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形成發展與當代價值

王 琦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北京 100081

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學術意圖清楚地表明，他試圖為中國開辟出一條具有學術原創意義的民族研究道路。梳理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來源與形成發展，是考察我國學者探索和構建中國本土民族理論的重要視角。費孝通中華民族觀是如何形成的？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形成與當代認知民族發展有何內在關聯？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結合費孝通民族研究進行學術史考察，旨在進一步探討、洞悉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緣起演變及其意義，從而揭示費孝通對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特點的獨特認知。

一、問題提出

費孝通先生從宏觀上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起源與一體核心的結構特點，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研究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單元民族的多元性及各單元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指明了新的方向，開拓了民族研究新的視野。但國內從歷史、社會和文化維度論述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文章不多，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通過對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理論形成過程的追溯，以及其當代價值的研判，以加強對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理論、學理認知。

(一)影響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學術思想

梁啟超先生被廣泛認為是“中華民族”這一術語的創始者。在這個專用術語中，“中華”部分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而“民族”一詞在《南齊書》中就存在，其近代含義則是引入的。梁啟超先生的重要著作《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和《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刻研究。通過詳細閱讀這些作品的內容和發表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定義逐漸從模糊不清變得更加明晰和深刻[1]。

在政治層面，孫中山早早引入了“中華民族”一詞，而蔣介石則將其緊密關聯于中華民國領土內的所有“民族”或稱“國民”。然而，蔣介石因多種因素制約，并沒有深入研究學術界是否已經建立了堅實的“中華民族”概念理論基礎。

傅斯年在雜志《獨立評論》上發表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文中強調，早在中國的先秦時期，人們就開始提倡“大一統”的思想，這一理念早已深刻植根于人們的心靈。隨著秦漢時期政治的一統，民族和國家也變得更加團結一致。他同時還特別強調：“我們中華民族共同使用同一語言，相同文字，共享著相似的文化和道德觀念，幾乎如同一個大家庭一般?！?因此在全球各民族中，中華民族規模最為龐大，擁有著最悠久的歷史，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結果[2]。傅斯年的觀點強調了“中華民族”具有整體性這一事實，這不僅是歷史的真實反映，也是一直以來的實際情況。

吳文藻提倡通過實地調查和研究，深刻了解中國社會的功能、變遷和基本結構。為了更全面地理解在中西文化交融下復雜的中國國情，他建議有計劃并且快速地展開對現代社區的實地研究，有條不紊地收集各地的實際材料[3]。

1939 年，在日本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戰爭的大背景下，顧頡剛在其發表的文章《中華民族是一個》中首次指出，“民族國家”理論可能對國家的穩定構成分裂威脅。他認為，這一理論無法充分解釋中國的民族形成和歷史發展，廣泛傳播的“民族自決”觀點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分裂風險。而顧氏民族理論則強調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在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后，顧頡剛還與費孝通展開了一系列的學術討論。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費孝通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這一理論是他對中國民族問題深入思考的重要成果。費孝通采用術語“中華民族”來指代中國境內擁有廣泛統一民族認同的所有人，包括56 個單一民族，同時也組成了整體的“中華民族”，盡管這些民族都被稱為“民族”，但它們在整個國家結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之后費孝通先生的著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出版，為中華民族觀的認知開闊了新的視角，加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有利于擴大學術研究的視野，促進了相關學科的發展。

通過對中華民族觀這一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學者們大多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這客觀上也為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學術土壤。

(二)國內學術界對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研究

從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很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研究角度或學科領域對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觀進行梳理和闡釋，對中華民族觀、民族走廊、邊區開發、瑤山調查、多元一體格局等方面做了重點研究。

粟后發[4]、陳道山[5]、孫秋云[6]通過對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概念的梳理以及自我理解的闡述，為讀者從多角度理解費孝通中華民族觀提供理論啟示。其中，周星、徐平等學者撰寫的文章，深入分析、梳理和全面總結了費孝通中華民族觀思想的發展歷程。在早期的研究中，周星專注于對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深入闡釋和全面評估[7]；與此同時，徐平主要關注費孝通民族研究任務與目標，以及“多元一體思想”等方面[8]。

