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的史和詩

［摘要］ 《遠去的白馬》是朱秀海對于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的一次文學性的正面描寫。他從民間的角度，發現了戰爭史上的人民和民間精神。另外，以“白馬”為意象結構小說，不僅使小說具有抒情的氛圍，還借此闡釋了革命精神的具體內涵，并從人文層面挖掘了這一精神資源在當下的意義。

［關? 鍵? 詞］ 《遠去的白馬》；民間；白馬精神；抒情詩

朱秀海作為一位軍旅小說作家，他依靠自己的軍隊經驗和扎實的材料準備，寫成《遠去的白馬》。他以對“白馬”的執著追尋結構小說，忠實還原了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上幾次重要戰役，塑造了一批具有白馬精神的革命戰士，展現了平民英雄人物波瀾壯闊的戰爭史詩，表現了對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與深切懷念。

一、一部民間的革命戰爭史

《遠去的白馬》以膠東趙家垴村的女共產黨員、支前女隊長趙秀英為主人公，寫她誤入東北戰場和東北野戰軍第三十七團一起出生入死，經歷了摩天嶺、 四保臨江、搶占通化、塔山阻擊等驚心動魄的浴血奮戰，正面展示了東北解放戰爭的壯闊畫面。在男人占主導地位的戰爭進程中，作為團隊中唯一的女性人物，她像一匹帶有圣潔光暈的白馬闖進了戰場，打糧、救護、打仗，數次解救人民軍隊于危難之中，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秀海選取了一個普通的底層女性人物，她是丈夫下落不明的妻子，是家中尚有幼子的母親，卻陰差陽錯地卷入了戰場之中，作為一個草根人物被放置在了歷史畫卷的最前方。一方面，趙秀英不是軍人，作者借周圍人之口一再強調她獨立于三十七團的普通民眾身份。幾次危急關頭，溫營長、姜團長、千秋等人總是提出要秀英大姐趕緊離開戰場，希望她在安全的地方活著。他們不僅在保護趙秀英，保護的更是趙秀英背后所代表的母親和妻兒，是戰爭背后無數的普通人。朱秀海含蓄地點明了革命戰爭的實質，并非掠奪和占有，而是保護人民的責任與使命。另一方面，趙秀英雖然不是部隊的人，但她卻有一身軍裝，這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軍裝與戰爭相聯系，趙秀英作為普通人卷入戰場，從戰爭的邊緣走向中心，參與到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但“人民”是一個有著集合意義的群體，本身面目模糊，朱秀海通過趙秀英這一從民間而來的人物形象，將“人民”這一群體還原成了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讀者看到了這一名詞具體的所指，由此實現了革命的宏大敘事和個體的結合。

“民間”區別于“廟堂”代表的國家主流政治話語和“廣場”知識分子代表的精英話語，它代表的是一種樸素個體的生活愿望。王德威教授說，歷史就是穿衣吃飯。小說中以趙秀英為主的三十七團的人，他們參與東北解放戰爭所依持的革命理想并不是政治理想，而是樸素的道德和生命理想。年輕的小士兵千秋明白自己的革命理想是讓窮人不像他一樣長到十三歲還沒有褲子穿，光著屁股被隔壁的女孩子笑話，“比當兵半年指導員講了多少遍的政治課都更讓他一下子就透徹地理解了為誰革命”［1］，這其中蘊含的是作為人最原始的生命尊嚴。三十七團里的國民黨俘虜老任，因為對趙秀英的愛慕和追求，一改過往的懶散不配合，最后成為業務精湛的炮兵連長。小說里時有顯現革命政治理想的闡述，如給千秋他們講課的指導員、趙秀英的革命引路人林月琴，這與三十七團其他人的革命道德理想形成對照。在戰爭年代，英雄人物個體生命的意志和力量囊括在國家民族的命運中得到了細致的展現，國家政治主流話語和民間話語形成合流。

