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研究

張邦輝 李琴

Doi：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3.08.012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張邦輝，李琴.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269-282.Doi：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3.08.012.

Citation ormat： ZHANG Banghui， LI Qin. Research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1）：269-282.Doi：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3.08.012.

基金項目：

民政部政策研究項目“新時代民政基本社會服務體系建設研究”（H20200008）

作者簡介：

張邦輝，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Email： zbhmx@cqu.edu.cn；李琴（通信作者），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營商環境治理作為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領域的突出表現，彰顯著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營商環境發展方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導、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性成果和經驗為基礎，將營商環境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營商環境治理的方向引領，以大國經濟發展理論、新新貿易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支撐，剖析了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內在機制，即大國經濟理論從“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出發，從人口規模多樣性和市場多樣性的現實角度，揭示了構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重要意義；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與新新貿易理論中基于企業異質性、挖掘企業潛力、關注企業參與度與社會責任感、最終實現產業整體效益的邏輯相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追求的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目標，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角度，詮釋了“和平發展道路”的政治經濟學內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論基礎，解析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促進經濟發展的多維動態邏輯，即基于大國經濟發展理論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邏輯、基于新新貿易理論的產業鏈供應鏈升級邏輯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流通體系建設邏輯。最后，文章將營商環境治理的多維動態邏輯融入中國當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取向和戰略選擇中，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市場化改革路徑、創新驅動路徑和“放管服”改革路徑，三條作用路徑相輔相成、協同發力，以制度創新為新發展格局經濟體系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關鍵詞：黨的二十大精神；營商環境治理；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式現代化；“放管服”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1-0269-14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構建系統完善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1］。新發展格局下，不僅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更是要以“推動形成更加優化的營商環境”為抓手，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事實上，營商環境治理作為彰顯國家治理現代化成就的重要標志之一，牽涉到現代市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影響著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關系著開放型經濟體系的構建與國際競爭優勢的形成［2］。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著世界格局與大國命運，國家關系和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成為大變局的最大變量［3］，國際國內一系列深刻復雜變化給營商環境優化帶來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如何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4］，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營商環境治理體系成為新時代面臨的重要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營商環境建設不斷深化，無論是“先證后核”“一企一證”等審批新模式的探索創新［5］，還是減稅降費與“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模式的全面推行，都為優化營商環境按下加速鍵［6］。隨著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中國經濟社會改革面臨的新形勢［7］，營商環境優化從國家治理現代化層面營造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強調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等多元化的參與主體，通過制度化的治理方式和“協同治理”的合作化治理機制共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公共性治理目標。但與此同時，中國地方營商環境建設仍面臨著體制不順、機制不活、融資服務不優以及經濟開發區龍頭作用發揮不好等現實困境，需要從新發展格局中予以回應，進一步理清新發展階段下營商環境治理戰略與治理邏輯的關系［8］。

根據現有文獻，從國家治理層面研究營商環境優化的成果主要聚焦于四個方向：一是面向社會治理目標的營商環境優化，營商環境的建設和優化過程究其本質而言也是一種公共治理的過程，因而作為一種具有制度特征的公共產品，營商環境和治理理論在邏輯上具有高度契合性［9］；二是面向市場主體需求的營商環境優化，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導下，強調并構建了立足于企業需求分析的營商環境優化邏輯和框架，從企業法人的多樣化需求出發，加強營商環境優化重點領域建設，試圖解決企業實際生產經營中面臨的“痛點”“堵點”和“難點”，推進營商環境系統協調優化［10］；三是面向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的營商環境優化，從新業態的組織方式、要素構成、主體形態等方面構建現代化數字基礎設施體系［11］，鼓勵綠色創新，打造有利于發揮數字經濟優勢、推動產業綠色轉型的營商環境［12-13］；四是面向新發展格局促進營商環境優化，從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與社會環境著手，釋放制度紅利、匹配政策工具［14］，探索構建央地協同、鼓勵創新、對標一流的營商環境新范式［15］，以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鞏固提升中國競爭力［16］。

