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盲從、生活附魅與精神虛空
——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的三重“異化”

夏 巍,胡運海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33)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1)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6—7頁。,這是黑格爾對于他自己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進行的概述。揆諸當下,人們生活于同樣是類似于黑格爾所說的“過渡的”時代中(這個時代總會不斷地產生出新的事物)——盡管它與此前時代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但是這種過渡不是量上的漸變而是一種“質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代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特征。這個新特征可以用“數字化”來加以概括。當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娛樂、工作辦公離不開數字化技術時,人類已然邁進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是在西方互聯網信息技術勃興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變革與第四次工業革命(2)第四次工業革命始于這個世紀之交,是在數字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特點是:同過去相比,互聯網變得無所不在,移動性大幅提高;傳感器體積變得更小、性能更強大、成本也更低;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也開始嶄露鋒芒。參見克勞斯·施瓦布:《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李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頁。普遍融合下發展而來的社會形態,網絡化、智能化、數字化是這一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征。盡管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披上了數字化的“新衣”,但深嵌其中的內在邏輯依然是資本邏輯,也就是說,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依然具有剝削、逐利等固有本性,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數字化形態。當前,我國正在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深度融合,在我國大力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汲取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經驗。因此,深刻闡明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在消費、生活以及精神領域產生的異化效應,不僅對于我國今后在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和數字技術時避免異化現象的產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而且對于創造一種不同于西方數字文明的中國式數字文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大眾消費的盲從: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對消費觀念的重構

消費作為能夠滿足個體心理需求的行為結果,其本質是個體所具有的一種主觀能動性的社會實踐行為。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為達到占有消費市場進而追逐剩余價值之目的,利用先進的數字科技,倡導數字化消費,致使大眾消費趨于盲從。

第一,算法指令的生成引發消費內容的私人定制化。隨著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越來越深,算法開始介入社會生活,成為促進個體日常消費活動的新興技術手段。一方面,從算法與消費效率角度來看,算法提升了人們的消費效率。算法的智能化已經能夠避開平臺信息篩選的繁雜程序,所有與購物者有關的數據信息被有針對性地進行提煉、整合與分類,精準找到消費者心儀已久的產品,并快速推送至消費者智能設備中內置的應用軟件中,為消費者便捷購物提供條件。消費者憑借這種既精確又方便快捷的方式完成一次良好的消費體驗,完全忽略了這種方便快捷、精準有效的購物體驗背后的算法邏輯。另一方面,從算法與價格的調節來說,在消費過程中,算法通過復雜的計算規則推算出特定市場中特定產品的具體價格,為消費者購買商品提供“特定價格”,彰顯其價格優勢,進而引誘消費者購買商品,這一行為被稱為“定價算法”邏輯?！岸▋r算法將為不同消費者開出不同的價目表,每個人所能體驗到的產品與服務也會不盡相同?！?3)阿里爾·扎拉奇、莫里斯·E.斯圖克:《算法的陷阱:超級平臺、算法壟斷與場景欺騙》,余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78頁。根據這種定價算法邏輯,消費者群體被分割成高資產者、少資產者等特定群體,根據收集到的瀏覽信息與購物記錄分別向消費者推送高價與低廉產品,并對于收入高群體進行重點關注與記錄,以便激勵和引誘他們進行線上消費。高低貴賤的階層劃分在這種邏輯下體現得淋漓盡致,凸顯出算法邏輯背后的權力意志?？傊?算法邏輯的意識形態性質在消費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通過收集購買者的消費信息、瀏覽記錄、消費習慣以及行為偏好進行數據提煉與整合,進行消費行為分析,為消費者提供專門的定制內容,以此刺激消費者進行無止境的購買,造成消費的進一步異化。

