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商品、元數碼私有制和數字勞動：數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支點

余 偉 如

(寧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當前,人類世界已經進入以數據為關鍵要素,建構社會發展新形態的數字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的重大歷史時期。在此數字浪潮之中,資本主義獲得了數字資本主義的新形態。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始終是資本主義社會賴以運轉的軸心。由于勞動表現為資本對生產商品(財富)的勞動力商品的使用過程,即對勞動的任何界說都只能依據生產商品加以進行,而勞動力之所以成為商品以及對勞動生產的商品的占有完全取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因此,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基于對商品的分析,行進到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的勞動力的商品化以及對勞動成果的私人占有,成功揭示了資本奴役勞動的一般關系。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和勞動具體關系的揭示,也意味著數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仍需按照馬克思創立的經典路徑前行,以分析商品、私有制和勞動形式發生的新變化為理論支點,進而才能真正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總體性批判。

一、數字資本主義商品的形式:數字商品

數字資本主義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數字商品的堆積,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數字商品開始。數字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具有數字化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包括人們生產交互的數碼媒介以及在此數碼媒介中產生的信息化數據及其空間。而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理解與誤解一開始都是因數據商品這一最為直觀的類型而起。

(一)數據是勞動塑形元數碼的產物

對數據商品的分析,如果從“數據是什么”開始,事實上會引起諸多不必要的麻煩,特別是會過早地引入信息論的視域;應該從數據從何而來開始,因為數據絕不是自然給予我們的現成物。應該首先把數據作為勞動產品看待,追問它是怎么被生產出來的。在小數據時代,數據作為專業勞動的產物,相對于其價值化遠為簡單明了;然而在大數據時代,則發生了顛倒,數據的普遍價值化大大遮蔽了它作為勞動產品的根本屬性。

勞動塑形元數碼生產了內容性數據。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勞動是活的、造形的火”,表現為“物通過活的時間而被賦予形式”(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頁。,即勞動是勞動者通過勞動工具對勞動對象的“造形”或“賦形”。既然數據是勞動的結果,那么勞動加以塑形的對象是什么呢?以一位剛開始使用臉書發表看法的用戶為例。顯然,勞動對象不可能存在于臉書之外,該用戶的數字活動只發生在臉書中,因此勞動對象只能是臉書。當然,如果說該用戶發表看法塑形了臉書,那么只會制造歧義。姑且說,臉書提供了被塑形的勞動對象。對比這種看法——它表現為被賦予特定形式的數字化文本——可以把勞動對象稱之為元數碼,它是無形式的純數碼。因此,這種看法就是用戶活動塑形元數碼,賦予元數碼以特定形式的結果。諸如看法之類的數據總是表現為一定的文本內容,可以稱之為內容性數據。

勞動塑形元數碼生產了形式性數據。臉書獲得的數據不只是這種看法,還包括圍繞此看法產生的那些數據,如開始時間、離開時間、輸入和操作方式、從何界面進入、離開之后去向何處的數據等。須知,這些數據和這種看法一樣,同樣是該用戶的活動賦予元數碼以特定形式的產物。因為這種看法不過是就用戶活動總的結果而言的,這些數據則是就活動的開展過程而言的。對比前一類的結果性或內容性數據,后一類數據可稱之為過程性數據或形式性數據,因為此類數據具有形式的統一性。以往勞動是以結果為導向,勞動過程的產物被消解、忽略或廢棄,“過程消失在產品中”(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頁?！，F在由于物質基質、勞動對象和工具的變化,過程不斷被對象化,過程的產物和最后總的結果都具有了可被價值化的物的形態。

過程性數據的獲得通常被指稱為“記錄”,卻穿插著“像礦產一樣沉淀在互聯網上”(3)涂子沛:《數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5頁。一類的比喻,明顯帶有智能拜物教下意識形態話語的色彩。其實質是認為過程性數據乃至內容性數據是與勞動無涉的互聯網智能化自動化運作的結果,這就好比把演員的表演歸功于智能攝影機的記錄一樣。攝影機記錄演員的表演,演員獲得片酬的時候,人們并不覺得奇怪。即使人們并沒有認識到攝影機記錄表演的過程無非是演員的活動塑形膠片或數碼的過程,表演是豎立在物質基質之上演員的勞動,但還是知道不菲的片酬不過是其勞動所得。事實上,世界上最早的影片純粹就是記錄,都是記錄真實生活景象,無所謂表演。今天互聯網用戶的日?；顒?一方面正在經歷最早那批演員的遭遇,另一方面卻已經完全商品化了——直播吃飯、化妝等等。不管怎樣,隨著數據的商業價值日益巨大、價值化運作日益明朗,用戶活動造型元數碼、生產商品的勞動屬性只會日益耀眼。

