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技術代碼視域下功績主體的自我剝削與自由悖論

姜 英 華

(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韓炳哲指出,21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由規訓社會進化到功績社會。規訓社會中工廠、監獄、醫院和營房等物質景觀讓位于功績社會中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健身房等基本機構。功績社會建立在現代數字化技術的基礎上,數字化技術不僅重構了功績社會的社會架構,而且使規訓社會下被脅迫、不自由的馴化主體轉變為功績社會中被激勵、自由化的功績主體,馴化主體的舊禁令被功績社會下績效命令(Imperative der Leistung)的新戒律所取代而成為分配階級角色和激發人們行為的新規則和新遵循,由此引致他者剝削的消失和自我剝削的出場。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功績主體自我剝削的實現離不開數字技術的加持和數字技術對自由氛圍的營造。因此,要正確認識功績主體自我剝削的深層邏輯,識破功績主體形式自由、實質不自由的自由悖論,首先就要從數字技術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在關聯出發,識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規定下的技術本質和屬性,破解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代碼,進而指認自由辯證法的演繹邏輯和事實真相。

一、技術代碼和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真相

大數據、云計算、平臺、人工智能等新興數字技術的強勢進展和影響拓延,再次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并重啟了技術詮釋的議題。一種廣泛被接受的技術詮釋路徑是關于“技術中立論”的假說。持這種觀點的論者將功能與目的、手段與目標相剝離,將技術僅僅看作服務于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認為技術沒有善惡之分和好壞之別,本質上是與價值無涉的中立性存在?！凹夹g本身既非善亦非惡,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于惡。二者皆來自人類中的另一些根源,人類賦予技術以意義?！?1)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32頁。芬伯格在其技術批判理論中,對這種中立性觀點的產生根源和理論缺陷進行了指認,他指出:“傳統的中立性觀點通過將技術從所有的情境因素中抽象出來,從而將技術具體化……裝配線的齒輪和杠桿就像全景式監獄中的磚塊和灰泥一樣,都沒有內在的價值含義。當實際的機器和體系按照抽象的技術要素的模式來理解時,技術是中性的錯覺就產生了?！?2)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韓連慶、曹觀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9頁。因此,理解和詮釋技術與技術效應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和歷史情境,孤立、分離、抽象、割裂、靜止、放大地認識技術和技術本質。芬伯格強調,技術批判理論就是要在克服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批判技術的基礎上,恢復一直被忽視和已經被遺忘的社會歷史情境,從而發展出一種對技術的歷史性的、具體化的理解,進而糾正和驅散這種中立性的錯覺。另外一種技術詮釋路徑是“技術決定論”。這種論點將技術決定論的基礎建基在兩個假設上:“(1)一個社會的技術基礎是影響所有社會存在模式的根本條件;(2)技術變革是社會變革的最為重要的單一根源?！?3)蘭登·溫納:《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楊海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5頁。溫納列舉了兩種反對和質疑“技術決定論”的意見和聲音。一種意見指出,技術本身不僅受到社會環境的極大影響,而且“一個社會的特質和發生于其中的變革是一系列眾多可能原因的產物,這些原因包括氣候、地理、人口、宗教習俗、市場、政治結構等等。在我們目前的知識現狀范圍內,不可能決定性地證明技術或其他任何單一因素是最重要的”(4)蘭登·溫納:《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第66頁。。另一種聲音認為技術是經過主動篩選的,“技術的基本狀況是經過選擇的,并且與技術相關的社會結構并非僅是各種新裝置或技法的被動印記”(5)蘭登·溫納:《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第66頁。。溫納引用了馬克思的經典觀點——“人類確實塑造了他們的世界,但是他們也被它所塑造”(6)蘭登·溫納:《自主性技術——作為政治思想主題的失控技術》,第76頁。。他指出,技術不僅不是單一、單向的決定性要素,而且技術作為人類塑造環境和“世界”的結果,同時也被環境和“世界”所塑造,以此駁斥技術決定論的片面觀點。

