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生成、實踐與啟示

劉真豪 張嘉友

【摘要】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生成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與實踐基礎?？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中國共產黨在同蘇聯及共產國際、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民族和地區具體的統戰實踐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的探索中積累了獨立自主，適時調整政策：以戰止戰，以斗爭謀團結；愛國為基，踐行國際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經驗。新發展階段，中國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環境下，汲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基本經驗，對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開展中國式外交工作，全球化國際合作發展，鞏固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發展關系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益借鑒，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思想注入中國式理念。

【關鍵詞】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啟示

【中圖分類號】D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60（2024）01-0076-08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sup>[1]606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統一戰線貫穿始終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統一戰線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統一戰線理論集成的基礎上，與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的優秀思想融合所衍生的?？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對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探索對建設當今和諧世界、建設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式和平外交事業建設與發展有著重要指導意義。

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歷程

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長且復雜的過程。在局部抗戰時期，隨著世界反法西斯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由“反帝反蔣”到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可“為我所用”，再到愿意同反侵略國家建成統一戰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初步形成。在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了原國際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不完善觀點并加以糾正、完善和深化，使國際統一戰線思想逐步成熟。

（一）局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初步形成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志著抗日戰爭正式爆發。蘇聯在1932年底采取了集體安全政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察覺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彼此利益矛盾，有“為我所用”的可能性。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給滿洲全體黨員和黨部的信中提到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強盜間的矛盾和沖突”^[2]50，這一信件正是中國共產黨敏銳地觀察國際動態，洞悉到可以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來反制日本的侵略擴張。1934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明確了對中華民族“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國家和民族”^[3]370即為朋友，這也表示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并且呼吁建立國內外抗日統一戰線。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匯報統一戰線“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確的”^[4]31。同年12月17日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傳達共產國際七大與八一宣言的精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對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做了正確判斷，明確提出利用其矛盾，與英美結成抗日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提出“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sup>[5]161表示中國并不排斥國際援助，當然爭取國際援助的首要對象是蘇聯，也為后來獲得英美等國家的援助敞開大門。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么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sup>[5]152由此可見，此時中國共產黨已有較為豐富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

1936年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晉西地區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晉西會議），研判了國內形勢，分析了不同勢力的情況，明確建立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是目前的關鍵。晉西會議確定了統一戰線實施原則，貫徹了瓦窯堡會議精神，為東進抗日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5月15日，毛澤東就國際與國內統一戰線問題提出：“日本侵略中國，也侵犯了各國在中國的利益?！?sup>[6]541一針見血地闡明中國與各國利益之間的聯系，指出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可能性。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思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與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交流中進一步明晰了中國共產黨的敵友之分。同年5月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中指出：“和那些在現時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sup>[5]253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走向成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標志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深刻認識到建立國際統一戰線迫在眉睫。同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呼吁國民政府“立刻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7]391。同年8月22—25日召開的中共洛川會議指出：“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sup>[7]476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分析了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式指出，蘇聯“對中國抗戰依然取積極援助政策”^[1]744，英美等國仍處于觀戰狀態。同年年底，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了在國際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不完善思想并給予糾正。1945年4月30日，周恩來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發言，總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經驗并指出：“我們是要勝利——徹底的勝利，要民主——新民主主義的民主，要團結——民主的團結，不但要國內的團結而且要國際的團結?！?sup>[8]206朱德注重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分析各國建立統一戰線的不同形式，動態聯系、統籌思考，倡議“東方反法西斯陣線”與“西方反法西斯陣線”聯合起來。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逐漸發展成熟。

二、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實踐內容

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具體國情與國家（地區）間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出發，在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實踐過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能夠與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國家（地區）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取得了重大成功。具體來說，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黨國家與組織、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組織、對被壓迫國家、地區和民族各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紅色外交”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為推動抗日戰爭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偉大勝利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

（一）對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黨國家與組織的統一戰線實踐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國際有著深厚的淵源，一方面蘇聯和共產國際總體上支持中國共產黨抗戰，希望通過聯合中國共產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聯盟，但另一方面又不顧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影響著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多方面的決策，帶來了不少消極影響。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和共產國際之間的統戰實踐將“既團結又斗爭”上升到了藝術的高度，以斗爭謀團結。