勞動塑形元數碼生產了基礎性數據。臉書獲得的數據還包括通過該用戶搜集、“扒取”的那些數據,例如關于用戶基本信息、設備軟件和硬件信息、GPS定位、藍牙信號和附近Wi-Fi接入點的信息、IP地址、其他應用程序的數據等等。這些數據對臉書以及任何平臺來說都至關重要,可事實上,這些數據甚至會在軟件安裝、用戶注冊的過程中,即用戶正式使用臉書之前就已經被“扒走”了。因此,它們至多可能與該用戶以及其他用戶的死勞動有關,但與該用戶的活勞動無關。這些數據不像變動的結果性數據和過程性數據,是相對穩定的基礎性數據。從勞動的角度來看,它們是臉書的員工勞動的結果,臉書的員工扮演數字搬運工的角色。臉書本身作為勞動工具,就像一個超級智能讀碼器,讓他們把這些數據讀了過來,應該說也具有賦予元數碼以特定形式的性質。

(二)數字商品的基本類型

互聯網用戶塑形元數碼生產出龐大的基礎性數據、內容性數據和過程性數據。通過篩選清理、組織成標準化格式以及大數據智能算法等復雜隱蔽的工序,臉書等互聯網平臺生產了通常意義上的數據商品,使唯一可見的傳播內容變成隱形于大眾用戶的商業數據被兜售。事實上,數字資本主義數字商品最基本的類型就體現在這一過程之中。

第一種類型:元數碼。元數碼作為無形式的純數碼,是互聯網用戶活動必然豎立其上的數字化基質,進而被賦形生成信息化數據的對象。元數碼不是獨立于平臺之外的實體,事實上,它不過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對互聯網平臺的概念化,是為了凸顯平臺作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亦即生產資料的屬性,而且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基質性生產資料(4)關于元數碼與平臺,下文論及“元數碼私有制或平臺私有制”時會有進一步補充說明。。顯然,元數碼也絕不是自然給予我們的現成物,作為人類勞動的產物,它是傳統產業資本生產的具有數字化使用價值的商品。

第二種類型:元數據。元數據是互聯網平臺用戶的勞動塑形元數碼生產的商品,包括基礎性數據、內容性數據和過程性數據。這些數據之所以是元數據,乃在于它們是一切數字產業部門必須加以塑形的對象,作為數字工業鏈條的基礎質料,它們幾乎都有待被再加工或“再生產”,才能產生具體的使用價值。正如尼克·斯爾尼塞克所注意到的,這類數據應該按照馬克思使用的術語,在嚴格意義上被稱作“原料”,應該把數據“作為必須提取的原材料,用戶的活動是這種原料的天然來源。就像石油一樣,數據是一種被提取、被精煉并以各種方式被使用的物質。數據越多,用途越多”(5)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6頁。。馬克思的本意是要把原料和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區分開來,“勞動對象只有在它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是原料”(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9頁。,并指出,“在采掘工業中,勞動對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礦業、狩獵業、捕魚業等等中的情況就是這樣(在農業中,只是在最初開墾處女地時才是這樣);除采掘工業以外,一切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勞動產品”(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頁。。元數據的原料屬性固然說明了其作為勞動產品即商品的屬性,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必定是某種勞動塑形了某種對象,才生產出這些原料。這卻是斯爾尼塞克等人沒有深究的,他們太過于關注原料對于工業的基礎性作用,因而沒能發現元數據作為原料是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元數碼,數據和用戶活動的本質關系被忽略了。