依循上述優化方向，中國針對營商環境深層制度安排和運行機制進行了有益探索與實踐，逐步形成三方面優化路徑。首先，簡政放權的權力邊界路徑，即通過精簡行政審批流程和下放審批權限等方式來界定政府公共權力的邊界，進而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激發企業創新動力［17］。其次，放管結合的制度建設路徑，以“保障型政府”的構建與優化對正式制度進行強化，減少官員私人關系網絡作用，從而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18］。最后，優化服務的技術創新路徑，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平臺建設，整合政府信息公開、“互聯網+”與大數據機構的職能，減少市場主體營商過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瓶頸和掣肘［19］。

可以認為，已有文獻闡釋了營商環境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為理解營商環境推動經濟良性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從研究視角上，目前關于新發展格局下營商環境治理針對性研究相對較少，對新發展格局下營商環境治理的內在邏輯和作用機制分析尚不清晰。為此，本研究從新發展格局和營商環境之間的深層次關系出發，厘清新發展格局下營商環境治理方向和理論邏輯，找出適合新發展階段的營商環境優化路徑與措施，拓展新發展格局下營商環境優化研究。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方向引領、理論支撐與邏輯基礎

新發展階段下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隨著營商環境治理不斷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從整體上助力中國經濟發展。具體而言，本研究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論源泉出發，闡釋新發展格局導向的營商環境治理邏輯，總體理論框架如圖1。

（一）方向引領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營商環境治理本質上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經濟發展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彰顯著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進路［20］。因此，營商環境治理必然遵循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實踐方向。第一，營商環境治理要著眼于“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從規模巨大的國土空間和市場體量出發，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形成合力推動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營商環境治理要立足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以人民為中心、以企業為中心，優化政務服務，釋放政策紅利，為微觀主體減負賦能［21］；第三，營商環境治理要致力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充分發揮民主參與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以誠信守約、公平公正等強大的精神力量引導市場體系建設，促進親清政商關系構建；第四，營商環境治理要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原則，立足中國資源稟賦，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先立后破推進碳達峰行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2］；第五，營商環境治理要貫穿于“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始終堅信“最大的營商環境是和平”，在國際市場中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公平安全自由貿易，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23］。

營商環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領域的突出表現，彰顯著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營商環境發展方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導、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果和經驗為基礎，將營商環境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24］。

（二）理論基礎

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方向引領的營商環境治理，與大國經濟發展理論、新新貿易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一脈相承。

1.基于大國經濟發展理論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邏輯

面向新發展格局的營商環境治理，不僅以新發展格局為背景，更遵循新發展格局的目標要求，由此大國經濟發展理論成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第一大理論源泉。大國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內涵在于大國的“規模性”［25］。斯密認為，巨大的市場規?？梢源龠M市場分工精細化，從而推動經濟發展。馬歇爾指出，一國的經濟優勢不僅依賴于生產要素規模性帶來的競爭優勢，需求規模性帶來的多樣化市場需求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兼具經濟超大規模性和消費市場多級性的經濟大國，具有龐大的市場容量和多樣化的市場要素，這些優勢將為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打下堅實基礎。在優化“規模性”大國經濟的要素配置方面，營商環境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涵蓋企業從開辦到退出整個經營過程中觸及的全要素總和［26］。大國經濟發展理論不僅論證了當前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合理性，也在要素層面為中國現階段優化營商環境指明了方向，即營商環境治理要促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保障和擴大市場容量，牢筑大國經濟的要素“規模性”根基。

