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困與破局：“雙減”背景下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研究

陳振中 李喬珊

[摘要]“雙減”政策頒布以來，校外培訓機構整頓，大量教培機構倒閉或轉為非營利性機構導致學科類培訓服務的供給減少。本研究通過質性研究方法，重點在于探究“雙減”政策頒布之后違反“雙減”規定的隱秘課外補習現象的具體運作細節，預測隱秘課外補習現象泛濫帶來的監管難度升級、補習價格飆升及加劇教育不公的無序發展風險。通過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探尋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背后紛繁復雜的“雙減”政策頒布、升學導向、就業導向、教育本質等原因，具體在于家長“搶跑”思維根深蒂固、替代選項無法滿足提分需求、家長對中考普職分流制度的認知偏差、勞動力市場的文憑篩選作用以及高等教育機會獲得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從構建學習化社會的角度提出治理建議：完善教培機構管理制度、完善校內課后服務、改善學校教育質量、改革中高考選拔制度以及破除“文憑社會”局面。

[關鍵詞]“雙減”政策；課外補習；影子教育；教育焦慮；家庭資本

[中圖分類號] C78[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4-6120（2024）04-0077-17

一、問題的提出

早在20世紀，課外補習就在東亞國家盛行。1992年，在美國最早提出“課外補習”的史蒂文森和貝克在調查日本課外補習現象時發現，課外輔導活動主要發生在主流學校教育之外，因此他們生動地稱之為“影子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比較教育教席馬克·貝磊對影子教育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明確提出“影子教育”概念為：“一系列旨在教育之外提高學生學習成績的教育活動”，此概念被學界廣泛認同、引用。21世紀以來，雖然我國的課外補習現象日益普遍，但是我國學者很少直接使用“影子教育”來進行概念界定，而是使用“課外補習”“課外輔導”“家教補習”等相近概念來進行研究。我國最早提出課外補習概念的研究員王有升認為，課外輔導是指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外對中小學生的文化課程或藝術進行輔導。此概念的界定也是對馬克·貝磊所界定的“影子教育”概念的補充，本質含義并無差異，因而被我國學者廣泛引用。

由于資本的加持、家長教育焦慮的加劇與現實教育考試制度的分流功能等多重原因的復合影響，課外補習在我國進入白熱化階段，隨之帶來的教育不公等問題消極影響并阻礙了主流教育的穩步發展。我國于2021年7月24日頒布《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試圖解決該問題，明確提出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校外培訓負擔，要從嚴格治理、全面規范校外培訓行為入手，對校外學科培訓機構進行大范圍整頓，因此大量學科培訓機構倒閉或轉為非營利性機構，導致學科類培訓服務的供給減少。在嚴令禁止之下，許多家長紛紛為中小學生尋求“隱秘的課外補習”服務，與“雙減”之前熱火朝天的公開的課外補習形成鮮明的對比。關于“雙減”背景下的課外補習相關研究，僅有一項從“私人家教”的視角揭露“雙減”背景下的“私人家教”帶來了培訓機構無序發展的風險，對于其他課外補習形式，如“掛羊頭賣狗肉”的托管機構、無牌無證的黑機構等進行“隱秘的課外補習”活動，尚未有相關研究。因而本研究致力于補充該研究空白點，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重點揭露“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的相關細節，通過搜集相關資料、借鑒其他國家相關經驗，如實施過類似中國“雙減”政策的韓國實施經驗，致力于探尋該現象的形成原因及提出紓解建議。

“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的出現與“雙減”政策的頒布這一大背景息息相關，因而“隱秘的課外補習”概念在本研究中界定為：“雙減”背景下，為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即中小學生）所修的某個學科（如語文、數學、英語等學科）的成績，在周末、節假日進行的，違反“雙減”政策相關規定的課外學科類補習?！半p減”背景下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與“雙減”之前的課外補習最大區別在于“雙減”之前的招生、上課場所等皆為公開，“雙減”后的運行形式相對“雙減”前而言，隱秘了許多，因而稱之為“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

本研究提出以下主要問題：第一，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細節為何？第二，為何家長、學生冒著違規風險參與隱秘的課外補習？第三，治理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的建議有哪些？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G市某區為研究區域。

研究對象主要為參與隱秘的課外補習相關的主體：第一類是提供隱秘課外補習的機構運營者（有牌證的機構運營者、無牌證的機構運營者）；第二類是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教師（包括機構聘任的教師，上門家教的教師）；第三類是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學生家長。

研究對象分別選取了：第一類，有牌證的運營者教培機構P機構及其校長W，無牌證的機構運營者選擇了教師F；第二類，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機構聘任教師H，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上門家教L;第三類，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學生家長3名，包括母親M、父親H 與母親Q。

（二）研究方法

陳向明將“質性研究”定義為：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運用多種數據收集手段對自然情境中的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探索，利用歸納分析數據、形成理論，通過注意與研究對象互動建構其行為和意義而獲得解釋性的一種活動。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法，主要通過非結構化訪談、觀察、實地調查，展示隱秘的課外補習的細致面貌，探明不同主體參與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的原因，結合調查結果以及借助已有資料，尋求破局之道。

本研究重點研究途徑：實地觀察與訪談（通過對不同主體的訪談、對話），展現隱秘課外補習的細節，深入了解不同主體參與隱秘的課外補習的真正動機，從而歸納出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背后的原因。

