表強調物質、工藝的科學，其間的思想差異不可謂不大⑩。那么，“賽先生”闖入現代中國之后，到底有著何種命運，又是如何持續在場，成為一種有效的表達呢？這是必須借助具體文學文本來思考的問題。

在文學文本的個案研究中，我們可以觀察有關科學的敘述是如何發動的，這些敘述又是如何與其他社會力量聯動，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后果？其中，“動力”與“結果”正是文本細讀時尤其值得注意的兩個維度?！皠恿Α标P涉歷史上下文的具體脈絡，而“結果”則是如今展開反思的立足點，同時也構成我們已有的認知框架。在科學故事中，關于“動力”與“結果”的講述，往往是以一種高度混沌曖昧甚至是情緒化的方式呈現的。這是文學區別于其他實證性學科的特殊之處，它是反概括、反還原的，總是死死地盯著那些幽暗未明、無法簡單作答的地帶。當然，在科學故事家族中，同樣不乏主題先行、圖解政策的文本，但難免仍會有意或無意地糾纏著將明未明之際的思索，制造著超越于常規之上的某種“奇觀”。

王汎森曾特別關注到傅斯年所提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一語。傅斯年所言，意在指出儒家經典對于下層百姓的精神與思想缺乏引導，因而產生“不安定層”，下層百姓很容易被新興宗教俘獲11。不妨借用這個說法，科學精神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架構與合法性來源，但它果真能夠全然滲透進基層社會的生活倫理之中嗎？它能夠“武裝”普通人的思想與情感世界使之免受其他思想的誘惑嗎？對此，文學自有答案。在魯迅的《祝?！防?，武裝了科學知識的“我”，難以解答“祥林嫂之問”：

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盯）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預）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12

“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連同“那么，也就有地獄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這一系列問句構成“祥林嫂之問”。在此，文學書寫標示出科學在民間社會中的局限，展現了先進觀念及其傳播者在具體生活情境與民間倫理世界中遭遇的挑戰，這些挑戰看似微弱實則舉足輕重。正因身處末路，“像阿Q、祥林嫂這樣的非歷史性存在獲得了完全不同于歷史學家們觀察歷史的視角——一種近于鬼神的視角。祥林嫂失去了一切身份，只是天地間的一個活物，也因此獲得從‘外部追問這個世界的能力，一種能夠想象非歷史的時間和空間的潛能”13。

在此意義上，魯迅式的文學擁有接近鬼神的視角，因而能從“外部”追問現實世界。文學也由此構成現代理性文化的“不安定層”，徘徊于那些難以歸納/概括/推理的灰色地帶。文學無法在理性化的現代世界背道而馳，它本身也需要遵循所謂科學理性的法則，卻也不得不負載著許多“科學”之外的剩余物，記錄著那些無法被客觀語言定型、命名的東西。關涉魂靈的文學書寫，并非全然想象，亦非僅是對科學的補充，它與科學共存于現代生活世界。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理性化與祛魅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指標，那么借助文學文本可以看到，這一“祛魅”終將是不徹底的。在社會組織、經濟管理、權力運轉的層面，理性化的滲透相對深入，但在主體性的層面，理性化是不徹底的。一方面，主體不得不以效率與實用為導向組織/優化自己的行為，逐漸結成當前的績效社會或優績社會（Meritocratic Society）；但另一方面，科層系統、異化勞動與數字化生存帶來的倦怠與虛無構成我們時代的生命難題，同時也是孕育新文化形態的“不安定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論及，人在極度異化與疏離的狀態下會模仿機器寫詩，在嘲弄或自嘲之間，“信息墳場”里升起的詭異詩意，圈定出科學尚未觸及的、屬于內在身心的文學領地。

