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楚辭》研究方法發展簡論

關鍵詞：《楚辭》學 研究方法 章句 義理 綜合研究 經學化 學科化

屈原及《楚辭》研究方法是2200 多年《楚辭》學發展、變革的動力和標志，從宏觀角度看《楚辭》學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自漢初至清末的古典《楚辭》學研究階段和20世紀后的現代新《楚辭》學研究階段。古典《楚辭》學研究被納入儒家政治和道德倫理框架中，呈現經學化的特征；現代新《楚辭》學研究則是在西方學術體系和中國傳統精神框架中建構起來的，呈現學科化的特征?，F結合兩種特征對屈原及《楚辭》研究方法的發展做一簡要的梳理。

古典《楚辭》學研究階段

古典《楚辭》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即漢初紹騷創作、《楚辭》文獻初步整理和屈原事跡網羅階段，漢至北宋以章句訓釋為主要方法的階段，南宋至明以義理通貫、以情注屈為主要方法的階段，清代融合漢學、宋學的綜合研究階段。

漢初統治者出于對故土楚文化的情感并有意將其作為團結統治集團的文化力量，十分熱衷《楚辭》創作和品賞。劉邦《大風歌》、劉徹《瓠子歌》等都采用了楚歌形式，武帝時朱買臣“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漢文人賈誼等也紛紛創作《楚辭》作品，劉向把這些作品與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整理加序，完成了《楚辭》的初次結集。

西漢學者也開始了《楚辭》作家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司馬遷《屈原列傳》是第一篇成體系地傳述屈原生平的文章，劉向《新序》中的《節士》對屈原的政治經歷做了概括，《雜事》則保留了有關宋玉的史料。

在史料文獻準備充分后，章句訓釋成為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推動了漢至北宋《楚辭》學的發展。

章句訓釋即是對《楚辭》作品按章訓釋，將單篇作品拆解為字、句、段，作文字、音韻、訓詁、考證的工夫，繼而將字、句、段的訓釋結果聯系起來，還原《楚辭》文本意蘊和作家意旨。

章句訓釋深具經學學術特征。漢武帝張大孔子道統，立五經為官學，其時屈原及《楚辭》研究呈現援經入騷、依經解屈的經學特征，如劉安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王逸提出“依《詩》取興”“以諷諫君”的觀點，都是在經學框架中闡發屈辭大義。故此，經學研究中使用的章句訓釋法被用于屈原及《楚辭》研究也是時代必然，這一方法的落實應自劉安《離騷經章句》始，班固、賈逵踵繼之，惜其書亡佚不存，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就成了現存最早的使用章句訓釋法的《楚辭》注本。王逸以后，魏晉郭璞《楚辭注》、南唐王勉《楚辭釋文》、隋釋道騫《楚辭音》都沿襲了章句訓釋法，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補王逸《章句》未備者”，是宋代《楚辭》章句訓釋的高峰。

皮錫瑞言：“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義理?！痹谡戮溆栣尩幕A上，南宋至明的屈原及《楚辭》研究開拓出了義理貫通、以情注屈的方法。

朱熹在這一階段導風氣之先且影響深遠，他認為章句訓釋“其于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但有“遠性情、害義理”之弊，提出從義理層面貫通屈原真實情志的方法，撰寫了《楚辭集注》，引領了屈原及《楚辭》研究方法的重大轉變。

一是從《楚辭》文本訓釋轉向對屈原精神的體認。朱熹提出要將《楚辭》作為整體來考察屈原思想與作品大義。因此，他在《楚辭集注》中采用以韻分章、按章作注的體例，使一章內、篇章間釋義貫通；他又撰寫了《楚辭辯證》，對涉及全篇的重點問題集中申述；他在《楚辭后語》中選錄五十二篇作品，認為它們“出于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與屈原情志“無心而冥會”，讀者可借助這些作品把握屈原的本義。

二是重視屈原精神對世道人心的歸正作用。朱熹突出了屈原“忠君愛國之誠心”，認為：“雖其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于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強調屈原精神在正人倫上的作用和價值，希望注屈能“有補于世”。

三是重視常情常理反對牽強附會。朱熹批評王逸、洪興祖“逮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于其事之已然”，認為理解《楚辭》作品需要“沉潛反復以求本義”，使征引作注符合《楚辭》文本內外的常情常理。

