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內生機制及路徑優化
——基于鄂南P村的調研經驗

蘇聰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 武漢,430073)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中也指出,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梢?將農民組織起來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前提[1]。生態建設、鄉風建設、治理體系建設以及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離不開農民的廣泛參與,這種參與過程也是將農民組織起來的過程[2]。一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動了資本、人才、技術等向村莊內流入,農民需要積極主動地承接資源并進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農民在社會發展與轉型的過程中有不同的生產生活訴求,農民組織化建設有利于農民意見和建議的暢通表達,保障村級自治的良性運轉。

然而,現階段的農民組織化建設面臨多重困境。首先,農民組織化缺乏主體要件。改革開放后,城鎮化建設打破了農村社會原有的組織基礎,農村人口外流導致村莊空心化嚴重,在村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農民組織動員能力式微。其次,農戶之間缺少利益聯結機制,組織化動力不足。像東部沿海地區一些有條件發展集體經濟的村莊,農戶之間形成了利益聯結,農民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參與集體分紅,農民參與村莊治理的動力就大。但是中西部大多數村莊無力發展集體經濟,農民外出務工是其獲得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生產與生活整體向外,這也決定了他們無心參與村莊事務,甚至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和村民選舉等事項,有勞務費村民才愿意參加。最后,村級治理行政化弱化了農民參與組織化的積極性。當下中國農村的村級治理行政化現象主要表現為村級治理事務越來越專業化和臺賬化,村干部的工作內容更多服務于基層政府,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像鄉鎮?！叭∠r業稅后,基層組織不再與所有的農民打交道,而只是與農民中的一部分人發生直接聯系,組織體系的原有功能模式不能再如之前那樣發揮作用?！盵3]況且,近年來資源下鄉和政策下鄉的密度和力度都很大,階段性任務的常規化傾向明顯,村干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要投入這類工作[4]。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村干部的工作空間,導致他們無法繼續織密與村民之間的聯系,無力負責村級治理的實質性工作。村莊治理與村莊內生需求脫嵌,懸浮于村莊鄉土社會之上,缺乏農民的廣泛參與。

為了提升農民組織化水平,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主要可以總結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經濟動員。仝志輝和溫鐵軍[5]認為組織農民的重要方式是組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陳錫文[6]的“大農合”觀念也主張將農民組織起來,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道路,加強集體經濟力量,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組織“統”的職能。陳林[7]則提出“市場化組織,股份化動員”,用股份制經濟合作組織來動員農民參與農村建設,堅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道路,將分散的農民聯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把農村市場化與農民組織化在理論上內在貫通。馬池春、馬華[8]提出企業主導農民再組織化的觀點,下鄉資本企業為了降低與分散小農戶的對接成本,通過俘獲村莊中間人、建設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農民的再組織化。二是規則供給。甘穎[9]認為村莊組織能力的提升需要制度供給激活村莊治理,因此要探索制度下鄉與農民組織化耦合的一般機制。方帥等[10]也認為規則供給作為農民組織化的制度基礎,影響著農民組織化的有效實現程度。三是黨建引領。吳重慶等[11]主張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的關鍵在于加強黨的領導,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張慧卿等[12]也認為強有力且制度化成熟的政黨體系能夠為農民組織化提供指導、扶持與服務。

綜上,學界對于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實現路徑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與探討,但實踐中以上三種模式均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首先,經濟動員的前提是村莊有資本可觀的集體經濟運轉,能夠為農民提供利益分紅,才能激發農民的組織動力。但是目前我國中西部農村的許多村集體經濟薄弱,有的甚至無力支撐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民更不可能靠集體經濟獲得分紅。其次,單靠規則供給難以對農民形成有效約束和動員。在村級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村莊資源被精英群體壟斷,外部供給的規則最終演變為少數人的游戲,這非常容易喪失公平,削弱農民參與組織化的積極性。最后,黨建引領是農民組織化建設不可缺少的,但其功能的發揮在空心化村莊中嚴重受限。因為中西部村莊農民外出務工謀生,黨員群體不在村的概率太高,所以此種類型村莊單靠黨建引領組織動員農民的有效性會大打折扣,仍然需要其他手段配合實現其組織化再造。