在大國經濟發展理論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有效促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成為新階段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營商環境治理-要素市場化改革-新發展格局構建”之間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營商環境決定了高端要素資源的流向與聚集，這些高端要素尤其是科技創新、制度環境的發展，成為決定大國經濟是否可以依靠內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和根本性因素。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低生產要素成本優勢如土地低價供給、稅收優化、低廉勞動等吸引投資，使中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獲得了市場競爭力，促進了中國經濟較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但如今這種低成本要素的比較優勢日益弱化，對內循環而言，高端要素發展和要素間耦合機制更為重要，營商環境改革只有向要素協調的方向發展，才能在未來不斷挖掘中國市場主體的活力［27］；對外循環而言，中國營商環境的法治化、便利化逐漸成為吸引外部高端要素的關鍵，保障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公平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對于中國在新形勢下獲得比較優勢至關重要。由此，綜合內外循環的發展方向，以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為邏輯，下一輪的營商環境優化既要從要素配置著手，又要從引導要素流動的營商制度著手，挖掘企業營商環境中要素供給和配置的潛力，提高其潛在的增長率。除高端要素以外，營商環境對一般性發展要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優良的營商環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生產力，

甚至是新質生產力［28-29］，對在營商環境體系內培育人力、財力和物力等生產要素具有引領性作用。

按照大國經濟發展理論中要素市場化原則，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必然成為新時期營商環境治理的應有之義。在此意義下，營商環境治理應進一步依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邏輯，遵循市場作用資源配置的規律和形式，確保各類市場要素高效匹配、高質發展。通過上述理論梳理和邏輯推演，未來營商環境優化路徑將與此契合。在總體方向上，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無形的手”的作用，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高標準市場體系，更大程度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在具體實施方向上，以促進各類經濟要素的合理流動、耦合配置為著力點，遵循營商環境各類要素相應的市場邏輯，把握要素之間共棲、共生關系，注重要素間合理搭配，推動形成有利于市場主體創新發展的營商環境組態。在重點關注方面，以發揮市場在高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目標，以激發市場主體高質量生產力為根本，著眼于提高區域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和效率［30］。

2.基于新新貿易理論的產業鏈供應鏈升級邏輯

新新貿易理論包含了企業內生邊界模型和異質企業模型。企業內生邊界模型表明某一企業在資源配置方式上的選擇，研究了企業向另一家企業購買中間投入品以生產某一最終產品時在多種組織形式中的選擇偏好，該模型與不同企業之間的連接（即供應鏈）相關，解釋了不同企業在某一產品供應過程中的合作機制。異質企業模型則說明同一產業的不同企業在是否出口問題上的選擇［31］，該模型與不同企業社會分工有序絞合（即產業鏈）相對應，闡明了不同企業在同類產品供應中的競爭機制。新新貿易理論從企業異質性和國際貿易理論出發，不僅說明了貿易市場中各企業在同一產品供應中的聯結方式，也解釋了各企業在整個產業生態中形成有序分工的機制原理，更闡明了企業國際化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論證了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對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32］。從產業鏈供應鏈角度出發，營商環境治理正是為了降低市場主體貿易過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為產業鏈供應鏈上企業的競爭與合作機制提供制度保障和規范標準，推動貿易市場份額遵循“優勝劣汰”的規則在企業間進行重新配置，進而影響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決策［33］。尤其是在疫情沖擊全球產業鏈的情況下，要實現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良性發展，營商環境既要保障國內產業鏈暢通，又要維護中國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新新貿易理論從微觀企業角度揭示產業鏈供應鏈升級作用于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邏輯，成為優化營商環境的又一理論依據。

在新新發展理論視域

下，營商環境治理應遵循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升級的邏輯，引導規范企業經濟的選擇和行為，促進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發展，

