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合作社研究十年（2012—2022）

孔祥智 李愿

摘要：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數據庫核心館藏農業合作社主題的相關文獻，結合Citespace和Vosviewer文獻計量軟件優勢，利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了近十年來國際合作社研究的來源作者、機構、國家等方面的分布特征及關鍵詞、突現詞的發展特征，并梳理了國內研究脈絡與熱點，將其與國際研究進行對比，分析了當前我國可借鑒的一些研究方法與主題。研究結果表明：近十年國際合作社研究數量呈上升趨勢，核心作者群已逐漸完善，但尚未形成大型的跨國家機構合作群。從研究內容來看，近年的研究著眼視角較為微觀，多數研究關注合作社自身的績效、成員、效率等微觀因素，且近十年合作社研究從關注自身的成員特征、治理模式、貿易準入能力等內部特征過渡到合作社的福利提升、技術擴散、產業升級等外部效用。從突現詞來看，控制權、福利、技術采納在近幾年里呈現出高頻趨勢，從研究方法來看，近十年合作社研究在方法上越來越多地采用定量而非定性分析，計量而非案例分析。相對于國際研究，我國合作社在內部研究方面存在研究方法單一的短板，需要加強計量方法的更新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演繹。同時，我國在外部研究中的主題豐富度也欠佳，但這主要是基于合作社發展階段的差別。

關鍵詞：合作社；文獻計量；農業經濟

一、引言

合作社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隨著國際合作社運動的發展，合作社模式不僅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甚至占主導地位[1]，在發展中國家也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2]。合作社最早出現于消費領域，即羅虛代爾先鋒社，但農民合作社后來居上，成為當今世界最為成功的合作組織類型，也是當代世界合作運動的主體，是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4]。最初農業合作社成立主要是為了維護弱小農戶的利益，通過共同經營來提高農戶議價權，降低其市場準入門檻、改善其經濟地位[5]。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合作社已經成為關系著一個國家農業改革、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等重要發展戰略的組織[6]。

當然，經歷多年的發展，合作研究的相關領域已較為成熟，如組織架構、成員異質性等方面。然而，隨著實踐的深入與研究方法的更新，近年合作社研究出現了上升趨勢。一方面，合作社運動實踐的發展與時代主題更加緊密，一些重要議題如可持續發展、技術推廣等被頻頻提出[7]；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進步使得以往只能夠進行定性或案例分析的主題現如今已可以用更為精確的計量技術去控制相關因素的影響，例如在過去合作社異質性難以量化，但如今已可以進行定量的因果檢驗[8]。這兩方面表明合作社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知識領域，但目前缺乏對最新研究的系統回顧，難以準確了解近年國際合作社領域研究進展和學術動態以開展后續相關研究。

為此，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數據庫的核心館藏論文，綜合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軟件的優勢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系統、可視化地分析總結近十年合作社領域的文獻，探索研究現狀，以期揭示合作社的研究動態，反映近年合作社領域的研究進展，為整合研究框架，拓展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參考。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數據庫核心館藏數據庫為基礎，該數據庫是美國湯森路透開發的信息檢索平臺。以科學引文索引、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藝術人文引文索引為核心，收錄9 000余種世界權威和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數據庫中的文獻在學術界具有較高的權威性。研究采用分組檢索的方法，搜索前提設置為：（T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或“cooperatives”），TS為主題，時間跨度為2012—2022年，文獻類型為“文章”或“綜述”，共搜得2 810篇，剔除實際不相關論文后還剩余879篇。為了避免重復文獻，本文還使用Citespace的重復數據刪除功能，通過重復性檢驗。

本文采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展開。文獻計量分析方法以文獻為載體來研究某一學科或某一領域的文獻體系特征，是一種集合數學、統計學、文獻學于一體的交叉研究方法，可探究研究對象的特定結構、特征和發展規律，21世紀以來被廣泛應用于各個研究領域[9]。Citespace和Vosviewer軟件是兩個功能強大、相輔相成的文獻計量分析工具。Citespace是陳超美教授于2004年提出的應用軟件，一般用于分析和可視化知識領域的新興趨勢和模式，在文獻關鍵詞分析、聚類分析、主題詞、作者信息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Vosviewer是由萊頓大學的Van和Waltman開發的文獻分析軟件，在大數據處理和圖像繪制方面具有優勢，能夠更清晰地展現研究領域的熱點和課題。