據筆者近幾年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的經驗,農民組織化建設的動力來源通常有內外之分,而二者之間效果差異明顯。村莊靠外部資源或規則供給來支撐農民組織化建設的居多,但往往以項目破產收尾,反而農民自發組織化建設機制能夠取得良好成效。例如筆者2022年在鄂南P村調研中就發現,農民通過自發組織化有效提高了村民參與村級治理的積極性,并能夠共同解決村莊內部公共品供給問題,可見農民組織化建設的內生機制有著強大的內核與動力。鑒于目前理論和實踐層面都對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內生機制缺乏探討,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又迫切需要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筆者對P村這一農民自發組織化建設的實踐案例進行了深入調研,嘗試對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內生機制及其優化路徑做進一步探討,這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推進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民自發組織化的實踐經驗

鄂南P村地處湖北省南部山區腹地,村莊共有367戶1883人,在村常住人口400人左右。村莊共有耕地1800余畝,水域350余畝,山林4500余畝。農業種植主要以水稻為主,一年一季,規模不大且農業機械化水平較低。P村農地戶均面積少且細碎化嚴重,人均耕地不足一畝,農民大多年輕時外出務工,年老后返鄉養老,村莊空心化嚴重。而且P村位于其縣城的水源地附近,不能引進工廠和企業導致村集體經濟薄弱,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村莊基礎設施建設仍然需要農民籌資籌勞解決。

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村干部負擔了大量的基層行政任務,很難有精力再應對村莊建設中方方面面的問題,迫切需要提升農民的組織化水平,讓農民主動參與、共同解決農業生產生活中的公共事務。在此背景下,P村H小組(當地稱小組為“屋場”)從2014年開始在全組內籌資修建文化禮堂,此后每年春節H小組都在文化禮堂舉辦全組160余人的年夜飯活動,除共同烹飪年夜飯之外,還形成了系統的流程,包括成功人士介紹創業經驗、對孝順老人等好人好事進行表彰、公共事務的合議與決策、組織娛樂活動等。經過連續多年在文化禮堂舉辦年夜飯活動,H小組的組織動員能力顯著提高,村民小組不僅能夠輕松化解成員間的矛盾糾紛,還共同籌資修建了組內道路、水塘等,制定了紅白喜事的操作規范,甚至還每年組織老年人外出旅游。H小組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產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應,引來了其他村民小組的效仿,調研期間我們發現其他小組也開始積極協商和解決組內公共事務,明顯帶動了整個行政村的組織化再造。從具體實踐中來看,P村農民組織化再造可以總結為以下三步:

(一)返鄉能人帶頭

返鄉能人的帶頭是P村農民進行組織化再造的起點?！拔輬鰹槭裁匆ㄔO文化禮堂?”文化禮堂的負責人說,“剛開始大家只是過年時想找個地方一起吃飯,2014年大家外出打工賺了點錢回來,幾個年輕人一說,事情就成了”。文化禮堂建設的過程當然沒有他說的這么簡單,但確實源起于返鄉能人牽頭組織。就P村H小組而言,三個返鄉能人在當地農民組織化再造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位是屋場內有一個在廣東做藥材生意的老板GYC,據村民說他有幾千萬元的資產,文化禮堂的建設耗資幾十萬元,他一個人出資15萬元,平時過年過節他也會給禮堂捐款。當然,其他在外做生意的能人每年春節返鄉,看到別人捐款后,也會或多或少捐助一點。文化禮堂內會公開捐款的金額,表彰捐款較多的人,從而在返鄉能人之間也形成了一種面子競爭。第二個典型人物是一個在當地縣城做藥材生意的小老板XY,因為其父母、兄弟在村,所以他經常返鄉。XY不僅會回村找人喝酒聊天,屋場里有事情他也會回來處理,例如村民出現矛盾糾紛需要化解時,他會充當調解員的角色。因為XY個人能力比較突出,做生意比較成功,比較熱心于為村民辦事,所以他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算是說得上話的人。第三位是一個因母親生病需要照顧返鄉居住的鄉賢能人,年輕時曾在浙江務工,積累了一定的資金。返鄉后積極參與村組內矛盾糾紛的調解,幫助農民操辦紅白喜事、主持村組內公共事務的決策。按照當地村干部的說法,“村子里中青年人大多外出務工,這些返鄉的能人是組織村莊建設的重要力量”。

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中青年農民外出務工者居多,農民在外行為更多受市場因素制約,但是在鄉土文化和宗族傳統影響的村莊場域中,衣錦還鄉、回報桑梓往往是能人返鄉的常見現象?！盎剜l能人是助力村莊實現內生性發展的理想主體?！盵13]返鄉能人在村莊外獲得良好的發展,因突出的個人能力也會為村莊組織化再造提供助力。從P村經驗來看,返鄉能人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還身體力行地主持公共事務,為農民組織化再造奠定了基礎。

