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勘《創業史》女性書寫的敘事悖謬

劉曉航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自《創業史》誕生之初,評論者在關注核心人物梁生寶之外,就普遍注意到這部作品所描繪的女性如徐改霞、趙素芳等人物塑造的矛盾性問題。李希凡在評價柳青對徐改霞形象的塑造時就言及:徐改霞雖是“作為農村的新女性的形象來創造的”,但是,“改霞并沒有寫好。其根本原因就是她沒有象梁生寶那樣,把她的新人的品格扎根在現實生活的土壤里”,徐改霞雖被柳青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新女性的正面形象來描繪,她擺脫了封建婚姻,參加了土改運動,但她又沉醉于愛情之中,“性格游離了那復雜斗爭的現實”(1)李希凡:《漫談〈創業史〉的思想和藝術》,《文藝報》,1960年第17-18期。。而對于趙素芳,“有人認為作者過多地強調了素芳作為生物的人的特點”,反駁這一論點的文章則認為這種生物性的描繪并不過分,“作為一個被壓迫、被損害的女性,她的命運又和舊社會一切被壓迫的下層婦女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只是素芳受的壓迫和摧殘更深、更重罷了。正是由于這種命運在根本點上的相通,柳青便有可能通過對素芳的特殊命運的描寫,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歷史問題”(2)何文軒:《論〈創業史〉的藝術方法——史詩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當時評論者所指出的這些女性形象塑造的問題以及不同意見,其實正顯示出當時的時代要求與生活日常經驗的矛盾。就徐改霞而言,時代要求作品塑造投身現實斗爭的新婦女形象,但同時作家對其愛情這一不可避免的日常生活情感的描摹則易逸出這一時代要求;對趙素芳來說,評價者所批評的《創業史》“更多地強調了素芳作為生物的人的特點”,其指向的是趙素芳缺乏反抗與斗爭意識的新時代情感,而反駁者則認為趙素芳屈服于富農姚士杰則正體現出底層婦女所遭遇歷史壓迫的現實質感。

伴隨著改革開放后新時期文化的“轉軌”,對于這部“十七年”時期的文學經典,研究者有了更多的進入方式。比如,關于徐改霞游離于蛤蟆灘,以及想要考進工廠進城的書寫,有論者就從城鄉二元的歷史結構出發,解讀為何城市對于徐改霞而言是一個夢想之所在,正是“優先發展城市”這種穩固的社會“結構性”存在,使作家在處理小說時,不得不遵循人物想要進城的情感要求,而這種進城的現代性需求又與蛤蟆灘也在從事農業合作化建設的現狀矛盾,故而,小說中徐改霞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猶豫不決(3)張高領:《“進城”的難題與“顛倒式誤讀”——從〈創業史〉到〈人生〉》,《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必須指明的是,這種后見之明式的解讀,雖然或許難以全息式地“回到歷史現場”,從而“重新面對歷史當事人難以忘懷和無限復雜的‘個人心理時刻’”(4)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頁。,也即對柳青的文化心理、小說中細膩的人物關系、“十七年”讀者的情感結構等更為細微的層面進行把握,但卻可以用一種穿透性的眼光幫助我們重新打開經典文本。

本文也欲以一種后設的眼光,從《創業史》中女性書寫所展現的文本縫隙入手,探查柳青在小說寫作中面臨的敘事矛盾。細讀《創業史》會發現,三位主要的女性形象徐改霞、梁秀蘭和趙素芳身上都凝結著悖反式的敘事話語。圍繞在“美女”徐改霞身上的問題是:在小說建立的意義世界中,徐改霞的“美貌”并不足以成為一種值得贊揚的價值;但在小說敘事中,徐改霞的“美貌”卻具有幫助小說完成人物等級關系設置的重要敘事功能,在此,小說中“美貌”的內容規定與形式功能產生了悖反。圍繞在梁秀蘭身上的問題是:同樣是身為勞動婦女的正面人物,為什么徐改霞能夠掙脫包辦婚姻,走上反封建之路,而梁秀蘭的封建包辦婚姻卻被塑造成為一段值得贊揚的戀愛故事?在此,小說在處理反封建與軍民情這兩種時代要求時產生了矛盾。圍繞在趙素芳身上的問題是:在大多數的紅色經典中,女主被強暴后多走向了階級斗爭之路,而趙素芳卻為何奇怪地屈服于富農姚士杰?在此,小說敘事中人物塑造的自主性力量與時代的敘事要求產生了悖論。這些不同維度的敘事悖謬其實十分明顯,甚至結構性地展現出了柳青在處理女性人物形象時所面臨的諸多矛盾與猶疑。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或許更有意義的是從這些矛盾性的敘述中(寫什么)看出柳青的一些敘事意圖(為何寫)以及作家在彌合這些矛盾時所呈現出的修辭問題(怎樣寫)。同時這種無意識的敘事斷裂,也透露出彼時彼刻整體的時代情感與婦女解放問題。