三、總體狀況分析

（一）發文趨勢分析

發表文章數量的年度分布可以反映某一學科的研究水平和發展程度。本部分選取2012—2022年關于農業合作社文章進行數量分析，如圖1所示。

總體來看，農業合作社相關研究發表數量總體上呈穩定增長態勢。具體而言，合作社研究經歷了2012—2016年的穩定發展、2016—2018的快速增長及2018以后的持續發展三個階段，2012—2016年間，國際合作社年度發文量并不高，平均每年42篇左右，并存在明顯的次序波動，即一年多、一年少的現象。2016年后，合作社發文量出現井噴式增長，僅兩年后，年度發文量已達127篇，相較2016年增長了188%。2018年后，合作社的發文數量仍持續增長，在后續4年中年均發文量達128篇。這說明快速增長的研究量并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國際上關于合作社的研究方興未艾。2022年，相關研究熱度則有所減弱，發文量減少至2018年水平。

（二）研究作者的網絡分析

通過分析作者的合作網絡，可以確近十年農業合作社領域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和核心研究團隊的實力。Vosviewer軟件分析了發表超過3篇文章的作者合作網絡。通過顏色漸變，可以直觀地反映近年來各學者的合作情況（見圖2）?？梢园l現，發表文章數量較多的作者表現出明顯的網絡特征，主要包括浙江大學的梁巧（Liang Q）、瑞典農業科學大學的Nilsson J和瓦赫寧根大學的Bijman J的合作網絡。這標志著他們在合作社領域發展了一支高產作者研究團隊。

學科的發展是該學科知識不斷積累和創新的結果，核心作者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而核心作者群的相關成果對其所在領域的研究具有導向作用，識別核心作者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該學科的主流觀點和研究動態。在文獻計量分析中，發表文章3篇以上的作者被視為該領域的核心作者（Cheng P）。發表文章數量排名前三的學者分別是浙江大學的梁巧（Liang Q）、密蘇里大學的Jasper Grashuis和瓦赫寧根大學的Marijke DHaese。數據顯示，近十年合作社研究核心作者有43人，發表文章416篇，占該領域發表文章總數的49.46%，接近Derek J. de Solla Price提出的50%的標準（當核心作者發文量占據領域內總研究的50%時，該領域的核心作者群便已經形成），這表明農業合作社領域的核心作者群已逐漸完善。

（三）研究機構的網絡分析

以研究機構為節點進行可視化分析，可以獲得研究機構的合作網絡圖（見圖3）。圖中節點大小代表發文數量，連接線粗細大小代表機構間合作強度，節點及連接色彩代表了發表的年份。從前三名主要研究機構信息來看，密蘇里大學發表文章數量最高（24），其次是浙江大學（22）和瓦赫寧根大學（21），并形成了以這三家研究機構為核心的研究網絡。這表明這些機構在該領域具有較強的科研實力和影響力，且不同機構之間存在著合作關系和大規模的協作。為了察看中外合作的關系，本文利用Citespace進行圖譜分析，發現近十年浙江大學與中國農業大學發文量較多，且時間跨度比較廣。四川農業大學異軍突起，在近兩年內與新西蘭林肯大學等機構一起發表了相當數量的文章。此外，福建農林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在前幾年也發表了一定文章并與國際合作密切。當然，合作社研究也有一些固定的機構合作關系，如根特大學與安特衛普大學、魯汶大學等比利時院校的內部合作網絡?？傮w而言，研究機構處于局部聚集狀態，這表明研究機構分布相對集中，形成了小的聚集群，但尚未形成大型的跨國家機構合作群。

（四）研究國家的網絡分析

從 表 1和圖 4可以看出，中國、美國分別發表了162、156篇文章，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中美兩國發文數占總文章數的19.3%、18.5%。從圖4的連接情況性可以看出，節點之間的連接密集而復雜，這說明相關研究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著豐富的合作關系。圖4中，節點連接線顏色表示合作文章發表的年份，連接厚度代表合作強度。從合作深度來看，中國學者近年與瑞士、新加坡、加納等國的合作相對較強。從合作廣度來看，在發文量前20的國家中，有12個國家與中國有著合作關系，而美國與19個國家都有相關合作，這說明我國合作社研究在國際協作方面還需加強。具體而言，中國與比利時、巴西、土耳其、古巴、埃塞俄比亞等國近十年暫無合作研究，而以上各國在合作社研究中亦占有不低份額，其研究價值得深挖。