(二)共同體意識激活

在訪談文化禮堂的負責人時,他說:“現在家住在縣城里,老家里的年輕人都不認識,只有過年時,大家拜年的時候可以見一面。不過自從我們建了文化禮堂,大家過年一起吃過幾回年夜飯之后,村組里的人都已經非常熟悉了。往年不回家過年的人,這兩年也都愿意回來一起參加年夜飯的活動。以前都覺得回老家過年沒有什么好玩的,現在大家聚在一起,覺得非常有意思?！蔽輬隼镌具€有一戶人家起初不愿意參加文化禮堂的年夜飯活動,他家的兒子過年回來后告訴父母自己愿意參加,理由就是“別人都參加為什么我們不參加?這多不合群”。自此以后屋場內成員便全部參與文化禮堂的年夜飯活動了。

文化禮堂的建設渲染了一種共同體意識,把村組內的成員當成是“一家人”來團結和組織動員。過年搞活動的時候,所有人一起到文化禮堂做飯,各家帶糧食、蔬菜和肉類一起到禮堂,禮堂中有一間大廚房,大家一起殺豬、殺魚。吃年夜飯之前長輩會給所有的小朋友和做飯的婦女發紅包。吃飯的過程中會互相敬酒,飯后還有打牌、放鞭炮、唱歌等活動。通過在文化禮堂吃年夜飯為村民提供了一種儀式感,而這種儀式感增強了集體成員的共同體意識。在這之后村組里有需要解決的公共事務時,大家也不好意思拒絕出資出力了。

由于中國鄉村社會已然是半熟人社會,在這一場域內,農民難以形成共同體意識。與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關系不同,現如今農民的行動邏輯愈發理性,他們往往只關心那些牽涉其個體利益的事務,而對村莊里的公共治理事務并不關注。儀式作為社會文化展演的一種方式,是個體獲取社會規范認識的重要外在推動力[14],可以助推社會主體重塑共同體意識。P村該屋場成員就是在文化禮堂的建設以及多年辦集體年夜飯活動的儀式中重塑了共同體意識,在集體事務的解決上有了共同的認知基礎。

(三)內生性規則重建

基層自治的內生性規則,是從自治主體,即農民內部生發而成的[15]。從基層治理的實踐看,治理規則分為內部生發與外部制定向下推行兩類,規則的內生性與具體化程度越高,組織動員能力和治理效果越好[16]。P村文化禮堂的建設和年夜飯活動的舉辦不僅為屋場成員提供了儀式感、增進了共同體意識,而且在返鄉能人的帶頭主持下,重建了內生性治理規則。屋場目前重建的規則體系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養老互助規則。文化禮堂每年開會的時候都會評比和表彰優秀兒媳,長輩在發表講話的時候都會強調孝順老人的重要性。平時在村里的年輕人并不多,老年人住在村里經常會有事情需要他人幫助。文化禮堂的議事會成員在屋場內經常宣傳要為老年人提供幫助,碰到誰家的老年人有什么事情大家都要上前幫忙。因為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無法保證在村照顧老人的時間,家家戶戶也避免不了有一些應急的情況,所以這個規則已經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認同。

二是紅白喜事規范。在當地其他村莊紅白喜事難以組織的情況下,P村H屋場約定了完整的操作規范。紅事的酒席可以在文化禮堂里舉行,但是要遵守規定,不得超過20桌?？紤]到白事的悲情氛圍,禮堂只承辦生日和喜宴等活動,白事就在各家辦,一般辦兩天,出殯時抬棺的人,一人給200元費用,一共要給10個人。而其他村組受市場價和組織能力的影響,現在價格已經漲到了6000～8000元。除此之外,該屋場還規定這個抬棺的費用要由去世老人的女兒出,避免了村里因喪事費用出現家事矛盾糾紛。

三是地權糾紛調處規定。P村村民有自留山,因為墳地的安置要考慮風水,所以此前經常有人在他人的山上埋葬先人,引發了一系列的矛盾沖突。如今該屋場議事會成員共同對選墳進行了規定。如果有人因為風水問題需要占用他人的自留山,需要提前與對方進行溝通,在征得對方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安置。除此之外,因為修路或者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可能需要征用村民的田地、耕地或者墳地,H屋場村民自發達成了修路占旱地不補償的規定,但是如果占用農戶的水田,需要按照規定價格進行適當補償。

通過返鄉能人帶動,建設文化禮堂和每年組織年夜飯活動,增加了村組農民的共同體意識,內生性規則得以重建。如此一來,農民被充分動員到村組治理中,暢通了公共事務的處理和解決路徑。