費孝通在進行瑤山社會調查時的學術取向和研究成果成為了徐平等學者關注的重點。學者們認為，在廣西進行的大瑤山調查對費孝通的學術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他形成中華民族觀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對于其藏彝走廊和西北民族走廊的理論，李紹明[9]、秦永章等[10]學者分別進行了詳盡的解讀和深入的討論，以深入辨析民族走廊理論的學術價值。黃柏權[11]、徐平等[12]學者對費孝通在“武陵民族走廊”研究方面的貢獻進行了全面整理。在研究中，他們著重關注了邊區開發中的差距和失調情況，以及因地制宜地發展民族經濟等觀點。同時，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宋蜀華[13]、趙旭東[14]、劉波兒[15]等眾多學者中引起了廣泛關注和進一步研究。這些學者從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視角，研究民族關系、中華民族凝聚力等，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淵源、演變過程以及基本內涵進行了詳盡的解讀和深入的分析。

(三)國外學術界對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研究

深入研究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觀也成為了國際學術界的焦點之一，學者們對他的學術思想和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使日本學者中根千枝真正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悠久、廣泛和多元。對于費孝通的學術成果，她進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這些成果如何被應用于國家政策[16]。此外，韓國學者金光億對費孝通的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和有關文化與民族不斷互動融合的見解表示了肯定，特別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在處理文化和民族多元問題方面所作出的關鍵貢獻表達了充分的認同。金光億認為費孝通成功地融合了人類學思想、知識和政府政策的關系，確立了他在人類學領域的卓越地位[17]。

綜上所述，學者們在研究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觀時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工作，涵蓋了豐富的內容。然而，因為研究者的學科背景和興趣不同，他們只能從某些具體的方面或角度有限而局部地整理和總結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觀。不過即便如此，這些學者的研究也為我們理解和認知費孝通中華民族觀帶來了不同的理念和視角。

二、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形成與發展

費孝通本來從事人類體質學的研究，但隨著深入基層社區的調研，特別是數次進入廣西大瑤山進行考察，他的學術觀念和研究角度發生了變化，從而也促成了其中華民族觀的形成與發展。

(一)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形成

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形成階段大致是從民國時期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根據費孝通自述，他的理論最早是在1935 年對廣西大瑤山的考察過程中出現的[18]5。費孝通在吳文藻和史祿國兩位導師的協助下完成了他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學業后，于1935 年的10 月18 日到12 月16 日與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廣西金秀大瑤山地區進行田野調查。這次調查原先的方案是一個一個地調查瑤山的各個部落，但調查過程中遭遇了意外，費孝通本人受傷，王同惠不幸遇難，導致了整個調查方案沒能繼續執行?？疾熘兴庥龅牟恍?，并沒有使費孝通放棄研究，反而促使他對民族問題展開更深入的研究，親自走訪更多的少數民族地區[19]。在調查走訪中，費孝通采用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大瑤山地區居民的身體特征進行了詳盡測量并撰寫了《廣西省象縣東南鄉花籃瑤社會組織》這一論著。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費孝通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早期了解，都是通過此次調查的經驗和認知而形成的。而他根據相關的資料、記錄整理完成了《大峽谷地區苗族社會文化調查報告》一書，則構建了其對民族及相關問題的理論框架。

在江蘇老家休養時，費孝通又開展了“江村經濟”的調查，并于1936 年把江村和大瑤山的調查數據送到倫敦經濟學院，經過弗思教師的指導，將“江村”調查數據作為了他博士論文的寫作基礎。隨后，費孝通在馬林諾斯基的啟示下順利完成了《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這項研究成果被認為是人類學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積極投身全國少數民族調查工作，旨在更好地貫徹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此同時，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漸聚焦在民族研究領域。

費孝通致力于研究如何確認民族身份以及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等方面，并深入探討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及不同少數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審視、解析了漢族、少數民族和中華民族之間關系的難題，這一問題在民族研究領域存在了相當長的時期，直到1988 年，費孝通提出了“多元一體”理論，才逐漸揭示了多年來的謎底[18]5。

在對民族確認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反思中，費孝通認為學術研究的問題在于，沒有相關訓練就直接到少數民族地區去調查，盡管也能有一定的收獲，但卻沒有理論方面的內容[20]6。他覺得，對民族成分確認和民族歷史調查進行相對應的工作方法訓練確實對國內民族成分的識別工作有好處，也為民族工作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通過這些對于國內民族成分和民族工作的調查研究，可以拓寬我國民族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化民族學研究的深度，以適應當時和今后的民族工作。費孝通在研究民族認同和進行少數民族社會考察時，深入研究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及不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追溯了長期以來一直困擾民族研究領域的理論難題，即如何解讀涉及漢族、各個少數民族以及整體中華民族之間復雜關聯的問題，并最終于1988 年提出“多元一體”理論[21]3。在合作創作的文獻《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中，強調了民族學的研究范圍應涵蓋中國各個民族，而不應局限于少數民族的研究[22]。

