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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與正心:船山的氣學工夫論

2024-04-22 05:04段重陽
船山學刊 2024年1期
關鍵詞:性善王船山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優秀博士論文出版項目“體用論的形而上學闡明”(23FYB007);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理學在近代的興起與重塑”(2022M721950)。

①? 相對于“太極”在朱子學中的重要性,心學中的“太極生生之理”或“一元生生之理”尚未得到充分關注。在王陽明和劉宗周那里,“生生之理”是把握宇宙之體用的關鍵。如王陽明說:“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庩栆粴庖?,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保ㄍ蹶柮鳎骸锻蹶柮魅罚ㄉ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73頁)劉宗周說:“一元生生之理,……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保▌⒆谥埽骸秳⒆谥苋返?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7頁)

摘? 要:王船山的氣學工夫論將作為氣化流行之根據的“健順之德”顯現在自己的心中,從而有“恒志”之實現?!敖№樦隆北憩F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發現和踐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過對“理”的發現和踐行開辟出人道,從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轉換,根植于人的健順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領會;有賴于心對理的發現和踐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氣學工夫論不以超越的“理一”為目標,而是追求人道中的眾理相續,實現了對宋明理學工夫論的突破。

關鍵詞:王船山? 氣學? 工夫論? 性善? 正心

作者段重陽,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后(濟南? 250100)。

王船山自述其志為“希張橫渠之正學”[1]76,即繼承和發展張載的氣論。于是,他顛覆理學范式對氣之生成問題的處理,以氣自身的健順知能之德而非“太極之理”(朱子)或“一元生生之理” ①(陽明、蕺山)為生成之根據,不再要求對“理一”的徹底把握,而是以分散的眾理為工夫的前提。但這并不意味著船山缺乏對眾理之內在一致性的追求。工夫的基本目的是在心中朗現性,而性與天道(天理)具有同一性。對船山而言,工夫論的基礎是澄清性與天道何以為一,即“性善”;進而闡明心何以盡性,即“正心”;從而在氣化之眾理中贏獲“一”,即在自身行為中實現健順之性;最終實現“天人之合用” “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離者也”,“夫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體,則德業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王夫之:《周易外傳》,《船山全書》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983頁)。

對于船山的心性關系及“正心”工夫,學界已有不少關注。張立文指出,王船山哲學中的心乃性之凝聚,而心為虛體,需要通過視聽言動以正其心。[2]164-168陳來也指出,船山講的“正心”之“心”其實是“志心”,船山“一方面著重把正心之心與‘明德之心區別開來,以顯示出正心之心的經驗性;一方面著重把正心之心與‘意區別開來,以顯示此正心之心的主宰性”[3]52,“以仁義禮智為內涵的人性來源于太和的健順之性,來源于氣化的天地之理,人性中的這些內容即是天地之性”[3]335。田豐進一步指出,“人從天稟受的‘性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健順之德的整全性,此整全的健順之德使得質不會淪為死物,能夠運化天地清明之氣,從而變化自身氣質”[4]267。程旺則將船山的工夫論稱為“正心教”,認為其“一方面,據志言心,使正心具有了實質意義,格致誠正的脈絡化更為融通;另一方面,由心顯志,‘志具有了實體性載體,從而為道德工夫的實有其體奠立主宰”[5]72??梢钥闯?,諸多學者都注意到了船山哲學中“明德”“健順之德”和“正心”的重要性。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闡明“明德”就是天地健順之德在人身上的呈現,即健順之性,“正心”則是對此性的領會和實現,這個過程就是以吾心之理為物之體。進而說明以“性善”為依據、以“正心”為根本的工夫論,是船山以氣論代替宋明理學之理氣論后給出的朗現天德的工夫途徑。

一、“明德”即“健順之性”

《大學》《中庸》分別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和“天命之謂性”開篇,“明德”和“性”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打通二者的關鍵。船山在《讀四書大全說》和《四書訓義》中提出:

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留不失,使人別于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為人也。由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為正,而其所著,發于四肢,見于事業者,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6]397

其以外觀于事物,內盡其修能,將以何為也?蓋以明明德也。人之所得于天者德也,而其虛而無欲,靈而通理,有恒而不昧者則明德也。[7]44

“性”是在二氣五行凝結成人和物之后才有的,是人區別于物的原因,也是“人得之以為人也”的“明德”?!懊鞯隆笔恰爸轮薄罢\意”“正心”“修身”和“應家國天下”的依據,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的過程就是發揮和實現自身之明德的過程,亦即“明明德”。

