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文化秩序重構

韋路 金錢熠

【內容提要】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文化秩序應該如何重構？技術進步與全球文化秩序變遷息息相關。智能媒體技術的進步促使文化間的傳播從征服與被征服的二元對立框架轉變為以轉文化傳播為特征的交流融合框架。人工智能技術對國際文化傳播的主體、形態與效果等都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也帶來了智能鴻溝、虛假信息與政治偏見的風險。面向未來，“求同存異”是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的重要策略，需要從技術、平臺、規則、主體、價值等五個層面協力推進，建構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文化新秩序。

【關鍵詞】全球文化秩序 國際傳播 人工智能 A I G C

當下，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紛爭連續不斷，地緣政治頻發的分裂與沖突呈現長期化、擴散化的趨勢，對全球秩序的安全與穩定提出了挑戰。文化秩序是全球秩序的重要層面。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漸浮現，文化類似的社會彼此合作，國家圍繞著它們文明的核心國家劃分自己的歸屬。①20世紀90年代，約瑟夫·奈曾在《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中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他認為，相對于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實力，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另一主要組成部分，軟實力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非強制性的手段，而通信技術的普及與進步將大大增強軟實力的影響。②這一觀點亦凸顯出文化在全球權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全球文化秩序歷經了怎樣的發展？技術進步如何改變全球文化秩序？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球文化交流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應如何建構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文化新秩序？

一、從征服到融合：技術進步與全球文化秩序的演變

全球文化秩序的格局與國家實力的強弱息息相關。近現代以來，最令人矚目的便是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一進程離不開技術的發展與勃興?；厮葸^往，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主要經歷了兩波浪潮：第一波浪潮以英國工業革命為起點，隨之帶動歐洲其他國家及北美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方式為工業化、城市化與殖民帝國的擴張；第二波浪潮以二戰后的全球重建為標志，美國通過宣揚其西方價值觀，從科技、軍事、金融、文化等多個維度進行隱秘的滲透，③更加強調全球化與信息技術的發展。

世界科技發展如何影響全球秩序變遷？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紛紛將目光投向了這一領域，并提出不同的觀點。福山（Fukuyama）將這一世界新秩序稱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④亨廷頓（Huntington）則稱其為“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⑤更多學者則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對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新格局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論與觀點。

第二波現代化之后，廣播、電視等傳播媒介的普及與發展大大促進了國家間的交流與合作，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與沖突促使學者們開始思考如何解決文化差異、溝通障礙及文化認同等問題，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應運而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是指信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在不同文化之間傳遞、交流和理解的過程?？缥幕瘋鞑サ母拍钤獾讲糠謱W者的批評與質疑：一些學者認為，跨文化傳播常?；趯ξ幕暮喕凸袒?，假設文化是穩定且一致的，并沒有認識到文化在時間層面的動態性與變化性，也忽視了文化內部的復雜性與差異性。此外，跨文化研究過于強調西方文化的價值觀與重要性，這種文化優越性偏見反而加劇了文化間的不平等與沖突。

亨廷頓曾批判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危險的。他指出，西方社會假設文明的多樣性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現象，但這種假設并不正確，西方“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是帝國主義，可能會導致重大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戰爭，西方不應強迫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接受他們的價值觀、體制與文化。⑥雖然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但西方國家在文化價值與知識生產上對發展中國家仍然實施霸權主義，存在諸多誤解與歧視。這種“全球化”的現代化實則是“化全球”，是將西方的價值觀體系強加于其他文化之上，而非二者間平等的交流，亦把“現代化”與“西方化”錯誤地畫上了等號。與此同時，西方世界以外國家近年來的發展也正在悄然改變著文明的秩序：西方文明的傳統主導地位正在衰落，道德滑坡、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等內部的棘手問題逐漸浮現；西方以外其他經濟體的崛起重塑了全球文化的地域分布，在文化領域日益展現出更大的影響力。

然而，西方文明在國際傳播中的地位并非一時可以撼動，作為兩次現代化的發源地，西方發達國家積累了深厚的經濟基礎與技術實力。20世紀7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曾發起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運動，但最終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新興民族國家雖然認識到了信息傳播技術對于構建新秩序的重要性，卻缺乏研發技術的能力。⑦