一是終止從屬關系，實現獨立自主。在王明帶來蘇聯和共產國際錯誤的“國際路線”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據理力爭，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央的領導，反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后，蘇聯和共產國際從自身利益出發，數次要求中國共產黨退而求其次，犧牲利益來避免國共內戰的爆發。中國共產黨在采納其有益建議的同時也對錯誤建議作出了委婉地拒絕，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建議或指示采取聽取但不盲從的策略，獨立自主地解決了皖南事變。1942年2月20日，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9]812，摒棄教條主義、洋八股，真正地擺脫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決策的干預。1943年5月25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事業面臨嚴峻形勢，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同日，中國共產黨支持共產國際解散，并針對其解散帶來的影響，毛澤東在《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中強調共產國際的解散“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10]326，更適合戰爭需要。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抗戰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幫助，但在有些方面也限制著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處理問題的決策。中國共產黨順時而變，終于結束了與共產國際的從屬關系，進一步實現了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

二是聲援衛國戰爭，分析戰略轉折。蘇德戰爭爆發時，德軍以閃電戰的戰術三線進攻蘇聯，致使蘇聯紅軍全線潰敗，甚至蘇聯首都莫斯科也面臨著失守的困境。蘇德戰爭的結果會是如何？蘇聯能否戰勝德國？日本趁機北進，蘇聯能否招架？英美是否援蘇？這些都是時人關注的焦點。中國共產黨通過新華社轉載新聞，《解放日報》發表社評，追蹤報道蘇德戰爭的形勢，聲援蘇聯的衛國戰爭。毛澤東直接指導胡喬木執筆的《蘇必勝，德必敗》^[11]的社論發表于194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報》頭條，莊嚴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告蘇聯與中國必勝的堅定信念，其反響強烈。在德軍逼近蘇聯首都莫斯科時，如果莫斯科淪陷，那么意味著日本北進與德國東西夾擊蘇聯的可能性會大幅提高。中國共產黨巧妙地轉化蘇德戰爭劣勢所帶來的影響，積極地分析著戰局，聲援蘇聯衛國戰爭。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蘇聯衛國戰爭，如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名義分別在1942年10月11日發表《德寇放棄正面攻勢，工業區紅軍突破敵防線》、1942年10月14日發表《歷史教訓》、1942年10月16日發表《評柏林聲明》三篇文章，毛澤東認為蘇德兩軍攻防身份的轉換是此次戰役的轉折點，堅信蘇聯必勝。

三是婉拒過度要求，戰略策應蘇軍。蘇德戰爭爆發之日，共產國際向各國共產黨下發了“保衛”蘇聯的指示，這無異于將蘇聯凌駕于各國共產黨之上，甚至于各國利益之上。1941年6月23日，毛澤東接到共產國際指示后，起草了《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明確提出援助蘇聯，只字不提“保衛”，嚴正了中國共產黨以中國本身的利益為主，將本國抗戰與革命、解放任務擺在首位，婉拒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過度要求。對于日本在中國東北舉行的“特大軍演”，蘇聯判斷日本隨時可能北上突襲，建議中共軍隊以大規模軍事行動阻擊日軍集合點，擾亂其北上的計劃。在充分分析敵我裝備技術、人力物力、彈藥軍械等差距后，中共中央采取了相應的軍事部署，在婉拒蘇聯大規模進攻的同時，基于當前條件下給予蘇聯戰略上的策應。在對國際形勢的準確把握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在戰略上更好地策應蘇軍。毛澤東深入地分析了國共關系的好壞與蘇德戰爭狀況的密切聯系：蘇方取得優勢，則國共關系“融洽”；反之，則國共關系“尖銳”。中國共產黨從抗日大局出發，同蔣介石頑固派采取了孤立、團結和斗爭的多種統戰策略。