四、關鍵詞和熱點分析

（一）基于關鍵詞的分析

關鍵詞從論文的標題、摘要或正文中提取，雖然在文中所占篇幅極小，但凝練了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透過關鍵詞可以較好地把握論文的研究主題和主要內容。為了更好地了解近十年來國際合作社研究的整體情況，筆者繪制了如表2所示的關鍵詞分布情況表。本文通過Citespace對3 397個關鍵字進行梳理，并計算與其他關鍵詞的共現鏈接的總強度，選擇總鏈接強度考前的1 000個關鍵字進行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出現頻次最高的幾個關鍵詞為“績效”“政府監管”“小農戶”，這一方面反映了合作社作為特殊的農業經濟組織，其績效為主要目標，小農戶為主要關注對象，而政府監管為重要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年來的研究著眼視角較為微觀，多數研究關注合作社自身的績效、成員、效率等微觀因素。從關鍵詞集中度來看，超過80%的關鍵詞出現頻次在5次以下，說明近年的研究所涉領域較為廣泛。

關鍵詞抓住了文章的核心思想。通過對一個領域關鍵詞的研究，可以快速掌握該領域的熱點話題。本研究采用VOSviewer軟件對關鍵詞進行可視化。圖5知識圖譜中的節點表示關鍵字，節點越大，頻率越高，節點之間的線表示特定關鍵字的共現次數。此外，在VOSviewer知識圖譜中，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發表時間，相同的顏色代表相同的發表時間。通過分析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可以發現，近年來大數據、環境變化、福利、杠桿是較為熱門的關鍵詞，而政府監管、合作社決策等呈現出較大的研究跨度，說明其重要性與創新性仍在加強。

（二）研究熱點與前沿

為進一步分析研究前沿，本文還對突現率進行了展示分析。突現率是反映文獻被引頻次或關鍵詞出現頻次變化率的關鍵指標，而基于突現率來分析未來研究趨勢即研究前沿在當前文獻計量分析中較為普遍。本文借助CiteSpace軟件，導入所有關鍵詞，在計算各關鍵詞突現率的基礎上，列舉了近10年來的突現關鍵詞（見表3），并對這些關鍵詞在樣本文獻中進行二次檢索，以進一步分析未來合作社研究的前沿問題。

由表3可知，近十年突現詞呈現交替變化的趨勢。單獨看來，公平貿易認證、土地利用、農戶、貧困在早期（即2012年）就展現出高頻變化率，但除了公平貿易的熱度一直持續到中期外，其余關鍵詞僅是曇花一現，關注度在不斷減弱。中期出現的突現關鍵詞中，除控制權的熱度保持較久外，其余熱度都只持續2～4年左右，這說明合作社控制權在合作社研究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研究內容比較豐富。最后福利、技術采納與水果種植戶在近兩年呈現出高頻趨勢。接下來本文對重要突現詞進行分析，以期探究研究前沿脈絡。

控制權：隨著農業現代化發展，傳統的農業合作社模式正受到挑戰[10]，為了在國際市場形成足夠的競爭力，合作社不得不克服公平限制以提高效率[11]?？刂茩嘧鳛楹献魃缃M織結構與治理結構的核心，其分配與影響日益受重視。在早期，合作社控制權與所有權是否分離及為何分離是主要的研究問題[12]。同時，合作社有何種組織、治理結構，不同控制權的分配有哪些影響等問題露出水面[1]；隨著研究的深入，控制權分配對合作社未來可持續性的影響也越來越多[13-14]。

福利：福利研究涉及合作社有效性的評估。合作社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合作社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貿易公平、空殼社等問題。因此，科學評估當前合作社的價值，在考察服務利用對社員福利的影響時，客觀回應對合作社發展的質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5]。此外，福利的研究是基于以往合作社對農戶收入、交往等各種行為的影響研究之上的。由于不同國家的政策目標不同，衡量農戶福利或家庭福利的方式也不一樣，故而研究具有較強的多元性。但在方法上，研究又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因此近年來發文較多。