傳播技術其及引發的傳播模式變革為跨文化傳播理論的更新提供了契機?？缥幕瘋鞑ダ碚撜Q生于專業生產內容（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時代。隨著移動社交媒體的普及與用戶生產內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的興起，“新全球化時代”下，以西方為中心的“跨文化傳播” 需要轉變為“轉文化傳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前者來源于西方學科體系，實則是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單向征服；后者強調不同文化間雙向的交流與融合，⑧包括主體的轉化和新文化形式的產生。⑨如果說跨文化傳播是一種物理反應，那么轉文化傳播就是一場本土與外來文化進行雜糅與碰撞的化學反應，能夠促成新物質的誕生。轉文化傳播將全球化與地方化相結合，也即“球土化”（glocalization），破除了原先文化征服與被征服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

二、機遇與挑戰：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球文化傳播的影響

技術的更迭是全球文化秩序變遷的關鍵要素。近年來，社交媒體平臺的日常使用已經多方位融入了AI技術，但AI在其中擔任的是輔助角色，用戶依然是內容生產的主角，UGC的模式并未得到顛覆。作為全新的內容生產模式，AIGC的涌現對于國際文化傳播的主體、形態與效果等都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

（一）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球文化傳播的機遇

首先，全球文化傳播的主體日益朝著人機協同的方向發展。作為內容生產的主體，依托海量的數據庫與強大的算力，基于大語言模型的AIGC能夠突破人類生產者的腦力與體力限制，跨越語言的阻隔，大幅提升內容生產的效率。在AIGC的初級階段，人類需要同時高度參與技術開發與應用端的互動；當進入中高級階段，人類就可以退居幕后，AI將完成半自動化內容生產，最終實現自我迭代、自我開發，從“人機互動”的生產方式演化為“人機協同”的生產方式，⑩并基于用戶畫像完成內容與用戶需求的精準匹配。

其次，全球文化傳播的形態越來越豐富。通過融合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和混合現實（MR）等技術，AIGC能夠實現更加生動真實的媒介體驗，拓展了國際傳播的場景。通過將虛擬內容與現實世界相結合，用戶能夠身臨其境地體驗不同文化的習俗與傳統，更豐富沉浸的交互方式能夠加深用戶對其他文化的認知。不少應用為用戶提供了豐富且具有趣味性的人機交互拍攝模板，進一步降低了用戶生產視頻內容的門檻，對人臉、人體、手勢等的精準AI圖像識別技術提升了用戶的視頻創作體驗，激發了用戶的創作熱情，形成平臺內容自產自銷的良好循環。

第三，全球文化傳播的效果顯著提升。以聊天機器人為代表的AIGC也被視作社會行動者，用戶不僅將其作為獲取信息的工具，還會與其產生情感聯結。情感是連接人與人的紐帶。AI技術的發展使得機器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情感與文化背景，使得國際傳播能夠更加注重情感共鳴與文化敏感性，有助于建立更加細微深入的連接。此外，使用情感識別模型對社交媒體內容進行抓取和分析，能夠更精準地洞察用戶的情感態度，從而適時調整國際傳播策略，提升傳播效果。

（二）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球文化傳播的挑戰

一是智能鴻溝的產生。AIGC技術降低了內容創作的門檻與成本，但同時也造成了新的鴻溝。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5月發布的ChatGPT用戶調研報告，雖然近六成的美國成年人聽說過ChatGPT，但實際使用的人數并不多，其用戶群體主要為年輕、受教育程度高的高收入群體。11從信息生產的角度看，占據了AI技術先發優勢的發達國家能夠先人一步，充分利用這一工具產出更多的文本及視頻內容，向外輸出意識形態，增大其國際聲量。而發展中國家對于AIGC技術的利用較為落后，使用群體較小，因而可能導致使用AIGC傳播其文化價值的能力較弱。此外，發展中國家的網民也更難具備快速準確甄別AI生成內容的素養，形成強者恒強、弱者終弱的惡性循環。