三、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內生機制

從P村調研的經驗來看,農民內生性的組織化建設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不僅能夠輕松化解農民之間的矛盾糾紛,還可以群策群力積極解決公共事務。農民內生型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基層治理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意義重大。

(一)利益聯結的整合機制

織密農民個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是提升組織動員能力的本源性動力。農民僅僅在承包地里勞作而獲得的農業收入,已不能負擔家庭的生產生活費用。中青年農民外出務工,選擇從農村涌向城市,主要是由經濟因素主導的。同樣,農民組織化的動力也與利益脫不開關系。在公共活動中,利益聯結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尤其在村莊空心化和傳統鄉土規范式微的背景下,重建農村社會網絡關系、實現農民組織化再造,仍然需要利益動員。

就P村文化禮堂建設的實踐而言,每年去文化禮堂參加年夜飯活動,村民不僅是圖熱鬧,他們還可以在活動中共同交流外出務工的經驗,尤其是向創業成功的人學習。村民外出務工并不是漫無目的的落腳,一般是通過村里的熟人介紹,所以同一個村里的人務工方向類同。對于當地農民來說,外出務工是實現個體與家庭城鎮化的主要途徑,所以如何在外地獲得發展機會,對他們而言極為重要。同一個村的農民不僅在村內可以形成利益聯結,而且這種關系仍然可以聯結到村莊外部,在他們謀發展機會的大城市中也會形成利益共同體。例如,P村因為有在廣州做藥材生意非常成功的人,后面也有在江蘇或者本地縣城做藥材生意賺錢發家的村民。其他村民外出務工會先投奔本村熟人,也愿意學習本村成功者的經驗。外出務工的村民在外形成的利益聯結機制,為農民組織化再造提供了社會基礎,其作用又可以輻射到村莊內部中來,助力村民的養老、村莊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等。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返鄉能人帶頭在文化禮堂里開展年夜飯活動,其他人都有動力參加的邏輯了。

P村的經驗還展示了利益整合機制在農民組織化再造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農村社會的利益聯結機制建設,要經歷一個從利益聯結到利益共享的漸進過程[17]。利益共享的前提是農民能夠在村莊治理及其運行的過程中進行利益整合。在全國范圍內的大多數村莊,農民在村莊內部和外出務工時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聯結,但是往往沒有建立和完善利益整合機制,導致農民組織化再造和內生發展動力不足。P村通過每年在文化禮堂中舉辦儀式性的活動,把村莊內外的利益聯結整合進基層治理的框架中,保障了村組治理的良性運轉。即村莊公共事務的解決、矛盾糾紛的化解、務工經驗的傳授等,都被文化禮堂相關的活動統籌起來,以此實現了利益的整合與共享。

(二)需求滿足的實現機制

中西部地區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我們在多地調研發現,與東部發達地區村莊將利益分配作為村莊治理的核心任務不同[18],中西部地區多為動員型村莊,轉移支付不足以覆蓋村莊公共建設與公共秩序維護的方方面面,需要農民籌資籌勞解決,這對農民組織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中西部地區農村空心化嚴重,但是農民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整個家庭的城鎮化,返鄉養老仍然是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的選擇。在外來資源不足、集體經濟不強這樣的村莊中,農民的在村生活需求有力地推動了農民進行組織化再造。

農民在村生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需求:一是養老互助需求?？招幕迩f中的年輕人不多,在村生活的主要是老人和兒童。一方面老年人因為不夠了解新興事物,所以在家里網絡等設施出問題時,需要年輕人的幫助;另一方面老年人和兒童在村生活,難免會出現生病等情況,在村的其他成員可以幫助解決應急事件。二是儀式對人力的需求。農村的紅白喜事操辦與城市的不同,城市舉辦儀式的成本相對固定,但中西部農村因為農民外出務工造成了村莊空心化,若村莊組織動員能力不足,人們只能通過市場尋求人力,而市場化替代導致儀式中的人力成本不斷攀升,農民負擔加重。三是建設公共設施的需求。像P村這樣缺少集體經濟的村莊,村莊內部的公共設施建設僅靠轉移支付和項目資金是不足的,農民需要自發組織動員共同籌資籌勞解決。例如,屋場內經常需要修護道路,保證村民能夠開車、騎車上山。P村是當地的水源地,所以村民飲水不需要自來水,是從山上引泉水到家中,而引水鋪設管道的成本較高,一般需要幾家人合伙鋪設。