（二）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組織的統一戰線實踐

中國共產黨在對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組織的統戰實踐中，爭取一切能夠聯合的力量，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批判綏靖政策，反對東方慕尼黑；巧結國際友人，沖破國民黨封鎖；邀請美軍觀察組，爭取國際援助。國際統一戰實踐順應著抗日戰爭發展進程，對中國共產黨抗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批判綏靖政策，反對東方慕尼黑。英美等國出于自身國家利益考慮，并不愿意與日本徹底翻臉，而是想方設法與日本進行妥協談判，企圖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他們在遠東的既得利益。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等國綏靖政策的批判經歷了由委婉到直接，由私下到公開的過程。英美等國雖然在表面上不滿日本的侵略行徑，但始終沒有采取行動制止，更沒有給予中國幫助。1937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記者貝特蘭時說：“英美的政策實際上幫助了法西斯侵略者?！?sup>[12]109在《慕尼黑協定》簽署后，英美等國的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峰，默許了法西斯的侵略惡行，毛澤東對英美等國綏靖政策做了一個“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1]581的總結評價。實然，綏靖政策并沒有取得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想要的結果，反而刺激了法西斯野心，也加速了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英美等國的綏靖政策蔓延到了東方，國民黨始終存在對日本妥協投降的可能，隨之而來的必是反共陰謀。1939年6月30日，毛澤東譴責帝國主義妄圖犧牲中國利益的陰謀：“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認為太平洋會議并非東方慕尼黑的無稽之談?！?sup>[1]5721939年7月24日，英日簽訂協定，承認日本侵華現狀，是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典型表現。同年爆發的天津租界危機讓美國意識到對日本的妥協實則是養虎為患。7月26日，美國通知日本半年后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此后中國共產黨在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策略中不再將美國納為批判對象。

二是巧結國際友人，沖破國民黨封鎖。國民黨一度組織懲辦共匪委員會^[13]來抵制中國共產黨，并對革命根據地長期實行經濟封鎖，對紅軍實行軍事封鎖。中國共產黨為打破被全面封鎖的局面，使“紅色聲音”走出去，制定了具體的對策，相繼成立了對外聯絡和宣傳機構，廣泛邀請國際友人到訪延安，歡迎任何喜歡到抗日根據地來的國際友人。1936年6月初，埃德加·斯諾與馬海德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了延安，在實地走訪陜甘寧邊區和根據地后，與紅軍戰士同吃同住，采訪了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在切實的考察下，《西行漫記》的出版打破了國民黨長期實施的封鎖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國際友人到延安考察與參觀、采訪和報道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并將自己的親身經歷與采訪內容向世界公布，大量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軍隊的戰斗品質、革命根據地的清廉團結等情況，并強調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讓國民黨的污蔑不攻自破，一定程度改變了國民黨完全封鎖共產黨的狀況。國際友人對外報道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巨大成績與主張，使中國共產黨國內外影響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擴大，也使得中國共產黨與世界的聯系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三是邀美軍觀察組，爭取國際援助?！段餍新洝繁晃鞣酵瞥鐬椤皥蟮乐袊伯a主義的權威”，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中國共產黨與美國也有進一步的聯系，如美軍軍事情報人員卡爾遜就曾到訪過根據地，也是美國派遣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的前奏。1944年7月22日至8月7日，隨著美軍觀察組包瑞德上校率領的第一批觀察組成員與觀察組秘書兼翻譯盧登率領的第二批觀察組成員到訪延安，宣告著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第一次正式官方外交的開展。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9]1085，并在美國的支持下參加了舊金山會議，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之一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美國在華的巨大影響力牽制國民黨，并在軍事行動中與美軍有了一些合作，總體上對中國抗戰是有幫助的。國際友人通過手中真實且有力量的筆記錄并宣傳著中國共產黨抗戰的艱辛，同時也盡可能能地在國際社會做著宣傳、演講，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外援。其中，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史沫特萊與斯特朗等國際友人作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的抗戰爭取了國際援助。如斯諾與艾黎共同創辦的“工合”，依靠吸收國際捐款，支持著國內抗戰。據統計，工合共獲得國際貸款折合法幣約為1.8億元^[14]184。1938年4月5日，為了幫助在山西的中國游擊隊，史沫特萊親自搜集衣服、鞋襪、遮風眼鏡等物品，穿著中國的軍服在文藝及愛國集會時演講，講述關于中國游擊隊的經歷^[15]。中國共產黨醫療條件簡陋，缺乏大量的醫療器械，藥品也是捉襟見肘。史沫特萊動用自己的關系為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國際上的醫生和器械，同時她邀請大量記者朋友報道中國共產黨的事實，白求恩的援華應部分歸功于她^[16]251。1940年4月27日，史沫特萊向國際婦女俱樂部的成員們講述了中國游擊隊如何對付日本人，高度贊揚了中國抗戰^[17]。斯特朗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著名的中國八路軍在行軍》的文章，介紹了八路軍的抗戰貢獻^[18]。斯特朗始終堅信中國抗戰一定會勝利，在報紙上分析中國必勝的原因?？傊?，國際友人積極地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國際援助，印證了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正確性。