船山認為,“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8]1006,“物不可謂無性,而不可謂有道,道者人物之辨,所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9]112。人和物(包括禽獸)的區別在于人之性與“道”相關,而物之性無法開辟出自身之道,物之“道”仍是天道。船山又言,“道統天地人物,善、性則專就人而言也”[8]526。從“繼善成性”的角度來說,人之性在生成后可以有“日生日成”之變化,故而與天道一般。但物之性在凝成之后就不會再有變化。船山將其歸結為“明德”對“理”有所把握,進而有格物致知、修齊治平之道。

“明德”在船山哲學中也被表述為“健順之性”“知能之德”,有別于日成之性。健順之性不是先天之性理,而是把握和踐行“理”的能力?!拔宄0傩兄頍o不可知,無不可能,于此言之則謂之性”[9]33。

對健順之性的實現指向天道向人道的轉換,于是有人心的出場,此可謂“性體心用”。船山說:“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間之中,統于一心,由此言之則謂之心”[9]33。心的出場意味著對性的自覺,要使性不間斷成就人之道則有賴于心。因此,“說性便是體,才說心已是用?!魧Ⅲw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6]896。

“體”意味著人自身的成立,氣之流行而生人,健順之德存焉?!坝谩笔恰绑w”的展開,于是有人道的呈現?!叭酥行?,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名立而義起,習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盵9]33形神合一者,性也;有知覺而習其故,心也?!肮省睒酥局说赖某霈F,“乃言舊所得,則行焉而有得于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豈非性之見功乎?”[6]566“‘故作為在行動中轉化為內在經驗(得于心)的已有知能,它就是德性,但‘故在溫習中的呈現,不是已有內容的重復,而是以新的形式、作為主體新的收獲而出現的,從‘故中生長起來的,是‘故中之‘新,也即新的德性,新的知能”[10]242。心作為性的現實展開,從而有“故”的出現,進而人道區別于天道,性也在“故”的不斷更新中展現為日生日成之德性?!耙缘轮尚哉哐灾?,則凡觸于事,興于物,開通于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以日生其性者也?!^之者善,而成之為性者,與形始之性也;成以為性,而存存以為道義之門者,形而有之性也。性以為德,而德即其性,‘故之為德性也明矣?!盵6]567“故”所指向的是“觸于事,興于物”的日生日成之性,即“形而有之性”,有別于“與形始之性”。

二者的區別,正是天道向人道轉化的關鍵。所謂“與形始之性”,健順之德也;所謂“形而有之性”,涵健順之德以成新性之心也。習成之性是通過格物致知工夫把握到的性理,而先天之性既可以指向如孝悌等不待習成之性,也可以指向“健順之性”,即先天知能之德。

二、“吾心之理其體也”:“知性”的物理向度

船山在《張子正蒙注》中闡發了橫渠“大其心”的工夫,“大其心,非故擴之使游于荒遠也;天下之物相感而可通者,吾心皆有其理,唯意欲蔽之則小爾。由其法象,推其神化,達之于萬物一源之本,則所以知明處當者,條理無不見矣。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體也;盡心以循之而不違,則體立而用自無窮”[9]143?!按笃湫摹钡墓し蚴菍εc心相感之物的條理之發現。從根源上說,與人相關的事物之理出自人心。人之所以能使心中之理為物之體,就在于人能“達之于萬物一源之本”,即對作為健順之性的“明德”之澄明。

于是,“大其心”就成了“盡物之性”“盡物之理”的工夫?!拔嵝闹砥潴w也”,標志著“大其心”工夫展開的是人之道,“物之所以為物之性,在其自身,而未必在于與人之相關性,甚至在于物之對人而言的有用性。程朱以馬乘、牛耕為馬、牛之性,其實錯把人之盡物之性當作物性自身。盡物之性的主體是人,其根據在于人道。就牛、馬之性而言,馬不乘、牛不耕也不會失其本性”[11]46-47。

“格物窮理”在船山哲學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乃以啟發其心思而會歸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窮理之學也”[9]147,這便指向了“相資以為用” “誠明相資以為體,知行相資以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保ㄍ醴蛑骸抖Y記章句》,《船山全書》第4冊,第1256頁)的知行過程。知以明理,行以踐理,如此便是健順知能之德的發用,這一發用是吾心之理為物之體而有其用的過程?!澳?,在己之用也;所,在事之體也”[12]102,“乃以俟用者為‘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可以有功者為‘能,則必實有其用”[13]376。