技術采納：技術發展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農業技術也被認為是打破貧困陷阱的主要途徑。然而，改進的農業技術的采用率卻并不高[16]。農業合作社作為農村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既承擔了技術集納又承擔了技術培訓的角色。隨著近年來科技的不斷發展，合作社研究中對于技術采納的關注度驟然上升。從技術主題來看，由于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下的農業可持續問題是21世紀的重要議題[17]，綠色技術、信息技術的應用成為研究熱點[18]，而研究角度也是圍繞著合作社作為技術培訓方對社員技術采納的影響及合作社作為技術接收方，其技術感知對產量、銷售的影響等?？傮w而言，目前的文獻側重于合作社的參與和技術的采用對農民收入狀況、生產方式等方面的影響。應當指出，技術擴散除了合作社，在農村還有企業、政府等多個主體，未來對各個主體影響能力的對比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此外，由于快速城市化、收入提高和對其營養價值認識的提高，發展中國家正在出現對高價值農產品（如水果）的新消費模式和偏好[19]。這進一步引發了當地農業食品系統活力和轉型進程的變化，對小農融入面向市場的價值鏈產生了積極影響[20-21]。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農戶或因為市場運作不良，交易成本高阻礙了他們的市場參與，或因為達不到食品安全和質量標準，從而進入不了國際市場，這兩項約束亟待解決[22-23]。而合作社正是解決小農戶市場準入難、生產技術不規范的有效組織，其在高端農產品的生產、銷售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受重視，這也是為什么“水果種植戶”成為突現率較高的詞。

總的來看，突現詞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揭示了合作社研究的進展脈絡。一方面，近十年的合作社研究呈現由內而外的趨勢，從關注合作社自身的成員特征、治理模式、貿易準入能力過渡到合作社的福利提升、技術擴散、產業升級等效用；另一方面，近十年合作社研究在方法上越來越多地采用定量而非定性分析，計量而非案例分析。兩者是具有相關性的，內部的研究考慮到深度與差異性，使用案例方法更深入；而外部研究往往將合作社成員資格作為自變量，所受影響作為因變量進行因果推斷。由于以往的案例研究、相關性研究較難在技術上控制內生性問題，而近年對于選擇性偏差等內生問題解決的方法層出不窮，合作社成員資格作為二元變量便搭上了這一趟快車。

五、國內外研究對比分析

對國際合作社的研究進行梳理，其落腳點在于為國內合作社研究提供方法、視角等方面的借鑒。因此，本文通過對國內研究脈絡的梳理與國際相關研究進行對比，以反映兩者的共性與差異。

（一）近期國內研究的主要脈絡

總體看來，我國近些年的合作社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兩類。前者是指對合作社所有權結構、治理結構、成員參與、組織演變、績效等傳統研究角度；后者主要是指合作社的功能性，即應用研究。

第一是內部研究，這一部分研究主要著眼于合作社的治理結構、盈余分配、績效效率等方面。具體而言，有關合作社內部相關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其本質性規定[24]，近年在這一方面的討論較多。盡管“所有者與惠顧者相統一”作為合作社本質特征已達成共識，但現實來看，“異化”的合作社在實踐中更為普遍[25]。因此，有學者提出這一本質規定過于嚴苛[26]，更有學者認為中國合作社應該服務于實踐，不必過多研究其本質[27]。事實上，合作社本質或者說其邊界的規定就在于兩個方面：剩余控制權的從屬與剩余索取權的從屬。兩者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第四條都有具體體現，前者體現在“成員地位平等，實行民主管理”，后者體現在“盈余主要按照成員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交易量（額）比例返還”。只不過，法律除了規范合作社發展，還界定了財政的支持對象。從這一角度來看，關于其本質的研究主要是為了連接合作社理論與實踐、減少虛假合作社及對政策效果進行更好的檢驗[24]。而從實踐角度看，合作社本質問題的背后是組織目標與現實操作之間的矛盾。合作社作為社會經濟組織，除了有經濟性，還具有社會性，其組織目標除了經濟效益，還需要兼顧公平性[28]。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它還被寄予著助農扶農、將小農戶與農業現代化銜接甚至加強鄉村治理的社會期待[29-30]。在現實操作中，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尚未徹底打破，人力資本或企業家才能的高定價成本使得本應屬于農戶的剩余控制權、剩余索取權越來越集中于核心大戶、理事長或合作社投資者[31]。這樣，異化的所有權結構就引申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如“成員大會－理事會”“普通成員—核心成員—理事會”等[32]。而不同的治理結構與分配方式都是多方博弈的均衡解，資本索取利潤、政府期望政績、農民參加合作社也都是追求帕累托改善而非最優[33]，于是現實操作與組織目標就產生了偏差。如何理解偏差的具體路徑、如何使合作社實現保護農業勞動者的預期功能等問題就應時出現[34]。從合作社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治理結構又涉及其績效乃至發展的相關問題[35]，而這些問題也是近些年研究的要點。