（三）對被壓迫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統一戰線實踐

針對被壓迫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統戰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sup>[19]391此外，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中國經驗對其他被壓迫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統一戰線指導作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

一是發展東方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1年9月21日，朱德在東方民族友人座談會上提出：“在延安的各東方民族友人首先團結起來，組織一個東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sup>[20]1078同年10月26日，東方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在延安召開，各國13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朱德在會上作了相關報告，并指出：“東方各民族的情況雖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脅”^[20]1082，東方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打倒法西斯的有力武器。1941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sup>[21]732中國共產黨在抗戰過程中十分注重發展東方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并在實踐中取得了有效成果。

二是關注其他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進展。中國共產黨十分關注朝鮮、南洋各國、印度等被壓迫國家的民族問題。1941年10月26日，武亭作為在華外國抗日領袖出席東方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共同商討反法西斯同盟與民族解放等問題。在開羅會議之后，毛澤東提出：“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于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sup>[9]1086對于南洋各國，毛澤東提出：“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sup>[9]1086毛澤東多次對印度援華表示感謝。193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等五位大夫，詢問了關于印度民族解放的事情，借甘地“非暴力不合作”，強調革命“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同時強調印度在面對最狡詐的英國帝國主義，要準備好做長期且艱難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準備。朱德十分關注朝鮮的民族解放事業，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還特別感謝朝鮮獨立同盟?？梢?，中國共產黨始終關注著其他被壓迫民族和地區的民族解放事業，希望他們獲得民族獨立。

三、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經驗與啟示

中國共產黨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國際統一戰線實踐，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給予中國共產黨財政、醫療設備等多方面的援助。在《蔣介石日記》中寫道：“美國受共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sup>①從側面印證中國共產黨對美統一戰線工作的成效。其實在“史迪威事件”前，美國還是采取“容共”的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趨于明朗，美國不再需要利用中國共產黨，換下了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后來伴隨著赫爾利推動“扶蔣反共”，顛覆了原有的政策?？偨Y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歷史經驗，對新發展階段下進一步發展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有著深刻啟示。

（一）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廣泛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實踐，為中國共產黨發展與抗戰勝利營造了有利環境，也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智慧，可以得出如下三點經驗：

一是獨立自主，適時調整政策?？箲饡r期，中共中央始終以獨立自主為根本出發點，自力更生才是爭取援助的基礎。既在一定程度上聯合美國制衡蔣介石，又堅決抵制美國扶蔣反共；既在統戰總體戰略中與蘇聯同進退，又婉拒蘇聯凌駕他國利益之上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指揮。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統一戰線實踐中切實做到了不依賴于任何一個大國，不為他國決策所左右，始終以獨立自主為踐行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原則，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利益。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強調要在站穩民族立場的基礎上進行外交工作，“要學習人家長處，并善于與人家合作，但絕不是懼外媚外”^[22]476。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9]1085。獨立自主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處理國際統一戰線工作、國際事務最基本的實踐經驗之一。

二是以戰止戰，以斗爭謀團結。中國共產黨巧用既斗爭又團結的方式與蘇聯、共產國際斡旋，化解不合理的蠻勁，并多次對英美綏靖政策提出公開批評，堅決與之斗爭，希望以斗爭的方式維持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靈活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以美國來制衡國民黨，以維持國共關系的恐怖平衡，對美國在抗戰后期扶蔣反共做出嚴厲批評。實踐經驗表明，要想建立更好的國際統一戰線，火候拿捏非常關鍵。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統一戰線工作中時刻把握團結與斗爭兩種矛盾，在斗爭中尋求團結，則團結固；以妥協乞求之，則消散而亡，以斗爭為手段達到團結的目的。此外，團結與斗爭的時間、分寸、尺度都必須掌握恰到好處的度，不多不少。統一戰線本身就是求同存異，是異與同的有機統一體，缺一不可。只有同沒有異，就沒必要建立統一戰線；反之，只有異沒有同，則不可能建立起統一戰線。異同之間的同一性與斗爭性相互作用，才能建立更長久、更牢固的統一戰線。

三是愛國為基，踐行國際主義。毛澤東就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問題在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問答中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sup>[19]48⁴國際主義要以愛國主義為基礎，既要避免盲目排外的狹隘愛國主義，也要避免將本國利益凌駕于他國人民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中國共產黨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互動”中展現出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標準范式。如在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一方面與日本簽訂了一份為期五年的《日蘇中立條約》，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共產黨軍隊開赴東北抗日的無理要求。中國共產黨本著國際共產主義精神，在聲援蘇聯并向蘇聯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的同時，毛澤東還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以游擊戰為主對日阻擊，使日本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潭而無法“北上”。中國共產黨在戰略策應蘇聯的同時，婉拒了蘇聯民族利己主義要求。