趙秀英這一人物形象是小說最突出的貢獻，她自民間而來，也帶來了底層民間的真精神。趙秀英生長于齊魯大地，似乎天生就帶有善良、包容的民間地域品性。她寬容趙大秀等人的欺騙和背叛，隱忍承受著多舛的情感命運，同時她又有著兼濟天下的道義和江湖俠義。在三十七團生死關頭，和他們患難與共；在與支前隊走散后，她屢次放棄離開戰場的機會，打聽同伴的下落，強調著要帶他們一同回家的承諾；在戰爭結束后，去照顧烈士的遺屬、名義上的婆婆，這些都體現出了她的責任與擔當。三十七團的許多人后來都享受了革命勝利的果實，而她卻“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隱入沂蒙山中。李敬澤認為趙秀英身上“既有革命者的俠氣，又有起于民間的俠氣”［2］，這種一直留存在民族漫長歷史中的江湖民間俠氣被趙秀英繼承，融進她革命者和民間普通人的雙重身份。趙秀英身上的民間精神在革命戰爭過程中轉化為崇高大義的革命精神，民間真精神推動了這樣一個民間革命英雄神話的產生，從而又實現了“革命的神圣性”［3］的表達。

另外，以民間的立場寫歷史，往往能補正史之不足，發現宏大歷史裂隙中的小人物。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二道河子戰斗就這樣留在歷史上了，但它沒能出現在今天出版的任何一部關于東北解放戰爭的史書上，即便是在后來編纂的三十七團團史上也不存在它的位置……”［4］這次戰斗中趙秀英的重要性在正史的典籍中也難以找到，反而是姍姍來遲的老任成為英雄傳奇。雖然如此，二道河子中趙秀英大姐的功績卻被后來散落民間的活下來的官兵的兒女親人們講述，后來又有作家采訪整理。這里面有朱秀海對于歷史的認知和思考，歷史虛虛實實，錯亂交雜。從民間的角度，可以發現正史之外的普通人的意義和價值，厘清和補齊歷史的本來面目。此外，不同于后來者的后知之明，也不同于高層決策者的聰睿決斷，戰爭中的普通人無法預知歷史的走向，他們只是身在其中的在場者。趙秀英和千秋有兩次關于戰爭走向的預測。809高地之戰后，千秋問：“大姐，你覺得我們共產黨這回真能成事兒？”［5］這時的趙秀英有些猶疑，并不確定。直到從廣播里聽到錦州大捷，東北戰局已定，千秋才真正相信勝利在望。這些普通人沒有掌舵者的先知，反而更好地呈現了歷史在未見分曉時混沌不明的狀態。

二、一首白馬的抒情詩

賀紹俊在總結當代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時，認為這些紅色經典通常以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為主題，基調昂揚激越，但也因此導致概念化的問題。所以在書寫這一題材時，“在主題開掘上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柔，做到剛柔相濟。這主要體現在對人性和詩意的書寫上?！保?］《遠去的白馬》在重現戰爭歷史、褒揚民族大義之外，朱秀海把最多的筆墨放在了戰爭年月里人物的情感與命運上，以抒情的筆法書寫他們的悲歡離合。

小說絕大篇幅以千秋的視角來寫，在不同的地方重復出現“大姐啊”這一句子，這是一個小戰士以最純凈的聲音，為趙秀英這一如妻如母的女子唱出的詠嘆調。憐惜、愛慕、敬重……讀者與作者、千秋產生了情感的共鳴。作家著力塑造的大姐趙秀英，她的動人之處不只是純潔的黨性和堅毅的人格品質，更在于其情感的熱烈與落寞、生命的悲痛與寬仁，這是一個自血肉中生長出的人物，催發了無盡的人性光彩。趙秀英一生追尋等待的白馬，這白馬既是革命的精神與信仰，也是她情感的凝結，是冷硬的戰爭生活里的一抹亮色。跌宕起伏的戰爭場面固然能夠讓人心跳加速，但人物綿密的情感體驗更加打動讀者。小說開始部分詳細地描寫趙秀英做新娘子的那一天——剪窗花、蒸喜餅，等待白馬營長劉抗敵到來時心底翻涌的憧憬、愛慕、羞澀、忐忑……她暫時褪去了革命者的英姿，盡顯女性的柔美特質。作者以不厭其煩的心理獨白和行為描寫，減緩了戰爭籠罩之下的日常時間，實現了現實緊迫感和心理延宕的轉換，使讀者細細咀嚼文字之間流動的情感。小說另一處描寫是渡海時千秋和趙秀英之間的一個擁抱，這是類似茹志鵑《百合花》的寫法，小戰士心中一種朦朧的情愫慢慢萌生，這都是戰爭歲月里的抒情詩。這些戰場邊緣的慢節奏書寫與急行軍的戰場快節奏交織在一起，錯落有致、富有韻律感。