P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建立一個農民可以表達需求、共同決策實現方案的公共空間。農民外出務工導致村莊空心化,農民個體之間的原子化程度也越來越嚴重,鄉親鄰里之間的人情日益淡薄,農民的許多需求都要求助于市場。例如,我們上文提到農民辦白事時需要找年輕力壯的人抬棺,P村周圍的幾個村莊都高價去市場請勞動力。P村文化禮堂的建設以及開展的儀式性活動,為農民搭建了一個互動、溝通和合作的平臺,把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反映到這個平臺中來,不僅節省了溝通成本,而且更容易實現農民訴求。

(三)自治下沉的完善機制

從P村農民組織動員的單元來看,文化禮堂建設是以屋場為基本場域的,直觀來看,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進行組織化建設要比在行政村一級簡單得多?？梢哉f,更小規模的自治單元將產生更高的自治效能,便于基層群眾參與自治[19]。但是不同地區農村的地理空間有明顯差異,例如華北平原的小組之間沒有明顯的邊界,動員和組織農民的單元仍然是行政村。但中西部地區不少村小組之間距離較遠,行政村組織動員能力受限,所以農民組織化的最佳單元是村民小組或者共同生產生活的屋場。

農民組織化再造的目標在于提高農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動員和組織農民的單元越下沉,就越容易聽取農民的意見和建議,更有利于公共事務的解決。越基層的自治單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結越緊密,公共性合作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農民組織化建設也是如此。從近年來全國各地基層組織化建設工作的實踐來看,網格化管理成為應對基層治理懸浮的有效工具,并且從“網格”到“微網格”,治理單元從村莊下沉到村民小組,從小區下沉到樓棟單元,農民參與基層自治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

就P村的經驗而言,農民組織化建設直接以行政村為單位進行動員的效果不佳。在2022年3月份到5月份期間,P村采用“積分制”動員農民參與自治,而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并不高。5月份該制度停止運行。相比之下,以屋場為基本單元的農民組織化建設就比較容易達成理想目標。村民對目前村級治理懸浮的狀態頗為不滿,認為“鄉鎮干部和村干部不關心村民的需求,不聽老百姓的聲音,不為村民辦實事”。但是屋場里的鄰居是基于大家共同的生產生活需要,切實解決公共問題形成的共同體,村民通過參與組織化建設可直接獲利。當然,以村民小組或者屋場作為最小單元進行組織化建設,會產生溢出效應,即當一個村民小組通過組織化再造取得良好治理效應后,其他村民小組會積極效仿,小組之間甚至會攀比和競爭,從而推動整個行政村的組織化水平提高。

四、內生型組織化再造的實現困境

P村農民自發組織化建設的實踐證明,與外源性動力推動農民組織化水平提高相比,內生型組織化再造因為更直接地對接農民在村生產生活的需求,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更容易調動農民參與的積極性。然而我們在P村調研期間也發現,內生型組織化再造目前仍然有重重困難需要克服,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組織建設的后備人才不足

在中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實現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然而大量的農村人口外流導致村莊空心化現象嚴重。中青年農民紛紛外出務工,村莊呈現整體向外的發展邏輯。尤其在中西部地區農村,村集體經濟薄弱,農民留村從事農業生產難以維持生計,進城務工和謀取發展機會是農民城鎮化的必由之路。隨著鄉村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村莊自治越來越缺乏必要的村民基礎和精英存量[20]。而農民內生型組織化建設,人力資源不可或缺。在P村實踐中,返鄉能人在組織化再造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返鄉能人的后備資源充足嗎?返鄉能人帶動農民組織化再造的積極性可持續嗎?

我們在P村訪談中發現,目前村莊中50歲以上人群返鄉養老意愿強,他們是參與農民組織化再造的“主力軍”。年輕人在外務工,還有很多人年幼時隨父母進城接受教育,他們對村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認同感不高。當我們問村子里年輕人的未來規劃時,他們大多數排除了返鄉生活的選擇,還是想回到曾經隨父母打工生活的東部沿海城市。正如我們在P村其他村民小組訪談的一位暑期回鄉青年,他說:“從理性方面來講,小時候生活過的城市的環境、教育和醫療條件都比農村老家好,從感情上說,因為平時只有過年過節才回老家,所以還是對一直生活的地方更熟悉一些?！笨梢?農村中的青年人不論在生活上還是文化上,都與村莊產生了巨大的割裂。他們對村莊內的公共事務和未來發展規劃的關注,比起中老年人來說,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年齡在50歲以上的村民,對從小生活到大的農村仍然有著濃厚的鄉土情懷,由于鄉愁的牽絆,返鄉養老和參與農民組織化再造的積極性還比較強烈。而中青年農民與村莊之間存在巨大認知、情感和生產生活方式割裂,他們參與村莊組織化建設的積極性大打折扣?；诖?村莊農民組織化再造可能還會面臨主體缺位的困境,而如何保障返鄉能人的后備人才供給,成為解決和突破困難的關鍵。