理順“營商環境治理—產業鏈供應鏈升級—新發展格局構建”的實踐進路。一是營商環境治理有利于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以鏈條效應為例，產業鏈供應鏈把市場中各類企業有機組合起來，促進經濟循環暢通，如果其中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勢必影響鏈條上相關企業的生產活動，導致產業鏈供應鏈中斷。營商環境與企業和產業的每一鏈條息息相關，針對性優化營商環境往往能防止產業鏈供應鏈中斷，通過制度建設引導企業創新升級和優化轉型，也能充分發揮“補鏈強鏈”的作用。二是營商環境治理促進企業等市場主體之間競爭與合作關系的良性發展。從企業異質性影響供給側的角度而言，營商環境能在產業鏈中產生效能溢出的正外部性，良好的營商環境通過促進企業公平競爭取得企業發展資源，也有利于構建促進企業合作的產業鏈體系。一方面，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下，具備一定競爭優勢的企業通過更新生產技術和開發新市場競爭資源等方式充分挖掘市場潛力，而處于競爭劣勢的企業則會選擇對標優質企業，進行企業管理或產出方式的調整，以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從微觀上強化產業鏈。另一方面，在合作原則的指導下，信用體系完備和國際貿易規則健全的營商環境有利于激發企業之間的合作意愿，為國內企業拓展國際市場以及外國企業投資國內提供保障，從而優化國際市場、促進國際循環的轉型升級。

新新發展理論從鏈條效應和企業異質性的角度，揭示了營商環境下各企業決策、合作與競爭關系如何挖掘生產率提升空間、推動產業優化升級的內在邏輯，從而為營商環境治理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升級指明了方向。一是深化營商環境體制機制改革。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具有很好的基礎和優勢，但是中國產業鏈供應鏈中很多企業在關鍵產品和服務方面還處于中下游水平，尚未取得制高點，亟待營造一種有利于推動科技進步、制度創新的營商環境以激發更多的科技創新活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強“新基建”等措施均是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的基礎保障。二是堅持營商環境國際化發展。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世界各國聯系的不斷增強，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和世界經濟格局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催化下逐漸形成，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互動合作更加深入。為配合產業鏈供應鏈升級，營商環境應朝著夯實企業生存發展“土壤”的方向優化，強化建設和創新制度，深入對接國際經貿規則，繼續鼓勵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大膽創新，持續深化多邊合作，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深入開展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互動合作，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形成。

3.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流通體系建設邏輯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表現在需求側與供給側的融合與對接，二者在橫向和縱向上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基本保障［34］。從橫向來看，供需對接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是社會生產過程中各部門之間分工合作形成的部門間良性循環；從縱向來看，這一良性循環是再生產過程各環節有機銜接而實現的產業內良性循環。將這兩個方面的循環拓展至國家全產業甚至國際范圍層面，便能促進國內與國際的“雙循環”。具體而言，對于新發展格局導向營商環境優化的邏輯梳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主要有兩個理論有著啟發意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認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流通效率的優化關系著經濟社會總循環效率的整體提升。其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與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邏輯一致，為營商環境優化助力雙循環格局構建提供了方向指引。社會主義經濟應當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經濟，無論是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還是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升級，最終都要依賴于現代流通體系的暢通，以實現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循環暢通。此外，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指出，隨著社會發展，資本有機構成比例會不斷演進，即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構成不斷改變。因此，“雙循環”戰略不僅要有效提升就業形勢以增加勞動力這一可變資本，更應大力發展新興技術以提高不變資本，打造發展新引擎，以適應高新技術時代發展需要。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指導下，流通體系是聯系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有效橋梁，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均離不開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而“營商環境治理-流通體系建設-新發展格局構建”的內在邏輯在于，營商環境治理能夠疏通中國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的堵點，以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一方面營商環境的優化能夠為現代流通體系建設提供硬件支持。營商環境治理是一個從硬件提升到軟件優化的系統工程，因此，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是營商環境優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不僅有利于提高整體層面居民生活環境質量和城市管理效益，更為企業原材料、產品等生產資料的輸送和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提供便利，降低企業生產交易成本，為企業發展和項目建設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硬環境”。二是營商環境的優化能夠為現代流通體系建設提供“軟件”保障。優化營商環境要求推動“放管服”改革取得更大突破，作為現代流通體系“軟環境”的建設，深化流通物流領域的“放管服”改革是已有“放管服”改革突破的重要方向。具體而言，“放管服”改革應在流通領域內加以延伸和細化，包括進一步簡化和取消行政審批手續，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實施線上線下統一監管，加強流通領域法治化、標準化和誠信體系建設等。綜合上述理論與邏輯，以營商環境治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另一方向在于促進現代流通體系硬件和軟件的統籌建設，在更大范圍內將供給側和需求側聯系起來，以此擴大交易范圍、推動分工深化、提高生產效率［35］。