趙秀英的婚嫁吸收了上錯花轎的傳統故事類型，看似離奇地進錯洞房，實則是嫁對了心里的人。但作者并不是要對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大團圓進行摹寫，此后故事急轉直下，她最樸素、最真摯的情感世界經受不住炮火的侵襲，她以女性的身體承受戰爭施加的創傷。在大義與私情的抉擇中，面臨著一次次的失去，父母、丈夫、孩子、支前隊、家園……文中只留下一個坐在海邊的孤獨身影，呢喃一句“除了和我同甘共苦的一起經歷了這個苦難冬天的白馬，誰還是我的親人呢”［7］。這孤獨在大時代里顯得微弱，卻有撼人心弦的文學力量。與孤獨相伴共生的是生命的漂泊感，趙秀英作為戰爭孤兒的身份一開始就奠定了她對家的渴望。家園是一個人的情感維系和精神皈依，但是她從膠東老家渡海到東北，不是三十七團的一員，不能是劉抗敵團長的妻子，也不承認是劉德文烈士的家屬，漂浮在這片黑土地上不能生根，回鄉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精神皈依。離亂的戰爭生活里未來是飄忽不定的，回鄉這樣最樸素的情感期望卻無法實現。小說也浮光掠影般照到了其他人物的隱秘創傷，比如劉抗敵的第一任妻子、千秋關乎尊嚴的褲子等。在聲勢浩大的戰爭中，朱秀海發現了偏隅里受損傷的精神世界，給予這些掩蓋在宏大敘事下的個體抒情聲音以關照，這些內容遠比戰爭描寫更深情、更動人。

對于革命戰爭題材小說的開拓，很多時候是在宏大敘事的背景下對日常生活的發現，對人性、人情、生命意志等諸多方面的講述。朱秀海顯然并不滿足于此，在《遠去的白馬》中，他設計了趙秀英整個人生的頻繁錯位：錯/對、失去/獲得、離開/歸來，在這一系列的矛盾與沖突中，本就具有優秀品質的人物如同受刑的普羅米修斯一樣，還是不斷地被撕裂，以完成對她人格的再度升華。朱秀海不斷地試探這個革命女戰士、民間英雄可能到達的完美的限度。嫁錯郎、上錯船的偶然似乎成為她往后一般意義上生命悲劇的開端，是有一種古老的命運弄人的色彩。但作者的意圖不在于展現命運的奧秘，趙秀英作為一個主體有“有為”的強大一面，看似被命運與歷史裹挾前進，其實也是她主動選擇的結果。因此，從最開始嫁人時對英雄的敬仰到自己成為英雄；從不斷地失去與尋找愛人/家園到自己成為整個三十七團人的精神依靠。小說不斷循環“現實失落—精神升格”這一結構，使得人物的精神維度是向上走的，在失去還復來的過程中呈現出崇高的悲劇品性。