事實上,馬克思既不贊成將技術看作脫離人類社會的簡單零散的技術要素的堆加,也不同意只是單純地看到技術對社會形式的單方面形塑力量或決定作用,而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立場,從具體的歷史場景和社會場域出發,指明社會歷史性是技術的根本屬性,并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和具體互動中闡明技術的內涵、特征、本質和作用。馬克思深入“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產方式”之中,在“歷史同自然科學和工業”相結合的“粗糙的物質生產”(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351頁。中探求技術發展的隱秘和深層真相。馬克思指出,技術效用的發揮是通過物質化的技術軀干、具象化的技術形式和結構化的技術體系實現的,從這一方面說,技術首先表征為具體化的物質形態。技術具體化的物質形式即人的意志通過對象化的實踐活動轉化為駕馭自然界的物質器官,表征為工具、中介、機器等生產力發展的純粹要素方面?！暗?技術并不只是表征單純的生產力維度,它并不孤立地發揮工具功能?！?8)姜英華:《數字時代資本意向、技術加持與勞動異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0期。究其實,技術的本質是社會歷史范疇;就其社會性和歷史性而言,“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頁。。除此之外,技術還具有深刻的歷史印記和具體的形態規定,從手推磨到蒸汽磨和紡織機、從馬車到汽車和輪船、從書信到電話和電報、從紙媒到數媒和數字平臺,技術的社會形式演變表征著技術發展的歷史線索和現實脈絡。不僅如此,作為社會歷史范疇的技術,還“與現代人類的生活世界直接關聯在一起”,技術工業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人對自然界的能動的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人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10)劉日明:《馬克思的現代技術之思》,《學術月刊》2020年第4期。。馬克思從三位一體的立體層次結構出發,從資產階級社會具有“19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實”(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頁。出發,描繪了一幅資本主義工業技術時代工業技術與人的本質的異化發展的圖景:“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1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6頁。盡管工業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示”,但是在具有階段性和社會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控下,這種展示也不得不以異化的、外在的扭曲形式展開。透過工業和人的異化相反相成的歷史發展圖景,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工業時代的技術悖論,即“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征兆”(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5—776頁。。技術的發展緣何如此?為什么技術既展現出資本主義社會前所未有的解放能力同時也暴露其不可避免的禁錮力量?根源何在?在深入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現實中去之后,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毋庸爭辯的鐵一般的事實,即工業時代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對抗關系,正是這種始源性的對抗關系衍生外化出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而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矛盾對抗關系。為何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對抗性不可避免?關鍵在于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的分離性關系和持久性結構,這一分離性關系和不對等結構不僅架構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8頁。,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在技術的加持下,不斷擴大和固化這種分離、對立和不對等關系。馬克思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這一最根本的基點出發,指出:“關鍵……在于巨大的物的權力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0頁。正是資本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定性從根基上決定了這種對抗的結構性、持續性和必然性,“工人喪失所有權,而物化勞動擁有對活勞動的所有權,或者說資本占有他人勞動——兩者只是在對立的兩極上表現了同一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而決不是同這種生產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現象”(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制結構貫徹在技術領域就表現為資本家對生產勞動過程的控制和對技術的操作自主性上。這種操作自主性不僅用一種技術上不可辯駁的客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掩飾了“從專制統治到霸權統治的、從通過強制和畏懼來榨取成果到通過同意的組織來榨取成果的連續過程”(17)邁克爾·布若威:《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李榮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頁。,而且用一種技術上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拱衛了資本統治的合法性。在看似技術中立或技術自主抉擇的基礎上再生產出資本家的操作自主權,以新技術的引入,保存、延續和再生社會既有的等級結構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霸權,由此產生了資本主義獨特的技術代碼(technical code),即“資本主義的社會需求和技術需求被聚合在一種‘技術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權’中,而這種‘技術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權’使技術體系的構造和解釋適應了統治體系的需求”(18)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第92頁。。實際上,技術代碼表征了技術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技術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內聚統一,形塑了變動、靈活、自我調節和自我適應的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策略,揭示了資本統攝下資本與技術契合拱衛的深層邏輯和本質關系。資本主義的技術代碼不僅使技術控制要求與資本社會統治要求深度互構契合,還使社會控制取得了技術控制的合理化和隱蔽化形式,社會控制透過技術控制看起來更“體現了有益于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利益的理性”(19)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9頁。,以至于打消了一切潛在的矛盾和可能的反抗,并以技術合理性的必然面貌遮蔽了資本主義技術統治背后隱匿的資本權力的統治真相。事實上,一種技術和技術設備的功能有效性并不必然導致它相較其他技術配置具有發展和選擇應用的優先性?！凹夹g的社會特點不在于內部運作的邏輯,而在于這種邏輯與社會情境的關系?！?20)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第95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核心和最本質的社會情境就是資本關系、資本增殖對技術的占有和調用,以及技術對資本統治能力的拱衛和穩固。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勞動者自由使用數字平臺和自由勞動的過程本質上也是數字技術掩蔽下資本最大化效率和最優化贏得剩余價值的過程。任何一種或某一方面技術發展的優先性都折射出資本獲利的優先性,技術優先性的實質服務于資本獲利的至上性?；谶@一事實,斯爾尼塞克提醒人們,不要被平臺經濟表面上的自由性和新穎性迷惑,從而忘記了資本統治的連續性和持久性,資產階級依然占有平臺技術,依然擁有對平臺的所有權(21)尼克·斯爾尼塞克:《平臺資本主義》,程水英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5頁。。技術代碼揭示了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技術統治的深層邏輯和真相,即技術代碼是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技術選擇得以根據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做出”(22)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第93頁。。而資本的“操作自主性”和“統治合理性”也在技術選擇自主性的掩蔽下披上了自由的新裝,由此變得先進、隱匿、合理而更不易覺知。

