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農業驅動農業現代化對策

張一博?馬晨?閔維清

摘? 要：智慧農業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基地建設是農業科技組裝集成的重要載體，也是現代農業科技向市場和農戶推廣的轉換器。建設全國現代農業基地是湖北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的重要指示，是新發展階段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抓手，是深入貫徹落實全國鄉村振興戰略和數字鄉村戰略的必然要求。以推進湖北省智慧農業發展進程、建設全國現代農業基地的例子切入，研究其建設現狀和建設思路，深入分析國內外智慧農業戰略部署與湖北智慧農業發展需求，剖析湖北省智慧農業發展基礎與短板，梳理國內外智慧農業發展有益經驗，闡述智慧農業發展驅動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可以為加快推進智慧農業基地建設、推動農業現代化提供借鑒。

關鍵詞：農業；大數據；智慧農業；現代農業；湖北省

中圖分類號：F10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4.03.06

建設全國現代農業基地，是湖北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的重要目標[1]，是新發展階段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抓手，是深入貫徹落實全國鄉村振興戰略和數字鄉村戰略的必然要求。智慧農業具有農業信息感知數字化、農業管理決策科學化、農業裝備控制智能化、農業要素投入精準化、農業信息服務個性化等特征，是農業生產的高級階段，能夠充分運用大數據和反饋機制打通各個環節的信息渠道，高效率地匹配市場供需，有助于推動農村土地、資金、技術等要素高效配置，賦能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建設，激發現代農業產業振興活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湖北省建設全國現代農業基地的重要路徑。

國內現有與智慧農業、農業現代化相關的文獻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研究：一是總結智慧農業的發展現狀和方向，這部分文獻梳理了當前我國智慧農業已取得的成績、存在的現實問題，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這也是被討論得最廣泛的話題[2]；二是從不同視角探討國內智慧農業發展的路徑和具體措施，此方面的文獻既有從特定技術角度進行分析的[3]，也有從管理戰略或政策制定方面進行研究的[4]；三是總結其他農業強國發展智慧農業時的方法與路徑，進而提出對中國有益的具體舉措[5]。這些研究有一定的意義，但未能將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實際情況納入統一的研究框架內進行審視。

因此，必須緊密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并對他國經驗進行“磨合”和“再加工”，將外來經驗具體化、本地化，從而形成最適合自己的實踐路徑。鑒于此，本文以推進湖北智慧農業發展進程、建設全國現代農業基地為例，研究其建設現狀和建設思路，深入分析國內外智慧農業戰略部署與湖北智慧農業發展需求，剖析湖北智慧農業發展基礎與短板，梳理國內外智慧農業發展有益經驗，闡述智慧農業發展驅動農業現代化的路徑，為加快推進智慧農業基地建設、推動農業現代化提供借鑒。

一、國內外智慧農業戰略部署與湖北省智慧農業發展需求分析

為搶占國際農業科技制高點，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早已圍繞智慧農業開展了一系列戰略行動。美國作為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最為領先的國家，早在2012年就出臺“構建21世紀數字政府”戰略規劃[6]，建設數據政府網站，并在2018年發布的美國農業提升法案中明確提出利用數據驅動農業資源管理，在2020年發布的美國農業部科學藍圖中強調要重點研發農作物病蟲害監測、早期發現和快速反應類傳感器。歐盟針對農業大數據、精準農業、農業人工智能等領域出臺了相應的戰略計劃，早在2016年歐盟頒布的“地平線2020”計劃中，就為小農戶搭建精準農業服務平臺，服務內容包括農作物生長狀況、病蟲害發生情況、土壤溫濕度等數據監測；英國于2020年出臺了《新農業法案》，提出通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提高從農場到餐盤供應鏈的透明性和公平性；日本于2020年發布了《食品、農業、農村發展五年計劃綱要》，提出大力發展智慧農業，擴大無人農機應用范圍，加強農業生產自動化系統開發運用[7]。

我國也高度重視智慧農業發展，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數字農業農村建設，相繼出臺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等系列重大政策文件，“智慧農業”分別被列為國民經濟“十三五”規劃中八項農業現代化重大工程之一，農業現代化“十三五”規劃五大創新強農重大工程之一，2017年起我國連續三年每年投資1個億建設數字農業試點項目[8]。黨的二十大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9]。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依靠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要緊盯世界農業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國農業科技水平，加快實現高水平農業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必須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帶動作用，以智慧農業發展支撐農業強國的內涵式發展之路[10]。