綜上所述，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應當統籌推進現代流通體系硬件和軟件建設，在商貿流通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政策保障上持續發力，創新發展流通新技術、新業態與新模式?；谏鐣髁x再生產理論和資本有機構成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營商環境優化推動流通體系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一是要從數字化角度夯實營商環境內的流通性硬基礎。在流通體系硬件設施上，推動實現流通體系數字化，加快形成高效便捷、協同聯動的現代物流網絡。二是從營商環境制度層面優化流通體系軟環境。營商環境優化需從流通領域用地保障、稅費保障和執法保障等制度環境出發，進一步清除區域間要素和產品流動的障礙，保障國際國內市場主體在要素資源獲取、市場準入和產權保護上的公平公正，加快構建城鄉一體、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

（三）邏輯基礎

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旨在建立和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推動市場經濟法治化、便利化、國際化，為企業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就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取向與戰略選擇而言，營商環境治理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遵循以下多維動態邏輯，如圖2所示。

一是從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出發，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這就要求營商環境治理在盤活市場要素、挖掘市場潛力的同時，注重土地、人才、資本、技術、數據等市場要素的科學配置和合理流動，壯大和鞏固新發展格局構建的戰略資源。二是從產業優化升級和暢通企業合作關系的戰略方向出發，暢通國內大循環，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將創新鏈全面融入產業鏈與供應鏈的現代化升級中，以創新驅動進一步拓展國際國內市場空間，不斷提升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競爭力。三是從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布局出發，通過營商環境治理統籌推進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推動產業和消費“雙升級”，打通經濟循環過程中的各大痛點、難點和堵點，為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制提供戰略支撐。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體現了多維性和動態性的特點。一方面，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是一個涵蓋了市場要素原子—市場產銷鏈條—經濟循環過程的多維邏輯范式，這一治理邏輯不僅從新發展格局“雙循環”的宏觀戰略布局出發強調經濟發展各環節的制度建設，也從產業鏈供應鏈的中觀環節出發探索市場化改革與政府“放管服”改革“雙手發力”的制度創新，更從市場中的各類微觀原則出發聚焦各市場主體利益保護的人文關切。另一方面，這一治理邏輯也體現了經濟體系內部各要素、各鏈條、各環節相互影響的動態性以及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政治系統等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動態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營商環境治理的多維動態邏輯融入中國當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取向和戰略選擇中，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三條作用路徑。結合新發展格局壯大國內市場的目標取向和營商環境治理微觀層面五大市場要素的作用邏輯，提出了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充分釋放國內市場潛能的“市場化改革路徑”。依據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產業循環的戰略要求和營商環境治理中觀層面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三鏈融合”邏輯，提出了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升級的“創新驅動路徑”。融合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規劃和營商環境治理宏觀層面暢通各生產環節的制度建設邏輯，提出了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構建現代流通體系的“放管服”改革路徑。三條路徑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框架。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路徑分析與具體措施

營商環境優化通過制度創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日益成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中國在營商環境優化方面已有諸多經驗，但新發展格局對營商環境治理優化提出了歷史性的新要求。為應對此緊迫要求，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追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源泉，厘清了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邏輯與治理方向，本部分則在方向、理論與邏輯的指導下，嘗試性地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的具體路徑，并提出營商環境治理優化的具體措施。