第二是外部研究，這一部分研究主要著眼于合作社的經濟、社會等功能。從合作社經濟屬性來看，將農戶與市場的外部交易成本內部化、提高小農戶的市場競爭力是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因此，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較多，如對合作社的增收效應的估計[36]、對合作社增收渠道的分析[37]、對其他經濟組織的促進作用[38]等。但正如前文所言，我國大力推行合作社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其經濟效應，更將其看作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去連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因此，現有研究也關注合作社對農民的技術擴散效應[39]、對農業的綠色推動效應[40]、對農村的益貧效應[41]等。此外，由于合作社類型豐富，其功能已不再局限于經濟功能， 正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42]，其“意外性”研究不斷增多。事實上，所謂意外性研究指向的便是合作社的社會功能，諸如增強社員社會資本[43]、加強地方鄉村治理[29]、提升區域社會信任[44]等?？偟膩砜?，相對于合作社內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現實性更強。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這類研究對合作社并沒有很詳細地分類或甄別，而是直接將其當作二元變量進行解釋。因此，他們更多地將我國現有合作社做概念化處理，從而延伸合作社的應用功能。

為了清晰地展現近年國內研究的熱點主題，本文也收集了2012年以來CSSCI范圍內的合作社研究，并以被引排序，選取近1 500篇國內合作社論文并加以分析，在計算各文章關鍵詞的突現率的基礎上，列舉了近10年來的突現關鍵詞（見表4）?？梢园l現，國內研究熱點與國際趨勢并不一致，而是呈現出內、外部研究交替的特征。此外，鄉村振興這一關鍵詞的突現率最高，這也體現了發展農民合作社與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本身具有高度一致性。

（二） 相關問題的國際研究對比

1.從合作社內部研究的主題來看，其異化問題并不是國內獨有。早在1990年的AAEA會議上，富爾頓就指出合作社產權模糊問題將會成為未來的挑戰，CHADDAD和COOK[45]在世紀初也從產權和不完全契約的邏輯視角來重新看待合作邊界的重新設計，并提出不同的治理結構模型。事實上，為了應對立法改革、市場集中、行業競爭和國際化等新的戰略挑戰，世界各國的農業合作社都正將更多的決策權從成員轉移到管理者手中，所有權和控制權就此分離[46]。首先，隨著合作社市場化的深入，合作社的并購、發展等都需要額外的資本。CHADDAD[45]以及NILSSON[47]的研究表明，需要額外風險資本的合作社可能會改變其所有權結構，這反過來可能會導致內部治理的變化，例如將決策權給予外部投資者。其次，隨著合作社的發展壯大，直接民主的管理方式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授權變得非常必要，委托代理模式就此引入[48]。再次，當合作社變得更大和更面向市場的時候，合作社需要更為專業的管理監督，這種專業人力資本的引進必然導致權利結構發生變化[1，49]。從成員異質化的角度來看，通過合并、收購和國際化追求增長戰略的合作社往往會改變其內部治理，以適應不同成員群體的不同利益[50]?？梢园l現，國際合作社在對所有權、控制權相分離的研究更多地從組織發展、演化的角度來說，而我國除了從組織發展這一角度研究合作社的“異化”，還存在著從政策激勵等獨特的角度去闡釋。正如上文所言，本質性規定成為研究熱點后，國內合作社兩權分離問題的研究重點就偏向了“何為異化”“為何異化”，后者在內容上與國際合作社研究中的“為何演化”“如何演化”等問題更接近。