近年來，在全省的不懈努力下，湖北農業生產形式已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生產結構不斷調整升級，生產水平不斷進步，但同時也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人口、資源、環境、市場、技術等多重約束，它們制約著湖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阻礙著湖北全國現代農業基地的建設。一是人口老齡化嚴重，勞動生產率低下。2020年湖北農業勞動生產率75 042元/人，遠落后于浙江（164 029元/人）、福建（148 356元/人）等東部地區，甚至落后于湖南（79 792元/人）、江西（78 598元/人）等中部周邊省份[10]；二是資源環境承載依然趨緊，面源污染問題依然突出。湖北是全國水土流失嚴重的省份之一，耕地總量呈持續遞減態勢，農民人均農用地面積僅有0.274公頃（位列全國第17），且土壤侵蝕嚴重、肥力衰減，湖北化肥施用量（34.03公斤/畝）、農藥施用量（1.19公斤/畝）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國25.95公斤/畝、0.65公斤/畝）[11]；三是農產品精深加工發展滯后，農業整體產業化程度不高，農業科技發展滯后。2022年湖北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62.4%，但仍低于安徽（66%）、河南（64.1%）、湖南（64%）等中部相鄰省份[12]，農業綠色技術發展滯后。因此，湖北省迫切需要發展智慧農業，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綜合效率，降低勞動強度和資源損耗，推進資源合理高效利用，有效改善農業生態環境，以數字化、智慧化引領全國現代農業基地建設，驅動農業現代化加速發展，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力科技支撐。

二、湖北省智慧農業發展基礎與短板分析

湖北是全國經濟大省、科教大省、生態大省、農業大省，科教資源豐富，既是制造業重地，又是中部糧倉，具有發展智慧農業得天獨厚的條件優勢。近年來，湖北省大力開展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不斷推動信息技術和智能裝備在農業農村領域的應用，促進信息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深度融合發展，全省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已具備發展智慧農業的條件和基礎。

一是數字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截至2020年，湖北省所有行政村、95%以上的自然村灣（20人以上）實現了通光纖網絡，4G網絡在農村全覆蓋；全省農村寬帶用戶達499.75萬戶，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約45%[13]，覆蓋省、市、縣的農業指揮調度、信息采集、農技服務、農產品監測預警、市場監管服務等網絡體系不斷完善，為智慧農業發展應用奠定了基礎。

二是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取得一定成效。2022年全省軟件業務收入達到2 553.8億元，保持中部第一；全省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約350億元，綜合發展水平處于國內第二方陣，大數據產業規模突破500億元，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核心技術的人工智能企業，國內人工智能龍頭企業紛紛落戶湖北；全省農業生產領域信息化整體水平達到20.02%[11]，涉足“北斗”基礎構件、平臺終端、應用服務等多個領域，技術全國領先，在交通、醫療、安防、農業、旅游等領域均有應用?！肮庑酒炼司W”產業集群加速崛起，涌現出烽火通信、長飛光纖、光迅科技、銳科等行業領軍企業，在多個領域搶占全國產業高地，形成全省產業核心競爭力。

三是農產品電商發展勢頭良好。2020年，全省共實現農產品網絡零售額187億元，行業發展勢頭良好，累計在潛江市、紅安縣、丹江口市等44個縣市開展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推動了農業農村電子商務快速發展。截至2020年年底，全省涉農電商經營主體超過2.5萬家，農業農村電商從業人員達50萬人，一批電商專業村不斷涌現和發展壯大，電子商務促進鄉村振興、助力精準扶貧的作用日益顯現。網絡直播帶貨等電商新模式興起，潛江小龍蝦、秭歸臍橙、隨州香菇、洪湖蓮藕、恩施硒茶、蘄春蘄艾等特色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賣向全國和全世界，其中秭歸臍橙網絡年銷售額突破10億元[11]。

四是農業監管信息化不斷升級。湖北省積極利用信息化手段，圍繞農產品品質提升和品牌打造，創新地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工作。武漢、宜昌、襄陽等地建立了全市統一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品線上全程溯源管理，實現“生產有記錄、信息可查詢、流向可追蹤、質量可追溯、責任可追究”；積極探索“互聯網+”農業執法工作，建立農資管理執法服務平臺，推動農資企業和銷售網點在線監管，促進了農業綜合執法監管規范化、在線化和農資管理智能化。