船山以“能所”和“心性”展開的人道之體用,不同于朱子對“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14]7有所要求。船山對“一旦”之用語表示了質疑:

乃朱子抑有“忽然上達”之語,則愚所未安。若立個時節因緣,作迷悟關頭,則已入釋氏窠臼。朱子于《大學補傳》,亦云“一旦豁然貫通焉”,“一旦”二字亦下得驟。想朱子生平,或有此一日,要未可以為據也。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一“生”字較精切不妄。循循者日生而已,豁然貫通,固不可為期也。曰“一旦”,則自知其期矣。自知為貫通之“一旦”,恐此“一旦”者,未即合轍?!跋聦W而上達”,一“而”字說得順易從容。云“一旦”,云“忽然”,則有極難極速之意,且如懸之解,而不謂之達矣。[6]813-814

“一旦”貫通給工夫預設了一個一勞永逸的終點,下學上達被分作兩截,從而陷入佛教頓悟之說,即通過對某種離氣之理的把握取消了知行活動本身。在朱子哲學中,“一旦豁然貫通”作為對太極之理的把握是必要的,因為在物之理同時也是人心固有之理,“吾心之全體大用”只有在“豁然貫通”中才能實現。這種實現意味著格物致知活動的終結,因為在物之理已經在吾心中徹底朗現,也就沒有未知之理有待探求了。但是,朱子又保持著對“頓悟”的警惕,要求由“貫”而“一”,即“用力既久”后的熟而貫通。? “今卻是懸虛說一個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保ɡ杈傅戮?,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2829 頁)

與朱子不同,船山的“貫通”不指向對所有物理的把握。在朱子的“貫通”中,天道與人道都是太極之理的呈現,物之性與人之性是一致的,“當然之理”是物之當然也是人之當然,即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也。船山則認為物所表現出的當然之理就是人道之理,是“吾心之理其體也”。因此,“貫通”指向心中之理的貫通,而不是向“一”的跳躍。因為眾多之理并不以原本之一理為根據,而是健順之性在“故”中習得的不同之理。

乃事因理立,則理即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于事,即其有所事于理。而如程子所云“慎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共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理,亦既在焉。是故迨其豁然貫通之后,則已知吾向之所有事于粗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6]889

理總是事之理,灑掃應對之事和精義入神之事(如治心修身、詩書禮樂)自有區別,此所謂“下達”。但互相熟悉后,精義入神之理可攝灑掃應對之理,灑掃應對之理亦可入精義入神之理,此所謂“上達”。此相攝相入之理便是“合一之理”,灑掃應對便是治心修身之學,這便是“左右逢原之樂”。那么,“貫通”便不是求得所有物之理,而是在人之道與物之性相區別的基礎上“致吾之知”。

蓋格物者知性之功,而非即能知其性;物格者則于既格之后,性無不知也。故朱子以曾子之唯一貫者為征?!耙灰载炛?,物之既格也,而非多學而識之即能統于一以貫也。窮理格物只是工夫,理窮物格亦格物窮理之效。乃至于表里精粗無不豁然貫通之日,則豈特于物見理哉!吾心之皆備夫萬物者固現前矣。

到此方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蓋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天下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現矣。吾心之理無不現,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自立焉。萬物之皆備于我者,誠有之而無妄也。[6]1107

格物是知性的前提,但格物本身并不是知性,而是物格之后才能知性。此時的“性”是“觸于事,興于物”的“形而有之性”,即“日生日成之性”。同時,“性”也是作為物之體的心中之理,可以做到“一以貫之”和“吾心之皆備夫萬物”。因此,知性并不是在物中尋找理?!拔窗l之中”所指向的性理,既是吾心之理,也是天下萬物之理,兩者的“無不現”是同一回事。

格物也不是“多學而識”,而是要在物中將吾心之理顯現出來,使心中之理成為物之體,進而對物之是非善惡(在物之理)進行考察。因此,格物而知性是一個連續工夫的開始和結束,前者為功,后者為效。