一、徐改霞的美貌:意義世界與敘事功用之悖

徐改霞是作為與梁生寶對位的社會主義新女性來塑造的。她通過自身抗爭,擺脫封建婚姻,參加土改,是一位被新社會解放了的婦女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柳青也為這一女主人公賦予了傳統“才子佳人”故事中老舊的質素——美貌。本節欲以探討的即是徐改霞以美女身份在小說中最初登場時所顯示出的敘事癥候。

首先,從小說內在故事發展看,《創業史》對徐改霞“美貌”的描繪,給人以強烈的突兀之感。在第一章,徐改霞初次登場時,小說以梁三老漢的視角評價徐改霞:“啊呀!收拾得這么干凈,又想著和什么人勾搭呢?”(5)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8頁。。這表明徐改霞在拒絕包辦婚姻后,其在蛤蟆灘舊倫理秩序的認知中已經背上了負面的道德評價。并且到此,小說也僅限于描繪徐改霞“收拾得干凈”,而沒有關于她美貌的敘述。此后,小說雖在第二章,寫到孫水嘴對徐改霞的多情憐愛,但也沒有講述徐改霞的容貌問題。直到小說第六章,徐改霞突然被塑造為一個“湯河上有名的‘俊女子’”(6)柳青:《創業史》,第93頁。,并說湯河附近想要和她結親的條件優渥的人家眾多,以至于“改霞的漂亮和風韻,弄得他們吃飯和睡覺都受了影響”(7)柳青:《創業史》,第93頁。。也就是說,在最初構設的故事世界中,徐改霞直到第六章才作為“美女”得以在小說中正面登場。

接下來,小說特別描繪了徐改霞經過下堡村,前往縣城的場景:“她一路吸引著婦女們贊賞的眼光,小伙子們愛慕的眼光和姑娘們羨妒的眼光”(8)柳青:《創業史》,第100頁。。繼而寫到徐改霞在路上遇到了富裕中農郭世富的兒子郭永茂、兄弟郭世華的“騷情”,而又借助徐改霞的心理描寫表達了對他們求愛的否定性評判——“她知道一點郭世富想要她做兒媳婦的動機。那真叫妄想!”(9)柳青:《創業史》,第102頁。而接下來當預備黨員、農業互助組組長梁生寶出現時,徐改霞才會動情,“她牙咬著嘴唇,準備著經過一個內心非常緊張的時刻”(10)柳青:《創業史》,第102頁。。

這里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徐改霞的美女形象之所以以一種非常突兀的形式出現,正表露出柳青在寫作這部長篇時情節敘述上的塊面性和情節使用上的功能性。具體而言,限于小說的篇幅長度、連載形式和作者的敘事能力,許多之前提及的情節再次出現時,讀者可能已經淡忘,或者說憑借此前的情節講述不足以完成接下來情節的展開和敘事意圖的呈現,所以,柳青常常需要比較突兀的重敘和渲染。除對徐改霞美貌的描摹突兀的問題外,還比如小說在敘述梁秀蘭與其參加抗美援朝的未婚夫楊明山的故事時,開始只在第一章對兩者的訂婚略作交代,而小說的第十九章要展現梁秀蘭與楊明山故事的高潮部分時,就必須借助徐改霞這一主要人物和她的愛情觀這一主要情節,點出抗美援朝的時代背景以及她對梁秀蘭愛情的羨慕,從而幫助讀者回到梁秀蘭的故事線,完成接下來的敘述;同樣,寫趙素芳前往姚士杰家做工時,為了給姚士杰的強暴作鋪墊,又專門出現蕩婦翠娥勾引姚士杰的情節,以將姚士杰作風不正的故事脈絡重新拉回讀者視線,并為接下來的故事發展進行渲染。這樣,閱讀這兩個情節時,讀者很容易會發現這些情節的突兀感和塊面感,不能和小說主線融洽地合為一體。而這種敘事上的突兀之感,其實也就表明了小說欲以展開的內容具有強烈的敘事意圖性。