三、研究結果

（一）隱秘的課外補習細節

調查發現“雙減”后G市某區教培機構發展情況如下：區教育局于“雙減”后發布的關于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白名單”的公告顯示，在“雙減”之后，截至2021年10月份，該區的41家正規課外培訓機構減至28家，28家培訓機構中，僅剩5家線下中小學生學科輔導類型的機構，且已經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截至2022年8月，只剩一家線下學科輔導類型有證機構，另外27家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開設的課程主要為美術與書法類、語言藝術類、舞蹈輔導類、計算機編程類等。按照要求，該區只有一家備案培訓機構能在非周末與非節假日時間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科課外補習服務，走訪卻發現：27家轉型成功的機構實際上大部分已轉為隱秘的課外補習形式進行營利性課外補習，目前對外公布的書法、圍棋、舞蹈等藝術類服務名存實亡，因在該區很少有家長為孩子去報名跟學科補習無關的培訓，主要還是以提高學科成績為主。

1.P機構：一家有托管資質的機構

P機構位于G市某區，是該區教育局在2020年12月15日審批成立的正規教育培訓機構，該機構“雙減”前的辦學內容為中小學學科課程輔導，“雙減”政策明文限定課外補習的時間后另外拓展小學生托管業務，因而其中一項業務為“小學課外托管服務”，嚴查時，以“托管”業務來躲避監管。2021年“雙減”政策頒布之后沒多久，P機構的教育培訓機構資質便不在該區公布的白名單上，P機構運營者主動放棄教育培訓機構的資格審查，主要是正規機構在當時被審查的幾率較大，哪怕被允許在周中進行學科補習，也遠滿足不了學生的學科補習需求，因而該機構放棄正規教培機構的資格，這樣還減少了被關注、被檢查的機會。

筆者通過觀察對比發現：在參與學科補習的人數上，“雙減”之前，P機構的課外補習學生每期（一般以一個學期為一期，寒暑假各為一期）數量接近上百，“雙減”政策頒布當月（2021年7月）正值暑假只有2名五年級小學生；2021年8月，只有3名初中生（一名新初一學生，兩名新初三學生）。在參與課外補習的場所與方式變化上，學生參與學科課外補習采用比較隱秘的方式。學生全部抵達P機構之后，當天課外補習的相應學科老師要把學生帶到最里面的小教室反鎖，無論白天還是晚上，P機構大廳的燈光保持關閉狀態，大門緊閉。2021年9月開始，非寒暑假，同時利用托管業務來躲避檢查。

2023年以來，隨著社會與家長對課外補習的強烈呼吁，各個地方包括G市某區也稍稍放松了對課外補習的監管，P機構的課外補習活動相較于前期稍微活躍了起來。

通過W校長（W校長為P機構的法人，也是招生負責人）招生號的微信朋友圈發現：周末以及節假日時間，依舊有部分學生在P機構進行學科課外補習。2021年7月24日至2023年8月，兩年來該朋友圈持續更新招生需求，且更新節假日與周末時間中小學生補習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學科補習的現場上課情況。該招生微信號朋友圈更新動態主要內容為招生推廣、課外補習學員的考試捷報、課外補習學員剪影、課外補習伙食展示等。該朋友圈持續更新，從“雙減”政策頒布之后累計至今（2023年8月16日）已有132條相關動態的發布。

如2021年12月23日朋友圈，文字“金牌特色課程，歷經多年打磨，良心教育之作”，配圖分別是：初一、初二、初三年級的“期末考沖刺課時間安排表”，涉及的學科有初中語文、數學、化學、英語及物理，開課時間為2022年1月2日（周日）、1月8日（周六）、1月9日（周日）。最近一次朋友圈動態為：2023年8月6日，2023年新初三年級暑假化學培優班開課時間及費用通知，補習時長為7天，費用為1100元。

若非家長舉報，相關部門幾乎不上門查處學科補習行為?！半p減”政策頒布初期，基于保險起見他們在進行學科補習活動時一般會關好門窗來躲避監管部門的突擊檢查，學生與家長也會非常配合，和學生也對好了暗語，萬一有人過來查，他們就說是小學托管或自習。W校長被查過一次，四個部門聯合執法來查，他被要求做筆錄，填寫補習學生人數、金額，并對他進行了罰款。他把人數與金額寫得比較低，執法人員似乎也沒有跟他計較這個金額。W校長認為是執行檢查比較有溫度，僅算是一次警告。

W校長是70后，師范畢業后當了幾年編制內的數學教師，覺得日子過于平穩，于是辭職創業經商，創業幾年失敗，便加入教培機構當課程咨詢顧問，積累了幾年經驗后開始重新創業，自己開了培訓機構，終于在2020年取得營業執照。W校長表示不能讓機構關門，當時校區場地簽約投了他所有積蓄才取得合格的營業執照，一下子限制課外補習時間與資質，失去大部分生源的結果讓他難以接受。他目前的就業技能僅限于教培行業相關工作，很難再尋他業?，F在轉型為課外托管機構，主要業務為小學生的課后托管服務。事實上，W校長也不愿意違背“雙減”規定，盡管他能理解“雙減”政策減輕學生課外補習負擔的初衷，但依然孤注一擲，因“雙減”政策一般的處罰是處罰金、停業整頓，嚴重情況就是取消辦學資質、處罰較高的罰金、取消教師資格證這幾項處罰，哪怕被監管部門查處了，對于W校長也是能承擔得起的后果。對于如何改變這個他也不愿意維持的隱秘的課外補習局面，他表示應該規范一些教培機構的管理，希望盡量可以放寬一點課外補習的時間。