第三種類型:數據商品。數據商品是勞動塑形元數據的產物,是一切數字產業部門生產的結果,在最直觀的層面表現為個人或群體的經濟支付能力、購買傾向、出行計劃、交往結構等。數據商品可被用來進行喂養算法、行為預測、精準匹配、優化生產、管理員工、動態追蹤等,因此在經濟生產、產品銷售、社會治理等方面被廣泛使用。以上這些以前幾乎都存在過,只是遠沒有數字時代這樣普遍和必要。但數據商品最為主要的價值還在于在再生產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主要是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生產過程,為新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提供基礎。因此,相較于元數碼、元數據,數據商品遠離普通受眾的可感知界面,雖然他們時刻受到數據商品及其產物的影響。

第四種類型:數據空間。數據空間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指的不是像云空間之類的專門存儲數據的空間,而是指由數據不斷建構出的空間,最具代表的就是存在于社交平臺之中、供廣告存在的空間?，F實世界中,物理空間總是先于商品而在的,商品存在于空間之中;數字世界中,空間作為元數碼、平臺固然也是先在的,但由數據建構的意義空間,才是真正的實在空間。廣告空間主要是由元數據中的內容性數據建構出來的,就內容性數據本身也是商品而言,數據空間應當被合理地稱為“商品空間”。內容性數據的數量和質量決定了這一空間的大小,資本關注的正是這一空間的量。對內容性數據數量和質量的要求,正好與實現了即時性生產和日常生活商品化的“流量社會”相適應。

二、數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元數碼私有制或平臺私有制

對數字資本主義商品形式的分析表明,元數碼被不斷開采為元數據這一原料,元數據又進一步被塑形,從而生產出數據商品及其建構的商品空間。那么,元數碼、元數據、數據商品以及商品空間作為商品歸誰所有呢?顯然不是普通用戶。其中元數碼的所有權問題無疑是核心,沒有對元數碼進而元數據的所有權,資本家就無法占有并出售數據商品和商品空間以獲利。由于作為生產結果的商品的所有權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一致,后者事實上決定了前者,因此數字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構成了數字資本主義批判性分析的又一個關鍵支點。這一資本主義現代私有制是元數碼私有制或平臺私有制,即互聯網用戶生產交互活動必然豎立其上的數字化基質,作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統一,歸資本家私人所有,由資本家支配。

(一)作為生產資料的元數碼和互聯網平臺

在通常的語境中,互聯網平臺是數字化活動的基礎設施,平臺“將自己定位為將不同用戶聚集在一起的中介,這些用戶包括客戶、廣告商、服務提供商、生產商、供應商,甚至實物。通常,這些平臺還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戶能夠構建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市場”(8)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第50頁。。由于互聯網平臺為用戶數字活動的發生提供了物理基礎,從而使其有權記錄占有期間產生的一切數據,平臺進而被描述為“數據的提取裝置”(9)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第55頁。,是提取和控制大量數據的新型商業模式。

在這種認知和敘述中,用戶活動是平臺記錄的對象,阻礙了把用戶活動看作勞動、把平臺看作生產資料的批判分析。必須進行一次顛倒,平臺是用戶活動塑形的對象,這樣用戶活動的勞動屬性、平臺的生產資料屬性就得以揭示。因此,在我們的敘述中,元數碼作為勞動對象是一切數字商品生產的基礎,但元數碼是由平臺提供的。當然,生產資料必然地包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兩個方面。這兩方面絕非必然分離的,平臺作為勞動對象又作為勞動資料,展現的正是最為原始的人與土地的那種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反歷史的。土地最初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但土地本身也是原始的勞動資料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它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他的勞動過程提供活動場所。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的改造,例如廠房、運河、道路等等”(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1頁。。平臺就是數字時代的人造土地,它自然完美地融合了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鼠標、鍵盤、電腦、手機之類的硬件固然可以被看作勞動資料,是平臺用戶置自己和元數碼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元數碼上去的物,但其實不過是平臺延伸出來的有形肢體。這些實體的物從屬于平臺,它們之所以能起勞動資料的作用,是因為其本身是以平臺獲得較高的發展為前提的,因此必然隨著觸屏時代的發展以及聲控、眼波、腦波時代的到來最終消失。在此之前,按照平臺必然走向壟斷的邏輯,這些外在的物都會成為平臺本身的產品,實現從形式上的從屬向實質上的從屬的轉變。