二是虛假信息的泛濫。目前AI生成的內容在真實性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若被用于信息操縱，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地緣政治間的沖突不僅是軍事方面的競賽，更是信息技術的較量。在俄烏沖突中，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首次被全面用于信息戰。2022年3月，針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深度偽造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先后發布，引發俄烏雙方網民大量的轉發及討論。雖然視頻的粗糙質量引起了部分網民對其真實性的懷疑，但他們出于情感認同仍然選擇進一步傳播該視頻。影響更為深遠的是認知的“羅生門效應”，網民后續對辟謠視頻本身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并產生失望、憤怒、憎惡等負面情緒。12隨著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沖突逐漸從傳統軍事沖突向信息戰、輿論戰轉變，若沖突雙方利用AI視頻操縱輿論，當眼見不再為實，以假亂真的AI視頻將給全球文化秩序帶來新的變數。

三是政治偏見的加劇。AIGC模型的誕生與進步離不開海量的數據庫，數據的收集、控制、發布、解讀是當今世界更為隱蔽的施加影響方式，也是意識形態角力的焦點。13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旗下的海外短視頻應用TikTok的坎坷“出?！敝肪褪堑湫屠C。2020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簽署行政令要求字節跳動公司在90天內剝離TikTok在美國的所有權益，之后被美國法院推翻。2023年5月，蒙大拿州發布禁令禁止用戶在該州范圍內下載TikTok軟件，隨后因可能違憲而被聯邦法官阻止。截至2023年，美國至少有50所大學禁止使用校園無線網絡和校園電腦登錄TikTok。142024年3月的最新數據顯示，已有39個州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152024年3月13日，美國眾議院以352比65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公司剝離對TikTok的控制權，否則TikTok將被禁止進入美國手機應用商店。不同國家對數據收集與隱私保護的條款迥異，隱私政治化與“數據民族主義”是跨國平臺在國際文化傳播方面正在面臨的嚴峻挑戰。16

三、和而不同：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未來圖景

技術背后是文明的價值觀。任何一項技術的發展都不能忽視時代和文化環境的影響。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多種聲音，一個世界》的報告，倡導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提出了包括減少信息技術的壁壘與壟斷、指導發展中國家加強自主傳播能力等的諸多建議。4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文化與國際傳播秩序仍然未能實現平等，地區間的沖突與爭端仍未平息。對于新興的AIGC技術，西方國家依舊采取阻撓的方式，遏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封鎖國家之間平等的溝通渠道。對于未來可能面臨的文明間的戰爭，亨廷頓曾提出三個原則：一是避免原則，即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沖突；二是共同調解原則，即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制或制止這些文明的國家間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三是共同性原則，即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17雖然亨廷頓正確地認識到了多樣化文明的必然性與西方“普世主義”的錯誤性，他對避免文明間沖突的建議也不無借鑒意義，但他提出的“文明沖突論”自然而然地把世界主要文明體放在了矛盾的兩級，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關系也被誤讀為世界性的對抗。18當下，地區之間的沖突已經不僅僅是軍事方面硬碰硬的沖突，也體現在通信技術、文化價值、輿論形態等軟實力方面的多維競爭。對此，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需要我們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破除文化霸權主義思維，重構國際傳播的元話語，即摒棄國別視角，擁抱全人類視角，用地球村式的共同體取代“中心—邊緣”的世界系統等級格局。19

面向未來，求同存異是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的重要策略。他者是認識自己的一面鏡子，人的主體性與自我意義需要通過他者的對話與互惠性的理解才能得以構建。20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世界各國應當欣賞與尊重各種文化的獨特之美，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對話，構建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全球文化新秩序。人工智能時代，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需要從技術、平臺、規則、主體、價值等五個層面協力推進。