四是提倡“觀過知仁”的評價方法。朱熹認為章句訓釋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屈原忠君愛國的人格、悲愴的情感和激烈的行事，使人心合于“周公、仲尼之道”，為此他提出了“觀過知仁”的方法，希望《楚辭》讀者能把握屈原“忠清潔白”的大節而略其細行，實際是在《楚辭》學經學化上的加強。

承繼義理貫通的方法，元明兩代《楚辭》學者把體認屈原“性情”作為貫通義理的基本途徑，出現以情解屈的研究方法和“尊屈”的意識。

元代祝堯《古賦辯體》評價屈宋之辭“誠以舒憂泄思，粲然出于情”，明代陸時雍《楚辭疏》言“《九歌》非祭詞也，因物詠之，隨意致情”，黃文煥以亡國之痛體會屈原之悲，認為：“原所以未死，嘗矢死也。嗚呼！”研究者強調自身與屈原的情感共鳴可見一斑。

義理貫通發明了屈原忠君愛國之志，受此方法和結論的影響，明以后的《楚辭》學者具有明顯的“尊屈”傾向，表現為拔高屈原使其契合圣人之道。如汪瑗說：“由此觀之，則戰國之時而倦倦乎仁義之談、性理之說者，不獨孟子也，屈子之所學所養可知矣。其書真可繼三百篇而無愧色，與七篇并傳而不多讓也。孰謂自從刪后更無詩，而續仲尼之統者軻氏可獨專其美哉？”清蔣驥說：“《大招》發明成言之始愿，其施為次第，雖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當不是過?！彼麄兌颊J為屈原是儒家道統之傳，其人格學養、政治理想可比肩孔孟，這無疑是《楚辭》學經學化的再次深化。

明代《楚辭》研究者著意以情注屈、不重舊注，常以己說為正而導致爭訟紛紜，這實際是明代空疏不學的流弊。到了清代，為扭轉空疏學風，《楚辭》研究者開始了融合漢學、宋學的綜合研究。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可以作為這一階段的代表著作。在訓釋考證方面，蔣驥在《注》中兼顧了字詞名物考證和段落題旨的解釋，又在《余論》安排了屈辭各篇的通論，呈現漢宋訓釋方法的合流。在義理層面，蔣驥依孟子“尚友”觀立論，把屈原之忠上升到“忠于道”的層面，使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在發明詩人情志層面，蔣驥提出“本客二意”論，認為要去除文學虛構的“客意”之蔽，明晰昭昭然的屈原“本意”。清代樸學大家戴震的《屈原賦注》也與蔣驥一樣做了合流章句和義理之學的工作。

現代新《楚辭》學研究階段

20 世紀以來的《楚辭》研究，建構了新《楚辭》學的學科范式，方銘先生認為：“新《楚辭》學的特點，就是站在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高度，把《楚辭》的研究與歷史發展、政治態度、思想觀點、文化背景、心理狀態、社會情感、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結合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判斷上，探討《楚辭》的形成及其特點?！毙鲁o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20 世紀初到1949 年是新《楚辭》學奠基時期，1949—1976 年是屈原研究政治化時期，1977 年之后是學科范式凝聚建設時期。

20 世紀初傳統經學式微，屈原及《楚辭》研究經學化進程中斷，《楚辭》學步入了對古典《楚辭》學解構、利用西方學術資源及視野建構新《楚辭》學的時期，王國維1906 年發表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常被視為新《楚辭》學研究的發軔之作。

在解構古典《楚辭》學方面，影響較大的是1922 年胡適的《讀楚辭》，他認為只有推翻了屈原的傳說，才能見出《楚辭》的“文學趣味”，胡適實際上已將西方文學觀代替了中國固有文學觀來看待《楚辭》了，他在解構古典《楚辭》學的同時否定屈原，這在方法和結論上都是不可取的。

在建構新《楚辭》學方面，1922 年梁啟超的《屈原研究》講演，“使新《楚辭》學的建立有了輪廓”。在研究方法上，梁啟超從中國文學發展史、世界文學的高度看待屈原及《楚辭》作品，從哲學、心理、政治、環境、人格多角度綜合研究，其學術眼光具有超前性和世界性，但受演講形式所限，許多方面都未展開。