小說之所以在第六章突然將徐改霞塑造為“美女”,其實正是試圖借助敘述蛤蟆灘上眾青年對徐改霞的好感,讓小說主要人物悉數登場,同時,還通過徐改霞對這些青年的評價與認知,來迅速完成小說所構設的人物等級關系。徐改霞對富裕中農郭永茂、郭世華以及流氓無賴樣的孫水嘴求愛的拒絕和對梁生寶的肯定,就幫助故事劃定了人物等級。一定程度上,小說正是以徐改霞的“美”完成對梁生寶“真”與“善”的肯定與印證。這樣,愛情上的成功與失敗,就能夠在讀者那里迅速置換為主角與配角,甚至對與錯的對位式心理判斷。就此而言,徐改霞的“美貌”在小說對整個蛤蟆灘人物的等級關系設置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敘事功能。

但與這種敘事上對“美貌”的依賴相比,小說卻又一再借徐改霞之口,對美作否定性評價:“漂亮對她來說,是一種外在的東西,與她的聰明、智慧、覺悟和能力,絲毫無關。她絲毫不覺得這是自己的所長,絲毫不因人注意而自滿;相反,她討厭人們貪婪的目光”(11)柳青:《創業史》,第100頁。。顯然,在小說構設的意義世界里,美貌并不是一個最高的或說獨立的價值,它必須讓位于聰明、智慧、覺悟、能力等更為“有用”的素質。這樣,小說一方面依賴于“美貌”來完成對人物等級關系的設置;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美貌”并非理想價值,小說的意義世界與敘事功能產生了明顯的悖反。這正展現出柳青在時代要求與生活中的普遍情感之間的第一重矛盾。

二、梁秀蘭的婚姻:反封建與軍民情之悖

小說圍繞梁秀蘭講述的故事,主要是其與軍人楊明山的愛情經歷。小說借徐改霞的視角,講述了梁秀蘭的愛情故事。梁秀蘭是7歲時被她爹定親出去的,楊明山1950年參加志愿軍赴朝抗美之時,梁秀蘭方才16歲,“她秀蘭娃家,后來想相一相女婿的面,人家在國外的戰場上哩”(12)柳青:《創業史》,第287頁。。這樣一個封建的包辦婚姻,顯然并非強調新社會變革的《創業史》所要肯定的故事。但小說中梁秀蘭定親的對象是參加抗美援朝的軍人,于是在小說敘事中,反對包辦婚姻的反封建敘事悄悄退場,而軍民團結的階級情就占據上風?？梢哉f,柳青在小說中為梁秀蘭安置的就是一個包辦的“階級婚姻”。由此,凝結在梁生寶妹妹梁秀蘭身上的最大的敘事問題就是,同樣是包辦婚姻,為何徐改霞得以成功地擺脫封建桎梏,并在小說中成為社會新女性的形象;而梁秀蘭卻屈從于封建婚姻,甚至于感到這種包辦婚姻“更榮耀”?

柳青對梁秀蘭的塑造也陷入了歷史真實和敘事意圖之間的矛盾。對梁秀蘭來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出生在蛤蟆灘的她不可能擁有自由婚姻,這是歷史真實決定的。那么,敘述她與革命軍人的愛情故事,就必然從包辦婚姻開始;而她對象的抗美援朝的軍人身份,又決定了這段愛情在小說所建構的意圖世界中,必然是一段不會被否定或中斷的故事。這樣,在徐改霞那里被否定的包辦婚姻,在敘事的精心包裝之下,就搖身一變成了讓梁秀蘭感到“榮耀”的正面情節。