在此基礎上，可以重新發現白馬的兩層隱喻之間的聯結。作為愛情的白馬與革命信仰的白馬在一開始是同構的，比如騎白馬的劉抗敵，同時滿足趙秀英對革命英雄的敬仰和對愛情的想象。此后白馬隨著歐陽政委、千秋等人出現，尚且有著愛情的意味，再到小說結尾，姜團長、溫營長等一代革命者都騎上白馬在趙秀英的夢里出現，此時白馬的意義在革命精神的基礎上被泛化，成為一種更超拔的精神之愛。從這一層面上來說，朱秀海保留了戰爭題材對于個人主體情性的抒發，但又讓“個人”融入“集體”，保留史詩的品性，不至于在詮釋過程中使宏大敘事發生吊詭的萎縮，退回到私我、小我。由此整個小說呈現出巨大的情感能量，既有涓涓細流，也匯成山川湖海。

小說有意完整交代幾個主要人物的生命歷程，將敘事的時間線一直延伸到了21世紀20年代，直到他們離開人世?！斑h去”一詞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以此對照小說的副篇部分，既是物理空間上的遠去，也隱含著在后輩人心理空間的遠去。所以當革命已經成為過去，那一批革命者及其后代進入21世紀，上演了一出出鬧劇，讓讀者大跌眼鏡。這些戰時的英雄形象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當下變得一片狼藉，不再如白馬般無瑕。在戰爭勝利之后，趙秀英依舊承受著情感與名利上的雙重犧牲，在沉默之中將白馬的精神打磨得更有光華。她如同隱于沂蒙山的一位高人，踏入荒誕不經的世間，作為“最后一個”白馬，拯救了被抹殺的崇高，完成對英雄的召喚。如上所述，“白馬”的意義已經被泛化，朱秀海從人文層面去書寫革命中的精神資源，英雄的精神在現代仍舊有其意義。

“從哪里說起呢？”“從白馬吧?！保?］小說以此開篇，如同一個老人過盡千帆的講述，帶有朝花夕拾的意味。主體部分回顧以女主人公趙秀英勾連出的一批英雄形象，敘事基調沉緩而悠長，如同口風琴般吹奏出一曲白馬之歌。小說彌漫著濃厚的抒情與懷舊色彩，其中雖有大量的戰爭描寫卻并不顯得粗獷，反而增添了厚重感。

三、結束語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為了敘述的完整性，敘述視角由最初的劉抗敵、趙秀英，到后來的千秋，再到全書將要結束時又接連出現的劉心存、朱作家，甚至是劉抗敵的生平研究者。出于故事講述的需要，副篇部分許多人物拉拉雜雜全部出場，讓人眼花繚亂，但這些功能性人物的插入顯得生硬，敘述并不高明。另外，小說接近結尾部分有關白馬的詩篇大量出現，或許如朱秀海所言，他在現實生活當中遇到過這樣的場景，曾在采訪老首長時，感動于其滔滔不絕吟誦白馬詩篇這一行為背后蘊含的深厚情感。作者將這樣的場面直接搬進小說當中，想要強行掀起情感的高潮，但并未達到預料中的藝術效果，反而有復制粘貼之嫌，這些詩篇游離于小說情節之外。

“白馬”的故事橫跨80多年的歷史來到當下現實生活，書寫了東北戰場上壯闊的解放戰爭史，也鋪展開戰爭下個體生命的絢麗詩歌。朱秀海較好地處理了革命戰爭小說中個人與宏大敘事之間的關系，接續和詠頌了一種貫通過去與當下永遠高貴的白馬精神，發掘了革命精神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4］［5］［7］［8］朱秀海.遠去的白馬［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94，316，401，315，3.

［2］何瑞涓.《遠去的白馬》：致敬英雄，致敬人民［N］.中國藝術報，2021-3-31（8）.

［3］賀紹俊.朱秀?！哆h去的白馬》：為革命圣女塑像［N］.文藝報，2021-5-10 .

［6］賀紹俊.新中國 70 年的革命歷史和革命戰爭小說：當代文學的“洪鐘大呂”［N］.文藝報，2019-7-8（2）.

作者簡介：

林鈺（1996— ），女，漢族，陜西商洛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