二、數字技術加持下功績主體的自我剝削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史同時也是資本以技術為變量進行增殖積累和統控治理的演化推進史。就資本對勞動力進行控制的策略進化而言,“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隨著勞動技術構成的轉變,工人使用現有的手段來發明新的反抗和逃避資本的形式,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資本被迫重構生產、剝削和控制的基礎,再次改變技術構成……如此等等”(23)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6—107頁。。技術更新迭代在改變勞動的具體形式和為其提供新的反抗工具的同時,也為資本提供了更新的、更精細同時也更加不易察覺的監控方法和控制工具。

具體而言,資本是罹患積累強迫癥的“患者”,只有在不斷最優化和最大化價值增殖的活動中才能緩解和滿足資本積累增殖的饑渴。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受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和技術限度的制約,資本積累和價值增殖的欲求只能在相對固定的工廠空間、依靠相對穩定的工人隊伍來非常有限地實現。技術的躍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賦能,使得資本原有的增殖方式和傳統的增殖路徑越來越顯得局促、約束和不合時宜。因此,資本急需打開增殖新格局和開辟積累新路徑,制造能夠容納全社會的、開放的生產關系并進行更加精明有效的統治治理。在統治策略和治理手段方面,資本發現,真正強大的權力是平靜無形且不易察覺的,比起不允許、壓抑、暴力和命令,借助誘導、激發、成全和示好等精明方式進行的治理更有效,剝削潛力和剝削空間也更大。由此,資本主義社會由規訓社會進階到功績社會,在數字化技術增權賦能的作用下,自由借由績效指標和績效管理也成為功績社會最主要、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和嶄新工具,平臺、算力、算法推薦等數字技術的加持,以肯定、自由、鼓勵的新策略代替了否定、禁錮和壓抑的舊手段,打造了功績主體并催生了功績主體的自我剝削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功績社會并不是對規訓社會的完全否定,相反,兩者在保障生產程序的“應當”和提高生產能力的“能夠”之間具有邏輯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蛘吒_切地說,功績主體依然要接受規訓,但又逾越了否定性、強制性的規訓階段。具體而言,數字技術保證了形式自由和表面自由的“最大限度”和最迷惑幻象,由此打造了一個唯績效命令是從的社會——功績社會,它將資本的增殖本性晉升為資本的績效要求?？冃且粋€廣泛得到認同的價值,不僅因為績效在一定程度上與壓倒一切的效率密切相關,而且因為績效表面上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勞動紀律客觀的內在自我施加,而不是社會控制的外在的和自上而下的強制?？冃б环矫媾c彈性而靈活的非雇傭勞動關系深度契合,它打著“多勞多得”的幌子和增量吸引的招牌,比傳統僵化的計時工資更能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內在的潛能動力,績效產生的“為自己”和自我成就的錯覺使勞動者處于一種不知疲倦地自愿勞作和自我作戰的狀態之中。另一方面,功績社會還是超越規訓社會(否定型社會)的肯定型社會,“能夠”的確證性取代“禁止”的否定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精神政治學最顯著的特征?！八皇鼙环穸ǖ耐{,而是借助積極的刺激來運行。它不用‘苦藥’,而是通過‘點贊’(Like)去達到目的。它向靈魂示好,而不是對它進行震撼,使其癱瘓。它誘導靈魂,走向靈魂之前,而不是處處與其針鋒相對。它認真地記錄靈魂的愿望、需求和期許,而不是將這些統統抹殺。它會對人的行為進行預判,疾走先得,而不是一味使人的行為落空。新自由主義精神政治是智能的政治,它不去壓迫而是去努力討好、成全?！?24)韓炳哲:《精神政治學》,關玉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47頁。功績社會用點贊、鼓勵、誘導、示好、迎合、滿足等肯定性操作取代規訓社會中拍磚、貶低、批判、否定、刺激、脅迫等否定性行為,將激發、制造和滿足欲望作為新的資本價值的增長點,提醒和鼓勵人們過度展示、過度暴露、過度消費、過度交往和過度活躍,用過度膨脹和過度的積極性締造透明的勞動社會,滿足資本價值增殖的無盡欲望?？隙?、確證的功績社會還是一個極度興奮的社會,“這里沒有階級之別和性別之分。無論是‘優勝者’還是‘劣勢者’,都被囊括在績效和優化的強制力之下”(25)韓炳哲:《暴力拓撲學》,安尼、馬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7頁。。在無休無止的績效指標的衡量下,所有社會成員都降格為實現績效指標的同質化物質載體和生產性生命,都必須隨時隨地待命,時時刻刻保持警醒和靈動,功績主體只有始終保持非定向和懸浮,始終保持自我的未閉合和未完成狀態(26)韓炳哲:《暴力拓撲學》,第68頁。,才能滿足資本對不定型、彈性化和流動性、靈活性的需求,才能完成以最小的成本付出為資本增殖源源不斷地貢獻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功能使命。