(二)資源供給的可持續性存疑

農民組織化再造有賴于資源供給的可持續性。支撐村莊組織化建設的資源有內生性與外源性之分。外源性資源主要是自上而下、從外向內輸入村莊,主要包括政府轉移支付、項目資源等;內生性資源則產生于村莊內部,可能來源于村集體經濟,也可能籌集于農戶個體。從P村組織化建設的實踐來看,外源性資源輸入要么體量太小導致激勵不足,要么因為不具有穩定性而走向破產。像脫貧攻堅時期的產業獎補、對農村老人和留守兒童的補貼都是由國家政策明文規定的,資源輸入具有穩定的預期,但是此類補貼往往是普惠性的,因此組織動員農民的動力和激勵不足。項目制為農村帶來的資源體量一般高于普惠性補貼,但是因為項目屬于政府或社會力量對農村的短期投資,不具有穩定性,不管是追求盈利還是追求政績,一旦目標實現或者出現其他影響因素,資源輸入的動力就可能枯竭。

P村內生型組織化再造的資源供給主要來源于農民個體共籌。返鄉能人和在外做生意的精英資助大額資金,村民也會平攤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費用。返鄉能人按照各自的經濟能力出資建設文化禮堂,多的十幾萬元,少的幾萬元。剩余的資金由H屋場全體村民按戶平攤,每戶出資2000元。舉辦年夜飯活動也是由農戶自帶物資,大家伙協商好誰出魚肉誰帶菜,在外做生意的老板還會給屋場里的老人和小朋友發紅包。平時修建村組內的公共基礎設施,例如水塘和道路硬化等,則由村民平攤費用。除此之外,H屋場還每年組織老年人外出旅游,這部分資金也是由本村在外做生意的老板捐助的。

村莊的儀式性活動和文化禮堂的日常維護都需要資金支持,文化禮堂的負責人也擔心后續資源的供給問題。向返鄉能人和在外經商的成功人士討要捐助,自然不是長久之計。被訪談的負責人說:“你向人家求助一次兩次可以,第三次多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庇纱丝梢?尋求和保障資源供給是維持內生型組織化建設常態機制的緊迫任務。

(三)內生規則的效力有待確認

“內生秩序之于鄉村社會具有建設性、穩定性和保護性?！盵21]在農民組織化建設的過程中,內生秩序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村民協商、合議形成的內生性自治規則,不僅減少了農民個體之間的溝通成本,還成為農民組織動員機制的重要支撐。農民組織動員機制中是否包含內生規則體系,是區分農民一次性合作與組織化再造的關鍵內容。

P村實踐中,農民在建設文化禮堂后,在一些公共事務的解決和矛盾糾紛化解等問題上達成了村民之間的合意,并且形成了村組內的內生規則。然而這些內生規則的效力如何,能否為后續的農民組織化再造提供支撐,目前筆者仍然持懷疑態度。一是因為目前P村H小組形成的內生規則多是口頭性質的,一般是村組內的幾個積極分子形成合意,然后在年夜飯活動中告知組內成員,雖然能夠獲得村組內成員的認同,但是與村莊自治規范不同,這里沒有經過嚴格的表決與決策程序,規則也沒有成文化。二是內生規則制定在村民小組一級,如果各個村民小組拋開村級自治規則“各自為政”,那也會為村莊治理增添負擔和壓力。三是目前內生規則的執行依賴于村組中年長的權威人物,在村莊中有宗族結構的背景下,規則的運轉有一定保障。而在村莊空心化和農民外向型的家庭發展模式的背景下,年輕村民的鄉土情懷、宗族觀念都與前輩不可比擬,內生規則的適用效力此后能否延續確實存疑。

內生規則可以通過規范化的確認為農民組織化再造提供穩定性的制度支撐。目前P村的經驗顯示了農民組織化再造過程中形成的內生規則,因為其效力的不確定性,無法保證其適用的結果具有穩定性。如此看來,強化農民組織化再造過程中形成的內生規則,也成為當前基層組織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五、內生激活+外源賦能:農民組織化再造的路徑優化