然而，湖北省在智慧農業技術的應用、智慧農業相關數據的共享、傳統農業產業的智慧化升級、智慧人才的培育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短板與不足。一是農業信息化發展不充分、不平衡。湖北省大田種植、設施栽培、畜牧養殖、水產養殖等4個農業產業領域的信息技術水平分別為35.98%、23.37%、41.67%和23.30%，作為全國淡水養殖第一大省，湖北省水產養殖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此外，就全省而言，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率低于10%的縣域有13個，低于5%的縣域有8個[11]，農業農村信息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應用等主要集中于武漢、襄陽、宜昌，且沒有形成可大規模推廣的商業模式。二是智慧農業相關數據的采集與共建共享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湖北省“天空地”一體化數據獲取能力較弱、覆蓋率低，重要農產品全產業鏈大數據、農業農村基礎數據資源體系建設剛剛起步，各部門間的數據系統難以做到互聯互通，數據資源共享難度大、利用率低。三是傳統農業產業的智慧化升級不足。以生豬、淡水小龍蝦、優質稻等為特色的湖北優質農產品產業集群尚未形成，農業產業鏈鏈條短、在價值鏈上的位置低，缺乏核心競爭力。四是作為全國科教大省，湖北省的智慧農業學科建設和專業化人才培養仍有待提升，缺乏以農業實驗室為引領的智慧農業科技創新發展，智慧農業核心關鍵技術依賴國外，智慧農業復合型、專業型人才儲備不足，農民的智慧農業、數字農業科技素養偏低，嚴重制約了湖北現代農業的數字化、智慧化轉型升級。對此，湖北省需要圍繞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需求，大力開展“補短板、強基礎、促應用”行動，加快推進數字技術和智能化裝備在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領域的應用。

三、國內外智慧農業發展經驗借鑒與啟示

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江蘇省、浙江省等在農業資源稟賦和農業發展模式等諸多方面同湖北省具有高度相似性，目前日本智慧農業相關的智能技術已基本覆蓋農業各細分領域，且發育程度日臻成熟；我國臺灣地區、江蘇省等也都結合本地農業發展特色，探索智慧農業發展路徑，積極推動智慧農業關鍵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因此，系統梳理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江蘇省等地智慧農業發展路徑和相關經驗，為湖北省智慧農業的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是非常必要的。

（一）政府優化發展環境，積極鼓勵多方參與

一是建立相關政策法規。2016年，日本安倍政府頒布的增強農業競爭力的綱領性文件《農林水產活力創造計劃》對于發展農用ICT、機器人等技術做出了專門規定；2020年發布的《食品、農業、農村發展五年計劃綱要》提出大力發展智慧農業，擴大無人農機應用范圍，加強農業生產自動化系統開發運用。我國臺灣地區于20世紀80年代就以立體化、精細化、高端化為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軸，近年來更是以科技、創意、文化為特色，在開發標準、項目設置、經濟效益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規劃，并在“智慧農業”“創新農業”上不斷探索、創造價值，進而提升農業競爭力。二是加大扶持力度。日本政府在強調政策支持的同時，更注重真金白銀地給予財政扶持，比如，單就農業智能機器人這一項來說，2015財年農林水產省就通過“機器人革命實現計劃”預算支出了51.95億日元[13]。我國臺灣地區相關部門為推動智慧農業發展，建立了專門機構以制定金融計劃，臺灣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會、土地銀行等金融機構設立了專門的放貸業務，為政策的實行提供了資金支持。三是鼓勵多方參與。日本政府為提升日本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力而推出了很多鼓勵性政策，包括放松企業進入農業的限制等，并積極鼓勵大學和科研機構參與智慧農業發展。我國臺灣地區鼓勵社會各界力量積極參與和建設智慧農業，為此設立專門的推廣和管理部門作為輔助和管理的重要組織，并出臺相應的“農會組織法”，規定農會享有一定的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推動形成功能完備、體系健全、運行有序的格局[14]。

（二）立足小農實際，明確功能定位

一是強調智慧農業技術裝備的“精”。日本在制定智慧農業發展方向時，非常注重立足其小農生產實際，強調服務小農的功能定位，因此要求智慧農業核心技術的研發要“精”，要符合日本小農精細化作業的特點，核心裝備的研發要“小”，能滿足日本地塊分散、狹小的生產實際。二是強調智慧農機覆蓋領域的“細”。日本智慧農業相關的智能技術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各細分領域的覆蓋，如從技術種類角度，可分為無人機技術、農業機器人技術、環境監測控制技術等，每項技術下又細化為多項子技術。三是強調對人力的輔助和替代。面對農業人口流失和衰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等現實，日本將智慧農業的發展目標聚焦于增強現有勞動力的生產能力，如正在逐步推廣的田間機器人拖拉機、機器人水稻插秧機等技術，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日本小農戶的生產能力[15]。浙江省瑞安市依托5G技術搭建了農田數字采集站，可快速采集相關數據，并穩定地傳送至云端，生成稻田的“體檢報告”，幫助農民掌握田間稻苗的健康指數，有效地減少了人工巡田地的次數，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三）深化人地雙維度的農業結構改革，促進小農生產接軌智慧農業