功績社會還打造了以績效為尺度的功績主體,功績主體以形式上的個性化、多元化和多樣化掩蓋了自身勞動活動的單一化、同質化和透明化。與馴化主體可視化的外在的統治機構相比,“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于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于自身”(27)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0頁。。功績主體還將外在強制和他者約束轉變為內在逼迫和自我束縛,外在的競爭壓力轉化為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內驅動力,由此產生了自我關涉的競爭。個體的自我指涉使“和自我的競爭激化成為一種絕對的競爭”(28)韓炳哲:《倦怠社會》,第80頁。?！八麑⒆约豪г谝患懿粩嗉铀?、圍繞自身旋轉的瘋狂競爭(Hamsterrad)之中”(29)韓炳哲:《倦怠社會》,第74頁。,因此,也陷入自我檢討、自我沉湎和自我纏斗的自我剝削、自我超越和自我毀滅的惡性循環和無底深淵之中。

馬克思在動態化的勞動資料更新中指明了資本主體對于勞動客體的要求,他指出:“勞動資料本身成為一種工業上的永動機,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它就會不停頓地進行生產。因此,勞動資料作為資本就具有一種欲望,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2頁。后工業時代的功績主體用自身“去雇傭關系”的“靈活的個體身份”(31)韓炳哲:《倦怠社會》,第79頁。和碎片化的社會化優化組合克服了上述人的身體和意志的薄弱缺陷,滿足了資本對無限性增殖空間和最低程度社會反抗的雙重要求。具體而言,在功績社會中,“績效主體身處一種恒久懸浮的狀態,這種狀態容不得任何確定的‘定向’、任何清晰的自我輪廓。理想的績效主體將是一個無個性(charakterlos)、沒性格(charakterfrei)的人,放之四海皆可用”(32)韓炳哲:《暴力拓撲學》,第68頁。。這種無定向、開放的、漂浮的、無限靈活和機動的功績主體,能夠隨時隨地地做好工作的準備并進行最自覺、最有深度的自我剝削,否則就會被競爭的機器淘汰出局。自我剝削催生出一種拼命跟自己影子賽跑的自指性的絕對競爭(33)韓炳哲:《暴力拓撲學》,第54頁。,這種自指性的絕對競爭和自我操持型的自我剝削消除了主體自身外指性的批判力,滋生了自我檢審、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抑郁情緒。不僅如此,功績主體還罹患績效強迫癥?！翱冃娖劝Y促使他不斷地提升效能。因此永遠無法達到獲得獎賞的休止點。他永遠生活在負罪感和匱乏感之中?！?34)韓炳哲:《倦怠社會》,第70頁。這種內在的、永無止境的壓迫感、負罪感和匱乏感驅使功績主體進入一種永無止歇的自我強制、自我成就、自我競爭和自我超越的循環之中,循環的盡頭是抑郁、耗損和毀滅。因此,功績主體自我實現和自我競爭的實質就是自我剝削,通過自我剝削,功績社會能夠實現績效的最大化和最優化,而在追逐資本這一永無休止的增殖理想的道路上,自我剝削的功績主體卻不斷焦慮、倦怠、死亡和崩潰,斷送了自由發展的前景和未來。