（二）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現實啟示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國際形勢紛繁復雜，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在充分總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經驗基礎上，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外交工作、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全球化國際合作發展等方面提供現實啟示。

一是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式和平外交工作提供經驗性啟迪。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要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著重強調對話、協作解決爭端，并積極推動多邊合作。外交政策制定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既要避免狹隘的愛國主義，也要反對將本國利益高于他國利益的大國沙文主義?？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式和平外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借鑒，有利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對外關系的發展。

二是為新發展階段全球化國家合作發展提供啟發性路徑。在抗戰時期的國際統一戰線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曾嘗試跨越意識形態鴻溝，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互通、合作發展。和平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在后疫情時期，全球范圍內合作有著“再次統戰”的機遇，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國際統一戰線的實踐能夠為新發展階段全球合作提供啟發性思考。中國要進一步對外開放，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輻射周邊地區，推動世界開放型經濟發展?？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主張加強與美經貿關系來勾畫戰后世界經濟發展藍圖，并努力推動中美合作。今日中美關系跌入低谷，拜登政府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遠大的格局妥善處理中美關系。

三是為馬克思主義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注入中國式理念?！疤煲孕聻檫\，人以新為生?！?sup>[23]4如果將馬克思主義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比作是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源頭活水，那么中國智慧則是文化根脈?？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傳統“和而不同”“中庸”等哲學智慧與馬克思主義國際統一戰線思想交相融合，熔鑄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并閃耀出強大生命力。習近平強調：“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sup>[24]30新時代以來，國際形勢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出現了一系列新危機、新挑戰，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為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各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提出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中國方案，將中國式理念注入馬克思主義國際大統戰思想中，推進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國際大統戰思想在新發展階段煥發中國精神，彰顯中國特色，展示中國氣派，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

總之，中國的抗戰離不開世界，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離不開中國?？谷諔馉幍膭倮且粋€合力的勝利，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強大內力的基礎上，國際統一戰線這一外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也得到了美、蘇等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對華友好人士的支援、聲援和幫助。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為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增強了其他國家（地區）、民族戰勝法西斯的決心。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正是在錯綜復雜的具體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偨Y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國際統一戰線的基本經驗，得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戰爭能夠獲得勝利的堅實基礎，也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式和平外交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了范式。

注釋

① 參見《蔣中正日記》：?1941年2月1日，“上星期反省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十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3]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十一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4] 陳云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

[5] 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7]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十四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8] 周恩來選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9]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二十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11] 蘇必勝， 德必敗[N]. 解放日報， 1941-06-29（01）.

[12] 貝特蘭·詹姆斯. 華北前線[M]. 林淡秋， 林淙， 等譯. 北京： 新華出版社， 1986.

[13] 贛垣嚴緝共產黨組織懲辦共匪委員會[N]. 新聞報， 1927-09-23（07）.

[14] 朱健. 工合歷程[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7.

[15] 史沫特萊女士在漢活動[N]. 時報， 1938-04-05（01）.

[16] 簡·麥金農，?斯·麥金農. 史沫特萊傳[M]. 江楓， 鄭德鑫， 等譯. 遼寧：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1.

[17] SMEDLEY A. Agnes Smedley tells Chungking women of guerilla activities[N]. The China Press， 1940-04-28（03）.

[18] STRONG L A， The march of the famous eighth route army in China[N]. New York Times， 1938-07-10（71）.

[19] 毛澤東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0] 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 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21]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十八冊[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

[22]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 第二十一冊[M]. 北京： 中文獻出版社， 2011.

[23] 譚嗣同集[M]. 長沙： 岳麓書社， 2012.

[2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eneration，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LIU Zhenhao， ZHANG Jiayo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al basis.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gradually formed and matur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specific united front practi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oppressed nations， and regions. In 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and practice， it has accumulated independence and timely adjustment of policies to stop the war with war， to fight for unity， taking patriotism as the foundation and practicing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hina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for a hundred of years. Drawing on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thought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t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arry out Chinese-style diplomatic work， globaliz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ject Chinese-style ideas into the Marxist united front thought.

Keywords：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