面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營商環境優化特別強調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機制建設。由于營商環境生態包含的主體有政府、社會、市場等，這些主體是營商環境實現協同治理的具體落腳點［36］。從治理目標的角度而言，無論是政府主體還是企業、社會行業組織等市場主體都是要推動實現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公共價值的確定是平衡營商環境治理主體關系的重要前提，這就要求營商環境治理貫徹溝通、協商、關聯的理念，達成多元治理主體的目標一致性。從權力和利益分配的角度而言，政府主體作為營商環境治理的“權力主導者”，一方面應當深化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權力交給市場、社會等其他治理主體，以達成權力分配的均衡；另一方面要“把蛋糕做大”，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升級、拓寬市場發展空間、合理分配并切實保障治理主體的所得利益，充分激發參與主體的積極性，推動各主體在權力和利益的雙重保障下達成多元治理主體的行為一致性。從功能互補的角度而言，政府主體在營商環境治理體系中的作用有限，需要依托“放管服”改革將部分功能轉交給市場和社會以達到治理效益最大化，社會主體承接更多的監督和輔助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企業等市場主體在承接這些經濟發展功能的同時，也逐漸發揮自己的社會功能，為社會發展積累更充裕財富、提供更優質服務，達成多元治理主體的功能互補性［37］。因此，本文選擇從上述營商環境三大主體和治理理念角度出發，總結新發展格局導向營商環境優化的三條路徑，并分析其相互協調的作用方式，具體路徑如圖3所示。

（一）堅持市場化改革路徑，提供不竭發展動力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營商環境治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基礎。從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營商環境治理邏輯而言，堅持市場化改革路徑既是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必然要求，也是激發創新活力、暢通現代流通體系的重要前提。在新發展格局視域下推進營商環境治理首先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堅持市場化改革路徑，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大力降低實體經濟經營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激活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吸引各類高端要素的集聚和配置，努力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具體到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話語體系中，營商環境治理的市場化改革路徑應從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角度出發，一方面要求促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為營商環境各要素的耦合和流動暢通渠道，為企業的創新升級營造良好的市場氛圍；另一方面也要助力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將市場化機制引入到流通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規范配套中，厘清“放管服”背景下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范圍。

1.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

健全要素交易規則，完善要素服務體系，創新要素產權結構，探索科學管理模式，整合多樣化市場資源和業務服務，搭建要素市場化貿易綜合服務平臺，依法規范大數據交易服務平臺建設，統籌推進要素市場全過程貿易電子化和實物資產證券化，為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厚植沃土。拓展公共資源交易平臺覆蓋范圍，打造全要素市場化交易平臺，整合利用已有要素交易場所，加強區域聯動，拓展交易品種，組建要素集團，優化運營模式，盤活錯配低效閑置資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交易平臺整體發展水平。提升要素市場化監管效能，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打破地方保護，依據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監控市場主體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嚴厲打擊盜版復制侵權等違法違規行為，嚴格保護技術產品和信息產品的知識產權，保障高端要素資源主體的合法權益，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加快推進重點領域誠信建設、誠信教育與誠信文化建設，完善社會征信體系，提高征信信息化水平，促進信用信息在業務系統與信用平臺之間的交換共享，為企業誠信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與市場環境。

2.完善流通體系市場化建設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探索在商品流通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商貿流通市場規模穩步擴大，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商品交織的流通網絡和多元化競爭格局的流通機制，流通國際化程度與流通國際競爭力穩步提升。作為孕育新業態、新模式成長的重要領域之一，商貿流通建設更應該立足當前新發展格局總體要求精準施策，突破現有流通體系的障礙，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更好構建現代流通體系，引領新型消費，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健全商貿流通市場可追溯體系，完善產品可追溯管理制度，落實追溯責任，創新追溯路徑，探索建立商品標準化體系，強大國內市場。加強對現代流通企業的引導和培育，強化流通企業以引領生產，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引導培育一批實力強勁的現代流通企業，推動建立適應消費者需求、實現定制化生產的現代生產體系，提高生產和流通的效率，加快構建產業鏈供應鏈新業態。完善區域商貿流通協調合作機制，依托跨境電商新平臺，創新協調合作模式，提高資源空間集聚程度和流通協作效率，暢通國內外供需渠道，打造由流通新業態主導的供應鏈體系，促進國內國際市場的直接連接，借助跨境電商的東風賦能新發展格局導向的開放型經濟。