2.F機構：一家民租房的無證“地下”機構

F老師是該機構的運營者，他原在某知名教培機構當化學教師，“雙減”政策頒布之后便被辭退。本科非師范專業的他無法像其他師范生一樣投身考編，后被熟人介紹上門補課，隨著生源逐漸增加，便在家附近的民租房租了場地，通過家長之間“熟人介紹”，慢慢開起來他的“地下補習班”，家長知情并自愿配合。

訪談F老師了解到，在招生方面他非常謹慎，不是熟人家長或朋友介紹的他不敢收，怕被查。在隱蔽工作方面，他選的是很偏僻的民租房，從路邊進來要經過許多小巷子，一樓上了鎖，二樓還有一道鎖，每次學生過來他們都會有教師出去接，對暗號才敢放進去。需要注意的事情特別多，最基本的是，如果費用方面和家長起了爭端，他一般會妥協退步，怕被家長舉報；疫情嚴重的時候，不敢開課，怕萬一被感染了，軌跡被曝出來；培訓機構和學生也有配合，如果學校要調查學生的校外培訓情況，要求學生不能說他們機構，陌生人問起也不能說。當然任課老師也要做好保密工作，因為學生的課外補習費用F老師都和他們平分，他們拿到手的錢也比較多，一般都不擔心。他們現在教師也不多，F 老師教化學和物理，還有一個數學教師，一個語文教師和一個英語教師，學生主要是初中生，特別是快中考的學生，年紀太小的學生太吵鬧，也不敢要。在收費方面，并不低?，F在家長很難找到合適的機構補課，供不應求，因而價格比起“雙減”之前基本翻倍。以前他所在的教培機構，初中一對一基本是收180～220元/小時，現在基本是300～350元/小時，小班課會便宜一點250元左右/小時。不過他們這里基本是小班課為主，他認為一對一（收費）不劃算。

截至2023年8月，F 老師的“地下”機構依然進行隱秘的學科課外補習活動。

3.H老師：機構聘任教師

H老師今年已經36歲，他是某省重點大學物理學院的優秀畢業生，本科畢業后他如愿進入了專業對口的公司上班，可惜日夜對照精密儀器傷害了眼睛，做了一次大手術，也熬白了頭發。6年前因機緣巧合進入G市有名的教培機構工作，后來創業，與朋友合伙開了教培機構，輾轉終于辦下了營業執照。半年后，與合伙者產生管理方面的意見分歧，毅然決然選擇離開。他去別的機構任職物理教師，不出三個月遇上“雙減”，機構紛紛裁員，他也由全職教師轉為兼職教師，至訪談時已有兩年多時間。當訪談到為何“雙減”后不打算另尋一份工作時，他表示自己無其他技能，只能從事與物理或者教師相關的工作；當訪談到為何不通過考試到中小學當教師時，他表示他沒有教師資格證，沒有達到進入中小學當教師的資格；當訪談到為何不去考取一個教師資格證時，他表示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去備考，平時需要在機構帶課獲取生活費，沒有專門的時間去備考?？偠灾?，“雙減”之后的他依然不愿意離開學科課外補習行業的主要原因是，他別無選擇，僅能以此謀生。

當了解“雙減”前后關于課外補習的一些相關情況時，他表示第一個變化是教培機構的數量銳減，在相關部門的督查下，不符合規定的機構紛紛“關門”。第二個變化是許多全職教師離職轉為兼職教師，因該機構全職教師不能上門家教，而兼職教師可以。第三個變化是學生的課外補習費用，H老師目前所在機構收取學生家長的初高中一對一課外補習費用為370～400元／小時，原因是補習教師供不應求（許多機構沒有進行學科補習的資質，機構全職教師離職，許多家長為自己孩子尋求家教補習，教師供不應求導致補習價格上漲）。

4．L老師：上門家教教師

L老師是G市某區本地人，原是一名會計，在“雙減”前兩年開始轉行到教培機構從事中小學數學學科的教學工作，分別在該區幾家大機構任職過，“雙減”之后，由于機構裁員，她便一直從事家教工作。

當訪談她所了解的最近該區的課外學科補習情況時，她表示幾乎所有的機構，包括該區培訓機構白名單中的機構（興趣類培訓的機構），非中小學生學科類輔導的培訓機構都在開展學科培訓業務。他們的招生途徑是通過私聊以前的家長、通過家長介紹或發朋友圈的方式招生。當訪談到為何有機構在招聘教師，而她不去任職時，她表示目前家教的收費較高，比她在機構任職的課時費要高許多，小學非畢業班能收到220元／小時起（要是大機構教師上門家教，小學能收到350元／小時），市場價在200～400元／小時之間浮動，具體價格看家教教師與家長協商。當訪談到請家教教師的學生家境時，她表示一般都是家庭經濟條件中上的，幾乎很少有家境差的。當訪談到學生的學科補習年級與目的時，她表示基本都是初中生，補習目的為考上高中。