三、功績主體自我剝削的自由辯證法悖論

資本主義的自由本質上是資本的自由和勞動的不自由。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自由是可見的、有人統治的、專制式的“自由”,其背后和深處是勞動者現實的不自由。馬克思早就警醒和告誡人們,“不要一聽到自由這個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動!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57頁。。數字技術的加持以巧妙無形的算法延續、鞏固并擴大了資本的自由,資本自由的擴張延伸是以對功績主體自由的敲詐利用達成的?！靶伦杂芍髁x是一種有效且智慧的體系,它可以對‘自由’進行充分的利用,包括一切與‘自由’相關的實踐、表達,比如情感、游戲、交流等。違背其意愿去利用別人的行為是無效的。對異己的利用,收效甚微。只有對自由的利用收益最高?！?36)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4頁。正是對自由的充分肯定、利用而不是打壓、否定,產生了功績社會中獨有的自由辯證法邏輯。

首先,自由辯證法表現在“自由行動”和“數字監控”之間。為確保勞動者遵守勞動紀律和保持勞動節律,傳統的計時工資不僅需要花費大量的監督管理成本,而且不允許勞動者有任何“自主選擇”和“自由行動”的空間。進階到數字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資本動態化、彈性化的積累訴求和生產向數字化、非物質生產方向的拓展轉化,催生了諸如眾包、外包、零工經濟等計件工資的現代網絡和平臺形式。與傳統的計時工資相比,新的勞動形式和計酬方式“在形式上給予勞動力更強的自主選擇性、時間靈活性和空間機動性。除了數字化儀表和平臺輔助,勞動過程察覺不到任何監視和強制”(37)姜英華:《平臺經濟勞資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實際上,數字儀表和智能算法不僅能夠在勞動者毫無察覺的情況下360度無死角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而且能夠用平臺的獎懲機制和績效考核結果反向導控和矯正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使其成為其自身勞動行為和勞動過程最自覺、最嚴格同時也是最精準的監督者和資本需要的最及時、最勤謹同時也是最自律的調節者,由此省去事無巨細的過程管控和大量的監督管理費用。而在整個社會中,數字監控還營造了一種“他者消失”的虛假的自由氛圍和自由幻想。與“懲戒社會”中的“全景監控”不同,數字化打造了“透明社會”?！巴该魃鐣敝械摹皵底只氨O獄”并不延續傳統社會中限制、打壓、孤立、孤獨的控制邏輯;相反,它鼓勵人們進行聯絡、自由交往、自由展示和自我暴露。自我展示和自我暴露是人們參與數字化全景監獄建造和運營的“自由方式”,這種“自由方式”隱形了外部機構的強制,使人們的自由展示和自我暴露是出于自身的內在需求而不是外部逼迫。但是,統治機構的隱形甚至“廢除”并不會導致真正的自由,而只會造成虛假的自由之感、更加的不信任和加劇的“全景關注”,人們看似行動自由,實則只是在數字化監控允許的自由范圍內將自己全部奉獻和悉數交付給數字平臺和數字資本的“提線木偶”。自由行動催生的“暴露癖”和“超交際”完美契合了數字資本商業化的增殖邏輯,自由主體實質是為資本增殖服務的功能主體,自由的前提是“非質疑”和肯定,自由的實質是時時刻刻被注視和被監控。