第二,數字平臺的應用促成消費生態的重新架構。數字平臺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對于消費生態的新塑造起著關鍵性作用。進一步來說,數字平臺包括支付平臺、購物平臺、餐飲平臺、娛樂平臺、游戲平臺、網上交流平臺等,它能夠聚合廣告商、品牌方、供應商、生產商,為消費者提供多元選擇。例如,作為乘車平臺,Uber為乘客提供租車服務,乘客可以在任何地點選乘交通出行;作為視頻平臺,YouTube為用戶提供海量視頻供用戶消遣;作為社交平臺,Instagram為用戶提供在線聊天;作為搜索平臺,Google為用戶提供大量搜索活動;作為音樂平臺,Spotify為全球用戶提供正版流媒體音樂服務。消費者與數字平臺實現了雙向互動,效率大幅提升。具體來看,消費者根據自身預算,從購物界面中進行商品選擇與對比,這時數字平臺將根據數據流的波動幅度,快速做出判斷和反應,依托于大數據分析技術,巧妙地操縱搜索頁面的內容呈現,對消費者進行客戶分組與精準營銷,將契合用戶需求的商品推薦給購買者,為消費者提供了對口的商品。這一過程既讓消費者體驗到了良好的購物感覺,又使得數字平臺記錄下了消費者購物偏好,完成了雙向互動的過程。表面上看,這種雙向互動提高了購物者購買商品的效率,增強了購物體驗;但實際上,這類數字平臺始終由背后的大型公司和資本家操控,內嵌著資本操控與剝削邏輯。換句話說,數字平臺利用其“中介”作用,匯聚各類生產、銷售與服務公司,加強物流、員工與高管間的聯系,記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偏好,提高消費者對于數字平臺的依賴感,為消費者設置循環消費、按需消費的圈套,從而對消費者購物行為進行掌控。

第三,數字技術的普及致使消費主義大肆泛濫。如今,數字化發展越來越快,其普及和應用程度也越來越高,就消費領域來說,其倡導的數字化消費主義變得越來越流行。其一,物被編碼化,數字化消費大受歡迎。在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里,各類消費產品的信息開始被數字智能設備編碼,“所有信息都以電子脈沖的形式被同質化為數字編碼”(4)克里斯蒂安·?？怂?、文森特·莫斯可:《馬克思歸來》(上),傳播驛站工作坊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7頁。。數字編碼能夠將所有質上的差別都抽象為純粹量上的差別,人們消費的所有物品已經被數字編碼,經過編碼,消費品被展現于購物軟件中,從而方便消費者進行購買。不同于傳統的線下實體消費體驗,線上購買與消費能夠將已編碼過的消費樣品通過照片以及視頻的方式推送給消費者。此外,通過利用數字技術美化照片和視頻剪輯,商品的破舊、骯臟與瑕疵一面被隱藏了,展現出的是商品精美、整潔的一面。這種技術處理的過程帶有明顯的欺騙與虛假性質。為了促使消費者進行購買,不擇手段地將編碼過的物品推送至消費者的眼前,刺激和引導消費者立即購買。其二,物被符號化,符號化消費愈演愈烈。符號消費主要盛行于互聯網上,以智能設備、數字技術為載體,對人們進行符號展示與引誘,從而刺激數字化消費。在這種消費之中,符號具有了象征性,它充當起意識形態的作用,施加于普羅大眾之中。在長期高度倡導符號消費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試圖通過這種符號化的消費進行一種虛偽的身份包裝與自我認同,以便與他人進行區分,深陷物質追求的泥潭而無法自拔。應當看到,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已然受到符號的統治和主宰,人成了這種數字代碼的奴仆。面對著這一符號系統,我們不僅被它所吸引,而且被它所控制,消費漸次演變成“符號消費”。這種消費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甜美的夢境,框住了人的視界,麻醉了人的心靈,致使受眾愈發頹廢與空虛。長此以往,人們難以按照自身的真實需要進行理性、科學消費,人們的真實需要愈來愈被虛假的符號替代,從而墜入符號消費的深淵。其三,物被廣告化,網絡化消費廣泛普及。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告隨處可見,它或是出現在大型商場的巨大屏幕中,或是出現在人們每天使用的智能設備中。廣告以意象的方式承載和映射著物體的理想狀態,通過創建各式各樣的形象來操縱人們的欲望與趣味;通過這種具有意象功能的廣告,大眾與廣告之間產生了融合和連接效應,使得大眾在不考慮商品的有用性情況下近乎瘋狂地購買商品,使得大眾墜入消費之淵。在鮑德里亞看來,廣告的效用是強大且無可比擬的。他認為:“在廣告中,我們并不是被其主題、詞語、形象所‘異化’,我們也不是在‘相信神話’,我們是被它的關懷所攻陷,它向我們說話,給我們東西看,照顧著我們?！?5)尚·布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頁。在這種“關懷”和“照顧”中,廣告以獨特的語言模式和直陳式的表達邏輯將其內在化和普及化。如今,廣告借助電子媒介與數字化智能設備,全天候、多角度地呈現于人們眼前,其具有的強制性與隱匿性特征牢牢掌控著日常生活中的大眾,覆蓋著整個社會生活,大眾難以擺脫這種來勢洶洶的侵襲。于是,廣告就這樣通過炫酷的展現方式,內嵌于各類程序與軟件中,大肆宣傳消費主義,鼓勵與倡導大眾瘋狂消費、超前消費、體面消費等,成功地使普羅大眾深陷其中而無法抽離。