當談到她對學科補習的建議時，她覺得周末與節假日恢復學科補習會比較好。因為從她的觀察來看，無論“雙減”是否存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家長依舊送孩子去進行課外學科補習，只是有一部分家長補習的形式變為家教或者隱秘的“地下”輔導班了。對于孩子而言，周中需要做作業，不適合用于學科補習；學生在正規機構參與周中學科補習的效率低，因上了一天課，比較疲乏，不如周末補課效率高。

5．三名家長的執念：中考分流之普通高中（1）母親M：為分流到重點高中

母親M的女兒學習成績中等，是一名初二升初三的準畢業班學生。她就讀于 G 市的一所重點中學，“雙減”之前她一直在教培機構上周末類學科培優班?！半p減”之后，第一個月，因為大部分機構都不敢大量招收學科補習，因而母親 M 為她聘請了各門主科的上門家教教師，補習的主要目的為基礎補習，以求考上重點高中。

母親 M 是一名二本民辦高校的校醫，談起孩子的成績，她時常對孩子未來透露出一種擔憂：現在教育內卷現象特別厲害，孩子有本科學歷只是最基本的，我們學校的老師基本都是碩士生學歷，連輔導員也要招“985”或“211”本科的。突然就不讓去機構補課了，她馬上就上初三了，要是中考考不到好的成績，她就只能去普通高中或者讀技校（職業技術高中）了。技校先不說學習風氣差，就算之后順利考上了大學也是個大專，現在工作基本學歷都要本科，沒有本科連公務員考試的機會都沒有，還是上個好高中，才有機會考個好大學。

顯然，面對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社會，母親 M 希望孩子能在成績上拔得頭籌，將來找個好工作。既然一些培訓機構不開課，上門家教便填補了這一空缺。

（2）父親H：為中考分流尋求“補差”服務

父親H 為兒子尋求隱秘的課外補習服務，主要原因是兒子成績太差，遠遠達不到升高中的分數。兒子初二下學期的期末成績分別為：語文44.5分，數學6分，英語12.6分，政治40分，歷史31分，地理28分，生物27分，總分189.1分。父親H 平時很少關注兒子的學習成績，雖說也知道孩子小學以來學習成績不太好，可真正意識到孩子甚至可能沒有高中可讀時，也慌張起來。尋求課外補習，是父親H 唯一的出路。他先為兒子報名了一家口碑較好的“補習機構”，補英語與數學科目。進入該機構上了兩天補習課之后，補習機構反饋兒子基礎太差，許多小學的英語單詞、數學計算基礎都很薄弱，便建議父親 H另尋一對一補習教師先把兒子的小學基礎補起來。父親H 直言不諱，他為兒子尋求課外補習服務，目的直指通過中考，考上高中，而不是進入職業技術學校。

（3）母親 Q：為“小升初”需求“基礎提升”服務

母親 Q 的女兒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畢業班，母親 Q 為女兒購買了暑假課外補習服務，女兒的學習成績一直是60至70分的水平，希望可以提高學習成績。G 市某區當地小學升初中并無升學壓力，小學生進入中學就讀，除了特別拔尖的學生有少許名額進入重點中學，其他學生都是根據學區就近分配入讀。當提及送女兒參與隱秘的課外補習的原因時，母親 Q 表明，主要是為了讓孩子打好小學基礎，為初中的順利過渡作準備，為中考作準備。

綜上可概括隱秘的課外補習具有顯著的特點。第一，違規性。隱秘的課外補習是一種違反“雙減”政策相關規定的課外補習，不被認可。第二，隱秘性。由于違規，相關組織者和課外補習者只能采取隱秘的方式在隱蔽場所進行該類課外補習，不敢公開，以躲過相關部門的監管。第三，升學目的性強。應試性特征明顯，中小學直指中考分流，直接原因在于通過中考分流到高中，而非職業技術學校。

（二）隱秘的課外補習產生原因

1.直接原因：“雙減”政策頒布

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時間性，時間節點非常明確——在2021年7月“雙減”政策頒布之后，因此“雙減”政策的頒布與嚴格實施是導致課外補習由明面轉為隱秘的直接原因。

根據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介紹，截至2022年2月，校外教培機構數量從原來的12.4萬個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超過90%;線上校外培訓機構由原來的263個壓減到34個，壓減率為87%;營業性教培機構轉為非營業性及“備改審”完成率達到100%，直接說明了“雙減”政策的頒布導致學科培訓服務供給減少。對教培機構而言，“雙減”導致機構經濟利益減少，隱秘的課外補習只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從參與隱秘課外補習的教師角度而言，失去工作，一下子無所適從，只能通過隱秘的課外補習繼續從事教培工作；從家長和學生角度而言，學科類課外補習的供應量銳減，供求無法平衡，為滿足對學科類的課外補習需求，家長只能設法為自己的孩子尋找替代品——隱秘的課外補習。調查結果顯示，除了G市某區外，其他地區也存在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對廣州、佛山、深圳、南昌四地共2391名相關人員進行調研，發現在這些地區同樣存在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私人家教的課外補習形式。

為何家長對課外補習的需求，在“雙減”后依然無法通過其他途徑來滿足？因為目前存在的替代選項無法滿足學生的學科提分需求。雖然課外補習對每個孩子不一定有成效，但是在課外補習內卷現象形成時，它有助于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因此哪怕要背負沉重的經濟壓力，家長也會硬著頭皮為自家孩子尋求學科課外補習服務?！半p減”政策“一刀切”了學科課外補習，家長暫時無法找到除學科補習之外的替代選項去提高孩子的學科成績，以緩解教育焦慮。