從研究主題上看，國際早期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合作社剩余索取權為重點的非傳統所有權模式的分析[51-53]，例如CHADDAD和COOK在分析組織結構形式時，采取了六項指標以區分私人投資公司、合作社等機構，其中四項與剩余索取權相關。而在后期的研究中，剩余控制權的關注度大幅提升[12]。此外，國際合作社發展時間較長，并在20世紀的歐美經歷了一系列合并和收購，大批合作社被淘汰。在這樣的背景下，合作社如何能存續，是否有周期等研究主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大量學者也提出了相關理論予以解答[54-55]。

盡管國內外研究在主題上很接近，但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仍有許多不同。第一，國際研究對所有權結構、治理結構的研究方法更為多樣化。除了運用案例研究來解釋所有權結構的分離或是治理結構的演變，國際研究還經常運用計量方法對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進行分析以驗證并拓展合作社理論，如DE MOURA COSTA等[56]研究了巴西不同所有權結構合作社的決定因素，BENOS[57]采用因子分析與OLS估計了混合所有權和治理特征對績效的影響等。此外，國際研究還通過經濟學模型演繹的方法去拓展理論，如M?REL[58]利用收入池（revenue pooling）模型分析了在農戶異質性假設下合作社對高質量生產者的吸引力水平。相較而言，我國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案例、計量這兩種實證研究方法上。

第二，不同于國內對于異化的激烈討論，國際更關注于合作社的“演化”，這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國家的合作社法對于合作社的定義本就有一定的差別，因此異化問題在國際范圍內不存在共性土壤。另一方面，“惠顧者所有”這一合作社標準已經為大多數研究所接受，在不涉及政策目標的考量下，剩余控制權及剩余索取權的分配變化在研究中就自然變成了“演化”而非異化[56]。

第三，合作社與企業的對比研究法是國內較為欠缺而國際較為豐富的研究方法。盡管合作社與私人投資公司都是廣義上的企業，但是從兩個極端來看，傳統合作社與私人投資企業之間的差別很大，在統一市場上具有很強的可比性。從合作社周期的角度來看，其發展后期的一些模式已經非常接近私人投資公司（IOF），這說明兩者的演進路徑有著一些內在相似。因此，在差別和相似都十分顯著的情況下， 區分兩者關系對我們理解合作社自身的治理結構變化及在市場中地位十分有必要。例如HANISCH[59]通過IOF與合作社的對比實證分析了合作社的扶農特性，MALIA-MARTI[60]通過對比分析了合作社在面對市場沖擊時的獨特優勢，DENG[61]通過對比分析了合作社CEO在何種情況下進行外雇相對于私人投資公司優勢更大等。

第四，將合作社概念化為企業進行研究也是國際研究相對于國內研究的特殊方法，比如Franken使用結構方程模型來解釋美國合作社460名董事會主席的調查反饋，并利用資產回報率（ROA）、股本回報率（ROE）和附加值指數（EVI）衡量其財務績效[62]；GRASHUIS[63]通過擴展的杜邦分析研究了美國最大的1 000家合作社的績效、效率、生產率和杠桿之間的聯系，并且使用分位數回歸來估計整個響應分布中杜邦組成部分的統計相互關系。

2.合作社的外部研究在國際上的成熟并不早，與之相關的實證檢驗也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64]。與國內類似，合作社的經濟功能是其早期研究的重點，研究的結果也較為一致，即合作社在促農增收方面有著顯著作用[65-66]，但影響的程度是不確定的。另外，在進行合作社應用功能的研究時，學者也往往將其視為一個概念化的組織來探究它對成員、社區的各種影響。例如合作社對技術采納、化肥減量、社會網絡、食品供應鏈甚至意識形態塑造的影響[67-70]。在研究方法上，計量分析法占據了絕大部分研究。一般而言，傾向得分匹配、內生轉換模型、處理效應模型是較為常用的方法。其中，PSM受限于匹配樣本，其應用在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更廣泛[2]。最后，國際合作社研究的計量方法也在逐漸完善和發展，呈現由簡到精的趨勢。例如利用分位數回歸進行異質分析[63]，利用面板數據進行動態分析等。對比來看，近年國內外研究的外部研究分野與內部研究不同，前者在研究主題上差異較大，在研究方法上較為接近，后者則相反。具體而言，國內近年更關注合作社對鄉村振興這一范疇下的可能變量的影響，而國外更關注其在技術擴散、食品供應鏈等市場影響這一范疇下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國內外差距并不大，只是國內研究的方法豐富度欠佳。

