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后期中國絲綢紋樣設計的觀念變遷研究

摘要：20世紀中期，中國正處于劇烈變革的階段，舉世聞名的中國絲綢業也隨之經歷興衰。以歷史文獻與現存的設計樣本調查為主，不難發現，中國絲綢業始終面臨古今、中西、新舊之爭。為了使絲綢業擺脫困境，花樣設計的觀念隨著社會變遷不斷發生變化：20世紀50年代初期，根據國民經濟的需求，我國確立了外貿促生產的方針，以貿易指導設計的觀念開始興起；20世紀中期，“以我為主”的設計觀念盛行；再到20世紀中后期，轉變為“古為今用，外為中用”的觀念。這一時期，絲綢紋樣設計的觀念變遷研究是當時我國絲綢業逐步向現代化與國際化靠攏的有力證明，也為當代絲綢設計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了啟發與可資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20世紀中期；絲綢；紋樣設計；觀念變遷

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歷史發展與思想觀念的進步從來都是如影隨形。觀念作為當時政治、文化、經濟的直觀反映，指導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絲綢紋樣因其在技術、社會、文化等多領域變革而呈現出諸多復雜關系，又因絲綢紋樣在中國歷史變遷過程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獨特文化屬性，具有非比尋常的劃時代變革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絲綢業一改新中國成立前的頹靡之姿，國家以外銷的形式帶領絲綢業逐步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五”計劃、“二五”計劃的實施，出口貿易對象的轉變促使絲綢紋樣設計的觀念發生巨變，相應的，在這些觀念指導下的絲綢花樣設計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風格面貌。

一、以貿易指導設計的觀念興起

（一）“以貿易指導設計”的設計觀念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正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對外貿易成為獲得國家急需的物資與外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絲綢自古以來都是我國與各國貿易交往、文化交流的利器，在出口創匯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國內樸素節儉的服飾消費觀以及經濟條件的制約，絲綢的內銷嚴重受限。因此，絲綢業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確立了“以外貿促生產，以外貿促內貿”的設計方針，強調將設計、生產、貿易三者相結合的設計原則[1]。當時的絲綢設計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藝術創作，轉而服從對外貿易的需求，在更大程度上為消費者服務。絲綢設計人員肩負出口創匯的艱巨任務，設計紋樣時必須在服從出口貿易需要的同時，兼顧經濟、實用與審美的基本準則。

觀念作為現實的直接反映，不是無憑所依，而是依賴于經驗。正如馬克思所言：“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笔苷我蛩氐挠绊?，20世紀50年代早中期，絲綢對外出口貿易的對象主要是蘇聯、民主德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與此同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供應、銷售明確分工，企業只管設計生產，不負責市場。產、供、銷三者在追求國家與行業利益的前提下統一起來，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符合時代背景的報樣、選樣制度，具體來講就是設計人員將設計好的新花樣報送給公司，層層遞交最后由外貿部門統一對外選樣并發布新的生產任務、反饋市場信息[1]。在這種制度下，設計師不直接與市場接觸，只需完成生產任務即可。這極大地提升了設計師自由創作的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了促進了絲綢花色品種的多樣化，使新中國成立以來低迷不振的絲綢業呈現一片繁榮景象。

（二）注重傳統、保守的絲綢紋樣設計

在以貿易指導設計的觀念下，絲綢花色品種帶有濃郁的時代特色，考慮到絲綢具有出口貿易的商品屬性，如何創作出既符合新中國積極、樸素、實用風格的花樣品種，又能迎合出口貿易對象的愛好和需求。絲綢業面臨著以下難題：（1）民族風格與外來風格相結合的問題；（2）絲綢設計的藝術性與商品的實用性問題；（3）大膽創新的革命浪漫主義與反映現實生活的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問題[2]。由于當時計劃經濟體制與人們意識形態的影響，絲綢花樣品種設計以我國傳統的民族風格為主，借鑒外來風格為輔，整體呈現出相對保守、單一的風格特點。

二、“以我為主”的設計觀念盛行

（一）“以我為主”的設計觀念

20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我國采取孤立策略，在經濟上實行貿易封鎖。在這樣的被動局面下，中國積極開展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流，確立了“先保證蘇新國家的出口貿易，再積極開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貿易”[3]的對外貿易政策。蘇新國家成為我國絲綢貿易出口的首要對象，由于當時蘇新國家對于絲綢的需求量大且穩定，對花色品種的藝術性不作過多要求，追求物美價廉的設計。因此，我國在銷往蘇新國家的絲綢花樣設計上有更加廣泛自由的空間，在保證生產任務的前提下，偏向于我國傳統風格的審美習慣?！耙晕覟橹鳌钡脑O計觀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逐漸盛行起來并始終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絲綢花樣設計。這一時期的絲綢花樣傳統題材豐富多樣，經過設計師的重新演繹，被賦予了濃郁且極具民族特色的設計風格。