第一，校內課后服務不完善。因為“雙減”背景下，配套的校內課后服務雖是一個可供家長選擇的替代選項，但由于校內課后服務的提供過于倉促，在我國教育歷史上沒有類似的經驗可以讓學校借鑒，所以校內課后服務效果較差。目前我國的校內課后服務更多的是托管形式或興趣類拓展，無法提供學科課外補習，也無法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科進行課外補習、提分，無法真正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因而這一替代選項相對于隱秘的課外補習更少地被選擇?！半p減”背景下關于校內課后服務相關研究資料顯示，校內課后服務在實際開展的過程中存在大量的現實困境亟待完善，如因全國大范圍倉促開展校內課后服務，導致師資力量不足而難以高質有效地開展服務?！半p減”前校內教師主要教學內容為學科類，與“雙減”后體育鍛煉、作業輔導、學科答疑和素質提升等課后服務課程內容不一致，教師難以勝任等問題尚未找到出路，最主要的原因是校內課后服務的核心是減負與素質教育，與家長期待的學科課外補習有極大的差異，無法滿足家長的“提分”需求，不在家長的考慮范圍內。

第二，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輔導無法滿足孩子學科類提分需求。對當下中國大多數家長而言，不管是考量他們工作外的可用于孩子的輔導時間還是家長們自身的學科知識與能力儲備，都難以滿足他們為孩子“提分”從而成功“搶跑”的需求。有研究對城市家長進行實證調查發現，家長雖有意愿參與孩子的學科作業輔導與解答，但由于工作繁忙、自身知識與能力儲備不足、教學技能欠缺等原因無法給予孩子相應的輔導。家長只能以最便捷的方式購買課外學科補習服務，以滿足自己的“提分”需求。

2.重要原因：升學導向

家長“搶跑”思維根深蒂固，同時，對中考普職分流制度有認知偏差。從1992年至2021年，教培行業從初步發展經繁榮發展至蕭條，用將近30年的時間培養起家長的一個慣常思維——“不補課就會落后于其他孩子”，這一“搶跑”思維根植于一代又一代家長腦海里，猝不及防的“雙減”并沒有為家長改變這一思維提供緩沖時間?！缎戮﹫蟆氛{查家長：如果自家孩子不能去培訓機構參與課外補習時，家長們會有哪些應對計劃，超過一半家長選擇了隱秘的課外補習相關選項。這也說明了家長依舊認為“搶跑”是有必要的，因為學校提供的教育資源是均等、有限的，無法滿足家長的“搶跑”需求，因而他們“搶跑”成功的最有效途徑依然是校外學科課外補習。

事關中考分流，在我國分支型學制背景下，中考承擔著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的分流功能，職業技術類高中這一分支與普通教育學術型高中這一分支不具有銜接性。中考承擔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分流功能已久，長久以來的歷史積累因素導致家長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好感度非常低，認為進入職業高中學習無法參加高考考取大學，認為就讀職業高中比不上普通高中。這當然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可是職業技術教育也是時刻發展的，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已經是當前大勢所趨，人們應該對職業教育的看法有所改觀、期待，但是家長依舊固執地認為所有職業技術教育都是不樂觀的，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走上這一分支。

2022年2月23日，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在發布會上表示，中等職業教育的定位將從“以就業為導向”調整為“就業與教育并重”，擴大融合培訓規模，為中等職業學生開辟成長空間。此前，職業高中學生已經可以通過參加職業教育高考進入大學。2023年，職業本科和職業?？仆ㄟ^“職業教育高考”招生的比例擴大，使“職教高考”成為高等職業教育招生的主要渠道。此外，《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更多職教學生可以通過職教高考進入大學學習，普通高考已然不是學生的唯一出路。但是許多家長由于信息獲取不及時，仍未清晰認知當下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及緊迫性，不愿意主動選擇職業高中，于是不惜花費金錢來進行學科補習，拼盡力量進入普通高中，以求參加高考考個好大學。

3.根本原因：就業導向

勞動力市場的文憑篩選作用大行其道。工業化大生產背景下高等教育大量擴招、高等教育普及加速了我國成為文憑社會。在文憑社會中，學歷（以文憑為主要標識）已然成為一種篩選信號，為勞動力市場的雇主們提供符號篩選作用。高等教育文憑（高等教育機構頒發的學歷證書）已經成為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求職的“敲門磚”，沒有相應的文憑則失去了相應的“入場機會”。20世紀 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與羅伯特·索羅就提出了“篩選假設理論”（又稱 “文憑理論”），認為文憑有助于雇主識別求職者的能力，從而根據自己的能力安排他們填補相應的崗位。而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下，實際的社會勞動力市場在招聘中采取了“唯文憑論”的單一邏輯來挑選求職者（在我國主要表現為對“985”“211”等“名?！蔽膽{ 的狂熱追求），而非考慮求職者的實際能力。學生和家長竭盡全力考取名校，是因為有利于畢業后更好地就業，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這就能解釋為什么在基礎教育中，家長愿意支付高額的補習費用甚至冒著風險想方設法送孩子參加課外補習，“雙減”背景下，只是換了一種補習方式，實際補習的本質在這一層面看來并無變化”。

4.教育本質原因：高等教育機會獲得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法國布爾迪厄提出的資本理論認為，資本一般有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以及文化資本；文化資本主要有三種形式：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客觀形態的文化資本以及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學歷）。資本之間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換。在教育場域，家庭利用自身的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是一種常態。已有研究證明，文化資本助力居民成功實現從初中到高中、從高中到大學的教育轉換。

家長通過增加對自家孩子的課外學科補習投入從而提高孩子的學科成績，幫助其從初中升入普通高中、從高中升入名牌大學，獲得高學歷、高文憑，便是利用家庭的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的一種典型現象。而該文化資本的獲得，又有助于其在就業勞動市場上轉化為經濟資本.