馬克思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頁。我們用數字時代概念化這個時代,以便和之前的時代相區別,用數字資本主義抑或更為具體的平臺資本主義概念化今天的資本主義,以便和之前的資本主義相區別,根本的依據就在于今天在用平臺這種新型勞動資料進行生產,而且關鍵是資產階級擁有平臺。因此,一開始就決定了其中生產的一切都歸資本家所有。

(二)平臺私有制的典型特征

由于平臺具有數字特性,其足以容納不限量的用戶,作為彼此獨立的個體,能夠同時使用勞動資料塑形元數碼,而用戶的活動幾乎不會使平臺耗損。平臺獲得了龐大的數據商品,卻還是保持元數碼的原生樣態,因而能夠永恒運動下去?？梢哉f終結了詹姆遜所理解的生產即“消滅”(12)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胡志國、陳清貴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3頁。,使資本在其物的形態上就獲得了不滅性,顯得被束縛在特定的使用價值上也符合資本的概念了。這使平臺私有制具有以下典型特征:傳統排他性私有制+現代共享性私有制。簡言之,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而不占有。

傳統的生產資料是有限的,一經使用勢必耗損,因而傳統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是排他的,往往帶有動物的領地色彩。私有者是絕對的占有者,除非生產資料被他人形式上占有,從而為其創造更多的財富,不然他絕不會讓別人占有使用自己私有的生產資料?？梢哉f,排他性地占有生產資料絕不是目的,只是其內在地決定著財富增殖,即建立剝削關系的方式,占有他人生產的產品或商品才是目的。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實現形式一定會隨歷史發展不斷變化。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無非是為了保障生產資料可以通過吮吸工人的活勞動把自身生產為商品,而這個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最終歸生產資料的私有者所有。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平臺尤其是元數碼這類數字生產資料則不必被資本家排他性地占有,只有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共享”,平臺才能吮吸用戶的活勞動,與此同時卻不影響資本家占有作為生產活動直接結果的商品。不消說,共享越是廣泛越是徹底,資本家占有的商品也就越多。共享根本沒有撼動生產資料的私有,反而成就了私有,鋪平了資本家占有的道路。共享成為虛假的經濟起點,成為意識形態;占有成為隱蔽的經濟過程,成為本質。但就享受活勞動的自然恩惠來說,即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或保存至新產品之中,平臺私有制和以前別無二致。當生產不曾停止,“生意興隆的時候,資本家埋頭賺錢,覺察不到勞動的這種無償的恩惠。但當勞動過程被迫中斷的時候,當危機到來的時候,資本家對此就有切膚之感了”(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0頁。。這種讓平臺白白空置浪費,不增值反而賠錢的“切膚之感”,對普通用戶這些平臺的共享者來說,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

平臺私有制展現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現代形式或升級版本,確證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本質或占有的本質,乃是對作為生產結果的產品或商品的占有?？茖W技術的發展不斷改變著生產資料的功能和性質,及其與勞動者結合的方式,從而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形式提供了不斷發展變化的新動力,這是數字資本主義作為技術資本主義首先要加以把握的基本向度,也是平臺私有制作為技術私有制需要重新加以認識的向度。

(三)平臺私有制與數字封建主義

平臺作為數字資本主義的基礎性生產資料,必須充分實現其使用價值,即被盡可能多的受眾共享,才能使之成為數據商品形成的要素,從而增加其私有者的財富。這種平臺私有制導致一種新的封建主義,即數字封建主義的產生。封建主義通常用來描述建立在土地私有權,進而在人身依附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土地所有者對于耕種其土地才能生存的勞動者來說擁有巨大的特權特別是政治經濟特權,這又確保和增強了前者對后者的剝削。換言之,封建主義展現了基于土地私有制使無產者成為農民佃農加以剝削壓迫的社會運作方式。由于平臺對于數字資本主義就像土地對于封建主義,平臺本身就是類似于土地的生產資料,因此我們說的數字封建主義指的就是,基于平臺私有制使用戶成為互聯網平臺農民佃農加以剝削壓迫的社會運作方式。