（二）建立健全創新機制，打造創新驅動新引擎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不斷深入，新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和轉型升級成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推進營商環境治理，不僅需要從要素層面激發市場潛力與動力，也需要從產業鏈供應鏈層面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為中國經濟暢通循環保駕護航。為此，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的營商環境治理中，完善創新機制應從企業等主體的市場活動出發，一方面從要素培育層面營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促進企業進行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促進市場中各類創新要素的流動，從而釋放市場化改革主體活力；另一方面強調主體保障，在實現企業創新升級的基礎上通過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規范和保障企業之間的競合關系，形成企業之間的良性發展，從而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的整體升級和優化。

1.完善創新要素培育機制

中國目前正處在創新驅動發展時期，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創新資本投入不足、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成果向市場轉化的渠道不暢，市場主體創新水平和創新動力有限。完善高新技術企業投融資制度，建立穩定的科技財稅支持制度，解決影響企業創新發展的資金短缺問題，搭建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平臺，探索建立多樣化的科技財政支持方式，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融資開辟長期、穩定的綠色通道。健全引進、培育創新型人才協同化制度，要求高等教育強調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培養，積極引進境外優秀人才，創新人才培養方式，搭建平臺促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差異化激勵制度，尊重各類創新人才特點，增強激勵針對性，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建立多層次的科技獎勵制度，完善期權、股權激勵制度，鼓勵產業變革聚焦重大科研成果。持續推進科研管理改革試點，完善分級責任擔當機制，強化科研項目績效評價，縮短地方政府科研創新成果獎勵周期，依據財政實力提高獎勵力度，為人才、金融、技術等要素的創新和流動提供財政保障和政策支持。

2.健全創新主體保障機制

為了保護創新積極性，有效規避技術溢出對創新主體帶來的經濟損失，促進創新成果在供需主體之間實現有效對接，制度規范和政策約束意義重大。推進科技成果產權化改革，創新知識產權制度，規范專利應用市場，健全創新主體法治保障機制，完善創新成果交易、應用相關法律制度，構筑富有活力和韌性的創新生態鏈。健全市場準入制度，突出強調市場準入的引導功能，促進市場創新資源在企業之間合理分配，為產業結構深化調整提供內生動力，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的轉型升級。探索構建共享信息平臺，促進重大研究成果在行業內通過交流共享和共性研發的方式，引領新方向、實現新突破。創新國際互動合作機制，打造國際化創新經驗交流平臺，深入推進多邊合作，暢通國際合作渠道，完善創新成果國際化交易市場制度，鼓勵國內企業到國際市場尋找機遇、創造機遇，把握規模拓展和技術創新的機會，健全外資企業權益保護制度，推動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三）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釋放經濟發展活力

營商環境作為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安排，尤其強調政府作為營商環境的主體在市場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如何實現由“政府主導”到“協同治理”的理念轉變，成為中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的迫切要求，也成為新時期“放管服”改革的主要內容。從“放管服”改革的角度而言，高效的營商環境就是“看得見的手”，它在盤活市場要素、推動產業升級和現代化流通體系構建中起著重要的政策引領和支持作用，是市場化改革路徑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也是創新驅動發展路徑的制度基礎。因此，在新發展格局導向的營商環境優化中，“放管服”改革從政府主體的角度出發，著重推進政府在產業鏈供應鏈升級和現代流通體系建設中的“放管服”，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方面持續發力，為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提供服務和保障，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撐；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部門持續深化現代流通領域內的“放管服”改革，厘清“放管服”背景下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范圍，加速釋放市場活力。