如此立論，并非要秉持某種神秘主義，或是停留于對文學價值的辯護，而是意在說明現代社會中的文學固然深受科學霸權的影響，但它依然以相對獨立的姿態記錄了那些難以用數理邏輯、因果關系、計算實證來命名的“詩的真實”。更重要的是，它真正觸及“存在的難題”——人如何適應現代世界，如何在其中安頓自我？“科玄論戰”的余音，仍回蕩在每個現代人的體內。而文學相當于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它賦予普通人反思種種霸權的空間與媒介，它尊重偶然性、矛盾性與末路人的苦惱，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普通人的主體能動性，揭示了一種可能的存在方式。

四、賽先生升格運動與文學轉型

對“賽先生”命運的學術追蹤，集中于其誕生之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比如樊洪業的《“賽先生”與新文化運動——科學社會史的考察》（《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汪暉的《“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學人》第1輯），等等。20世紀30年代以降，科學大眾化運動展開，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逐漸占據主流，“賽先生”開始被化約為胡適一派的實驗主義哲學與科學方法論，進而逐漸邊緣化14。但實際上，賽先生所代表的追求無限進步的現代精神，始終貫穿于之后的發展進程中，正如研究者指出：“無論成功與否，‘賽先生作為五四時期的思想遺跡，在后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想辯論中始終在場，發生于30年代的‘新社會科學運動與‘文藝自由論辯，發生在4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賽先生無不參與其中?！倍皶r至40年代，有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稱呼‘科學為‘賽小姐，還有兒童讀物衷心祝?！孪壬c‘賽小姐能夠百年好合，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先生甚至沒有了師道尊嚴”15?！百愊壬被螂[或顯地始終在場，其地位的升降浮沉，以及與其他價值觀念之間錯綜復雜的變動關系，構成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窗口之一。但遺憾的是，對于“賽先生”在當代中國的命運，相關研究還不是特別充分，而這正構成我的主要關注領域。

提出“賽先生在當代”的話題，意在探討社會主義體制下文學如何表述“科學”。之所以強調“當代”，是想說明“賽先生”置身于全新的歷史參數之中：現代民族國家、無產階級先鋒政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冷戰、現代化，等等。正如于光遠1979年在報告中指出：“五四運動時陳獨秀說要請來兩位先生，一位叫德先生，一位叫賽先生，現在這兩位先生都已經入黨了，德先生成了德同志，賽先生也成了賽同志。這是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的結果，隨著歷史的前進，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也前進了?！?6

在“賽先生”成了“賽同志”之后的種種境遇中，能夠挖掘出更多貼近本土文化語境的思想議題，特別是實踐難題。具體而言，“賽先生”在當代繼續自身的文學敘述，一方面文學生產與研究需要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指導；另一方面，“賽先生”也需要文學敘事去抵達更多的人民群眾，亦即所謂的“科普”，從而發揮其塑造新人，加速現代化進程的作用。在毛澤東時代，科學發展的基本原則是“又紅又?！?，堅持走“群眾路線”，科學技術的發展要在社會主義總路線與總方向下展開，具備高度的組織性、計劃性與應用導向，并依靠運動、動員、競賽等方式來加速科技發展與應用的速度。近年來，國內外出現一批關于毛澤東時代群眾科學的研究，研究范疇涉及科學種田運動、漢字檢字法與排字法改革、防治血吸蟲病、赤腳醫生運動、電子工業與運籌學的群眾運動、農業氣象學調查、地震群防群測、古人類與古脊椎動物的發掘17，可謂切中了這一時期科學發展的主要特點。

在當代科學發展史上，毛澤東曾強調機器的社會主義應用，自覺抵制“技術自主”與科學主義的傾向。而對科學主義的集中反思，則要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這與其時的“文化氛圍緊密相關，它主要地不是有關‘知識的檢討，而是關于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反思。這是一個孕育著巨大的歷史變動的時期，對現代化問題的思考與對國家社會主義及其制度形式的反思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8。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漢學家郭穎頤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在1965年即已出版，為何會在1989年翻譯為中文并產生很大影響。同年，張灝也在《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一文中總結了五四思想的悖論性，亦即在理性與浪漫、問題與主義之間徘徊的矛盾心態，令他們找到了“德先生”與“賽先生”，“而‘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他們的心目中已常常不自覺地變成了‘德菩薩和‘賽菩薩”19。在這類研究中，科學主義開始得到系統而深入的清理，科學主義與權力形式、國家制度、社會秩序的密切關系成為重要論域。