其次,自由辯證法表現在“自由時間”和“工作時間”之間。 傳統資本主義時代,工人被物化和規約為單純的“勞動時間”,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與最大限度地侵占勞動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是同義的。為了最大化增殖,資本不得不在“工作時間”上下功夫。在一晝夜24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97頁。。但是,囿于有限的技術手段,傳統資本主義只能靠零敲碎打的“偷竊方式”最大化膨脹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和資本增殖工作的時間。比如,一種簡單而常見的方法就是強制要求工人比規定的上班時間早些開工,再比規定的下班時間晚些收工,強迫工人減少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逼迫工人延長工作日的標準時間,這樣通過化零為整的方式每天奪取工人的“非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技術、數字媒介和智能終端的問世和普及,改變了包括生活和工作方式在內的人的存在方式,人們將生活、工作、學習、休閑和娛樂的更多時間付之于數字終端和數字媒介,甚至可以說,數字終端和數字媒介催生的游戲等體驗已經成為人們最喜愛和最主要的一種休閑和娛樂模式,由此大大擴容了資本增殖的“自由時間”。而且,便攜式的數字移動設備還松解了舊式的空間限制,模糊了傳統的時間邊界,進而重新規劃和打造了數字資本的時間模態?！靶碌臅r間模態不僅打通了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而且把人們用來審美和休閑的閑暇時間全部置換為工作時間。這種置換不是赤裸的、暴力的強制置換,而是隱匿的、以機動性和靈活性之名實現的置換?！?39)姜英華:《數字資本的時間變構與時間規訓及其異化后果》,《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這種置換以“自由的姿態”實現了資本績效對自由最大的挖掘和敲詐,功績主體的全部自由時間都淪陷為自由勞動時間。因此,功績社會中自由勞動的時間就是資本進行自由剝削的時間,功績主體遭遇的自由危機已經不再是“我們面臨一種否定或者壓制自由的權力技術,而在于這種權力技術對自由敲骨吸髓般的利用”(40)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21頁。。這種利用還抹去了勞動決策的強制痕跡,使功績主體在奴役狀態不自覺和無意識,這才是自由最大的危機和自由辯證法最吊詭的顛倒邏輯。

最后,自由辯證法表現在“自我實現”和“自我剝削”之間。新自由主義的精明權力從來都不偏執于一端,而是將“攻心”與“攻身”結合起來進行治理。傳統的“攻身為上”使用強力、規范和禁令,通過處處否定和事事禁止為資本增殖打造馴順的身體,勞動的過程同時就是異化和“自我非現實化”的過程,就是顯著的被剝削和被役使的過程。功績社會“攻心為上”,借助了肯定、誘惑和贊賞;功績社會發現,被動的身體馴化和勞動過程操控遠遠不及主動的精神依賴和勞動過程的自主安排,牽引靈魂比禁錮身體更有效,對自由意志進行操控就能操控整個自由個體,就能最大化效率和最優化功績。由此,在新的功績社會規制下,“剝削披上了自由、自我實現和自我完善的外衣。這里并沒有強迫我勞動、使我發生異化的剝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剝削著我自己,還天真地以為是在自我實現。新自由主義的統治藏身于幻想中的自由背后。它與自由攜手并立于我們面前之際,正是它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感覺上的自由消弭了任何反抗、革命的可能性,這才是它的致命之處”(41)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7頁。。功績主體的異化不再是外指的暴力導致的異化,而是新型的自我異化,這種自我異化將自身當作有待完善的功能對象和功能主體,并在自我優化和自我完善的自由錯覺中,將自由和剝削合成為自我剝削(42)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38頁。。因此,自認為自由而自主的功績主體,“實際上卻是一個奴仆,是沒有主人強迫卻自愿被剝削的絕對的奴仆”(43)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2—3頁。。這就是功績社會自由辯證法的奸險邏輯,同時也是功績主體自由辯證法的致命邏輯。