注重同小農生產的農業發展實際相結合，并不意味著要片面的、單方面的只迎合小農的生產方式，對于不適宜智慧農業發展的某些小農生產因素，應積極深化人和地雙維度的農業結構改革，促進小農生產接軌智慧農業。一是推進機構改革。日本的農業結構改革從兩個維度進行，一方面推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結構改革，促進專業化程度高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傳統小農戶的替代；另一方面推動農地經營權結構改革，使農地向部分生產經營主體集中。二是推進土地改革。日本推動實現大量農地向少部分農業經營主體集中，保障農業無人機、智能拖拉機等在相對寬廣地域作業，為相關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改良提供廣闊空間。我國臺灣地區將分散的休閑農場統一規劃、調控，通過整合資源，統籌區域性布局，形成資源的優勢互補，使經營者由競爭關系轉化為互補的合作關系，推進智慧農業協同發展。三是延長產業鏈。我國臺灣地區通過延長產業價值鏈，提升農產品附加值，走精致化與品質化發展路徑，將生產重點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并注重生產、生態、生活合而為一，充分發揮農業的多功能價值，發展品牌農業，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提升農民收入[16]。

（四）強化技術創新與轉移，完善人才培養體系

一是加強科技自主創新。日本高度重視智慧農業相關技術的自主開發，力爭做到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在創新的過程中非常強調對農民等農業生產者意見的咨詢，盡量增強技術開發與農民意愿的貼合程度[17]。江蘇省農芯（南京）智慧農業研究院研發搭建了“浦口數字鄉村大數據中心”，圍繞智慧種業、大田精準農業、智慧設施園藝、畜禽水產養殖、農產品智慧供應鏈、數字農服等多個數字鄉村場景化應用布局，研發探索“1（數字鄉村大數據中心）+2（制度保障體系+技術保障體系）+3（數字產業+數字治理+數字服務）+N（多個信息化應用系統）”的浦口都市近郊型數字鄉村建設實施路徑，形成全國數字鄉村建設樣板。二是重視智慧農業相關技術引進。鑒于智慧農業的關鍵技術來自工業領域，日本尤其重視引進、吸收歐美國家在智慧農業方面的先進科技成果，特別是在機器人、AI等智能制造領域；與此同時，也非常注重從本國工業領域進行技術引進。三是注重智慧農業人才培養[18]。日本正逐步構建一個包含農業類高中、農業大學和農民培訓在內的、層次分明的人才培養體系。在農業高中，學生們能學到前沿的農業技術；農業大學則聚集了從各類智慧農業技術開發機構選聘而來的講師，負責向大學生講授當前智慧農業新技術的進展情況；在農村，各種網站和論壇定期發布智慧農業的相關技術示范，為農民等農業生產者查找相關技術信息提供便利。我國臺灣地區實施職業農民“銀青”共創計劃，讓年輕農民與老年農民共同參與，鼓勵年輕勞動力進入農業領域，實現農業勞動力的永續發展。

四、湖北省智慧農業驅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組織保障體系、政策制度體系、標準規范體系、網絡安全體系“四套體系”

加強湖北智慧農業發展規劃頂層設計，既要堅持與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新基建”，以及《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等國家重大戰略和規劃相銜接，也要堅持落地解決智慧農業發展過程的實際問題，突出需求導向，突出規劃的可操作性、可落地執行性。一是構建組織保障體系。湖北省建立健全統一指揮、高效協同的管理體制，理順相關事業單位歸口管理關系，整合事業單位信息化工作機構隊伍力量；實行“項目化實施+專班化運行”，壓實“一把手”責任，自覺運用數字化手段作出重大決策、落實重大任務、解決重大問題，加快形成全省農業智慧化升級建設的“一盤棋”格局。二是構建政策制度體系。湖北省明確規定省級行業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基層農業農村信息化有關工作機構推進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的責任和義務，規范農業數據采集、傳輸、存儲、開放、共享的過程；爭取地方財政支持、稅收優惠、金融扶持等政策，針對不同農業項目明確規定用于信息化建設的資金比例；設立智慧農業裝備購置和技術應用專項補貼，建立智慧農業產品目錄清單和技術推廣清單。三是構建標準規范體系。全省建立健全統一的智慧農業標準體系框架，編制相關信息系統開發、數據對接開放共享等規范，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則，強化標準有效供給，以標準引領支撐智慧農業建設；研究編制湖北省縣域數字農業農村建設規劃，指導各地市與時俱進、規范開展智慧農業建設；構建全省統一的“三農智慧大腦”的總體架構和標準體系，確保在統一標準的語境中協同推進、高效運行。四是構建網絡安全體系。湖北省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貫徹“三法一條例”，壓緊壓實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屬地責任，嚴格落實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運行”的要求，加強對智能農機、大數據匯集等新技術應用帶來的安全風險的監測和評估，強化數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