“賽先生”誕生后，無論是“賽小姐”的祛魅，“賽同志”的變身，還是“賽菩薩”的反思，延展出豐富的問題譜系。我重點關注的則是科學技術擺脫“又紅又?！钡目蚣苤?，迅速“升格”（即地位升級）的兩個時期，分別是由“文革”向“改革”過渡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2016年以降的移動互聯網時代。這兩個時段當然有著諸多不同，但之所以能并置在一起，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科學技術不再完全受到階級斗爭與意識形態緊身衣的制約，反而因其被制約的歷史獲取了更高的合法性與自主性。其發展路徑恢復了常態化積累的方式，越來越職業化，將絕大多數普通人摒除于專業領域之外?？萍既绯龌\猛獸，在這四五十年間快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世界。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科學技術逐漸上升為第一生產力（1988年由鄧小平明確提出），此時的文學敘事參與了科學/改革合法性的建構。就我重點關注的“科學故事”而言，在蔣子龍的工業題材書寫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文化、人情社會與管理科學之間的內在張力，見證了科學話語在工廠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復雜效應。在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以陳景潤為代表的“科學家英雄”形象誕生，意味著前一時代工農兵英雄形象的退場，科技人才成為更有價值的新人代表，以陳景潤為人生榜樣的發展軌跡也直接開啟了對精英階級/專家集團的成功拜物教。也正是在這種教育理念的指導下，“救救孩子”的呼吁再度響起，片面追求科學知識與唯分數論，在彼時掀起了關于成長、道德的廣泛討論，但很快又被回收進關于進步主義的想象之中。這類充斥著進步主義的未來想象，完美地呈現于葉永烈的科幻小說《小靈通漫游未來》之中。這本“文革”結束之后首部出版的科幻作品成為現象級暢銷書，直接形塑了科技主導的未來想象，也意味著對于社會關系改造的烏托邦式想象暫時停止。以《小靈通漫游未來》為代表的科幻文類，正是在科技升格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為獨立文體，擺脫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科普目的，借助創作自由與文本自律的訴求，參與了時代政治感的重塑。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這一歷史時段，文學敘事充當了科學合法性的“說服者”。在發展主義的理念之下，科技與文學共同促成這一時期的歷史轉型，各領域的自律性得到一定恢復，改革開放的國家規劃也借此獲取更多大眾的理解與支持。與此同時，其時的文學敘事也觸及一些反思性范疇（比如社會主義規定性與科技自主性的張力、成功與道德的關系、競爭與友誼的關系），顯示出游離于時代主流之外的若干思考。在游說與游離之間，這一過渡時期的文學特質得以更多彰顯。這也是由該時期文學生產的總體環境與歷史邏輯孕育而出的。

按照華世平的研究，1978—1984年間唯物主義的科學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反撥了唯意志論與人道主義思潮，進而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生成新的社會科學原理，尤其是重新思考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作用20，以此實現所謂的“‘意識形態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 of ideology），即把意識形態與社會現代化與經濟增長的功能要求聯系起來”21。通過與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國際競爭、現代化發展、人民實際利益結合起來，破除了“群眾科學”的發展模式，重塑了大眾對何為科學的理解。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基本“共識”下，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世界加速巨變。