新自由主義同時還宣稱功績社會即自由社會。在自由的功績社會中,外在的強迫力量和強制性的他者剝削隱退了,功績主體無須服從和屈尊于任何人,他本身就是自己的統治者和主人,“但盡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績效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不分彼此。這種自我指涉性產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于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44)韓炳哲:《倦怠社會》,第20頁。?？冃顚娖绒D化為自由,自由和暴力合而為一,所謂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實質就是毫無保留地自我施暴和自我奉獻。暴力的拓撲式置換使暴力內向化,而暴力的內向化一方面使服從主體把外在統治機關化進內心,將其變作自己的一部分,這樣不僅能夠大幅度降低實施統治的成本,還能使暴力內化成自然而然的下意識習慣(45)韓炳哲:《暴力拓撲學》,第13頁。。另一方面,功績主體誤將資本增殖和績效最大化的需求當作自由競爭和無限完善的自我需求,由此陷入“自由意志的自我強迫”的內卷競爭之中無法自拔。一旦失敗,功績主體只是“自己承擔失敗的責任,并以此為恥,而不是去質疑社會或者體制”(46)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8頁。。這就是功績社會自由辯證法演繹的毀滅性后果。功績主體越是執念于自我催逼和自我實現,就越是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奉獻的無限循環,就越是自我損毀和自我耗盡,而資本和資本統治也在功績主體不斷沉浸式的自我操持和自我淪陷、自我損毀和自我耗盡的過程中滿足增殖嗜欲、穩定權力結構和鞏固統治秩序。因此,所謂功績主體的自由“只不過是推卸資本責任的個體自主負責的自由”(47)涂良川:《平臺資本主義技術邏輯的政治敘事》,《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其實質是功績主體自我毀滅的自由。今天,數字網絡的“全覆蓋”和數字技術架構的“全天候”已經重塑了資本,重塑后的數字資本將他人剝削(Fremdausbeutung)轉變為涵括所有社會領域和波及所有社會階級的自我剝削(Selbstausbeutung),所有社會成員都被吸納成為受資本獨裁控制并充當資本增殖幫工的自由自主的自我剝削者,資本統治隱遁其形,而功績主體卻在資本營造的表面的自由氛圍和幻想的自我實現中為資本流盡最后一滴血、耗盡最后一口氣,功績社會的自由辯證法就是自由毀滅和自由終結的災難辯證法。

結 語

總之,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和個體發展的重要維度和核心方面,但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是在資本統治的有限性規定基礎上的自由發展?！耙虼?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于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181頁。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核芯”和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局限性,沒有改變個體自由的扭曲形式和悖論邏輯,改變的只是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物和“獨立的物”取得了綜合集成的數字技術隱形、合理的形式,并獲得了數字技術和數字算法等的系統權力。數字資本主義將人的需求和資本統治的需求更緊密地結合成看似事所必然和不可撼動的技術代碼。在數字資本主義技術代碼的籌劃和遮蔽下,自由的個體、自由個體的自由時間和自由意志都被操控,數字技術將一切自由活動和自由形式都變成可資利用和有待榨取的經濟資源,新型的功績社會實質只是規訓社會的晉級形式,是冠名自由的新型監獄。在功績社會中,功績主體“擺脫了一切來自他者的約束,卻陷入了毀滅性的自我束縛”(49)韓炳哲:《倦怠社會》,第82頁。。無處不在而又無孔不入的績效指令和指標魔力不斷鼓勵和兜售地“做自己”,不過是“把自己加載于自己身上”(50)韓炳哲:《他者的消失》,第101頁。的自我約束、自我施壓和自我盤剝,“做自己”只是肯定和鼓勵人們為資本增殖貢獻最后一滴血肉的空頭支票和廣告噱頭。數字技術和新型的功績社會沒有將資本主義導向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而是打造了一個使剝削和統治在沒有“主人”和沒有主人可視化的注視目光下也能照常進行的新的資本操控和統治裝置。因此,更多的自由實際代表著更多的壓制和強迫(51)韓炳哲:《在群中》,程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0頁。,這就是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功績主體自由辯證法的悖論邏輯,自由辯證法悖論式演繹的結果只是控制形式的不斷推陳出新和真正自由的歷史終結。而要擺脫功績社會自由辯證法邏輯演繹的消極效應和跳脫出功績社會自由悖論的怪圈,“只有通過將生命從資本中、從這一新的超越論(Transzendenz)中全面解放出來后,才可能實現”(52)韓炳哲:《精神政治學》,第70頁。。只有這樣,生命才能從生物性和本能性的物性存在和倦怠狀態回歸到豐富性和超越性的本真狀態,資本也才能由鉗制生命的消極的制約要素轉化為助力生命全面發展的積極的解放力量,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克服和顛倒自由悖論,體認和達至真正意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