總之，在費孝通民族觀的形成階段，其早期的民族研究代表成果包括《桂行通訊》《花籃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以及《云南三村》等。隨著他參與民族識別工作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他創作了多篇文獻，包括《貴州兄弟民族狀況》《貴州少數民族狀況及民族工作》等。同時，他對民族認定的理論基礎和工作性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創作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關于我國民族認定問題的思考》《繼續展開民族認定調查研究的建議》《黔西地區民族認定工作的參考意見》《對民族工作的幾點意見和建議》以及《論我國民族認定問題》。

(二)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發展

費孝通的中華民族觀在改革開放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978 年，費孝通受邀參加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20 周年慶典，并于此時進行了第二次大瑤山地區回訪。1981 年，費孝通再度踏足大瑤山，此時他特別關心金秀瑤族自治縣在剛剛成立時遇到的行政區劃問題，以及實施“以糧為綱”政策對經濟和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對于這些難題，他進行了深入思考。1982 年，正值金秀瑤族自治縣慶祝成立30 周年之際，費孝通再次動身前往瑤山展開調查研究。此外，在1988 年，他第五次訪問瑤山，重新考察了1935 年曾經調查過的六巷地區。

費孝通第二次訪問大瑤山后，發表了一系列關于民族研究的文章和演講，深入研究并討論了中國民族理論。他更注重整體觀和理論關懷，采用了更科學的觀察方式，關注歷史因素，強調宏觀和微觀研究的結合。這些經驗為他后來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提供了堅實基礎。

1. 強調歷史分析在族群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思考時，費孝通覺得之前關于“族群”的觀念有很多的不足，主要側重的是族群差異性，尤其是“一些族群獨有的風俗習慣”?！白迦骸北举|上是隨社會變動而不斷變化的，所以要研究“族群”的概念，萬不可脫離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歷程。在研究各個族群的現狀時，我們需要考慮它們的歷史脈絡，簡而言之，人類學和社會學需要與歷史學緊密交匯[18]13。比如對大瑤山瑤族的調查，內部不同支系的語言是有差異的，之前是當作方言來看，但是經過一系列的研究發現，盤瑤、茶山瑤和花籃瑤使用的語言是同瑤語、侗語和苗語十分相似的。站在歷史角度，我們可以發現瑤族的不同支系不是同時到達大瑤山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遷徙而來，也勢必會保留一些以前的語言。在無法進行深入的直接觀察和調查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歷史文獻、文化遺跡、風俗習慣、歷史傳說等素材來進行分析和研究[20]9。費孝通深刻認識到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因此將傳統的社會人類學拓展為“歷史功能論”，顯著增強了功能論的解釋力和適用范圍[23]。

2. 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分別重構民族的形成與發展脈絡

民族的匯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然會經歷漫長時期，不斷吸納和融合其他民族，逐漸壯大[24]。費孝通非常重視潘光旦等學者的綜合歷史研究方法，他認為民族研究需要結合微觀和宏觀層面。在宏觀上，我們需要全面審視“中華民族”的形成和演變歷程，同時深入研究各個民族在微觀層面上的發展歷史[25]。

撰寫《中國少數民族》期間，費孝通進行了反思，指出當時國內民族學研究的些許不足，主要表現為缺乏整體性的宏觀總結，同時也未對微觀層面展開充分的調查。他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在宏觀和微觀層面上都有所涵蓋。這需要在深入的“細致觀察”與“整體觀念”的研究中推動中國民族研究的進步[20]8。費孝通提出了以大瑤山地區為例，對逐個支系進行“解剖麻雀”式的“微型”調查，這種方法在他對“盤村瑤族”的研究中得到了實踐。費孝通強調，深入了解大瑤山社會的同時，也需要全面了解該地區的其他族群，如漢族和壯族等[26]82。在當地，對大瑤山的研究可被視為宏觀研究，對于更具體的支系或村寨而言，則屬于深入的個別研究[27]，而對中華民族的研究來講，大瑤山研究在這個層面上又成為了局部微觀調查。他的研究計劃包括以下幾個要點：首先，以盤瑤村寨為基礎，考察該地區的分布情況，以了解瑤族的分布格局；其次，深入分析金秀地區的其他四個瑤族群體，以研究不同群體如何共同塑造了瑤族的歷史進程[20]5；此外，進行比較研究，探討瑤族與苗族、畬族等類似的山地民族之間的關系。這種更寬泛的研究方向需要建立在對地區的全面考察的基礎上。他之所以選擇研究大瑤山，是因為在這一地區進行全面調查具有代表性，可作為整個嶺南山脈民族走廊地區的典型代表[26]86。