一是技術賦能，用AI賦能內容生產、文化傳播與跨國互動。AI所依靠的大數據以及強大的算力能夠大幅提升內容生產的效率，在海量信息抓取與個性化內容生成方面，具備人類生產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僅需提供幾個關鍵詞，在數秒內便能生成豐富內容，甚至同時提供多個版本供內容生產者選擇。利用AI技術，發展中國家有望突破信息生產力瓶頸，扭轉國際信息流動的不平等格局。在信息分發環節，AI算法具有強大的個性化、精準化推送能力，可以實現從“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躍遷。通過形成海外用戶的個人畫像，傳播主體能夠根據用戶興趣和需求推送相關的內容，更好地推動發展中國家文化走向世界?？鐕臃矫?，隨著大語言模型的不斷完善，聊天機器人等AI工具能夠實現多語種的多輪對話，能夠通過類似人類交流的方式與用戶進行深度互動，極大提升了人機互動的體驗，增強了用戶的使用黏性，對于助力發展中國家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平臺主導，挑戰西方壟斷，建構具有全球影響的多語種多文化社交媒體平臺。2024年1月，維奧思社（We Are Social）與融文（Meltwater）聯合發布的《2024全球數字化概覽報告》顯示，全球社交媒體活躍用戶已達50.4億，約占全球總人口的62.3%。這意味著社交媒體平臺也成為全球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然而，這一渠道目前主要被優兔、臉書、推特、瓦次普（WhatsApp）、照片墻等西方主導社交媒體所控制，嚴重危及全球多元文化生態。值得關注的是，源自中國企業的TikTok發展迅猛。目前，TikTok已經成為擁有月活用戶最多的社交媒體平臺，也是全球范圍內使用時長最高的社交媒體平臺，安卓用戶的平均每日使用時間超一小時，高于其他所有同類應用。21全球共有158個國家使用TikTok，22預估用戶數量高達8.34億，23美國用戶多達1.7億，有近700萬美國小企業依賴該平臺謀生和發展。這些數據表明，更加開放多元的社交媒體平臺完全可能挑戰美西方的文化霸權，成為遏制數字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大重要力量。雖然TikTok履遭美國政府打壓，近日甚至被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剝離或封禁”法案，但這正說明平臺之爭切中了美國的要害。得平臺者得天下。中國應繼續在平臺領域發力，通過更多更先進的技術平臺贏得全球用戶，為文明交流互鑒提供堅實保障。

三是規則重建，制定有利于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的算法機制。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算法的力量日益成為資本主義施展權力的工具。24我們需要認識到，算法并非完全中立的“技術烏托邦”，算法偏見的背后是社會偏見和意識形態偏見。研究發現，谷歌的在線廣告系統向男性展示高薪職位的頻率遠高于女性。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深藏西方價值觀，對爭議性議題的回答采取明顯的“雙標”立場，從其2023年對中國與美國“流浪氣球”處理方案的偏頗回答便可見一斑。因此，全球社會亟需采取措施避免算法放大人類偏見。雖然中國、歐盟、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近年已通過多項AI相關法案，但對于AI的監管規則目前仍然缺乏全球共識。由于AI技術及其應用具有較強的跨區域和跨文化特征，其所產生的風險也是全球性的。我國一方面需要致力于開發具有全球公正性的算法規則，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AI監管的國際合作，制定AI相關國際技術標準，25與各國攜手落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

四是內容共創，推動多元主體共創多元內容。除了技術、平臺和規則之外，主體多元化也是重構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路徑之一。當前全球文化秩序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中心-邊緣的世界等級體系。依賴理論和世界系統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滲透使發展中國家在物質和文化上都變得貧窮，從而使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26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逐漸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與地區納入一個壟斷和剝削的世界系統。27這一世界系統導致的文化后果便是，中心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成為統治世界的主導文化，而邊緣國家和地區的聲音則很難被聽見。新媒體技術具有破除壟斷并使更多聲音被聽見的潛力。在全球社交媒體平臺上，新奇的思想和有趣的內容不僅來自傳統的中心，也來自傳統的邊緣，而且來自邊緣的并不比來自中心的少。同時，一些原來的中心已經邊緣化（如紐約和洛杉磯的平民窟），而一些原來的邊緣卻逐漸擁有工業、財經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如中國的一線城市）。在智能技術的賦能之下，更多原來處于邊緣的主體將會發聲，他們將和其他主體一道，共同奏響和而不同的交響曲。