數字封建主義意味著:第一,平臺成為地主或領主,豎立其上的用戶活動具有租耕土地的性質。平臺收取數字地租,根據平臺作為勞動資料,提供用戶活動發生的基礎空間條件,很容易被理解,故而經常被提及。但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平臺還讓用戶數字耕種,這只有在認識到平臺作為勞動對象、元數碼被塑形為商品時才能得到揭示。傳統封建主義,農民在土地上生產了農產品,其中大部分以實物租的形式被地主剝削。數字封建主義,用戶在平臺上則生產了數字產品,同樣以實物的形式被互聯網地主剝削。這種越過市場剝削的中介環節,直接的剝削和被剝削關系,具有徹底的復古性,這是數字資本主義被稱作數字封建主義的直接根據之一。哈里森指出,平臺資本“在成為數字土地所有者的同時,將賬戶持有者拉入了當今全球互聯網的普遍私有財產,使其成為數字農民佃農。這種租佃促進了建立封建農耕剝削模式的條件的成熟,這種模式通過建立數字種田、收取數字地租、摘取貢品來表現自己”(14)Stan Harrison,“Digital Feudalism:Sharecropping,Ground Rent,and Tribute”,Rethinking Marxism,Volume 33,Issue 2,2021,pp.217-245.。但平臺并不是為了獲得實物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獲得交換價值,使其成為資本增值亦即商品生產的要素。平臺用戶固然生產地租,但主要生產商品,前者必然地從屬于后者。因此,絕不能混亂矛盾地認為,“資本積累更多的是通過服務、租金、許可證、費用、免費工作(通常是在參與的偽裝下)和數據作為一種自然資源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商品生產和雇傭勞動力來實現的”。即便確實“從全球來看,在知識和技術行業,知識產權產生的租金收入超過了商品生產的收入”(15)Jodi Dean,“Neofeudalism:The End of Capitalism?”,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May 12,2020.。

第二,平臺擁有近乎封建領主的巨大特權,造成了對市場原則的威脅?；谕恋厮接兄?地主和農民在經濟上確立的依附關系,為層級結構體系化封建關系奠定了基礎,位于上層的地主向下對農民直接行使各種特權。這種特權是純粹的、直白的,根本沒有市場。平臺私有制使用戶成為農民,雖然并沒有形成人身依附關系,但大眾必須也必然成為平臺的受眾,而且不能逃離平臺,這由已然成形的交往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往方式決定。平臺已經成為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礎,超大型平臺甚至成為“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的新型基礎設施”(16)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平臺治理研究報告(2019)》,第17頁。。由于占有了最基本的生產資料,這些巨頭能夠非常容易地進行擴張整合,它們的經濟規模和影響力,比很多主權國家都要大。這不是知識產權、初始產權之類的問題,而是生產資料私有權的問題。此外,平臺本身兼具市場組織者和參與者雙重角色。平臺取代了市場,并且使國家屈從,也就滋養了特權,經典資本主義引以為傲的自由平等的市場原則也就遭到特權的威脅。

三、數字資本主義新型雇傭制:數字勞動

資本主義最核心的關系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資本主義最深刻的變化是資本剝削勞動方式方法的變化。資本主義進入用平臺這種新型勞動資料進行生產的數字資本主義階段,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即勞動的樣式樣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形成了具有復雜面相的數字勞動,以至于有人直接否定這一概念的學理性。由于數字勞動指的是塑形數字化對象生產數字商品的勞動,包括生產平臺的數字雇工勞動、塑形元數碼為平臺生產元數據的數字受眾勞動以及塑形元數據生產數據商品的高科技勞動(即數字復寫勞動)。這顯然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經典解釋模式產生了沖擊,再次激蕩起對資本是什么的本質性追問。對此進行說明,構成了數字資本主義批判性分析最為關鍵的一個支點。

(一)數字雇工勞動

馬克思指出,資本只能這樣來使用勞動力,即“通過勞動力把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形成要素來使用”(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換言之,通過吮吸勞動,生產資料把自己變形為商品。有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地方就有資本主義勞動。數字資本主義,數字勞動必然以數字商品的生產為軸心進行。