農民內生型組織化再造在村莊中產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應,與外源性資源動員農民參與組織化建設相比,內生性的組織動員機制更有生命力。但農民內生性的組織動員機制未來仍然面臨諸多挑戰,例如返鄉能人的后備人才不足、農民對進一步籌資籌勞的可接受性存疑等。在鄉村振興向農村輸入大量資源的背景下,充分激發農民組織化建設的內生動力,并且能夠有效通過外部資源賦能,實現村莊內外的人、資源與制度規則的良性互動,是當前政策環境下優化農民組織化再造的可行路徑。

(一)組織激活:動員多元主體參與自治

在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村莊結構已然解體,而且還在被不斷重塑的過程中。不論是返鄉能人還是中堅農民,我們都不能保證其后備人才能否得到持續補充,所以動員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農民組織化建設是現階段的較好選擇。

首先,發揮黨員在農民組織化建設中的帶頭作用。黨的基層組織通過黨建引領、組織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徑嵌入鄉村社會[22],織成一張具有長效的“時刻關懷和表達民眾的利益、全面服務于農村社會”的網,凝聚起構建鄉村治理共同的合力[23]。一方面,黨員依靠其組織結構分布在村莊最基礎的各個治理單元,能夠更加均衡地在村域范圍內發揮引領作用;另一方面,黨員基于其自身的責任、使命與覺悟,在村莊組織化建設中的積極性更容易被動員起來。在農民組織化再造的過程中,發揮黨員的帶頭作用,更具有操作性,也有利于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

其次,激活在村生活農民參與組織化再造的積極性。在村農民的內生需求決定了他們是農民組織化建設的中心群體,因為他們要共同籌資籌勞解決公共品供給,需要協商公共事務,更因為各家各戶的老人兒童需要他人協助解決應急性問題。在組織動員的過程中,突出在村農民的主體地位,回應他們在村莊生活中的利益需求,有利于切切實實著手解決他們在生活中面臨的問題。

再次,引導和動員能人回鄉參與建設。2023年7月28日,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引導品行好、有能力、有影響、有聲望、熱衷家鄉建設的專業人才、經濟能手、文化名人、社會名流等能人,回鄉參與建設”。返鄉能人被認為是助力農民組織化再造的理想主體,因其突出的個人能力,能夠有效聯動村莊內外的力量,顯化組織化建設的成效?；鶎诱痛寮壗M織應當積極響應九部門的聯合倡議,主動吸引返鄉能人,暢通能人回鄉渠道。

最后,村委會和鄉鎮政府要與村莊多元治理主體建立長效溝通機制。目前在村級治理結構中,組織末端往往是村民小組長,而多數村莊的小組長也處于自治懸浮的樣態,不能對下傳達信息、對上表達意見。村民、鄉賢參與自治倘若與村級治理內容脫節,與鄉鎮政府的政策相悖,則容易削弱其積極性?；诖?建立并強化鄉鎮政府、村委會與村莊治理單元中多元主體之間的溝通機制,讓村民暢通表達、反映組織化建設中的需求和問題,有利于提高農村現代化治理水平。

(二)資源賦能:外部力量嫁接內生動力

在鄉村振興戰略為農民組織化建設提供了大量資源的背景下,村莊如果只注重內生性資源的眾籌,明顯不利于農民利益最大化和村莊的現代化建設。以P村為例,文化禮堂的負責人也明確提到,“后期還是需要上級資助,才能更好地把村民動員起來,把事情辦得更好”。內生性資源面臨供給的可持續問題,外來資源的輸入往往又很難調動農民的參與積極性,如何先充分組織農民共籌共建,再用外源性資源嫁接賦能,成為農民組織化建設中資源供給的有效途徑。

資源嫁接賦能的第一種方案是農民主動向外尋求和申領項目資金。對于農民組織化建設而言,外來資源的范圍很廣,既可以向政府和事業單位申請相關項目資金,也可以向社會主體(主要是社會資本)尋求合作。農民主動尋求外來資源的優點是對象不限定,在相對自由的選擇空間中可以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缺點是需要村干部或者村莊能人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向村莊外攬資源。向外攬資源的任務與村莊內部治理工作的耦合度不高,而且該項工作與村干部個人能力關系密切,因此實施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資源嫁接賦能的第二種方案是政府通過評比和獎勵的方式開展資助。以普惠性的項目資金助力農民組織化建設不利于調動村莊組織化建設的積極性。況且在中西部地區,一方面,轉移支付和項目資金不足以覆蓋所有村莊的公共品供給;另一方面,“等靠要”的方式不利于形成農民組織化再造的長效機制。在村集體之間進行評比并予以不同程度獎勵方式,讓農民先主動參與村級治理、進行組織化建設,然后根據公平公正的原則對其進行差別化資源賦能,能夠更加全面、充分調動農民組織化建設的積極性。