（二）打造湖北省農業產業大數據、農產品電商、現代物流、信息技術創新“四條賽道”

一是打造農業產業大數據賽道。湖北省加強數據資源建設，構建“空天地”一體化數據資源采集體系，大力拓展物聯網等在線數據采集與挖掘新渠道，推動建立產業數據、企業數據、社會數據匯聚共享利用機制；深入推進優質稻米、小龍蝦、生豬等湖北優勢產業單品種全產業鏈大數據建設，開發應用數據挖掘分析、智能決策模型，進一步提升產量預計、市場預測、資源管理、輿情監測、政策評估的智能化和精準化水平。二是打造農產品電商賽道。湖北省深入實施“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推進農村電商與農業產業深度融合發展，打造一批縣級農產品產業化運營主體，引導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各類主體，建立協同高效、利益共享的供應鏈體系；持續做大做強“荊楚糧油”等湖北農產品品牌，把小龍蝦、柑橘、蓮、魔芋等優質特色農產品的電商品牌建設納入湖北省農業品牌精品培育計劃。三是打造現代物流賽道。湖北省加強現代物流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統籌物流樞紐與倉儲建設，加強農產品大型倉儲、冷鏈物流設施、社區物流配送站等儲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構建“通道+樞紐+網絡”一體化物流體系；鼓勵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和冷鏈物流企業加強合作，提高“最先一公里”冷鏈物流服務能力，滿足源頭基點網絡儲運需求；圍繞特色農產品優勢產區，拓展產地冷鏈集配中心的安全檢測、溯源查詢、統倉統配等功能，增強農產品品控能力。四是打造信息技術創新賽道。湖北省依托涉農高校、科研院所、技術先進型企業的智力資源和科研平臺，組建科研教學單位和相關企業共同參與的智慧農業協同創新聯盟，推動智慧農業技術研發與集成應用；重點攻關農業核心算法等關鍵核心技術，研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智慧農業創新技術產品，積極開展相關領域的數字農業創新平臺建設，促進數字技術與優勢農業產業的深度融合，提升全省數字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結合湖北優勢特色農產品示范區建設，探索針對淡水水產、畜禽養殖、設施園藝等湖北優勢特色農產品的智慧農業技術集成與應用示范，完善不同特色產業智慧農業解決方案，形成具備在全省應用推廣示范技術基礎的特色優勢產業智慧農業應用標準與規范。

（三）加強智慧農業學科建設、領軍人才及團隊建設、農產品電商人才建設、農民數字素養提升“四個建設”

一是加強智慧農業學科建設。湖北省充分發揮涉農高校、科研院所、職業學校的資源優勢，開展基于智慧農業問題的專題研究，瞄準人工智能、生物育種、空天科技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意義的智慧農業重大科技項目，通過農學與信息主輔修雙專業認證等方式打造一批智慧農業復合人才培養新模式，建立一批數字農業領域的人才培養和實訓基地，培養一批智慧農業學科拔尖學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后備軍。二是加強領軍人才及團隊建設。湖北省培養全國一流的智慧農業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加強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完善高端人才和專業人才來鄂工作、科研、交流的停居留政策，健全薪酬福利、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稅收優惠等制度。三是加強農產品電商人才建設。湖北省組織調動各方資源和力量，大規模開展農村電商培訓；依托現有培訓機構，共建一批電商培訓基地和直播實訓基地，加快培育一批扎根農村的電商骨干隊伍；開展全省農村電商技能大賽，推出一批電商達人和鄉村“星主播”，激發縣域農村電商發展新活力。四是提升農民數字素養。湖北省將智慧農業相關知識和技能培訓納入常態化工作內容，利用新型職業農民培訓、農民手機應用技能培訓等資源，線上線下相結合，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農村信息員、基層農技人員的培養培訓力度，提升其智慧農業管理能力和應用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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