柳青的魅力在于,他如實地描繪了梁秀蘭和故事中人物的情感變化。當梁秀蘭接到楊明山從戰地寄來的照片時,周圍人對革命英雄的美好想象因為楊明山“賴賴巴巴,看上去帶點老相”的面容,而變得尷尬起來。同行的同學“不好意思評論,都走開了”(13)柳青:《創業史》,第286頁。,徐改霞也想著“一個閨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動表現自己愛國和進步要求,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閨女愛,隨便許人”(14)柳青:《創業史》,第287頁。。應當說,此處作家是在用徐改霞的心聲代拿到照片的梁秀蘭發言。梁秀蘭最初對待楊明山的態度也是抵觸的:她“獨自一個人,在四年級教室里看信,用手帕揩眼淚”(15)柳青:《創業史》,第287頁。。而他的父親梁三老漢則以舊封建的思想,告誡她“好賴就是那人!你想學改霞的樣兒,老子打死你……”(16)柳青:《創業史》,第290頁。。就此而言,柳青在梁秀蘭最初拿到楊明山的照片時,依然在用生活中的普遍情感經驗講述故事,即對包辦婚姻并不滿意的梁秀蘭的傷心故事。

不過,柳青接下來則借助一系列敘事策略,來扭轉整個故事走向。首先,作家借徐改霞之口,制造了一個婚約不可解除的理由,即“婚姻法里有一條——正在前線的軍人的妻子或未婚妻,不得要求離婚或解除婚約;如有不相合的情由,等男方從前線下來再說”(17)柳青:《創業史》,第287頁。。這個法令條文如果屬實,確可幫助柳青彌合反封建敘事與階級敘事之間的悖反。但根據1950年的《婚姻法》,第一條即反對包辦婚姻(18)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1950),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s/2014-10/24/content_18827 23.htm,2023.12.28。,楊明山和梁秀蘭的婚約在根本上即是違法的,何況兩人并未結婚,只是口頭的約定而已。所以,這樣的情節顯然不能給予兩人婚姻以足夠的合法性。

接下來,小說對梁秀蘭情感轉變的處理,很明顯地展現出私人話語向公共話語的轉移。在處理梁秀蘭的情感變化時,作家首先鋪墊的是她對于未婚夫楊明山的思念,甚至于描述為“楊明山是秀蘭最貼心的人。比成天在一塊的她媽、她爹、她哥生寶還要親近”(19)柳青:《創業史》,第288頁。。要知道,楊明山此前并未與梁秀蘭見面,甚至連通信都沒有,如此可見小說在處理梁秀蘭情感轉變時的突兀感。其次,是對參與抗美援朝戰爭的英雄楊明山榮譽的渲染,以及對梁秀蘭個人內心境界的拔高。在描摹梁秀蘭的愛情之前,小說對梁秀蘭著墨甚少,而在此時,甚至不惜將梁秀蘭作高于女主人公徐改霞的對比:“她不象改霞,從來不會弄一點點虛假或作態。生活里,有時候必須有這么一點點東西,不過不叫虛假,而被人們叫做涵養,就是給人一種不在乎的印象”(20)柳青:《創業史》,第287頁。。此處對梁秀蘭內心境界評價的拔高,其意正在于將她的私人世界與公共世界作流暢的嫁接。正因她擁有高尚的內心世界,所以才覺得被汽油彈燒傷的“楊明山反而更美,和他在一塊覺得更榮耀”(21)柳青:《創業史》,第291頁。。

也就是說,小說通過梁秀蘭從愛情思考到政治思考的內心變化,與一種公共話語(戰爭榮譽)、階級情感進行了縫合。當梁秀蘭丟掉了最初的悲傷情緒,前往婆家時,小說特別描繪到:“秀蘭站在開闊的土場上,巍峨的秦嶺啊,廣闊的平原啊,彎曲的湯河啊,偉大祖國的山河,喚起秀蘭崇高的思想。鐘南山的老爺嶺,就是上甘嶺!親愛的明山哥哥,就在那里反擊美國侵略者,保衛山腳下平原上的一片和平景象哩!”(22)柳青:《創業史》,第295頁。到此,梁秀蘭就完成了從愛情主體到政治主體的轉變。原本應是反封建的徐改霞式愛情,就最終化身為充滿榮耀的階級愛情。