船山區別了格物和窮理,后者可以不通過格物而有,“孝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慈者不學養子而后嫁,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6]405。所謂“表里精粗無不豁然貫通”,不是對歸屬于天道的物之理的把握,而是吾之性理在物上的呈現。吾之性與天下之物理皆“本天之理”,皆一陰一陽之道,卻有“天下之理”和“吾心之理”的區別。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天道有超出人所能知之處,圣人也不能盡知天道,不能將天道完全轉化為人道;二是致知所盡者乃心之理,即由天道而成人道之理,“吾心之全體大用”須于物之理上見,此時的物之理屬于人道。圣人所立者只是人道,“直至贊化育,參天地,而后圣人之體天道者見焉。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6]543,“無端將圣人體用,一并與天地合符,此佛、老放蕩僭誣之詞,不知而妄作。圣人立千古之人極,以贊天地,固不為此虛誕,而反喪其本也”[6]711,“是故圣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8]890?!绑w天道”便是“合天德”,也就是盡人之道?!昂咸斓隆笔穷I會天地生生之理,所謂健也;“盡人道”是在人之歷史中秉天德因時事而立理,即“順生之幾”?!疤煜轮頍o不窮”者,圣人立人道之理而為物之體,“物理雖未嘗不在物,而于吾心自實”[6]1107,此所謂“未發之中”也。

作為宋明理學工夫論核心的“知性”在船山這里得到了扭轉,知性不是對某種原初或先天之性的復歸,如陽明哲學中的“良知”,也不是對心中本有之性理的發現,如朱子哲學中的“格物”,而是對心中之物理的創制?!爸浴彼婕暗摹靶浴蹦耸恰靶味兄浴?,即人道中的物之理。這樣的“性”有待于人的工夫去生成,即對人道的開辟?!爸浴惫し虻囊罁谟谔斓涝谌酥械某尸F,即“明德”。從“善”的角度來看,“知性”是對人道中善之原則的發現,作為其依據的是從天道所繼之善,即原初之“性善”,因“繼善”而可“知性”?!爸浴辈⒉皇且粋€一勞永逸的過程,而是展開為不停歇的人道之過程,依據“明德”而“知性”的過程就是“正心”。

三、心之“一”與氣化工夫

“知性”雖表現為一個不停息的過程,但不意味著無定之心,而是要求有“恒性”。健順之德性涵于心,只有在窮理知性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健順之德,此即性為體而心為用?!靶?,無為也;心,有為也。無為固善之性,于有為之心上發出?!盵6]966無為的固善之性就是明德,有為之心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在實現過程中便有“后天之性”的生成,即所謂“恒性”。有“恒性”為心之理、物之體而能應萬事,有“恒性”而后有“恒心”,“恒心”乃一誠無妄之天德。沒有“恒性”之心是無定之靈明,基于“恒性”之“恒心”則是“立志”或“持志”?!叭粑嵝闹撿`不昧以有所發而善于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含也”[6]925,“意無恒體。無恒體者,不可執之為自,……所謂自者,心也,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是以知其恒存乎中,善而非惡也”[6]417,“正其心,常持其志使一于善也”[6]112?!爸尽笔切闹掷m向善,也是在不同之事理中的心之一?!叭酥鶠?,萬變不齊,而志則必一,從無一人而兩志者?!菊齽t無不可用,志不持則無一可用?!盵9]491志之一便是心之一,心之一則是天德之在人所顯,所謂至誠無息也。

然則心之息不息,一因乎誠之至不至,故至誠則無息矣。吾形吾色,天命皆凝焉;為寂為通,所性皆在焉。則一念而有一念之實理,萬念而有萬念之實理,以相續而合一?!幌t此理既現,又有彼理以繼之,萬理不窮,皆以一理而通之,則有徹乎圣德之已成,而其心不異乎立誠之始,蓋愈久而愈篤也,不息則久矣。至于久,則純乎具此實理于心者,此實理之所自生,自有其成能。[7]200

“志”作為心之“一”,指的是不同事理的相續為一,這也是“善于所往”“一于善”的含義。不同事理的相續為一是人之知能之德的顯現,此所謂“與天地合德”?!罢\”既是天之德,也是人之德?!耙弧辈皇菤庵系臒o對之一,而是念念皆合天理?!耙焕矶ㄖ币膊皇怯媚撤N現成的理去貫穿所有的理,而是“純乎具此實理于心”,亦即“持志”。

船山的工夫論具有與宋明理學工夫論相同的結構,即在人之心中顯現生成之根據。于是健順之德就表現為心之志,即所謂“至誠無息”?!爸尽弊鳛橹苤碌娘@現,也是人道的根據,“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唯志而已矣”[9]451。知能之德作為天人之共同根據,于是有體之同。以此德顯現為心之工夫,則有用之同。在此意義上,“至誠之德,與天通理,其體同也,其用亦同也;而體用之所以同者,則誠之至而成始成終,無乎不至者也”[7]199,我們可以說天人之體用同。

