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紀與中美關系周期

江瑋

87歲的約瑟夫·奈可能是最適合講述美國世紀的作者之一。

今年1月，奈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美國世紀里的一生》。關于這本回憶錄，他醞釀了很多年，直到2023年才開始正式動筆，之后花了大約八個月的時間完成寫作。

這位受人尊敬的國際政治學者在美國哈佛大學度過了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擔任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把他列入全球百位思想家的名單。他也深入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先后擔任過卡特政府的副國務卿幫辦、克林頓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

約瑟夫·奈的人生見證了美國世紀的起伏。他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農場度過童年，那正是美國《時代》周刊和《生活》雜志出版人亨利·盧斯提出“美國世紀”的年代。彼時美國的國力盛極一時，但奉行的是孤立主義政策。面對不斷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盧斯在1941年2月的《生活》雜志上發表名為《美國世紀》的社論，呼吁美國放棄孤立主義，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

80多年過去，經歷了漫長的冷戰、失敗的越南戰爭、備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依然被人們視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987年，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預言美國將走向相對衰落。作為回應，約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指出美國擁有通過吸引而非脅迫或利誘來施加影響的“軟實力”，認為美國并未走向衰落?！败泴嵙Α睘槔斫鈬H關系和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奈也因此被稱為“軟實力之父”。

進入21世紀，中美競爭成為一個新的主題。奈在書里寫道，與中國相比，美國至少在五個方面仍然擁有長期優勢：地理、能源、跨國金融機構和美元的國際角色、增長的勞動力和處在關鍵科技的前沿。他更擔心的是，美國國內的變化對美國軟實力以及美國世紀的未來所造成的影響。

“悲觀的原因更多地不是與中國的崛起有關，而是被特朗普利用的崛起的民粹主義?！奔s瑟夫·奈在近日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他試圖通過這本回憶錄傳達一種信心，他想讓人們意識到，在過于擔心或過于焦慮時，他們可能會因恐懼而做出過度反應?！拔乙f的是，不要因為害怕而反應過度?！?/p>

在約瑟夫·奈看來，美國的政策和軟實力有起有落，是周期性的，而非線性下降或者線性上升。中美關系也存在相似的周期，奈以20年為周期來劃分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最近一個周期從2015年或2016年開始，中美進入大國競爭時期?！拔艺J為這段時間不應僅被稱為大國競爭，而應該被稱為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合作性的競爭?！蹦握f。他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會對彼此的生存構成威脅，管控好這段關系符合中國與美國的利益。

盡管近年來出現了許多對于中美新冷戰的討論，但約瑟夫·奈并不認為美國與中國陷入了新的冷戰?！芭c美蘇關系相比，我認為美中關系存在更多維度的相互依存?！彼f。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去年11月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的會晤讓約瑟夫·奈對中美關系感到更加樂觀。但這段關系的一個變數是美國將在今年迎來總統大選，選舉年的言論常使中國成為矛盾的焦點。約瑟夫·奈預計關于中國的措辭會變得更激烈，但真正的關系不會變得更糟；不過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可能會對中美關系不利”。

約瑟夫·奈。

美國世紀的起伏

《財經》：你為什么在這本回憶錄的標題中使用“美國世紀”這個詞？

約瑟夫·奈：幾十年來，我的很多寫作都是關于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1990年，我出版了《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2015年是《美國世紀結束了嗎？》。當我在思考這個話題時，我想，好吧，我不僅寫過它，也經歷過它，為什么不描述一下它呢？經歷這一切是什么感覺？這是一本回憶錄，我給出的是個人經歷，而不是一個詳細的、分析性的、歷史性的例子。

“美國世紀”這個術語是由美國出版人亨利·盧斯在1941年提出的。他認為美國應該更多地參與世界事務，當時的美國深陷孤立主義。二戰之后，美國成為首屈一指的國家。我們占據了世界經濟將近一半的份額，是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意味著這是一個美國作為卓越地緣政治大國的世紀。顯然，這些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我而言，美國世紀是自二戰以來美國成為最強大國家的時期。

《財經》：你提到在將近十年前出版的《美國世界結束了嗎？》，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你現在的想法有什么變化嗎？