此外，受我國歷史上實施了1300多年科舉制的影響，家長的傳統觀念仍根深蒂固，寒門子弟通過受教育而實現社會階層的躍遷，實現魚躍龍門的翻轉，至今未改變。當下仍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機會獲得對社會階層流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家長期望孩子通過獲得高學歷，而實現社會階層的躍遷，于是不惜加大對孩子的課外學科補習投資，以實現此夙愿。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利用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而獲得高學歷，對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更加有利。

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背后的成因紛繁復雜，反映出家長的教育焦慮依舊不減，也反映出我國人民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急切心愿。盡管隱秘的學科補習現象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認它的存在違背了“雙減”政策的初衷，會引發課外補習市場無序發展的風險，甚至會加劇教育不公平。

20世紀80年代，與當下中國有著同樣教育背景的韓國（社會發展需求、教育嚴峻、社會負擔加重等）曾實施與中國類似的“雙減”政策，但韓國“雙減”政策的實施過程并不順利，最終以教育培訓機構的興起、取締和繁榮而告終。鑒于相似的現實背景，韓國實施“雙減”的歷史經驗值得借鑒。從1980年韓國國家保衛對策委員會頒布禁止所有大學生和學校教師提供有償課后補習的“7·30教育改革”政策開始，到同年韓國政府頒布禁止一切補習的教育標準化和消除過熱計劃，然后在1981年，新修訂的《學院法》禁止課外輔導以及韓國政府牽頭成立了30多個“課外培訓督查小組”，專門負責糾察全國各地的課外教育培訓機構。盡管韓國政府嚴防死守、明令禁止、嚴格督查并加以處罰措施，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依然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并且帶來一系列消極影響。

結合我國當下實際情況看來，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已初顯端倪，目前只是一些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家庭選擇隱秘的課外補習方式，后期難免會形成嚴重的教育內卷現象，哪怕經濟狀況欠佳的家庭也會背負沉重的經濟壓力去參加隱秘的課外補習，從而推動該現象成為一種常態。

（三）隱秘的課外補習風險

隱秘的課外補習不僅違背了“雙減”政策，更挑戰了國家政策權威、損壞了政府信譽。除此之外，對于教育方面的影響更加不樂觀。若不及時加以干預，隱秘的課外補習會轉向以下風險發展。

第一，監管難度升級。雖然“雙減”政策下“一刀切”的課后培訓禁令有助于暫時遏制家長對課外補習過熱的需求，但是供需失衡導致課外補習市場更加混亂，讓課外補習更加隱蔽，明面上的課外補習轉為隱秘的課外補習令其難以監管。供求方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由于其進行學科補習的場所隱蔽性強，監管部門難以排查，隱秘的補習肆虐扎根，數量大增，加重了相關部門的治理難度。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是排查其安全隱患還是監管收費、師資等運營細節都十分困難。

第二，補習價格飆升。由于隱秘的課外補習供不應求，使課外補習費用一路飆升，惡化了參加課外補習的普通家庭的經濟狀況。相關研究顯示，韓國“雙減”后，課外補習教師供不應求，隱秘的課外補習因其高風險反而使得課外補習價格哄抬，只有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日益高昂的課外補習費用。由于價格飛漲，隱秘的課外補習成為豪門的專屬權利，中產階級以下的教育資源被嚴重剝奪。當前我國隱秘的課外補習也逐漸出現這一不良現象。根據前文采訪與相關研究發現，相較于“雙減”前的課外補習價格，我國“雙減”后隱秘的課外補習價格明顯高出很多。在一些地區，由于參加私人課后輔導的風險高，教師短缺，原來150～300元／小時的大班變成了400～600元／小時的小班，有些“一對一”課程甚至1000元／小時起步，對于經濟條件差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第三，加劇教育不公。隱秘的課外補習違背“雙減”為學生減負的初心，加重學生學業負擔，加劇教育系統內卷化，損害群體教育公平，消減“雙減”政策的實效性，帶來政策失效的風險，破壞基礎教育的良性生態。從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的角度而言，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逐漸壟斷隱秘的課外補習服務消費，而弱勢家庭因無法負擔高額的課外補習費用而無法購買隱秘的課外補習服務，長此以往將強化弱勢家庭的代際傳遞，并通過教育活動的標簽化效應逐步固化，擴大教育不公平現象。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不能及時監管好該現象，任其發展，恐怕會像韓國一樣，導致“雙減”政策失效。