“志”作為心之體,對其進行修養的工夫就是“正心”?!罢摹庇袆e于誠意,也不同于朱子對心的檢視,因為明德之心并不是應物而動之心,后者屬于意。船山說:“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為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為心,則業發此心而與物相為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為功者也。蓋以其生之于心者傳之于外,旋生旋見,不留俄頃,即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盵6]402統性情的虛靈不昧之心就是明德、健順之性,這樣的心是不能夠被“正”的,能夠被“正”的只是應物而發之意,亦即在視聽言動中的心。因此,“正心”就是“誠意”?!罢\意”工夫只能用于心在應物而起之時,此時的心“旋生旋見,不留俄頃”?!罢\意”工夫也不能使心體有所變化,故云“施功亦不徹”。而“持志”作為“一于善”的工夫,所要避免的就是在隨物而起的意念上用功,而是要直接轉換心體。船山說:“心雖統性,而其自為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并生而為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為者則據之以為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盵6]402-403“性之所生”即健順之德在人身上的呈現,有別于作為物理的性而自為體,這就是“明明德”之“志”,對“志”的覺察和持守就是“正心”。這樣,《大學》中的“正心”工夫就被詮釋為“特志”了。

船山有言:“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為可為之體,于不睹不聞之中”,“夫此心之原,固統乎性而為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則;而此心既立,則一觸即知,效用無窮,百為千意而不迷其所持” [6]403?!爸尽弊鳛樾捏w,是心之活動的主宰,不會隨應物而起之意念的消失而消失?!爸尽笔墙№樦运?,故其“取正之則”就是對自身健順之性亦即“明德”有所領會。這種領會不是對先天之性理的復歸,而是持續地格物窮理而不流于惡,從而避免意念流于惡之后才糾正的“不徹”工夫,這樣所實現的“天德”就是“一”。

綜上所述,船山的氣學工夫論既不同于朱子、陽明,也與橫渠有異。朱子工夫論中的“心之一”首先在于“敬”,即所謂“主一”,這一點可通于船山。但作為工夫論目標的“心與理一”,即“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則與船山相別。因為船山并不追求一種圓滿的太極之理,“豁然貫通”只有在眾多事理的相續相攝中才能成就,知能之德展開的是日成其心性的工夫過程,心之體也是通過心之用而不斷生成的。換言之,船山工夫論中的體用相生拒絕了對心之“全體”的追求。陽明工夫論對“心與理一”的直接要求,更有別于船山。在船山那里,“萬物一體”是在萬物本一氣之所生上說的?!叭宋锿芴椭畾庖陨?,本一也;……于其同而見萬物一體之仁?!盵9]221因此,在工夫上指向“博施濟眾”的工夫之極,而非心之初始工夫。對心學來說,工夫的最終目的在于“虛靜”。對船山來說,虛靜乃天之道而非人道,“道一也,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有人道。人之所謂道,人道也。人道不違于天,然強求同于天之虛靜,則必不可得,而終歸于無道”[9]369。有虛靜之心,必懸隔實理而立無善無惡、萬物一體之心,這是體上之無。而心之虛靜,則是用上之無,因而虛明之心不可得 “逐句求義者見傳云‘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必疑謂無所忿懥而后得其正。如此戲論,朱子亦既破之矣,以其顯為悖謬也。而又曰‘湛然虛明,心如太虛,如鏡先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其所破者用上無,而其所主者體上無也。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安見體上無者之賢于用上無耶?況乎其所謂‘如一個鏡,先未有象,虛明之心固如此矣?!保ㄍ醴蛑骸蹲x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第6冊,第422頁)?!笆莿t人之有功于天,不待天而動也。前之必豫、后之必留,以心系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盵15]309因此,在心學中要被去除的豫留之心,恰是船山作為眾理相續的心之一的表現,心學中極力強調的“現在心”也被船山否認了。

