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與障礙因子分析

劉垚 李富田 孫書毓

【摘要】本文以新發展理念為核心指標構建綜合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法對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測度，深入剖析了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靜態格局和動態演進趨勢，并使用障礙度模型測算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研究發現，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地區間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但有逐年收窄的趨勢；空間分布上，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態勢；自然斷點分組中，高水平和較高水平城市數量少，較低水平和低水平城市數量較多，但隨著時間發展較高水平、較低水平城市數量逐漸增加，結構趨近于“橄欖型”；分項指標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個子維度呈現不同的分布形態和演進趨勢，主要準則層障礙因子為創新、開放和共享。

【關鍵詞】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熵權topsis法；核密度估計；障礙度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60（2024）01-0043-09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擴大了數百倍，2006年后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2010年后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人口紅利消退、經濟結構失衡、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問題逐漸凸顯。黨的十九大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成渝城市群是我國第四大城市群，2016年《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經濟充滿活力、生活品質優良、生態環境優美的國家級城市群，到2030年實現國家級城市群向世界級城市群的歷史跨越”的主要目標^[1]。經濟活躍、生活優良和環境優美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推動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加速形成西部經濟高質量發展增長極，對于實現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一、文獻回顧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經濟綜合發展新概念。目前，學者們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著力于其內涵界定、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方法上。

內涵界定方面，Barro發現早期很多研究忽略經濟發展的質量，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周期、人口生育率、環境質量、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應被重視^[2]；李盛成認為發展質量應包含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應充分考慮人民生活、教育水平、社會保障、環境承載能力等因素^[3]；杜人淮提出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的^[4]。評價體系方面，袁曉玲從投入和產出兩個角度出發^[5]，宋洋以經濟的“外在表現”和“內生動力”為核心一級指標^[6]，更多學者以五大新發展理念為基礎，構建以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和共享五個維度為核心指標^[7]。測度方法方面，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分為主觀法和客觀法，主觀法如均等賦權法、專家賦權法等^[8]，客觀法有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9]等，綜合指標計算方法包含線性加權法、topsis法等^[10]。

雖然已有較多學者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就研究對象而言，多集中于省際層面，城市層面的研究則側重于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對于成渝城市群的研究較少。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以成渝城市群為研究對象，采用熵權topsis法測算出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成渝城市群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趨勢和差異化分析；對成渝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進行識別并根據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指標體系構建

目前，國家還沒有官方發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本文比較認同大多數學者使用的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為核心的一級指標體系，結合成渝城市群的實際特點及數據的可比性，選取22個二級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進行測算。創新方面，選擇R&D投入強度、專利書授權量等指標；協調發展方面，選取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城鄉收入差距；綠色發展方面，主要考慮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代價和政府環境治理兩個方面；對外開放水平方面，選取實際利用外資和進出口總額占比兩個指標；經濟共享指標，選擇包含經濟活力、醫療教育、基礎建設、社會保障水平等在內的多個指標。其具體指標見表1。

（二）研究區域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為研究對象，根據《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成渝城市群具體范圍包括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等15個市和重慶的渝中、萬州、黔江等27個區（縣）以及開州、云陽的部分地區。由于區（縣）數據獲取難度較大，本文以各地級市為研究單元，包括重慶市和四川省的15個城市。所有數據均來源于2011—2020年四川統計年鑒、重慶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公報，其中四川省各個城市專利授權量數據來源于四川省知識產權服務促進中心，指標個別數據缺失采用線性內插法處理。

（三）測評方法

本文選擇熵權topsis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測算，熵權topsis法是熵權法和topsis法的結合，熵權法測算指標權重，topsis法計算綜合得分。topsis法即最優最劣距離法，多用于多級評價指標的綜合評價，其原理是測算每個指標與該列指標中的最優解和最劣解的相對距離得出綜合得分和排名的一種測算方法。熵權topsis法既保證了各個指標權重的客觀性，又保證了各個評價對象綜合排名的準確性。