這就要說到我關注的第二個時段。2016年是所謂人工智能元年，伴隨智能手機、移動終端的普及與應用，科學技術重構了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生活系統。在數碼文明轉型的時代中，科技的重要性已不再需要文學的“游說”，科技已融入身體經驗，作用于環境本身，科技、資本與民族國家深度綁定。更多時候，文學扮演著適應者與質疑者的角色。在上一時期獲取獨立地位的科幻文類，在這一時期逐漸代表了一種高密度的現實主義22。中國科幻創作與研究漸成新顯學，與純文學相比，更能夠為公眾提供面向當下的認知媒介與思考平臺，并由此塑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想象力政治。與此同時，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正在發生全方位的變化。我曾借詩歌微信公眾號的分析總結當代詩意生活的“生產原理”與傳播特點，也曾借對人工智能寫作的分析，探討人與機器的雙向互擬，由此延伸出當代精神生活的相關議題。曾經的文學經典改換面孔，作為文化內容填充進互聯網的生產邏輯中，四大名著在彈幕評點下生產新的含義與讀寫機制，而作為現代經典的魯迅文學則貢獻了一套互聯網化的批評語匯，在網絡爭論與言說里煥發出重要的文化價值，正如錢理群所發現的魯迅雜文的當代性：“它直通今天的網絡文體和網絡作者與網民，不僅提供思想文化、思維方式的啟迪，更提供了一種未經規范化的、足以天馬行空的思想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的自由文體，為今天的網絡寫作提供了可供借鑒和參考的‘寫法?！?3在這些進行中的文學經驗里，“賽先生”敞開為人文研究的重要對象。

“賽先生”在變身“賽同志”之后，經歷了革命的全方位洗禮，繼而又融入國家意志、資本驅動、發展主義的邏輯鏈條之中，見證了當下的文明轉型。在數碼文明時代，賽先生迎來深刻而廣泛的質疑，曾經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越來越窄化為種種實用技術，且似乎走入“后真相”的怪圈。虛無主義與認識論危機隨之而來，信息繭房與同溫層、大數據算法陷阱、極端化輿論表達等，使得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有機性被極大損耗，真實性漸行漸遠。真相，仿佛只是隨機涌現的信息組合。比起尊崇科學家英雄的時代，近幾年輿論場中對“專家”的信任近乎破產，人文知識的價值更是備受質疑。虛無主義、神秘主義甚至新蒙昧、新迷信正在上演。而情緒極化、普遍性失落與反智傾向正在蠶食著我們的文化土壤。與此同時，賽先生背后所關聯的強力邏輯、趕超邏輯、效率至上、發展主義又未曾改變，從未得到深入的清理，遑論應對之道。當然，不得不補充的是，數碼文明時代前所未有地為大眾帶來了參與文化的渠道，帶來了各種聯結的可能性。

身處巨變之中，思考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在文學經驗與語言的創造性表達中，在文化與科技交互的視野中，在經驗的反思與重構中，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得以真正涌現，我們擁有了言說與參與現實的某種可能。文學應時而變，不變的則是它的創造力與反思精神，以及向多數人敞開的參與權。在此意義上，講述科學故事是極為重要的文化事項，當代文學的科學敘事中不只凝結了豐富的中國經驗，更關聯著我們每個人的存在難題。

【注釋】

①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載張君勱、丁文江等《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0頁。

②老舍：《不成問題的問題》，載《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56頁。

③靳凡：《彷徨·思考·創造——致〈公開的情書〉的讀者》，載《公開的情書》，北京出版社，1981，第169頁。初稿完成于1972年。

④金觀濤：《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知識體系和文化關系的思想史研究》，載《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第359頁。

⑤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學》，魯旭東譯，東方出版社，2001，第22頁。

⑥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載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2頁。

⑦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載《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第30頁。

⑧⑨1415張帆：《還原“賽先生”：近代中國“科學”概念人格化溯源》，《學術月刊》2023年第2期。

⑩參見羅志田：《物質的興起：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傾向》，載《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9。

11參見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2魯迅：《祝?！?，載《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7頁。

13汪暉：《歷史幽靈學與現代中國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文史哲》2023年第2期。

16于光遠：《談談科學和民主》，載《論社會科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300-301頁。

17易蓮媛：《“群眾科學”與新中國技術政治研究述評》，《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18汪暉：《“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103頁。

19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載《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233頁。

20Hua Shiping：Scientism and Humanism：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1978—1989），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21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第42頁。

22Seo-Young Chu：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A Science-Fic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3錢理群編《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第110頁。

（李靜，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