(三)制度互嵌:內外規則實現循環互動

村莊內生秩序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被不斷重塑,隨著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村莊空心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村莊傳統型內生規則體系式微?，F如今,村規民約作為規約村民行為的自治規范,在實踐中因缺少村民主體參與、不能夠積極回應農村生產生活需求等問題,很難發揮實際功用。每個地區農村的風土人情不同,面對的生產生活條件也不同,積極組織農民參與制定自治規范,回應農民生存與發展需求,成為村莊治理的必要課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不僅向村莊輸入了人力和物力,而且自上而下輸入的制度也影響著村級治理。但是從調研地的實踐經驗來看,像“積分制”這樣的外源性制度嵌入村莊治理的效果不佳。在農民基于現實中的生產生活需求協商出新的規則后,如何進一步對其進行確認并有效銜接自上而下的政策,決定著農民組織化再造機制的穩定性。內生性與外源性制度的互嵌與互動模式如下:

一是內生性規則產生后需要自下向上獲得承認和推廣。在當下中國農村,村級治理行政化的趨勢愈加顯著。村級治理懸浮,村莊自治規則亦不能切實反映農民訴求,導致村規民約成為墻上的一紙條文。相比之下,為了能夠化解村組內的矛盾糾紛、解決公共品供給等問題,農民自發協議形成的一些面向現實生產生活的內生性規則,可能更能反映農民訴求。提高基層農民組織化建設水平,需要對此類符合農民利益、反映農民生產生活需求的規則進行確認,定期通過村民會議等形式反映到基層治理的規范體系中。當然,在村民小組等基層治理單元中形成的規范可以推廣到村一級和鄉鎮中,有利于同一地區農民組織化建設水平同步提升。

二是外源性制度下沉時需要與農民進行協商,并征集意見對相關條款進行修訂。在中西部農村地區,原子化和空心化村莊中農民參與村級治理的熱情不高,不僅僅是因為城鎮化導致農民家庭整體向外的發展邏輯,還因為外源性制度并沒有下沉到村民個體單元中,更不論其可接受性。在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下,農村是一個越來越對外開放的場域,外源性制度賦能有利于農村治理水平和經濟能力的提高。要想讓外源性制度在基層組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需要先廣泛深入基層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并形成意見暢通表達的機制,讓農民將生產生活中的問題反映出來,據此協商和修訂出可行方案指導農民優化組織化再造機制。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田野調研獲取的經驗質感和材料出發,關注了鄂南P村的農民組織化再造機制。首先,從P村的實踐經驗中發現,與外源性資源與制度輸入調動農民參與組織化建設相比,內生型的組織化動員機制更具有活力。P村在2022年3—5月實踐了“積分制”,“積分制”是基層政府主導的以積分規則調動農民參與村莊自治的制度,但是運行不過三個月項目就已擱淺。相比之下,村民通過自發建設文化禮堂,通過每年舉辦年夜飯等儀式性活動激發了農民的共同體意識,充分動員了農民參與組織化再造。其次,不同類型村莊組織化再造的方式和路徑并不一樣。與東部沿海的利益分配型村莊不同,中西部地區多為動員型村莊,政府轉移支付和村莊集體經濟都不能完全覆蓋村莊公共品供給,而農民共同籌資籌勞滿足生產生活中的需求是組織化再造的聯結點。最后,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農村社會結構仍然處于變化之中,組織化再造的人力、資源和制度供給都不穩定,所以要充分動員多元主體和村莊內外的資源共同參與村級治理。

提高農民組織化建設水平,對于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一是要充分激發村莊內生組織動力,調動農民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暢通渠道,讓農民反映其生產生活的訴求,形成制度性、穩定性的組織化再造機制。二是認識到現階段村莊的開放性,村莊定位不再僅僅是留村農民滿足最低生活保障的場域,而是可以“走出去”發展、“回得來”養老和創業的新型鄉村。村莊的開放性結構有利于吸引那些熱衷家鄉建設的專業人才、經濟能手、文化名人以及社會名流等回鄉參與建設,從而保障基層組織化動力的長效性。三是在鄉村振興向農村輸入大量資源的背景下,要發揮外源性資源賦能內生型組織化再造的作用,通過村莊內外的人力、資源與制度互動,共同提升村莊組織化建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