三、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結果分析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情況

根據前文所構建的指標體系，獲取成渝城市群16個城市2011—2020年的各項指標數據，測算得出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得分如表2和圖1所示。整體來看，各年得分均值均低于0.4，說明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有較大提升空間。成都、重慶兩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符合成渝城市群兩個核心城市定位。成都市呈現斷層領先態勢，2011—2020年一直保持得分0.5以上均值達到0.65，重慶市在2018年后穩定在0.5水平以上；其后是綿陽、德陽兩個城市，水平較低的是資陽、內江和達州3個城市，其余各城市集中在均值以下的中低水平上。橫向來看，成渝城市群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僅個別城市個別年份有所波動。

增速方面，表現強勁的是宜賓、樂山、廣安和內江4個城市，宜賓市由2011年的0.17增長到2020年的0.33，年均增速達9%，樂山、廣安和內江三個城市的年均增速超過8%，發展水平較高的成都市、重慶市和綿陽市增速則相對較低，年均增長2%～4%?？v向來看，2011年最高值為0.59，最低值為0.15，兩者倍差3.89，2020年最高值0.67，最低值0.29，倍差2.35，說明地區間差異巨大，但差距也在逐漸縮小。比較成都市和重慶市，兩者得分的倍差在逐漸縮小，說明兩個核心城市之間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在不斷縮小，雙核心的發展格局更加穩固。

（二）分項得分情況

為更深入地了解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各個分項指標的發展水平，進一步分析各個城市在5個一級指標的表現，其結果如圖2所示。整體來看，各城市在一級指標總體表現上存在較為顯著的高低水平差距，從高到低依次是綠色、協調、共享、創新和開放，均值依次為0.50、0.41、0.36、0.20和0.16?？梢?，成渝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總體達到較高水平，創新水平和開放水平相對落后。

創新發展方面，得分最高的是綿陽市。綿陽市作為中國唯一科技城，R&D投入強度長期保持在6.5%以上，成都、重慶和德陽三個城市屬于第二梯隊，R&D投入強度在2%～3%之間。專利授權量方面，成都市斷層領先，2020年每萬人專利授權量達31.3，其次是重慶市、綿陽市和德陽市，其余城市的創新發展處于較低水平。

協調發展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是成都市和重慶市。成都市協調發展得分均值高達0.8，其原因主要是成都市第三產業占比自2016年以來均保持在60%以上，且還在逐年上升，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78.77%，這一比例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2020年城鄉收入比僅為1.84，處于全省領先地位。重慶市排名第二，得分接近0.5，相比成都市落后較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鄉收入差距。其余城市的協調發展水平在0.4上下波動，水平差距較小。

綠色發展方面，綠色發展是成渝城市群總體得分最高的一級指標，主要原因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成渝地區對綠色發展的高度重視，生態環境治理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在這項指標上，重慶市得分超過成都市，這歸功于重慶市政府對于長江上游環境治理的長期重視和不斷上升的環保投入占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遂寧市綠色發展水平表現相當亮眼，原因在于其較高的人均綠地面積和較低水平的單位產出二氧化硫排放量。其余城市綠色水平得分在0.4～0.5之間。

對外開放方面，成渝城市群對外開放得分相對較低，除遙遙領先的成都市和重慶市外，其余城市的對外開放得分處于5個一級指標中的最低水平。比較成都和重慶兩個核心城市來看，總體上成都市高于重慶市，具體看兩項指標數據，實際利用外資規模指標兩市差異不大，但進出口占GDP比重在2017年后被成都市拉開差距，成都市2020年進出口占比達40%，重慶僅為26%，說明兩個中心城市對外開放水平的主要差距在于進出口占比方面。

共享方面，成渝城市群整體處于中等水平，成都市得分高于0.5，處于絕對領先地位，第二梯隊是重慶市、綿陽市、雅安市和德陽市得分0.4～0.5。其余城市得分0.3～0.4，城市間得分波動相對較小。