我們尚需追問的是,為什么柳青要特別為梁秀蘭的愛情設置一個屏障,即楊明山被燒傷的情節。假如,楊明山并未被燒傷,那么寄回來的相片或許不會像村中人“在畫報上看到的、胸前掛滿胸章的英雄”(23)柳青:《創業史》,第286頁。一般偉岸,但至少不會讓梁秀蘭與楊明山的愛情遇到如此大的考驗。而柳青之所以要加入楊明山被汽油彈燒傷的情節,很可能的原因是作家想借此進行一種階級團結的情感教育,也即小說中所說的“人們精神上庸俗的那一部分,常常是自己不能感覺到的”(24)柳青:《創業史》,第289頁。,從而使讀者意識到榮譽比容貌更為重要。換言之,只有一個不完美的愛情,才能夠更加凸顯梁秀蘭的精神境界,才使這段愛情更為崇高。因而,在這種意義上,“包辦”的封建婚姻在作家的意識里,并沒有在反封建的層面上,成為階級敘事的沖突和阻礙,反而成為一段愛情忠誠度的“反證”。但以后見之明的眼光看,柳青在此遭遇的正是反封建與軍民情兩個時代敘事要求之間的掣肘,在強調軍民情感和梁秀蘭內心境界之時,反封建這一內在的時代要求,則容易被作家淡忘,也因此使梁秀蘭的婚戀故事帶上了一些時代的灰暗底色。

三、趙素芳的屈服:文學自主性與敘事規定性之悖

在強調階級斗爭的小說中,強暴戲碼往往是塑造階級仇恨,調動讀者情緒的重要手段。比如,《白毛女》中黃世仁霸占喜兒,《紅旗譜》中馮老蘭對春蘭的覬覦,朱老忠姐姐被仇人強暴等都意在達成這樣的效果。在《上海的早晨》中雇農湯阿英被地主朱暮堂強暴,從此逃往上海進入工廠,幫助小說勾連起了地主/農民與資本家/工人的兩種革命斗爭的線索。在這些借由強暴這種崩潰的倫理秩序講述革命仇恨的故事中,女性的最終結局往往是死亡、退隱,或者走上抗爭之路,而《創業史》中的趙素芳在被富農姚士杰強暴之后,并沒有走向階級對抗之路,反而屈從于姚士杰。由此,柳青在小說中提供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讓人覺得奇怪而扭曲的女性結局。這種奇怪的人物塑造其實正反映出小說人物成長的自主性與時代要求的敘事規定性之間的悖論。

故事中,柳青為趙素芳倒向姚士杰作了細致的鋪墊。小說追溯了趙素芳的人生歷程:其父因抽大煙揮霍家產,以致家中窮困,母親因此與別人偷情。16歲時,又被人誘奸,丟失清白之身,也失去了嫁到一個好人家去的資本。最終,只能嫁給貧窮又有些癡呆的栓栓,被滿腦子舊封建思想的公公王二瞎子毆打,喪失了女性的尊嚴。其后她想效法母親,和梁生寶偷情,但被梁生寶拒絕,并被公開批評,以至于她向村中說自己還沒有解放,想要出來參加婦女解放工作時,梁生寶也以她和栓栓情感不穩定為由予以拒絕。

在這樣的情況下,柳青幾乎就將趙素芳在當時社會中的正當出路全部封死。當趙素芳來到姚士杰家做工時,她受到階級與封建雙重因素的壓迫,既因姚士杰的富農身份,緣于貧富差距而自感卑下;又因姚士杰一家之主的男性身份,緣于常被男人打而心生膽怯。當姚士杰看透趙素芳的性格誘奸她時,趙素芳既因畏懼喪失反抗的能力,又半推半就,最終屈從于姚士杰這個“階級敵人”。

柳青對趙素芳成長經驗的細描,正是在反封建的路徑上講述故事,他借此想要凸顯的正是婦女在自我解放時面臨的復雜歷史難題;但小說設置的意義圖景又必須要求柳青對屈服于富農的趙素芳加以否定。不過,小說中僅有兩處對趙素芳的錯誤行為進行了簡單的否定。其一是“女人啊!女人啊!當不能正確理解人生的時候,她們是多么糊涂的人啊!”(25)柳青:《創業史》,第334頁。其二是“當一個女人還沒有階級覺悟,還沒有自覺到勞動最崇高的時候,她還能從什么旁的角度看人生呢?”(26)柳青:《創業史》,第340頁。顯然,這樣的否定顯得倉促而拙劣。從趙素芳的性格特點和人生發展來說,第一條評判并不具有很強的合法性;而第二條對于趙素芳沒有自覺勞動最崇高的負面評價則更類無稽之談,因為趙素芳前往姚士杰家做工勞動,正是她自己的提議。柳青對趙素芳這一形象塑造的悖論在于,對于貧農趙素芳而言,將其描寫為屈服富農的形象,無疑需要極具說服力的故事情節來加以鋪墊。在這種意義上,柳青必須對趙素芳的艱難處境作出細膩描繪。但同時,趙素芳屈服于富農這一事件,在小說構建的意義世界中,又是必須被否定的。那么,柳青在否定這一結果之時,又必然在敘事上,與之前著重建立的使趙素芳屈服于富農的敘事合理性發生沖突。于是,本應該在反封建的敘事層面上,對趙素芳經歷加以同情的柳青,卻相當艱澀、拙劣地對趙素芳進行了否定性評價。