3. 從瑤族研究拓展到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研究

費孝通重新踏足大瑤山后，深刻認識到在他最初的調查中，由于未經過語言學培訓，進而未能意識到該地區的瑤族實際上包含了五個不同的語言群體。他開始意識到應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解析這五個群體的關系，可將其視作瑤族的五個分支。通過深入研究，他積累了新的見解，提出了許多深刻的問題，如“瑤族的形成過程是怎樣的”。這表明他在中國民族形成領域進行了新的探索[26]85，拓展了研究領域。

在大瑤山地區，費孝通發現了五個自稱為瑤族的群體，它們可能起源于不同的地方。隨著不同民族進入這片土地，這些元素逐漸交融，形成了現今的瑤族，就像多條小溪匯聚成一條大河[26]86。在歷史各個時期，因為一些相同的利益，不同的群體陸續移居到瑤山，它們共同合作，守護著這塊土地。出于這個共同目標，這些群體被漢族統稱為瑤族，盡管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穿戴各異的服飾，且在習俗上也存在一些差異[27]。經過一系列的瑤族形成原因的細致調查研究，費孝通認為其他民族或許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形成的。他揭示了在各民族歷史中普遍存在的“多元融合成一體”的規律[26]86?；谶@一思路，費孝通提出了一種獨特的中國民族理論，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18]5。在這個理論中，費孝通詳細說明了中國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的不斷融合，最終形成了“自治的民族實體”，并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它們逐漸演變成了“自覺的民族實體”[28]。

費孝通的見解持續演變，他發表了18 篇記述全國特定區域的文章，包括《三次造訪赤峰》《赤峰篇》《定西地域發展的思考》《再訪定西》《包頭篇》《包頭之行》《探討甘南的開發意義和建議》《甘南篇》《踏訪臨夏》《游歷海南》《行走海東》《保安三莊調查》《定西篇》《南嶺征程》《尋訪甘肅》《考察畢節》《走遍涼山》《游歷武陵》，這些文章理論性不強，大部分是實地調查類文章，比如《三次造訪赤峰》，費孝通先生認為赤峰地區的發展和開發利用，應該首先要著手恢復生態，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發展農牧結合的新的發展道路。如此累述，費孝通先生通過對赤峰、定西、包頭、臨夏等地的調查研究，獲得第一手資料，他的真正意圖在于深切了解各民族地區的現況和問題，以提供實質可行的解決方案，推動這些地區的全面發展，進而致力于推動我國各民族地區更好更快更均衡地發展。

此外，費孝通還撰寫了多篇文章，包括《國家整體布局—從沿海地區到邊遠地區的實地考察》《中國的現代化與少數民族發展》《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個人體驗》《少數民族區域的發展戰略》等。這些著作不同于前文所述的18 篇記述全國特定區域的文章，而是以費先生在全國整體的實地考察和調查成果為基礎，對民族地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整體性的深刻分析。通過這些文章，他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更加細致入微的視角，揭示了民族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1978 年，費孝通在他的演說中，首度提出了“藏彝走廊”的觀念，研究了該區域的民族辨識問題。接著，他透過一系列著作，如《支持六江流域少數民族的綜合研究》《探索民族社會學調查》等，深刻研究了相關主題，逐步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更加詳細地闡述和完善，深入探討了相關的研究議題。后來，費孝通還持續深入各個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并多次進行回訪。他撰寫發表了諸如《再度尋訪大瑤山四十三年》《瑤山四番考察》以及《回溯瑤山半個世紀》等，這些文章均是在多次重返大瑤山之后寫就的。

1989 年，費孝通發表了引人注目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該文深入研究了中國多民族社會的結構，激發了國際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廣泛討論。雖然學界更多地關注于探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內涵、應用以及相關性。然而，我們要明確強調，費孝通的民族研究理論價值不僅限于此。他在學術領域的貢獻涵蓋了多個研究領域，涉及 “邊區開發”“藏彝走廊”“全國一盤棋”等方面，同時深入研究了民族調查理論和方法。這些研究對當前我國民族地區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發。