（三）核密度估計

為更好地展示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和5個分項指數2011—2020年動態演進規律及地區間差異情況，選取2011年、2014年、2017年和2020年為樣本，運用Stata 16軟件繪制相應的核密度估計圖（圖3）。除對外開放水平以外，其余5個指數都呈現出顯著的右移趨勢，表明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逐年提高，結果與前文分析一致。從波峰形狀來看，圖3（a）呈現明顯右“拖尾”形狀，峰值略微有下降趨勢，寬度逐年收窄，表明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存在右側極值現象，地區間差異在逐漸縮??；圖3（b）中峰值明顯降低，寬度在2011—2014年有明顯收窄，2017—2020年又明顯增大，同時波峰“重心”偏左，右側有“拖尾”，表明成渝城市群在創新發展方面多數城市處于較低水平，地區間差異呈現先縮小后增大的趨勢；圖3（c）曲線向右移動的幅度較大，存在非常顯著的右“拖尾”形狀，波峰由較平、較寬變為較尖、較窄，表明各個城市的協調發展水平總體提升較快，尤其是2014—2017年，地區間總體差異逐漸縮??；圖3（d）波峰右移、寬度明顯收窄、無左右拖尾、2020年波峰有雙峰趨勢，表明在綠色發展指標上，城市群整體表現較好且地區差距越來越小，2020年的數據有兩極分化的趨勢；圖3（e）“重心”嚴重左傾且拖尾明顯，動態來看，曲線峰值高低跳躍，無明顯趨勢特征，帶寬有較大幅度的收窄，拖尾現象也有大幅度改善，表明對外開放指數始終處于較低水平，存在明顯的極值，但這一趨勢在逐漸減弱，地區間的差異在逐漸縮??；圖3（f）2011年峰值高，寬度寬，有右拖尾，但到2020年拖尾現象消失，曲線寬度變窄，表明2011年數據主要分布在較低水平上且有個別城市處在較高水平，但到2020年數據分布已經集中在中等和中高水平上，說明成渝地區的共享指數在朝著總體水平逐步提高、差距逐漸縮小的良好發展方向發展。

（四）空間格局及演變

為更加直觀體現成渝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空間格局演變，根據自然間斷點法并利用ArcMap軟件將2011年和2020年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劃分為4個等級并畫出空間格局圖，結果如圖4所示。2011年高水平城市1個、較高水平城市2個、較低水平城市4個和低水平城市9個，分別占比6.25%、12.5%、25%和56.25%。高水平城市為成都市，較高水平城市為重慶市和綿陽市，較低水平城市為德陽市、自貢市、雅安市和遂寧市，其余城市均為低水平，空間分布上呈現較為明顯的“兩邊高、中間低”的空間格局。2020年高水平城市1個、較高水平城市3個、較低水平城市6個和低水平城市6個，分別占比6.25%、18.75%、37.5%和37.5%。與2011年相比，德陽市由較低水平上升到較高水平，樂山市、廣安市和瀘州市由低水平上升為較低水平，空間分布上“兩頭高、中間低”的空間趨勢有所弱化。從城市等級分布來看，2011年高水平城市、較高水平城市、較低水平城市和低水平城市4個等級城市數量逐級遞增，呈現明顯的“頭輕尾重”格局，到2020年這一格局有所改變，中間兩個等級城市數量變多，低水平城市數量變少，有“中間多、兩頭少”的橄欖型結構趨勢。

四、經濟高質量發展障礙因子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各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本文選取2011年、2014年、2017年和2020年的數據，采用障礙度模型（obstacle degree）對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障礙因子分析。