朱子和陽明都以超越氣的生生之理為根據,或以格物窮理,或以萬物一體,實現對超越之理的把握,從而在克服氣化之無盡過程中實現心與理一。此一雖于氣化中顯,卻是不動的天理。在船山看來,心與理一是相續之一,一即氣化中不同之理的實現,于天道便是太極全體,于人道便是恒心之志,都是健順之天德,而不是不動之天理。心的相續之一意味著氣學工夫論的成立,也對橫渠“大其心”工夫有所克服?!按笃湫摹惫し蛞蛉狈Τ降奶炖碇?,難免因感而動。船山則在此心的不息之動中立至誠不息之志,“定性”的問題被轉化為“恒性”的實現,對豫留之心的肯認消解了橫渠對因感而動之心的疑慮。于是,理學“物來而順應”之不動心的工夫,被置換為日生日成“吾心之理其體也”的工夫,理學工夫論在對氣化之道的強調中終結了 關于張載哲學中的“定心”問題,如丁耘所說:“生成既無毫發之間,物則旋生旋滅,氣則流行不已。反復其道,必無主宰,亦無定理。既無御氣者,則息欲之靜,必由外鑠我”,“以氣為本,不動心難于登天”。(丁耘:《道體學引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91—192頁)這也是張載與程顥討論定性問題的根源。。

此外,船山對氣化之道的強調與其歷史思考密切相關。氣學工夫論從根本上來講是歷史性的,有別于以根本性的天理(理一)為依據的宋明理學。在理學中,超越氣化的天理或良知構成了其歷史思考的依據,天理和良知的遮蔽則成為“三代”和“三代以下”的區別標志。理學工夫論所要實現的是對歷史性衰退的克服,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也在于超越歷史性的天理。船山在對《堯典》的解說中指出,“圣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圣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13]237,“由此言之,圣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唯其‘明也?!鲃t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13]240。開辟人道的圣人雖以天德之“明”為依據,但實際展開為“慮”“學”的歷史性生成過程。當取消掉超越性的天理后,歷史性的條理,就成為船山分析歷史的進路?!袄肀痉且怀煽蓤讨?,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盵6]994因此,考察歷史的關鍵就在于“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 [16]586。這也是船山“格物窮理”工夫的取向,而不是在歷史性的事物中發現其先天性理。同時,歷史性的人道亦有別于天道。船山在論及《春秋》昭公七年所記日食之事時提出:“天之有日月風雨也,吾其能為日月風雨乎?地之有草木金石也,吾其能為草木金石乎?物之有蟲魚鳥獸也,吾其能為蟲魚鳥獸乎?彼皆有理以成乎事,謂彼之理即吾宗之秩敘者,猶之可也;謂彼之事,一吾宗之結構運行也,非天下之至誕者,孰敢信其然哉!” [16]586天道之理可以成為人道之事的依據,但其所行之事仍歸屬于自身,因而不能以“陰陽災異”的形式成為人道的依據,否則就是“私為理以限天,而不能即天以窮理之說也”[16]587。此外,氣化流行所呈現的理亦有超出人所思慮規劃者,歷史也并非由某種先在之理所規范或判定。船山評價秦始皇廢封建時指出,“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17]68也就是說,個人的心意無法完全穿透歷史性的氣化進程,人所能做的就是持志去私以窮理踐性。

結? 語

一般而言,工夫論以如何更好地發現和遵循應當之理為核心內容,最根本的是如何在人的行動中呈現出宇宙的根據。在船山的氣論哲學中,宋明理學所建構的超越氣化之上的“天理”被取消了,氣化流行中的條理被歸屬于氣本身的權能,即氣自身的健順知能之德。氣化流行可以分為天道和人道兩個層次,天道和人道通過人的健順知能之性(明德)加以統一和聯結。人通過自身之明德對天道有所“繼”,開辟出獨立于天道的人道。對人道中相關事物之理的發現、創制和遵循,就是格物致知所指向的“知性”活動?!爸浴敝钥赡?,就在于人對自身之明德有所領會和不斷實現,這過程就是作為“持志”的“正心”工夫。從根本上說,“正心”是對健順之德和自身之“性善”的不斷肯認和呈現,以眾理相續之“一”為目的。船山的氣化工夫以“正心”為歸旨,所追求的是人道之理的不斷生成與實現,是作為氣化根據的健順之德在人道中的顯現,亦即人文歷史世界的永續流行。

【 參 考 文 獻 】

[1]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6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2]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哲學的精神.2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4]田豐.王船山體用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5]程旺.持志以定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中國哲學史,2019(4).

[6]王夫之.船山全書:第6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7]王夫之.船山全書:第7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8]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10]陳赟.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哲學的闡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11]陳赟.人性與物性之辨:朱熹思想的內在張力與船山的檢討.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

[12]王夫之.船山全書:第9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13]王夫之.船山全書:第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1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王夫之.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16]王夫之.船山全書:第5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17]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0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編校:龔江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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