1.深化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

營造各類創新主體協同合作、創新要素高效配置的優質創新生態環境，對于新發展階段下提高科技創新活性、提升供應鏈彈性、強化產業鏈韌性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中國產學研融合水平仍舊不高，長期可持續的產學研協同創新仍然較為缺乏，較多局限于產品和工藝的研發創新。因此，亟待深化科研創新領域“放管服”改革，為科研人員創新營造寬松環境。加快推進科研項目預算和管理制度改革，下放預算編制與調劑權限，簡化財務驗收手續，精簡項目申報、過程管理與項目推薦流程，落實用人自主權，促進各類科研資源合法、高效、順暢流動，為創新發展開辟綠色通道。完善國家科技創新治理體系，轉變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統籌協調過程管理和創新服務職能，在加強創新監管的同時，積極拓寬政府科技創新領域服務范圍，確保各類創新主體權益，破除創新主體研發投入的體制性障礙，提升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2.推進現代流通領域“放管服”改革

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流通連接著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其效率影響著市場經濟整體循環過程。因此，面向新發展格局的營商環境優化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持續推進流通領域的“放管服”改革，破除阻礙流通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在現代流通領域，要落實政府權責清單制度，推進各級地方政府梳理權責關系，探索建立標準規范、動態監管的權責清單制度，劃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職能邊界。具體而言，需要完善跨區域合作協商共享機制，建立健全政府間商貿流通協調制度，打破區域和部門界限，建立大流通管理機制，推進不同部門、領域之間的協調配合，促進流通領域轉型升級，積極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完善流通服務支持政策體系，為流通企業的運營和境外投資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推進現代流通體系數字化建設，充分利用互聯網和數字信息技術，完善數字化零售體系、交通運輸和物流配送體系，推動現代流通體系與生產過程的深度融合與轉型升級。

四、研究總結

作為發端于政府制度環境且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在釋放內需潛力和暢通經濟循環上，營商環境治理的重要價值獲得越來越多的共識。在中國式現代化視角和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推進營商環境治理持續優化的理論與實踐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本文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分別識別出三個理論邏輯與具體路徑?；诖髧洕碚摰囊厥袌龌渲眠壿嬛荚谕晟茋鴥冉y一大市場，把握和鞏固中國超大國內要素市場優勢；基于新新貿易理論的產業鏈供應鏈升級邏輯旨在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夯實新發展格局構建的基礎工程；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流通體系建設邏輯致力于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從政策角度，營商環境的進一步優化需多重路徑同時發力。一是要深化市場化改革，打好市場化要素配置和流通體系市場化建設的“組合拳”，為要素資源的集聚和流動創造活躍的市場環境。二是要以制度創新引領要素創新，完善以知識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機制，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三是要求政府部門“刀刃向內”，進一步釋放科技創新活力和流通體系市場化潛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務環境。

良好的營商環境治理以推動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辯證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錨點，不斷提升經濟競爭力，加快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為經濟發展賦能。在明確新時期營商環境治理方向時，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內涵與構建邏輯，注重要素市場化配置、產業鏈供應鏈升級和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在新發展格局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的制度創新與支持，必須明確營商環境治理過程不僅是一種制度創新，更是新時期充分協調“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作用機制、推進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所在。綜上，構建新發展格局視域下推進營商環境治理應當以推動協同治理和政府制度創新為核心，以企業等市場主體的需求為導向，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市場化改革、創新機制完善與“放管服”改革等方面持續推進，著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為

構建新發展格局激發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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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ZHANG Banghuia， LI Qin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s well as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highlighting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refore， firmly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the goal， and take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s the basis， and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Guided b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the direc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supported by the theor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jor countries， new-new trade theory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i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jor countries starts from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scale”. From the realistic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size diversity and market diversity， it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o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harmony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new-new trade theory based on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exploring enterprise potential， paying attention to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the indust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ursues the goal of national economic benign circulation， from the angl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interpre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nnot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Secondly， based on three theoretical b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logic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amely， the logic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elem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jor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gic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new-new trade theory， and the logic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inally，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logic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to the objective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building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uts forward a market-oriented reform path， innovation-driven path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path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three action path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ll inject a steady stream of vitality into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責任編輯? 彭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