約瑟夫·奈：自從這本書2015年出版以來，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得到了明顯的增強。此外還有可以稱之為中等強國的崛起，例如印度已經變得更加強大。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權力分配的變化，這也是我為何寫這本回憶錄的原因。盡管我認為美國世紀尚未結束，但它不再會像20世紀那樣。

《財經》：關于美國世紀，有哪些重要的轉折時刻嗎？

約瑟夫·奈：我認為最糟糕的轉折點之一是越南戰爭。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講述它多么具有破壞性，經歷它是一種什么感覺。炸彈在大學校園里爆炸，城市陷入火海，還有暗殺事件。那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時期。之后我們從這段經歷中恢復了過來。我們犯的另一個最大錯誤是在伊拉克，它再次導致了一些重大問題。我在書里描述了我們為阻止入侵伊拉克所做的努力，我參與了其中一些，但顯然沒有成功。這是兩個消極的轉折點。

更積極的方面，我認為如果你看上世紀70年代，總統吉米·卡特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強調人權是很重要的舉措。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奧巴馬努力克服的分歧也是重要的。

正如我在書中所寫，美國的政策經歷了起起伏伏。我不認為它是線性下降或者線性上升的，而是存在許多周期。

《財經》：你在書里列出了幾個關于美國世紀為何將繼續的理由，哪一個最為重要？

約瑟夫·奈：如果你看美國的力量源泉，特別是經濟的活力、私營部門的企業家精神、基礎科學和技術能力，我認為這些都是讓人樂觀的事情。但我認為，悲觀的原因更多地不是與中國的崛起有關，而是被特朗普利用的崛起的民粹主義。

《財經》：你如何評價美國目前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約瑟夫·奈：我認為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但很多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美國人在國內所為。換句話說，即使你擁有權力資源，如果你沒有使用它們的意愿，你就不會成為全球領導者。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可能更多地取決于美國的國內政治。畢竟，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非常強大，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很小。

《財經》：你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談到美國國內政治阻礙了美國發揮領導力。為什么我們會在這個階段看到國內政治議題大行其道，美國的軟實力是否因此被削弱？

約瑟夫·奈：美國的軟實力有起有落。比如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的軟實力非常糟，人們走上街頭游行，抗議美國的越南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中，美國的軟實力得以恢復?？勺詮拿绹肭忠晾?，美國的軟實力又下降了，在很多國家，美國都非常不受歡迎。但隨著奧巴馬的當選，美國的軟實力再度復蘇。在特朗普任內，它再次走低。特朗普提出的“美國第一”口號意味著其他人只能退居其次。不過在拜登上臺后，美國的軟實力又得以提升。

很明顯，國際政策和國內政治的變化都會導致軟實力的下降，但它往往是周期性的，而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財經》：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我們會再次看到拜登與特朗普的對決嗎？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你會作何感想？

約瑟夫·奈：除非有意外情況，可以肯定的是這次大選將是拜登與特朗普的對決，拜登將肯定成為民主黨提名的人選，特朗普則將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這不僅在國內對美國不利，在國際上也如此。正如我剛才提到的，美國的軟實力在特朗普任內下滑。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宮，你會看到類似的局面重演。

中美關系的周期

《財經》：你在書里寫道，美國如何處理中美關系是你關心的最大問題之一。你如何評價目前的中美關系？

約瑟夫·奈：中美關系并不好，但也沒人們想象得那么糟。如果回到1949年，你可以20年為周期來劃分中美關系。在冷戰的前20年我們在朝鮮半島上相互爭斗。在尼克松與毛澤東會面后的20年里，我們展開合作。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前后，我們展開了經濟接觸，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然后在2015年或者2016年，我們進入了現在所謂的大國競爭時期。我們不知道是否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走出這個周期，那樣已經到了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

歷史并不那么好預測。我認為這段時間不應僅僅被描述為大國競爭，而應該被稱為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合作性的競爭。對我們兩國而言，關注能夠管控問題的合作而非只顧競爭的那一面相當重要。兩國元首去年秋天在加州的會晤表明人們更加認識到管控作為競爭組成部分的重要性。

《財經》：2015年發生了什么轉折性的事件，為什么當前周期是從這一年開始的？

約瑟夫·奈：很難追溯至一個確切的日期。對很多美國人而言，他們的論點是，中國在經濟關系上沒有展開公平競爭。因此，在特朗普上臺之前，人們已經開始對中國感到失望。然后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把反對中國作為外交政策的中心。我曾說過，特朗普就像是一個火上澆油的小男孩。