六、總結

利用文獻計量學方法，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數據庫核心館藏農業合作社主題的相關文獻，結合Citespace和Vosviewer文獻計量軟件優勢，分析了近十年來國際合作社研究的來源作者、機構、國家等方面的分布特征，以期反映近十年合作社領域研究的發展狀況。此外，本文還利用相關研究的關鍵詞大數據研究了該時期內的熱點主題與前沿，以期探究研究脈絡與方向。最后，本文梳理了國內研究脈絡與熱點，將其與國際研究進行對比，分析了當前我國可借鑒的一些研究方法與主題，研究表明：

第一，近十年來國際合作社研究發展較快，學科期刊論文量年均增長21.12%，2018年后為蓬勃發展期，年增長率最高達60%。數據顯示，近十年合作社研究核心作者有43人，發表文章416篇，占該領域發表文章總數的49.46%，農業合作社領域的核心作者群已逐漸完善。不同機構之間存在著合作關系和大規模的協作，其中密蘇里大學、浙江大學、瓦赫寧根大學三家各自的協作網絡較大，一些研究機構也形成了固定的小聚集群，但尚未形成大型的跨國家機構合作群。從國家來看，中美是發文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兩國發文數分別占總文章數的19.3%、18.5%，兩國與國際的合作都明顯高于其他國家。此外，中國的研究占國際合作社研究的比重較大，說明我國研究在不斷走向國際化。從研究機構來看，浙江大學、四川農業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在該領域的國際發文較多。從合作國家來看，我國與比利時、巴西、古巴等合作社研究重國近十年在樣本范圍內暫無合作研究，說明在國際協作方面還需有很大空間。

第二，從關鍵詞分析來看，近年的研究著眼視角較為微觀，多數研究關注合作社自身的績效、成員、效率等因素，且研究所涉領域較為廣泛。從突顯詞來看，其呈現交替變化的趨勢。其中，控制權、福利、技術采納在近幾年里呈現出高頻趨勢?？偟膩砜?，一方面近十年的合作社研究呈現由內而外的趨勢，從關注合作社自身的成員特征、治理模式、貿易準入能力過渡到合作社的福利提升、技術擴散、產業升級等效用；另一方面，近十年合作社研究在方法上越來越多地采用定量而非定型分析，計量而非案例分析。

第三，通過國內外研究對比發現，對于合作社內部方面的研究，國內外研究主題雖然大體相近，但是豐富程度、研究方法等卻有一定差距。例如國際上對合作社可持續性的研究較多，而國內相關研究較少。又如國際上對合作社所有權結構、異質性、績效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綜合利用案例、計量等實證方法外，還通過經濟學模型演繹的方法去拓展理論，而我國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案例、計量這兩種實證研究方法上。同時，我國計量分析的文章有“庸俗化”的趨勢，即通過精巧的模型證明一些通識性內容，這一點尤需注意[71]。對于合作社的應用研究，國內外研究方法雖然大體接近，但是研究主題并非一致。例如合作社對環境、市場等方面的影響研究在國際中占比較多，而國內更關注其對鄉村振興等方面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不一樣導致的主題差別，兩者可以相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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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亞利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2012—2022）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Kong Xiangzhi? Li Yua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bibliometric software abd bibliometric methods， it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sources， authors， institutions，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keywords and prominent words in the past decade. By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focus in China and compared them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mes t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currentl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es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but a large cross-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group has not yet 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content， rec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 more micro perspective， with most studies focusing on micro factors such as the performance， members， and efficiency of cooperatives themselves. In the past decade， researches on cooperatives have shifted from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ember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models， and trade access capabilities to external effects such as welfare improvement，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words， control rights， welfare，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have shown a high-frequency trend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s，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 has increasingly adopted quantitative rather than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rather than case analysis. Compared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ere is a shortcoming in the internal research methods of cooperatives in China， which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updating of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the deduction of economic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ichness of themes in external research in China is also poor， but thi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 cooperatives; bibliometrics; agricultur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