二、日常生活的附魅: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對日常生活的圍困

人工智能、大數據、5G、物聯網等新型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數字化消費、數字化娛樂、數字化辦公等一系列數字化學習和生活方式應運而生。數字化技術日益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對其加以附魅與布控,造成生活異化。概言之,在被數字日益覆蓋的今天,日常生活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逐漸被數字信息的狂轟濫炸打破,呈現碎片化樣態;日常生活的愜意與寧靜逐漸被數據與算法的推送與訂閱打破,顯現出平庸化樣態。具言之,一方面,生活碎片化。碎片化是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普遍姿態。如今,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上班工作者、學生還是老師、家長抑或子女,無不生活于碎片化的數字世界之中。美國媒體思想家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指出:“無論身在何處,那個虛擬世界中的我仍在不斷遭受信息和郵件的狂轟濫炸。我們不斷收到郵件,新聞不斷滾動播出,臉譜網狀態不斷更替,日程安排得滿滿的,消費者資料和信用記錄也時刻調整著。就像身處一場游戲,我們還沒有做的事不會坐等我們注意到它們。一切都在同時發生,有時相隔甚遠?！?6)道格拉斯·洛西科夫:《當下的沖擊》,孫浩、趙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0頁。數字化時代最明顯的特征是數字信息的大量產生。不論這種信息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也不論這類信息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它都能依據智能設備中內置的固定軟件App進行信息推送,使得原本完整的信息鏈、事件群被不完整、碎片化的信息侵襲與干擾,造成人們信息獲取的碎片化。此類窘態契合了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對于當下生活的描述:“支離破碎的生活往往分割為片段,分割為一系列互不聯系的事件?！?7)齊格蒙特·鮑曼:《個體化社會》,范祥濤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204頁。在這一情況下,人們的生活已然“支離破碎”,這是數字化趨勢帶來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生活平庸化。這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數字化帶來新奇與未知,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界限被打破,時間意識逐漸喪失,引發生活時間感的缺失,塑造出全新的時間體驗。正如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模擬與數字技術把輸入的(在場的)真實效果與實時或直播合并,開啟了既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對時間的全新體驗?！?8)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趙和平、印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生活于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們在數字編織的網絡中盡情翱翔、樂此不疲,一旦人們對智能設備產生依賴后,“總是難以控制使用時間,不由自主地打開、登錄與刷新”(9)陳世華、徐嘉敏:《時間焦慮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山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最終在數字的諂媚中遺忘了時間,喪失了期待未來的激情,造成了生活的普遍平庸化。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與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R.Jameson)曾指出,在后現代社會,“那種從過去通向未來的連續性的感覺已經崩潰了,新時間體驗只集中在現時上,除了現時之外,什么也沒有”(10)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05頁。。雖然詹姆遜是在上個世紀末發出的此種感慨,但其對于時間體驗的論述依然切中肯綮。時間的單調化與去意義化,不僅模糊了時間之于大眾的重要作用,而且阻滯了大眾過上有意義的、帶有時間色彩的生活。二是智能算法與大數據技術日益普及,通過后臺篩選、分析與整理,向人們推送各種各樣符合個人獨特口味的廣告與訊息,致使現代個體產生嚴重依賴感。人們離開了智能通信設備便無法愜意生活,“算法會根據用戶消費需求重置時間規范、再造時間感知、打造時間牢籠,使用戶無限期駐留”(11)全燕:《平臺文化資本的形成與消費社會的再結構化》,《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從而導致用戶選擇能力的消退,生活日漸失去激情與活力,積極向上的銳氣漸次被磨滅,改造現實世界的實踐熱情隨之煙消云散,躺平、擺爛與平庸之風甚囂其上。由此可見,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正是通過各類數碼設備對現代個體的日常生活進行圍困,以碎片化的信息群打碎日常生活的完整敘事,以平庸化的時間體驗消解日常生活的豐富多彩,進而導致當下生活的附魅。