數字勞動首先表現為生產平臺的數字雇工勞動。因為首先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作為商品的平臺,它集數字化勞動對象和數字化勞動資料于一體。和機械化的機器一樣,平臺完全是產業資本在傳統雇傭勞動下生產的。由于平臺本身還包括龐大復雜的基礎設施鏈條,生產平臺的勞動事實上就包含許多本身并不塑形數字化勞動對象、不使用數字工具,也不生產數字產品的勞動,如開采信息和通信技術設備所必需的礦物的勞動、裝配數據中心的勞動。?？怂挂虼税褦底謩趧又糜谌驍底之a業價值鏈中去規定,它涵蓋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媒體、數據商品生產流通的整個過程,包括“奴隸采礦勞動、高度剝削的硬件裝配勞動、高壓力的軟件工程勞動、泰勒式和家庭主婦式的服務勞動以及無償產消勞動”(18)克里斯蒂安·?？怂?《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2頁。。?？怂篃o疑把數字勞動的外延擴大到了極限,他事實上是在討論,即便最簡單的數字活動的實現,也“必須進行復雜的全球分散但必然相互關聯的勞動過程,即數字勞動國際分工”(19)克里斯蒂安·?？怂?《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第378頁。,他是在用數字勞動闡釋勞動的國際分工,準確反映了數字勞動在整個數字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狹義的數字勞動作為生產數字化勞動對象和數字化勞動資料的勞動,是專業的技術工在明確的雇傭制下完成的,至于這些人是不是平臺本身的員工其實無關緊要。

平臺本身的員工是否進行數字雇工勞動,則需視具體人員而定。那些從事技術研發與運行的專業人員的勞動可以納入數字雇工勞動之中。當平臺有了受眾、生產了元數據的時候,這些員工還會進行塑形元數據生產數據商品的數字勞動,他們構成了平臺雇工的核心,作為勞動貴族,領取高額工資。職業經理人、客服呼叫員工、推銷者等等顯然還是以前的勞動,他們被購買的勞動力沒有使生產資料變形為數字商品,沒有生產出數字化使用價值。這與滴滴司機、外賣員以及其他類型的互聯網平臺“零工”別無二致,就他們的勞動生產的服務性商品而言,同樣不存在數字化使用價值,雖然他們無一例外地使用了數字工具。此類零工以前可能是自我雇傭或完全受雇于中介公司,現在由于平臺成為一切中介的中介,則徹底讓零工從屬于平臺,零工生產的服務性商品的價值被平臺占有。毋寧說,這種改變對勞動本身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并沒有因為使用數字媒介使其成為數字勞動,但是實質性地改變了雇傭制的形式,改變了勞動和生產資料結合的程式,使資本主義雇傭制采取了“數字雇傭”的新方式,以數字化聯結實現著傳統契約合同才能實現的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卻被意識形態化為“數字零工”。平臺對零工實際上有著嚴格的控制,這是一種資本主義數字泰勒制,因而他們也絕不是什么“零工”。此外,平臺日益依賴這些零工,他們實際上是全職勞動者。

(二)數字受眾勞動

生產數字生產資料以及使元數據變形為數據商品的數字勞動仍舊是傳統雇傭制下的勞動,屬于數字雇工勞動的范疇,因而是有酬勞動。通過勞動力把元數碼變形為數字商品的數字勞動則屬于數字受眾勞動的范疇,這類勞動是無酬勞動,是學術界所討論的數字勞動的主要類型,也是爭議最多的論題。

數字受眾勞動是普通大眾為平臺資本生產商品的生產性勞動。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的生產性勞動,無關開展活動的人的需要或目的,是就其客觀結果而論的。而客觀結果在活動開始之前,已經由活動開展的經濟基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結構內在地規定了。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活動是否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性勞動,在于它是否塑形生產資料、被生產資料所吮吸,并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出可供售賣的使用價值。由于元數碼私有制,不管出于什么樣的動機和目的,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是否創造全新的數據體,大眾一經成為平臺的“受用者”,即所謂的受眾,他們的活動就會成為塑形元數碼的數字勞動,為平臺生產出元數據、數據空間兩類商品。這些商品或者被直接兜售,或者作為生產資料被平臺員工塑形為新的數據商品。當然,“不是所有的數據商品隨時都在被售賣,一些特殊群體的數據商品比其他群體的數據商品更受歡迎。剝削在商品的生產和占有過程中就已經存在,它先于商品的售賣”(20)克里斯蒂安·?？怂?《受眾商品、數字勞動之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批判理論》,汪金漢、潘璟玲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1年第4期。。