五是價值共生，建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核心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使國際關系從零和游戲轉向合作共贏?！肮餐w”的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提出，指依靠自然情感而密切交往的有機團結，是真正的共同生活。28 “共同體”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生存和發展狀態，強調共同的價值追求與行為規范，是基于價值、情感和信念認同的組織形態?！熬W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指在網絡空間存在的，基于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共同掌握網絡空間的前途與命運的團體或組織。29傳統意義上的“共同體”通常追求族群等局部團體的利益最大化，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則是追求全人類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面對各種復雜的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獨享數字文明成果，同樣也無法獨自應對數字全球化的風險與挑戰。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就是要營造普惠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互聯網環境，讓智能技術發展的成果更好造福全人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媒介體制與社會信任研究”（19ZDA325）階段性成果。

韋路系浙江傳媒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浙江大學融媒體研究中心主任；金錢熠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碩士生

「注釋」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5頁。

②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第188-203頁，第208頁。

③虞鑫、崔乃文：《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全球史敘事視野下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9期，第90-94頁。

④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16）： 3-18.

⑤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72.3）： 22-49.

⑥[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358-359頁。

⑦任孟山、李呈野：《從電報到 ChatGPT： 技術演進脈絡下的國際傳播格局史論》，《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5期，第38-50頁。

⑧史安斌：《從“跨文化傳播”到“轉文化傳播”》《，國際傳播》2018年第5期，第1-5頁。

⑨趙月枝：《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中的“跨文化”涵義》，《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1期，第115-134頁。

⑩湯景泰、徐銘亮：《論智能國際傳播： 實踐模式與驅動邏輯》，《社會科學戰線》2023年第12期，第152-160頁，第282頁。

11Emily A. V.，“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have heard of ChatGPT， but few have tried it themselv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24/ a-majority-of-americans-have-heard-of-chatgpt-but-few-have-tried-itthemselves/， 2023-05-24.

12何康、張洪忠、劉紹強等：《認知的羅生門效應制造：深度偽造在俄烏沖突中的案例分析》，《新聞界》2023年第1期，第88-96頁。

13陸小華：《數據話語權： 國際傳播的戰略性競爭焦點》，《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 年第10期，第1-6頁。

14楊逸夫：《美眾議院通過“TikTok剝離法案”“ 不賣就禁”凸顯美霸凌行徑》，《光明日報》2024年3月15日，第12版。

15Cailey Gleeson，“ These 39 States Already Ban TikTok From Government Devic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caileygleeson/2024/03/12/these-39-statesalready-ban-tiktok-from-government-devices/？sh=44cd24d06705， 2024-03-12.

16曹小杰、戴夢雅：《短視頻平臺隱私政策的全球在地化——對抖音和TikTok的比較分析》，《傳媒觀察》2023年第10期，第86-94頁。

17[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366-370頁。

18王立勝：《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邏輯、現實表達及其內在問題》，《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2期，第14-20頁。

19李彪、楊穎兮：《國際傳播新秩序與新效能：基于元話語的解構與重構》，《對外傳播》2022年第12期，第32-35頁。

20單波：《跨文化傳播的基本理論命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103-113頁。

21we are social，“ DIGITAL 2024： 5 BILLION SOCIAL MEDIA USERS”， https：//wearesocial.com/hk/blog/2024/01/digital-2024-5-billion-social-mediausers/， 2024-01-31.

22Brian Dean，“ TikTok Statistics You Need to Know，” https：//backlinko.com/ tiktok-users， 2024-02-15.

23Josh Howarth，“ TikTok User Age， Gender， & Demographics （2024），” https：// explodingtopics.com/blog/tiktok-demographics， 2024-01-12.

24Lash， S.“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7（24，3）： 55-78.

25劉軒、陳海彬：《人工智能監管：理論、模式與趨勢》，《情報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46卷第6期，第17-23頁、第37頁。

26Mody B.， Deigning message for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 audience participation-based approach.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p.15-36.

27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Books， 1974； Schiller 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1976； Schiller H.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2-54頁。

29林伯海、劉波：《習近平“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7年第8期，第35-39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