回到本文開頭圍繞趙素芳的那個爭論?！秳摌I史》出版伊始,有論者認為柳青過多地強調了趙素芳作為生物的人的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1959年第8期《延河》上的初刊本,在1960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創業史》中,柳青對趙素芳的形象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其中,主要是將一個被強暴后主動靠攏富農姚士杰的“生物的人”的形象,修改得更加具有人格獨立性。舉例而言,該章最后部分寫姚士杰蠱惑趙素芳,想讓她敦促公公王二瞎子退出互助組,以和梁生寶作對,待趙素芳回到家中,公公王二瞎子也正想退組,并差遣趙素芳前去梁生祿家打聽?！堆雍印烦蹩緦②w素芳此時的心理狀態描繪為欣悅的:“素芳很氣恨的臉上立刻換了笑容。她正煎熬把她堂姑父的希望說不出口,白跑一趟……”,“素芳高興極了……在四合院的路上,她決心和堂姑父好下去……她覺得她沒有什么對不起常訓她的瞎眼公公和曾經打得她下不來炕的魯笨男人”(27)柳青:《創業史》,《延河》,1959年第8期。。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版本中則修改為:“素芳很氣恨的臉上,立刻換了驚慌的面容。她不愿意自己的男人和她堂姑父一塊搭犋,想不到這個瞎眼公公自己說出來了”,“素芳作難極了。公公驚人的死牛腦筋,是不是往人生的絕路上推她呢?在回四合院的路上,她很駭怕她和堂姑父超出男女私通的關系,引起不堪收拾的惡果……她開始后悔到四合院來做活。堂姑父可怕!太可怕了!”(28)柳青:《創業史》,第341頁。

很明顯,在修改后,趙素芳就從一個決絕地倒向富農的“生物的人”的形象,變得更有尊嚴感,也更符合階級立場和小說所欲描繪的意圖世界。其實這也表明了柳青從文學話語和階級話語兩個層面描刻趙素芳時的尷尬。為了讓趙素芳倒向富農顯得合理,就必須以深入的生活質感對趙素芳的人生困境進行細膩描寫,這樣就容易強調她“作為生物的人的特點”。而將趙素芳向符合階級立場的方面修改,也會產生另一種敘事后果,即讀者對趙素芳倒向姚士杰的屈從不再有強烈的抵觸態度,而對趙素芳有了更多的同情。從情感邏輯上看,這表現出在反封建立場上同情趙素芳,與在階級立場上否定趙素芳的對立。而從敘事上看,小說人物的性格發展有其自主的文學邏輯,為實現文學敘事的真實感,趙素芳的艱難處境必須加以描寫;而同樣,對倒向富農的趙素芳加以否定,則是時代要求的敘事規定。柳青對趙素芳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遭遇的也是文學內部自主性與敘事規定性之間的矛盾。