數字受眾勞動的時間涵蓋互聯網平臺受用者的所有時間,換言之,受眾的所有活動都是數字活動,所有時間都是勞動時間,而非斯麥茲認為的“所有的非睡眠時間都是勞動時間”(21)達拉斯·斯麥茲:《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姚建華編著:《傳播政治經濟學經典文獻選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25頁。。因為,既然勞動是被資本主導的無主體性的客觀過程,完全取決于是否為資本事實上生產商品,那么勞動時間就絕對不會取決于大眾主動使用平臺的時間。那些純粹被平臺捕捉記錄生產數據的時間無疑就包括睡眠時間,不缺少專門針對睡眠時間的平臺。由于平臺作為數字生產資料的特性,人只要置身其中、豎立其上,其生命過程的任何活動都會造成對元數碼的塑形。從而,勞動時間已失去從時間本身出發加以規定認知的意義,勞動已失去其時間向度,勞動時間完全取決于勞動空間,取決于平臺占據滲透的空間,即取決于數字化的廣度和深度。因此,數字化和數據化同樣重要。對此,移動智能、數字基建的急速發展就是最好的佐證,這是一個通過數字化把整個社會徹底生產資料化的過程,所有人都注定自始至終被數字化生產資料傳喚為規定為勞動者。無論如何要記住,勞動是現代的范疇,資本主義具有使勞動日益被動化、從屬于生產資料,在“機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4頁。,即把直接勞動“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77頁。的必然趨勢。

數字受眾勞動意味著勞動力的生產、讓渡和被使用直接地統一于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對勞動力的談論圍繞工人展開,勞動力的生產是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活資料的消費中完成的,勞動力的讓渡是通過市場簽訂契約以雇傭形式完成的,勞動力的使用是工作日在擁有穩固空間的工廠里完成的。這反映了勞動力的生產、讓渡和被使用即勞動,在時空上本來互相分離。受眾勞動則意味著它們的合而為一,當個人成為受眾的那一刻起,勞動力的讓渡、被使用就已經成為現實。受眾在消費對他而言的生活資料的同時為平臺生產了商品,這只能是因為生產資料具有了生活資料的性質,而這恰恰也是平臺私有制作為現代數字—技術私有制所能實現的。由于大眾只是在使用自己的生活資料時才成為平臺的勞動者,因此大眾不可能是在售賣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勞動力的讓渡由于勞動力必然被使用還是發生了。這種讓渡根本不是市場交換,這種被使用也根本不是工廠工作,而是社會交往、日常生活,它們完成了本來由市場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加以結合的使命。經典資本主義的市場剝削、雇傭制消失了,一種新的社會交往雇傭和剝削誕生了。當然,作為再生產的關鍵環節,因為交往雇傭勞動力讓渡和被使用的直接統一,并不影響受眾為自己生產全新的可供自行售賣的勞動力,使其在另一個時空同時成為傳統的雇傭工人。不用像斯麥茲一樣去否定“勞動者是獨立的勞動力商品的生產者,勞動力屬于勞動者,他們可以售賣勞動力”(24)達拉斯·斯麥茲:《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姚建華編著:《傳播政治經濟學經典文獻選讀》,第25頁。。社會機構介入本來屬于勞動力再生產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在萬物互聯的數字化時代,人與物一般的聯結關系事實上是與整個外在世界的交往關系,也已經直接地成為經濟關系。資本作為社會力量,作為私人性和社會性的統一達至一個新的高峰,“社會工廠”也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存在。

(三)數字復寫勞動

由于受眾活動必然豎立其上的數字基質具有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二重性,從而使人類活動天然地具有了一分為二的屬性,一方面分離為生產用于交往的交互性數據,一方面分離為生產用于交換的商品化數據。換言之,在屬于自己的休閑消費時間里,受眾一方面為自己和別人生產了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也為平臺生產了另外的使用價值,雖然可能是由同一個數字產物的數字分身或共享特性實現的。與其說這是生產和消費復合為產消一體,毋寧說是兩種生產性勞動的復合。不止于此,受眾對元數碼的塑形,就像是在正常紙張及附著其下的復寫紙上寫字做功一樣,具有數字復寫性,兩種乃至多種彼此獨立的使用價值復合于一次同質的數字勞動被生產出來。