《財經》：在當前周期結束之后，中美關系將會是什么樣的？

約瑟夫·奈：我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會對彼此的生存構成威脅。兩個國家都太大了，難以真正改變對方或者入侵對方。因此，我們兩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在于無法在諸如氣候變化、疫情等議題上展開合作，或者誤入一場大戰，這將對兩國和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也是我為何認為，隨著人們更多意識到這些事實，就會越認同管控好這段關系符合中國與美國的利益。

《財經》：你認為中國沒有對美國造成生存威脅，但這樣的觀點被白宮或者華盛頓所接受嗎？

約瑟夫·奈：在拜登執掌的白宮，他們傾向于贊同我的觀點。在國會，尤其是共和黨那里，我認為他們不會同意我的看法。

《財經》：你如何評價拜登總統的對華政策？

約瑟夫·奈：在大國競爭方面，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政策框架，但同時他也付出了更多努力來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在兩國元首去年秋天的會晤之后，我感到更加樂觀了。

《財經》：有沒有哪位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是你最贊同的？

約瑟夫·奈：我在克林頓政府任過職，我的回憶錄里對這段經歷有很長的描述。我們努力找到與中國接觸的方式，包括在國際機構以及大量接受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我認為那是正確的方法，但很多批評的人會說，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到一個事實，即中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這可能使得克林頓的對華政策顯得不切實際。

我在回憶錄里寫了其中的一些變化，以及經歷這些變化的感受。但我仍然認為克林頓的基本想法是正確的，后來的奧巴馬也試圖延續這些。2015年，奧巴馬與習近平就巴黎氣候協議形成共識，我認為這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他們還達成了其他協議，這些是我認為代表了進步的一些舉措。

《財經》：你用合作性對抗和競爭性共存來形容中美關系，但眼下我們是否看到更多對抗而非共存？

約瑟夫·奈：的確，這也是當我說對抗不可避免時的所指。對抗的確會發生，我們不應忽視它，但也不應讓它成為唯一的焦點。

《財經》：近年來有很多關于中美陷入新冷戰的討論，但你并不認為如此。你為何覺得中美之間目前的情況與美蘇時期的冷戰不同？

約瑟夫·奈：在美國和蘇聯的冷戰中，兩國之間幾乎沒有貿易或者社會聯系，幾乎都是軍事和政治方面。而美國與中國，盡管也有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聯系，但更多的則是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和社會交往。還有我稱之為的生態相互依存，這是一個事實，尤其當你遇到像新冠大流行或者氣候變化這些事情。這是與美國和蘇聯那個時代不同的情形。與美蘇關系相比，我認為美中關系存在更多維度的相互依存，這是我拒絕稱之為新冷戰的原因。

《財經》：如果不是冷戰的話，歷史上還有其他類似的時期嗎？

約瑟夫·奈：我沒有在歷史上看到完全類似的情況。如果非要找相似的歷史時期，那就是1914年之前的歐洲，當時的大國誤入一場戰爭，對所有人造成了毀滅性的后果。我認為就中美面臨的問題而言，重要的是要確保我們不會誤入戰爭。

但另一方面，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歷史時期。在1914年的時候有五個大國，而如今只有美國和中國。俄羅斯正在衰弱，它的經濟體量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和美國比就更小了，所以真正的兩個大國是美國和中國。我認為當今與1914年相似的地方就在于，需要管控競爭，避免陷入戰爭。

《財經》：今年的美國大選會如何影響到中美關系？去年秋天的習拜會使你對中美關系更感樂觀，但在大選年，中國常常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中美關系會不會因此又變得更糟？

約瑟夫·奈：從很多方面看，選舉年都不是容易的年份。每個政治候選人當然都會試圖利用外部威脅來為自己謀利。因此，2024年對美中關系來說將是艱難的一年。另一方面，我認為，拜登政府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希望看到事情惡化成危機。措辭會變得更激烈，但真正的關系不會變得更糟。