游國恩先生于1926 年出版的《楚辭概論》是新《楚辭》學學科體系建構的真正奠基之作，該書將《楚辭》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對象來考察，涉及作家論、創作論、作品論、文學史論、學術史論等方面的議題，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周備的《楚辭》研究體系，為新《楚辭》學學科范式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郭沫若于1942 年撰寫的《屈原研究》以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法解讀屈原及其作品，將屈原塑造為“偉大的民族詩人”，這種將哲學理論引入《楚辭》學的方法具有啟發性，但在實際運用中也存在牽強附會甚至將屈原意識形態化的問題，這一問題在1949—1976 年的屈原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屈原在1949 年后受到全國人民的空前推崇，1953 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會確定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引發了中國學術界研究屈原的高潮，相關論文都收錄在1957 年《楚辭研究論文集》中，這些研究主要討論了屈原的愛國主義和人民性。這一時期屈原研究出現單一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由梁啟超、游國恩先生開啟的基于多元視角、多元方法綜合研究的新楚辭學學科建設工作陷于停滯，但由于屈原在政治上的先進性，新《楚辭》學研究并未因政治沖擊而中斷，國人對屈原及其作品保持了正面態度，這些都極大地保障了1977 年后新《楚辭》學學科的發展。

1977 年至今新《楚辭》研究進入了學科范式的凝聚建設時期，學界不僅重視對古典《楚辭》學的繼承，而且形成了諸多具有現代學術特征的視角與方法。

第一，重視《楚辭》文獻的整理與出土文獻的利用。1977 年后《楚辭》學界整理、校釋、出版了大量古典《楚辭》學著作，也十分重視屈原及《楚辭》文獻的目錄、版本研究，為新《楚辭》學研究和普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出土了鄂君啟節，70 年代后出土了戰國楚簡帛書、秦漢簡帛書，這些出土文物、文獻為學者運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屈原及《楚辭》提供了新材料，在亡佚文獻再發現、文本校訂、字義訓釋、楚文化研究、屈原思想研究等方面提供了信實的佐證，深刻改變了古典《楚辭》學圍繞傳世文獻研究的單一模式。

第二，重視《楚辭》學和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新《楚辭》學不僅吸納了古典《楚辭》學重視文獻、考據、義理闡發的傳統方法，也積極引入西方現代學科的理論成果。比較重要的是將文化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楚辭》研究，把《楚辭》與地理、民俗、文化遺存等內容聯系起來，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另外，心理學、神話學、宗教學、人類學、文藝學、美學、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文體學等學科的理論被屈原及《楚辭》研究者廣泛吸收和使用，極大拓展了新《楚辭》研究的邊界。

第三，重視《楚辭》學史的梳理。當代《楚辭》學界開始將既有的學術成果作為建構《楚辭》學史的材料來利用，顯示了新《楚辭》學學科意識的自覺，不僅考察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研究者的屈原及《楚辭》研究的差異和共性，也在中國學術史的觀照下考察《楚辭》學的演進；既將屈原及《楚辭》研究放到中國文化的背景中考察其生成、發展和價值，也將其放置到國際背景中考察屈原在海外的傳播、接受和研究的情況。

第四，重視搭建多層次的《楚辭》學組織。與古典《楚辭》學研究個體化不同，新《楚辭》學研究呈現個體化與組織化相結合的現代學術研究新樣態。1985 年6 月成立的中國屈原學會是將《楚辭》研究的地方組織、國內外《楚辭》研究者凝聚起來的全國性學術組織，同時部分高校也設立了《楚辭》研究的機構。這些組織和機構整合了學術資源，凝聚了《楚辭》學的重點問題，深化了疑難問題的辨析，通過舉辦學術會議、出版刊物、參與地方文化建設等方式增強了《楚辭》研究成果的傳播性、普及性和實效性，反哺了個體化研究，使新《楚辭》學在學者數量、成果數量、影響區域和人數上遠超古典《楚辭》學。

第五，重視屈原和《楚辭》研究的普及與國際化。屈原和《楚辭》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相關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廣也是新《楚辭》學研究者肩負的文化使命和時代使命。

1977 年后學術性和普及性的《楚辭》新注本大量涌現，游國恩先生的《離騷篡義》《天問篡義》、湯炳正先生的《屈賦新探》《楚辭今注》、褚斌杰先生的《楚辭要論》《楚辭選評》、方銘先生的《楚辭全注》《屈原及楚辭研究》，是在《楚辭》研究和普及中具有標志性的成果。

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加深，新《楚辭》學的國際化程度也在加深，日本、韓國的學者是《楚辭》學會議的?？?，俄羅斯、德國、法國、西班牙、南美、北美以及非洲、澳洲的《楚辭》研究者也貢獻了學術智慧，這都表明“屈原及《楚辭》，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優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新《楚辭》學已超越中國本土，成為一門有國際參與性和影響力的現代學科。

作者： 朱聞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公安文化教研室副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學及文獻。

編輯：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