復寫勞動天然不是數字受眾勞動,但數字受眾勞動天然是復寫勞動。其實,勞動塑形勞動對象的產物很多時候都不是唯一的。例如,榨油的勞動不只生產油還生產油渣。把整體拆解塑形為部分,或者把部分塑形整合為整體,會產生很多多余的排泄物或副產品,這些多余的排泄物往往被當作廢料而不是勞動產品。為了生產100磅棉紗,“15磅棉花的使用價值必須化為飛花。因此,這些棉花的損失是棉紗的一個生產條件。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把自己的價值轉給棉紗。勞動過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這樣”,馬克思緊接著特別指出,“至少在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獨立的使用價值的情況下是這樣”(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9頁。。對生產排泄物和消費排泄物的利用,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擴大。由于科技的進步,大規模社會勞動必然大量生產排泄物的有用性會被挖掘出來,進而再轉化為新的生產要素,成為交換的對象。馬克思概括道:“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態;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頁。

數字科技的發展進步,將簡單活動變成數據所需的技術成本越來越低,基礎設施的平臺化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基質化和復合化,對人類生活和思維的擴張性殖民使生產的即時性程度日益提升,海量元數據被人類活動排泄分泌出來。與此同時,歷史性交匯的大數據技術,讓元數據在每一個層級上都形成新的獨立的使用價值,轉化為新的生產要素?？梢哉f,數字受眾勞動終結了生產排泄物,它在不同層級上的產物都被商品化了,只是和以往的復合勞動在勞動產物上就有直接區別。這些產物具有表面的同一性,它們在不同層次上共享著一個本體、一次勞動。因此,受眾勞動作為復寫勞動絕對不是“外部效應”,“一些人在正常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外部效應,這些外部效應沒有能夠使當事人獲利而被其他人享受了一些利益。例如,去超市購物的人,在結賬時會留下所購物品的信息,超市可以通過數據挖掘,發現有利可圖的進貨信息。但不能因此就說去超市購物的人進行了免費的(生產)勞動,甚至被無償剝奪了數據擁有權”(27)余斌:《“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與以往的人類活動不同,以平臺為媒介的受眾的活動實實在在為平臺私有者多層次地塑形了勞動對象,進而生產了商品,這些商品直接就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并不需要額外的勞動力進行生產。只是數字受眾勞動的非物質和技術異化向度使這些商品徹底去經驗化,完美地隱藏在可見的交往數據之下。

結 語

數字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形態、數字形態,是資本積累方式不斷演進的進化邏輯與現代數字科技合謀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在于,它把商品生產強加于整個社會,并最終通過把勞動力普遍商品化實現了自己以太般的統治,從此它始終按照商品交換的原則,通過生產、流通、分配實現財富積累。當現代科技具備了能輕松從數據中提取使用價值的能力之后,就開啟了數據商品化的大門。人類的生產交互被置于精心設計的數碼媒介之上,這些起初沒有任何形式的純數碼,即元數碼或平臺,一經獲得受眾就會成為受眾活動塑形的勞動對象,進而生產出龐大的數據商品。其中的關鍵是資產階級擁有元數碼,因此一開始就決定了其生產的一切都歸資本家所有,成為其積累財富和增加權力的資本?；谠獢荡a私有制占有使用售賣受眾生產的數據,反映出資本對勞動的奴役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契約雇傭,特別地獲得了交往雇傭的新形式,亦即資本主義勞動獲得了數字勞動的新形式。

對數字商品、元數碼私有制和數字勞動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秘密,借助此數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支點,才能科學地生成其他批判性向度并綜合上升,實現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例如,數字勞動要求首先緊扣數字拜物教批判數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拜物教認為,人通過數字工具對元數碼的塑形是數據智能化自動化運作的結果,即數據不反映為人手的產物而反映為物自身屬性的產物。同時,需破除關于數字共享的神話,因為平臺作為生產資料是資本用于奴役勞動的工具,絕對不是什么共享。數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隱藏的核心律令是“使所有人成為受眾在平臺中存在”,因為“存在即生產”,任何形式的數字化存在都將失去內容轉化為單純的數據量貢獻。這意味著參與式民主政治正在被數字資本主義利用并瓦解,真正的政治問題將被遮蔽,進而對數字資本主義政治的批判,必須在階級分析中融合受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