（一）準則層障礙因子

將各年份各城市的準則層障礙度取均值作為成渝城市群整體的準則層障礙度，其結果如圖5所示。整體來看，共享、開放和創新3個一級指標的障礙度較高，2011年這3個指標障礙度合計86.36%，2020年合計達90.54%，2011年最大障礙因子是共享指標，障礙度34.27%，但共享指標障礙度逐年降低，2017年以后開放指標取代共享指標成為最大障礙因子。綠色和協調兩個指標的障礙度均低于10%并有逐年遞減趨勢，說明成渝城市群整體的，主要準則層障礙因子是共享、開放和創新3個指標。隨著時間發展，最大障礙因子由共享逐漸變為開放。分城市來看，成都市和重慶市最大障礙因子是共享和創新；綿陽市、德陽市、樂山市和廣安市最大障礙因子是開放和共享；雅安市最大障礙因子是開放和創新；宜賓市最大障礙因子是共享和開放。雖然各城市的主要障礙因子相似，但是障礙度排序各有不同。因此，提高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要集中力量提升共享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和創新水平，但各個城市應各有側重。

（二）指標層障礙因子

選取各研究對象障礙度排名前5的二級指標作為該研究對象的主要指標層障礙因子，其結果如表4所示。各城市各年份出現頻次最高的6個指標是：X3每尤人專利授權個數、X11實際利用外資總額、X12進出口總額、X1R&D經費投入強度、X18本?？圃谛４髮W生數、X20互聯網接入數，這些指標主要集中在創新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共享水平上，與前文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從年份來看，2011年出現頻次最高的3個指標是X3、X12、X1，2014年是X3、X11、X1，2017年是X3、X12、X11，2020年是X3、X11、X12、X1，表明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障礙因子是每萬人專利授權個數、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進出口總額和R&D投入強度等指標。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核心構建綜合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法測算得出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并使用核密度估計、自然斷點法、障礙度模型等分析方法對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成都市和重慶市領跑；高水平、較高水平城市數量少，較低水平和低水平城市數量多；地區間水平差異較大，但有逐年縮小趨勢；增速最快的是宜賓、樂山、廣安等城市。

2. 分項指標中綠色指標整體水平較高、分布形態理想，協調和共享指標整體水平提升明顯，創新和開放指標整體水平則相對較低；成都市和重慶市幾乎壟斷所有指標前兩名，但仍有綿陽市的創新指標、遂寧市的綠色指標表現搶眼；創新水平的地區間差距有所波動，其余指標地區差異在逐年縮小。

3. 影響各年份各城市得分的主要準則層障礙因子是創新、開放和共享；指標層障礙因子是每萬人專利授權個數、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進出口總額、R&D經費投入強度等，但各年份各城市影響程度有所不同。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和結論，本文對成渝城市群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 深耕發展優勢，補足發展“短板”。持續重視綠色發展，致力打造成渝地區旅游名片、宣傳巴蜀文化，促成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在發展較差的創新水平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并進行過程督促，加速成果轉化，為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對外開放水平方面，積極引進外資，拓寬進出口渠道，將對外開放的“門”開得再大一點。

2. 正視地區差距，注重協調發展。發展農村經濟、壯大縣域經濟，積極推進城鄉融合，大力發展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資源合理流動，改善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 重視民生福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維護公共安全、大力發展體育文化事業，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

4. 因地制宜，實行差異化戰略。各城市發展過程中資源稟賦和投入產出各有不同，制約各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也不盡相同，城市應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在主要障礙因子指標方面增加投入，加速推動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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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Obstacle Factor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LIU Yao¹， LI Futian¹， SUN Shuyu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2. CPC Party School of Meishan， Meishan 62002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core index，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1 to 2020， profoundly analyzes the static pattern and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of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uses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is large， but there is a trend of narrowing year by yea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trend of “high at both ends and low in the middle”; in the natural breakpoint group， the number of high-level and medium-high-level cities is small， and the number of medium-low-level and low-level cities is larg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the numbers of medium-high-level and medium-low-level cities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e structure tends to be “olive-like”; the five sub-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in the sub-indicators show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evolution trends. The main criterion layer obstacle factors are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sharing.

Keywords：?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bstacle degre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