三、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當代價值

通過對于費孝通中華民族觀的研究和解讀，為我們今后從歷史、社會和文化等三個新的研究方向去研究中華民族演進過程提供新的方法和范式。

其一，這種方法之所以獨具優勢，是因為歷史、社會和文化這三個層面提供了洞察民族現象的最為透徹的角度。正如錢穆強調的，文化的核心即是民族，是民族通過創造文化并通過文化融合在一起[29]65。此外，他還指出，過去和社會環境共同塑造了一個文化的具體呈現[29]66，社會是當前歷史的展現，而歷史則是之前社會的映射，因此我們應該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來審視文化[29]68。文化可被比作容器，它不僅顯示了一個民族歷史的演變程度，也映射了社會發展的狀況。所以，想要對一個民族的文化進行了解，首先需要對其社會和歷史進行研究；倘若要對某民族的社會發展進行推動，就必須先對該民族文化和歷史進行深入了解。費孝通一再強調歷史、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并指出社會作為文化存在的基礎[30]，文化同樣具有歷史性與社會性?！安焕斫鈿v史就難以理解文化”[31]156。費孝通還認為我們應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文化，而在研究社會和進行社會改革時，也不能忽視“歷史”的重要性[31]158，這種說法表明，歷史、社會和文化是構成“民族”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為民族研究提供了最全面、系統的觀察角度，這三者的有機統一，共同展現了民族的本質。通過這些方面，我們能夠全面、系統地理解、把握和概括費孝通在民族思想方面的貢獻。

其二，費孝通對中華民族觀的闡釋強調了科學的歷史觀、社會觀和文化觀。費孝通長期以來專注于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的研究，并以實際的應用來作為研究的方向。通過對人類學背景的研究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一直保持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濃厚興趣。在對歷史進行研究時，費孝通以民族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中國整個歷史長河，“多元一體”理論的提出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形成的深入論證。在社會領域，他一直秉持著“致富為民”和“持續實地調查”的原則；倡導了“邊區開發”理念，通過實地調查促進了不同民族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在文化方面，他關注少數民族在社會變革中的“存亡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中所面臨的挑戰，并提出了“文化自覺”理論。費孝通的思想成果在歷史、社會和文化方面相互滲透。就具體例子而言，他關注的歷史維度有“民族走廊”，在社會維度中強調“人文資源”，在文化維度上則探討“文化邊際”，這些元素共同交織形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費孝通一直秉持著對科學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觀進行深刻理解的學術理念。他致力于推動民族地區的共同繁榮和進步，以實現各民族和諧共處，總體而言，就是注重推動多元文化的發展和交融，以達到共贏共存的社會格局。

通過對大瑤山的深入研究，費孝通獲得了顯著的理論成果。他在民族研究領域表現出的理論自覺一直延續至今，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和指導價值。目前，個體對所屬民族或族群的認同感增強，已經成為影響群體關系的一個關鍵因素。由于各族群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各地區所塑造的文化“特色”或“差異”逐漸成為政治資源的合法來源[32]。當前，許多國家內部包含多元族群，但它們普遍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即個體在確認自身族群認同和國家身份之間存在矛盾。這個問題已經演變為多民族國家主要的安全挑戰之一，中國同樣也面臨這類問題，其中包括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之間的差異，以及一些邊疆地區的復雜情況[33]。

然而，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國內的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研究在中華民族觀領域一定程度地存在著理論深度不足的問題。學者們或許未充分展開有關問題的理論探討和批判性思考，尤其是關于西方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發展，以及其可能導致的族群沖突升級和國家認同困境等實際后果。有人將多元文化主義看作中國多民族社會健康發展的理論基石，但堅持此種觀點者未必完全領悟其內涵和實際影響。一些學者對“多元一體”的意思存在誤解，將“多元性”視為民族研究的核心，這與“民族融合”的觀點存在明顯分歧。費孝通則明確表示，他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只是初步嘗試，目的是通過該理論引導研究關注未來的方向。具體來說，他鼓勵學者們在他的理論基礎上為中華民族的整體發展和民族團結融合作出貢獻[21]5。

鑒于前述誤解和對“多元主義”的忽視，可能會制約人類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樣性，并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融合[34]，因此，在應對中國多民族社會的實際情境和中華民族認同的構建過程中，采用“多源一體”這一理念可能更為適切。這一觀念表明，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因所處環境和發展歷程的差異，可能具有多個文化根源[35]。

在研究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認同的過程中，對于“多元”的追求有時可能導致過度關注民族特征，過分強調文化邊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夸大種族、族群、文化或宗教身份，這些夸張往往被用來進行政治操控[32]。費孝通在思考這一問題時指出，一些人類學家掩蓋了一種“不科學的偏見”[36]，即認為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需要警惕的是，這種觀點往往容易被一些排斥性和分離主義的勢力所利用，對多民族國家的和諧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協同推進各民族共同進步，實現民族之間的平等，以促進良好的民族關系和多元民族的融合是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因此，在研究民族和文化領域，我們需要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為指導，將促進民族平等、民族進步和民族交融置于核心位置，以維護民族關系的和諧運行和協調發展，促進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