三、精神世界的虛空: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對精神世界的規訓

相比于上述消費與生活異化,精神異化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得更為深刻。具體來說,首先,個體的思想愈發迷失,由崇高深邃演變成淺薄空疏;其次,社會審美愈發扭曲,由深沉追求演變為媚俗粗鄙;最后,主體意義愈發虛無,由厚重崇高演變為躁動虛浮,精神世界逐漸匱乏與虛無。

第一,個體思想愈發迷失,由崇高深邃演變為淺薄空疏?！八枷氲凝X輪處于技術性的停轉狀態”(12)讓·博德里亞爾:《完美的罪行》,王為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0頁。,這是博德里亞爾在他那個被物所包圍的時代發出的時代感嘆。同樣,在被數字包圍的今天,“思想的齒輪”因失去其動力而逐漸“停轉”。進一步來說,數字化的侵襲使得主體被數字和符碼進一步鉗制,主體進行額外的、深入的思考的可能性已經被遏制到極低水平。海德格爾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就已經進入思之世界了,但他仍然認為,“在我們這個可思慮的時代里,最可思慮的東西顯示于我們尚未思想”(13)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文集: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45頁。。數字化雖然為人們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新聞與知識,進一步拓寬了視野,但是在這種數字化沖擊中,人們卻遺忘了思考。人們每天都給自己留有一段瀏覽信息、新聞和獲取知識的時間,人們津津樂道于Facebook和Instagram里面的海量更新。人們總以為自己了解了這個世界剛剛發生或最近發生的情況,以為獲得了新的學術前沿。然而,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狀態中,我們的判斷力逐漸喪失了。正如德國學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隨著信息量的增加,或者說滋長,更高的判斷能力卻漸漸枯萎?！?14)韓炳哲:《透明社會》,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僅失去獨有的判斷力,而且未能真正地進入思考的空間或世界。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我們至今還沒有進入思想的特有本質之中,以便在其中居留?！?15)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文集:演講與論文集》,第152頁。人們總是駐留于了解和認識這一階段,未曾達及思慮和深思的彼岸。更為嚴重的是,“極致的數字化對工具理性的追求抽掉了道德、情感、倫理、價值等知識,貶斥人的感性價值,帶來‘博學的無知’和‘虛假的社會價值’”(16)楊慧民、宋路飛:《不徹底的“辯證的數字現代性”——?？怂勾髷祿Y本主義批判與重構之審視》,《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6期。。思想,原先是偉大而崇高的、抽象而深邃的,但在滿是數據、符碼與智能技術環繞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它已經發生了令人可悲的變化,從“偉大的崇高墮落成了淺薄的滑稽”。如若思想已迷失,那么個體的精神就隨之發生離異。在奢靡、享樂之風近乎瘋狂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精神的媚俗化便不可避免——這在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看來即是意味著精神的“消亡”(17)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4頁。。

第二,社會審美愈發扭曲,由深沉追求演變為媚俗粗鄙。一方面,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審美趣味愈發低俗,審美風格愈發走形,其多元而無序的審美文化已經滲入我國,對我國的青少年一代產生了或顯或隱的影響。例如,隨著以“抖音”“今日頭條”“西瓜視頻”“快手”等短視頻軟件的爆火與大量使用,每個直播軟件內嵌美顏、美化功能,主播們為了迎合流量將美顏功能最大化,嚴重扭曲自我形象,青年一代容易跟風模仿,從而形成扭曲的審美觀念,對于身心健康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此外,這類視頻軟件中容易出現歪曲歷史、混淆是非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在大數據的精準推送和流量化的直播日漸盛行的當下,人們很容易陷入精神麻木,“淺薄的調侃與無知的嬉笑代替了關懷內在心靈的理性解讀、意義追問與現實思考”(18)韓升、畢騰亞:《大眾文化發展的“泛娛樂化”傾向及其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長此以往,蘊藏于中華優秀文化中的厚重人文底蘊將被粗鄙、嬉戲、淺薄所替代,這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將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數字化視覺文化突出一種感性與瞬時的快感,給人們造成一種回味無窮的影像沖擊感,它的出現意味著生活與藝術的邊界變得愈發模糊,造就了許多沉浸于替代性、虛榮性與虛擬性滿足的精神盲流。一種流俗的審美無意識快速地在短視頻中流傳,大眾文化的娛樂性愈發增強,其價值性、精神性維度漸次消逝。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不論什么客體、個人或情境今天都是一種虛擬的‘制成品’”(19)讓·博德里亞爾:《完美的罪行》,第31頁。。這種“制成品”仿佛是完全根據主體的數字活動和基本行為所“量身定做”的——它們知道你的飲食習慣、穿衣搭配、興趣愛好等。概言之,它們將其工業化、資本化,以低級趣味代替深度思索,以千篇一律取代獨一無二,賦予主體審美情趣的大眾化、媚俗化、平民化,進一步扭曲了主體的審美情趣,腐蝕了主體的心靈。