無論是從我國的歷史經驗看還是從家長購買課外學科補習的成因來看，嚴令打壓、一味禁止校外教培行業并不是治本之策。課外學科補習這一活動出現的根本原因不在供給而在需求，需求背后的深層原因客觀存在。不可否認“雙減”政策頒布的出發點是為了建立更好的教育生態環境，也從短期抑制了過度的補習需求。然而，由于家長的補習需求依舊存在，同時已經出現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滿足這一需求的現狀，應思考如何完善相關細節，把更多消極影響把握在可控范圍之內。

四、治理建議

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工作涉及多方利益。推進“雙減”政策優化工作，需要政府、社會等多方協同、統籌推進、共同治理；要明確各主體的責任和邊界，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一）管理部門：完善教培機構管理制度

課外學科補習事關學生的升學與就業，家長會想方設法滿足自家孩子的課外補習需求。目前，“雙減”背景下，我國政策規定的正規教培機構的運營時間可能無法滿足家長對孩子的課外補習需求；對教培機構的其他方面監管，如培訓機構的注冊、任職教師的師資、培訓機構的收退費標準、培訓課堂的規模，以及信息公開和群眾監督等治理仍不夠完善?！半p減”政策的出發點是科學、合理的，只是實際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所偏離，因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具體細則。教育部門應當改變當前對校外培訓機構簡單的治理思路，在清理和整治違規培訓機構的同時，做好合理培訓需求的疏導工作。距離2021年頒布的初始版“雙減”政策已經過去整整兩年，實施過程中產生的不平衡需要調整、改進，以求更好地達到“更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這也許對于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局面的改善是最直接的。

第一，教培機構的注冊登記管理方面，教培機構依法取得營業執照，明確經營范圍，接受監督。第二，師資方面，確保任課教師具備相應的教師資格證。第三，課程設置方面，符合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與學習需求。第四，課程收費規范方面，全國教培機構有一個收費上限。例如，小學一對一最多不超過300元/小時，初中一對一最多不超過400元/小時，高中一對一最多不超過500元/小時；小學小班課最多不超過180元/小時，初中小班課最多不超過250元/小時，高中小班課最多不超過300元/小時。同時各機構收費標準必須要公開透明，統一標準。第五，也是家長最執著的一點，校外培訓時間的限制方面。在工作日，學生不得參與校外培訓，這樣可以保證學生在周中的休息；周末、節假日、寒暑假可以適當參加校外培訓，校外培訓機構要統一營業時長，控制在8：00至16：00。第六，監督檢查與處罰措施方面必須明確及執行力度要到位。在規范的基礎上，從保證學生與家長的權益出發，家長自然會與監管方形成統一戰線。對于違規行為要明確，如亂收費，如果超過全國規定的收費上限，一次處罰10萬元并吊銷營業資格?？偠灾?，遵循一個原則，各項標準可量化、可操作，讓監管部門有據可依，依據處罰。這樣可以避免類似先前的相關規定比較籠統，監管部門在面臨實際情況時無據可依，導致不了了之的結果。

中韓兩國文化背景相似，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產生了相似的人才選拔機制，因此在相同文化理念及類似應試背景下，借鑒韓國對于“影子教育”治理的經驗對我國有一定意義。在對教培機構管理制度的完善方面，我國同樣可以借鑒實施過“雙減”政策的韓國的相關治理經驗。韓國從1961—2021年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相關法律制度前后作了41次修改，根據國情逐步完善了相關制度。韓國2021年最新《校外培訓法》對培訓機構的注冊、任職教師的師資、培訓機構的收退費標準、培訓課堂的規模和時間以及信息公開和群眾監督，細節到關于疫情防控背景的細則變化來進行完善。我國“雙減”政策的推進與完善可結合實際國情來借鑒其合理之處，力求更加合理完善的課外補習市場秩序，緩解隱秘的課外補習泛濫局面，教培機構在教育部門規范的引導下去展開課外補習活動總比躲在“暗處”的各種課外補習活動泛濫要更可控，這是一項考驗相關部門監管能力的措施。

（二）教育部門：完善校內課后服務

我國目前的校內課后服務存在不少問題，尚不能滿足家長目前的需求，不能作為替代選項分擔課外補習的功能。當前的校內課后服務實際演變成了兩種局面。第一，校內課后服務變成“校內作業輔導服務”。疲累的學生在此期間進行家庭作業，疲累的教師轉變為“作業輔導者”，疲累的師生雙方苦撐“校內作業服務”階段。第二，校內課后服務變成“學生玩耍階段”，學生不得完成書面作業，校內課后服務幾乎不起任何學習上的作用。校內課后服務結束，學生帶著作業回家與家長開啟雞飛狗跳的作業輔導環節。家長無力，只得尋求校外學習輔導。當前，家長們取消校內課后服務的呼聲也非常大，事實證明此舉不適合我國實際情況，取消也不失為一種好的開始，推動解放師生家長三方，讓其尋求一種新的平衡。如場域不局限于學校，可借鑒韓國突破校內范圍的局限的措施，秉持消除補習教育的目的，韓國于2005年推行類似于我國“校內課后服務”的“放學后課程”，借助課后服務力量分散隱秘課外補習的主導性，消減學科補習機構的不可替代性。韓國動員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教師、家長、社區居民等力量提供資金支持，開發多元化輔導課程，充分利用展廳、圖書館、體育館等社區服務設施，培育以學校為中心的社區終身教育體系；借助電視、互聯網等媒體，提供低成本的家教服務，減輕家庭負擔。然而此措施的順利實施僅能分攤部分課外補習的生源，暫時緩解隱秘的課外補習。不管具體措施如何，可以秉持一個原則，作為選項替代課外補習。