四、結語:作為敘事與歷史癥候的悖論

《創業史》中潛隱的女性塑造的悖論,其實顯示出柳青的敘事藝術與當時社會歷史的雙重問題。從敘事藝術來看,首先,這些敘事悖謬當然顯示出柳青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的藝術問題,在一些更重要的敘事意圖的影響下,其女性人物塑造脫離了合理的情感邏輯,但這些隱含于女性形象中的悖論也正顯示出柳青在人物塑造時對生活質地的強調。正是對生活經驗和普遍情感的尊重,才使小說無意中產生了與社會環境相悖的敘事矛盾。也即有論者所說的:“《創業史》中存在著深刻的價值矛盾,即單一的政治視角對人物塑造的制約和感性的生活體驗對作品人物的生動性的強化之間的矛盾?！?29)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其次,這種敘事悖論也涉及作家對女性人物描寫的功用性問題。柳青曾說:“不是為了寫戀愛而寫改霞,是為了寫梁生寶而寫改霞。既然要寫,又不愿意寫得很概念,自然就占了不少篇幅。我并不偏愛改霞,否則我不寫秀蘭和她映照?！?30)蒙萬夫等:《柳青寫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如此,可以看出,柳青在塑造徐改霞形象時的功能性,他不是將其作為小說脈絡中的一個人物來組織,而是試圖借此完成對主要人物梁生寶的塑造,所以用她的美貌來幫助小說完成敘事意圖的展露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樣,用梁秀蘭與徐改霞對比,見出階級情和梁秀蘭的崇高人格,以趙素芳屈從姚士杰,幫助完成對富農負面形象的構建,并促成小說主線——姚士杰與梁生寶互助組矛盾的激化。正是緣于意圖性而非主體性地去描繪這些女性角色,才容易讓作家忽略其間隱含的敘事問題而產生話語悖論。再次,從敘事的角度看待這些悖論,能夠歸結出一些敘事上的普遍性規律。相比于敘事內容而言,敘事形式和敘事功能更容易顯示出作家和時代生活的內在真實,如前文所述,小說世界中美貌并不具有重要意義,但在敘事功能上扮演的重要位置則顯示出當時對美貌的真實情感。在此意義上,這些敘事悖論也帶有強烈的時代癥候性,以藝術裂縫的形式展現出時代的歷史信息。因為文本的分裂背后潛藏的往往是一整個意識形態的裂痕,正如伊格爾頓所言:“給我們的事實陳述提供原則和基礎的那個在很大程度上是隱藏著的價值觀念結構是所謂‘意識形態’的一部分”(31)[英]特里·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這背后關涉的是當時婦女解放中的深層歷史悖論。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看來,“婦女解放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發動婦女參與革命和生產是革命利益和婦女利益的結合點”,“婦女反對雙重壓迫的斗爭實質就是階級斗爭,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因而婦女解放運動的要義就是反對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32)王蕾:《媒介·權力·性別:新中國女性媒介形象變遷與性別平等》,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頁。。也就是說,“十七年”時期婦女解放的哲學邏輯是,參與社會勞動,意味著走出傳統的家庭生活,進而獲得與男性一致的社會地位,以勞動尊嚴的方式獲得性別解放;參與階級反抗,意味著對私有制的抵抗,進而擺脫私有制基礎上男性對女性的占有,以獲得性別解放。也因此,柳青在《創業史》中將徐改霞塑造為一個積極參與新中國社會運動,繼而獲得解放的婦女形象。同樣從深層意識上說,柳青在小說中對趙素芳不理解“勞動”意義的批評也與此相關。由此,柳青其實是用當時共有的歷史邏輯來講婦女翻身問題。但歷史的悖論在于:身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不可能完全被消滅,陳舊的封建意識也不可能被斷然滌除。這就意味著社會參與和家庭解放、階級斗爭與擺脫封建壓迫并非完全對位的關系。換言之,參與社會勞動,并不意味著可以擺脫家庭約束;參與階級斗爭,也不意味著可以擺脫封建壓迫。歷史現實是:婦女參與社會勞動,被建構為一種“男性化”的勞動者,于是在家庭勞動之外,又有了社會勞動;參與階級斗爭之后,并未破除階級內部的封建壓迫,而更多的是受到階級與封建的雙重壓迫?！秳摌I史》中對徐改霞“美貌”的忽視,其實正顯露出“十七年”時期社會意識形態對女性固有性別特征的遮蔽,以及婦女男子化的審視邏輯,所以徐改霞可以參與社會勞動,從而一定程度上脫離家庭束縛,卻難以擺脫男女一體化的性別壓迫。小說中梁三老漢對女兒梁秀蘭擇婿的掌控、王二瞎子對兒媳趙素芳的打罵,正是階級內部固有封建束縛的展現,所以梁秀蘭與楊明山結合雖符合階級立場,但卻在反封建意義上讓讀者感到不適;趙素芳倒向階級敵人必然要被否定,但階級內部的封建壓迫卻容易使讀者對趙素芳的命運感到同情。顯然,柳青很難在階級意識與反封建意識、歷史邏輯與日常感受之間進行調和,因為這種意識沖突,其實根源于當時婦女解放整體性的深層歷史悖論。也因此,文學其實能夠以細節性的生活敘述再現宏大歷史之下人物的情感真實,而《創業史》女性塑造的悖論與裂隙也正透露出社會歷史的思想裂痕所在,因為文學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