（二）兼具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絲綢紋樣設計

這一階段，花樣品種在整體風格上呈現出一種積極、活潑的特點，從現存的絲綢樣本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設計人員大多從傳統元素與日常生活中獲取靈感。紋樣多為寫實元素以及含有吉祥寓意的元素，如福祿壽、歲寒三友（圖1）、纏枝牡丹、亭臺樓閣等。當時遠渡重洋而來的“西風”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絲綢花樣設計也不例外。在保有本民族風格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絲綢設計采用一些幾何圖形作底，創作手法更加自由奔放。除了從傳統遺產中獲取靈感，設計人員更是將當時的時代生活作為元素進行創作，作品透露出質樸的藝術氣息。例如農民勞作、牧羊等展現社會主義農村新面貌的題材（圖2）?！耙晕覟橹鳌钡脑O計思想在“大躍進”時期更是深入人心，在紋樣上出現了“新八寶”紋，就是在傳統八寶的形式中加入鋼鐵、糧食、機械、水電、采煤等元素。此外，“以我為主”的設計觀念也并非固執己見，而是通過吐故納新的手段吸收借鑒外來紋樣中優秀的題材與形式，例如將蘇新國家的民間裝飾紋樣、建筑裝飾紋樣與中國傳統紋樣相結合。

在“以我為主”觀念指導下的絲綢設計，一方面獲得了相對自由的設計空間，絲綢花樣的品種豐富多彩；另一方面對于國際市場的流行趨勢并沒有深入調查與研究，過于主觀自我，導致花樣品種的色彩和風格不夠多元、活潑。雖然在與蘇新國家的絲綢貿易中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成果，但是整體的設計依舊存在保守、單一的問題。

三、“古為今用，外為中用”的觀念轉變

（一）“古為今用，外為中用”的設計觀念

20世紀中后期，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主要貿易對象由原先的蘇聯轉為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在“以我為主”觀念指導下的絲綢花樣設計太過保守、自我，而資本主義國家對花樣品種的流行性要求高。受到消費主義影響，貿易出口對象對花色品種的多樣性需求遠遠高于每個花樣的數量需求。在西方流行觀念的沖擊下，原來大受蘇新國家推崇的傳統民族風格顯得不合時宜。因此，我國絲綢業不得不調整原先的設計思路。然而當時國內受“左”傾思想的影響，在設計方面多呈現保守的特點，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設計歸根結底是利益至上，絲綢圖案則是西方國家頹廢雜亂的現實生活的寫照[4]。

在這種現實的矛盾沖擊下，如何做到真正的適銷對路成為當時絲綢界面臨的一大難題。1963年，浙江美術學院與浙江省輕工業廳絲綢管理局聯合舉辦了“浙江絲綢博覽會”并對此展開了一系列有關如何處理好民族風格與迎合西方需求的討論。通過前期討論，絲綢界設計人員一致認為：在實踐中要合理運用傳統的設計元素，吸取傳統設計中積極向上的元素，舍棄傳統封建糟粕，如“五子登科”“祿”等題材，真正做到“古為今用”；在色彩的搭配上，要結合國際市場流行趨勢，不再一味追求傳統的“萬紫千紅”的色彩搭配，真正做到“外為中用”[5]。這一觀念的轉變，為處于艱難困境中的絲綢業謀求了出路，花樣設計較之以前有了嶄新的面貌，開創了絲綢對外貿易的新局面。

（二）充滿抽象意味與寫意感的絲綢紋樣設計

受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國內設計人員與國際市場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我國是如何掌握國際流行趨勢，學習與吸收外來紋樣的優勢并獲得消費者認同的呢？在這種困難處境下，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定期向資本主義國家購買樣本以及雜志，確保國內與國際市場的交流不中斷；將香港設立為對資貿易的重要通商口岸，作為收集信息與反饋意見的“中間環節”；積極開展廣交會，為設計人員提供在國際市場交流的機會。這一系列措施使絲綢行業不至與國際市場脫軌。絲綢花樣設計在國際流行趨勢的影響下，題材多以寫意花草為主，采用泥點、撇絲等多種表現技法，并結合夸張、變形的創作手法（圖3、圖4）絲綢花樣逐漸從傳統寫實、明亮鮮艷的設計風格轉變為抽象寫意、明朗文靜的風格。

四、結語

20世紀中后期，中國絲綢業在困頓中謀求新出路，始終貫徹設計、生產、貿易三結合的設計方針。這一時期的絲綢花樣多服務于出口貿易，其設計觀念不斷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以實現適銷對路的目標?？v觀這一時期的絲綢花樣品種，可以明晰不同階段設計觀念的變遷對設計的影響，不難發現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外來風格與民族風格的問題始貫穿于近現代絲綢設計發展中。通過研究這一時期絲綢紋樣設計的觀念變遷，我們不僅可以清晰地梳理近現代絲綢花樣從保守傳統的風格逐步向現代國際靠攏的脈絡，也為當代絲綢設計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了諸多啟發。

基金項目

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圖像學視域下風景古香緞的意象表達研究”（項目編號：SJCX23-1149）。

作者簡介

鄒曉琴，女，浙江麗水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纖維藝術與紡織品設計。

注釋

[1]趙豐.中國絲綢通史[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750.

[2]龔建培.新中國初期（1949～1965年）外銷絲綢設計的策略與范式特征研究[J].服飾導刊，2020（1）：77-84.

[3]中國絲綢協會歷史研究委員會，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新中國絲綢大事記（1949～1988）[M].北京：紡織工業出版社，1992：40.

[4]佚名.絲綢圖案設計[J].浙江絲綢，1960（11）：60.

[5]溫潤.二十世紀中國絲綢紋樣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1：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