第三,主體意義愈發虛無,由厚重崇高演變為躁動虛浮。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數字技術與智能媒介共謀、資本與人性互構、理性與道德糾纏的復雜樣態愈發彰顯,導致日常生活下的主體對理性精神的遺忘、對真理的屏蔽和對意義的遮蔽。誠然,以5G、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新興科學技術便捷了人們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信息技術是一種融合了異質技術、社會禮儀和專業設計的聚合體,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有時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社會效果?！盁o所不知的信息技術誘導著我們的思想,使我們認為能夠從信息的維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終把信息作為這個世界的建構基礎來分析?！?20)約斯·德·穆爾:《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麥永雄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7頁。如若一味沉浸在信息和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歡愉氣氛中,人們的精神世界將隨之被前者侵擾,甚或被吞并。實際上,眾多思想大家在他們生活的年代就已經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告,如博德里亞爾曾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愈多,而意義則愈加匱乏的世界中……盡管人們努力重新注入信息和內容,但意義丟失和吞噬的速度比重新注入的速度要快得多?！?21)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79.除博德里亞爾外,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也同樣指認:“現在我們更有知識,更有創造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意義迷失。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哪兒,我們不了解周圍的環境,我們不懂得發生的事和我們想要的有什么關系?！?22)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終結》,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49頁。這些思想家在他們那個年代所發出的感慨在今天仍然擲地有聲。但是,在今天,不斷產生的數據正在吞噬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它阻斷了交流,阻滯了思想,更淹沒了社會,最終的結果將是意義的虛無與匱乏。一系列數字和無數個數據在日常生活之下潛伏著、隱匿著,它好像存在于事物的表面,但是它卻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過一切表象的運作,通過現實與幻覺的混淆,通過那整個模糊不清的網——總在編織又總被打破的、既將真理和表象統一起來又將它們分開的網——發生作用”(23)米歇爾·?？?《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劉北成、 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36頁。。由此,真理淪喪了,意義虛無了。最終,單純存在著的世界表現為一個虛擬意義的世界,純粹虛擬性、數字化表現為真實的存在——在這種錯覺中,思維的深邃性終止了,人生的意義幻化為虛無縹緲的一系列數字。

總之,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在人工智能技術與數字技術加持下,借助于移動且無處不在的電子媒介傳播奢靡、媚俗與虛無的社會價值觀念,用連續不斷的、實時更新的視頻流稀釋電子用戶的注意力,混淆事實與真理、存在與本質;用無孔不入的廣告流為大眾創設沖動消費景觀,阻滯人們空余時間的沉思冥想;以虛擬交往、虛擬聊天、線上購物和虛擬游戲顛覆社會現實,誘導社會大眾進入由資本精心編織的虛擬之網,掏空社會大眾的文化創造力。長此以往,社會大眾生命本身超凡的精神向度、積極向上的精神信念、深邃厚重的精神底蘊被數據信息推送、虛擬空間的沉浸式體驗等銷蝕、扭曲與放逐,精神逐漸矮化、乏力并虛空。

四、異化的揚棄:消費、生活與精神的重塑

前文通過具體闡析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生活及精神的異化現象,凸顯了消費的盲從性、日常生活的附魅性以及精神世界的虛空性?？陀^地說,這種盲從性、附魅性和虛空性的闡明,并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玄思,毋寧說其旨趣正是在于勾勒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大眾的生活窘態,繼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其偉大復興征程中如何避免上述異化的產生提供警覺。