（三）學校層面：改善學校教育質量

多年來，無數研究已經證明學校教育質量是影響家長購買課外補習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目前而言，學校教育質量，特別是學校課堂教育質量，如班級人數龐大，教師無法兼顧許多孩子的成績提升需求，促使家長尋求課外補習服務以滿足這一需求。如果學校教育質量達到家長的要求，則可以分攤課外補習的需求，慢慢回歸學校教育。這對我國中小學教育改革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也是基礎教育一直在嘗試達成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目前我國教育教學質量難以繼續改善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于班級人數龐大，改進措施為縮小班級規模，這對于教育財政的壓力比較大，難以落地實現。若從另一方面入手，財政壓力相對較小，收效會相對顯著。

根據大量事實與調研，目前學校教育質量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教師負擔過重（此負擔非教學方面的負擔，而是非教學任務等形式主義負擔重），導致教師可以鉆研提升教學質量的時間與專注力直線下降。從此方面切入，減輕教師非教學負擔，減少開會、打卡等形式主義事務，可以讓學校教師回歸教育教學本真，提高教學質量，改善教育質量。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韓國政府在應對課后輔導的政策上進行了重大調整，不再專注于壓制課后輔導，而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教育質量，吸引參加課后輔導的學生重返學校。韓國的公共教育質量改革，此舉曾取得過不錯成效。

（四）改革中高考選拔制度

調研結果證明：在學校教育階段，學生及家長購買課外學科補習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考分流與高考分流制度。想要徹底改變現狀，必須要從改革中高考選拔制度入手，這是一個亙古的話題。權衡利弊，中高考選拔制度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是否有必要為此而改革中高考選拔制度？龐大的教育系統中，中高考改革從哪一細節切入、采用何種方式改革、采用何種替換制度？這些皆是十分嚴肅且復雜的問題。甚至可以斷言，目前想要徹底消除隱秘的課外補習現狀幾乎不可能，只能尋求一個共生局面，在現有中高考制度無法作根本變動的情況下，維持相對良好的動態平衡。

（五）社會層面：破除“文憑社會”局面本研究重點在于探究“雙減”背景下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發現“雙減”后的課外補習只是換了一種補習方式，課外補習活動得以繼續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社會的就業導向“唯文憑論”，在于通過經濟資本換取的高等教育機會獲得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后者的改變唯有從社會層面出發，設法破除“文憑社會”對人的能力的枷鎖。由誰來破除、如何破除，又是待考究與商榷的一大難題。盡管這也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措施，至少人們應該發現問題所在，先構造一個理想的局面。理論而言，所有就業單位不應該抬高求職者的學歷門檻，有能力者優先。能力測試體現在試用期內，就業單位與求職者雙向選擇。就業監督部門對于文字上抬高學歷的單位，要給以相應的處罰（應為專業方向對口或專業能力優先，而非學歷。國家規定的高精尖或特殊職業除外）。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耐心，在實踐中調整正確方向。

教育的目的不應是文憑，“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為他自己，變成他自己”。社會致力于破除勞動力市場“文憑至上”的局面，人才評價應該以求職者素質、能力為導向，學歷也不應該成為就業的一個門檻，學歷也不應該成為教育的最終目的。職業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能力的比拼，而不是文憑的高低。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才是應有的用人姿態，應成為基本的社會遵循。文憑莫成“敲門磚”，學歷理當讓位于能力，如此，用人單位方能延攬到更多實用人才，成為國之幸事，民之福焉。

實際上，隱秘的課外補習現象如同僅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底層原因深埋海底，錯綜復雜，想要徹底解決“冰山”難題，并非單方面力量可行，也并非易事。然而改革不可因難而停滯不前，應聯合正確的力量，找出癥結所在，慢慢改善不合理局面。

沒有比教育更強大的變革力量。教育將促進人權和尊嚴，消除貧困，加強可持續性，為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未來。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必須再次高瞻遠矚思考不斷變化的世界，重塑教育的愿景。哪怕試錯，也不該一成不變。一切都是為了邁向更公平的教育未來，期待邁向更公平的教育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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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明慧）

Dilemma and Solutions：Study on Hidd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HEN Zhengzhong LI Qiaoshan

（Faculty of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the off-camp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rec- tified.At the meantime，a large number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closed down or tumed in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which results in a decrease in the supply of disciplinary training services.Therefore，this study focuses on ex- ploring the specific operation details of the hidd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phenomenon that violates the regulation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fter its issuance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It predicts the proliferation of hidd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and there is the escalation of supervision difficully，the soaring price of tutoring，and the risk of disorderly development that will exacerbate the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fter using field observation，in-depth 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the paper found the intricate reasons behind the hidde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phenome- non，such a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the education orientation，the employment orientation，an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education.Specifically，parents'mind of "running first"is deeply rooted，alternative options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score raising，parents'cognitive bias towards the vocational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the secondary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the role of diploma screening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access to high education to promote social class mobi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the paper puts forward governance recommendations：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perfecting after-school services within school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reforming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and dismantling the situation of "diploma society".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extra-curricular tutoring;shadow education;educational anxiety;household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