《財經》：你提出軟實力可以在中美關系中發揮重要角色，如何才能發揮作用？

約瑟夫·奈：在合作以及避免重大沖突方面，美國和中國有共同的利益。如果中國的軟實力得到提升，在美國變得更有吸引力，同時美國也在中國更受歡迎，而我們的目標是合作和避免戰爭，這樣雙方就都能受益于彼此軟實力的提升。

避免世界失序

《財經》：你在書里寫道：“我們面臨的最大危險不是中國將會超越我們，而是權利的分散將導致無序狀態，或者使我們無法完成任何事情?！睘槭裁?？

約瑟夫·奈：隨著中等強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增強，它們想要更強烈地表達自己的利益，它們可能與中國或者美國存在分歧，所以你可能會發現很難在國際組織和機構中達成協議。這反映了權力的分散化，但我認為主要的因素還是中美關系。

《財經》：你曾用“三維棋盤”理論而非多極來形容當今世界的權力分配，你去年在北京的一場討論中也再次談到這個觀點，為什么國際力量的分布是一盤三維象棋？

約瑟夫·奈：普通的國際象棋是在二維空間上展開的。但權力有幾個不同的棋盤，分為三個不同的領域，比如軍事和政治領域，這是人們通常關注的，但除此之外還有經濟棋盤。在政治棋盤上有美國和中國，經濟棋盤上有美國、中國、歐洲、日本還有印度。而在這些之上，還有一個生態棋盤，其中有眾多跨國參與者，沒有明顯的權力分配，無法確定哪些國家處于掌控地位。人們必須同時在這三個棋盤上處理國際關系，這也是我為何稱之為三維空間的國際象棋而非傳統的國際象棋。

《財經》：為何近年來我們看到一個更加分化的世界，無論是在國際層面還是美國國內？

約瑟夫·奈：國際層面，中國的崛起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變得更密切，因為中國與俄羅斯都對美國感到擔憂，這導致了國際方面的分化加劇。

在美國國內政治方面，有一個更復雜的現象，它有時被稱為針對精英的民粹主義反應，在許多歐洲國家如此，美國也是。在美國，精英與平民之間的差異可以追溯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但特朗普卻利用它來壯大自己的政治權力。就像我之前形容的那樣，特朗普就像是一個小男孩，向已經在燃燒的火焰上澆油。

《財經》：你如何看待東西方之間的權力平衡？

約瑟夫·奈：東方和西方這樣的術語容易讓人聯想起冷戰，我認為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力量平衡。如果把中國與俄羅斯劃在一邊，美國與歐洲在另一邊，這看起來像是東西方，但這無法解釋，比如印度或者印尼等其他國家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財經》：你還相信全球化嗎？你在書里說美國大部分地方都對全球化造成的破壞做出消極的反應。

約瑟夫·奈：全球化是生活中無法避免的事實，你不能回到孤立主義或切斷自己與世界經濟或世界生態的聯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但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比如因為工廠關閉了，工作流向中國，這些人會責備全球化。我們看到的民粹主義的崛起與此有關，因為它對普通人的生活與生計構成了威脅。

想要扭轉對全球化的消極看法，需要的是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在一個持續增長的經濟中，即使人們丟掉一份工作，他們還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豐厚的報酬也能減輕他們的怨恨。因此我認為一個繁榮的經濟可能是最有用的。

《財經》：你認為未來幾年的中美關系和我們生活的世界將走向何方？

約瑟夫·奈：如果拜登再次當選，你會看到去年以來那些現行政策的延續，更強調務實合作。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我不知該做何預測。他是一個非常難以捉摸的人，但我想可能會對中美關系不利。

我們如何能夠避免導致大蕭條或者大衰退的錯誤，如何保持世界經濟的強勁，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我們也必須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要意識到新冠疫情并不是我們見到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生物學家告訴我們有新的病毒不斷出現。誰能在2020年想到一切都被新冠疫情中斷？總的來說，世界會隨著經濟增長變好，但可能會有令人不快的意外發生，就像我們在2020年所見的那樣。

《財經》：你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希望和恐懼是什么？

約瑟夫·奈：我擔心的是，我們意識不到共同努力、合作應對挑戰的重要性。我最大的希望是，我們找到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合作，各國能夠和平地前進，國家的內部發展能夠更好地為普通公民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都想要改善人的境遇，從家庭、孩子到事業和創造力。這些是我們應該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