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隨著全球數字化、智能化科學技術蓬勃發展,我國該如何在利用數字技術造福全體人民的過程中防范數字科技的“規訓”“異化”等負面效應?在面對席卷全球的數字化浪潮中,需要厘清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在消費、生活與精神層面的異化現象,并對此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與規避,從而保障我國數字化發展的科學性與普惠性。

第一,就消費領域來說,從消費方式、消費習慣與消費環境三個角度著手,形成數字化時代新興消費倫理觀。具體來說,其一,拒斥獵奇消費、炫耀消費、奢侈消費、無序消費,增強生產者與消費者消費責任與義務,構建節約適度、綠色環保、健康科學的數字化消費方式。其二,明晰個體真實需要與虛假需要、生理需要與心理需要的區別與差異,洞察假借“越多越好”“越新越好”“我消費、我存在”等虛假消費理念與口號,自覺抵制病態的獲取欲,防止過度依賴數字消費,回歸自我理性,涵養消費素養,塑造良好消費習慣。其三,自覺警惕由資本塑造的意向性消費景觀,科學洞察數字化消費背后的意識形態操控,深化對于“算法黑箱”“大數據殺熟”的認知,拒斥平臺借貸,避免消費信息泄露,戳破數字編碼、信息符號、廣告影像等消費幻象,營造良好消費環境。

第二,就生活領域來說,從自由、自覺與自省三個維度入手,形成數字化時代新興生活理念。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化時代的科學生活姿態集中表征為自由、自覺與自省。自由體現為人能動地體驗自己所創造的生活,意味著選擇與決策自由;自覺體現為主體明辨真假與好壞的能力,遵循規律與法律的能力,拒絕平庸化、消極化和頹廢化;自省體現為胸懷天下、訴求和諧與美好的能力,通過自我反思,進而提升自我、超拔自我。具體來說,其一,自由選擇適合個體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質量,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生活激情與生活樂趣,由“物的依賴性”走向“人的獨立性”,拒斥隨波逐流與盲目跟風的生活態度。其二,自覺抵制數字化生存中的各種符號誘惑與象征意義,拒斥奢靡與浪費的非理性生活方式,創造合乎價值理性與提升主體尊嚴的生活樣態,復歸生活的本體性與神圣性地位;在數字化生存中關注真實社會現實、融入真實群體、保持清醒認知,避免被數字化符碼操控。其三,對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以及智能化設備的普及進行自我反省,透視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背后的剝削、意識形態與非正義性,辯證看待且科學處理技術發展與生活入魅的關系,既要承認數字化技術的積極意義又要警惕其消極影響,既可以憧憬詩性化生活又能夠數字化生存。

第三,就精神領域來說,從認知力、鑒賞力與創造力三個維度展開,形成數字化時代精神文明新風尚。具體來說,其一,明晰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傳播而來的流俗見解與虛浮習氣,做到明辨是非黑白,透過表象看到本質,能夠厘清真理與常識,避免陷入自我淺顯與擬像狂歡,找尋失落的精神家園,提升自我認知力。其二,在經典藝術、繪畫、話劇、音樂以及圖書作品中汲取厚重歷史底蘊,吸收豐富精神養料;在主旋律、正能量的影視作品中涵養內在品格,賡續精神血脈,提升個人審美情趣與道德修養,提升個體鑒賞力。其三,以哲學素養看待世界,用原則高度審視社會,從時代中把握脈搏,從現實中創造機會,保持清醒的深思,做到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學會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提升個體創造力。

本文雖就前述消費、生活與精神異化提出有針對性的揚棄策略,但顯然未觸及異化問題產生的根源之處,對這一根源處批判最為深刻的乃是馬克思。馬克思在其多個著作中都對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過“異化勞動”(die entfremdete Ardeit)的四種表現形式——即工人與他的“勞動產品”“勞動過程”“類本質”以及“人同人”相異化——的闡明,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與私有制的因果關系,即“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2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頁。,明確了“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2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從社會分工視域分析異化問題,認為“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2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頁。。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從商品交換關系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等維度揭示了一般等價物的異化、機器體系的異化、利潤的異化等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現象,用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來彰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非科學性,從而凸顯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性。我國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在發展數字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遵循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異化的批判理路,充分發揮數字資本的普惠性,將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轉化為社會主義應用,積極發揮數字化、智能化科學技術的正向效應,從而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以及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科學技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