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新秩序與國際傳播新使命

【內容提要】全球文化秩序演進與國際傳播格局演變深度互動、緊密相關，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對于參與構建全球文化新秩序至關重要。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話語優勢與傳媒霸權，在全球文化秩序建構中占主導地位，強勢輸出自己的文化。隨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深刻演變和傳播技術快速發展，全球文化秩序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中國國際傳播在消解西方文化霸權、推動建構新的全球文化秩序中擔負重要使命。把握歷史與時代的辯證關系，深入分析全球傳播秩序與文化秩序的互動互生關系，從參與制定國際規則、推動文化外交、構建多元協同傳播、加強國際文化貿易等方面體系布局，系統謀劃國際傳播工作，對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 全球文化新秩序 國際傳播 使命 路徑

文化，不僅是塑造國家形象和影響前途命運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樣也是影響國際格局、全球走向的重要變量。進入新時代以來，全球化進程既有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也有波譎云詭的復雜變化，對于全球文化新秩序也有著深度的影響。全球傳播格局演變深度影響全球文化秩序，全球文化秩序越來越成為分配全球利益、重塑國際格局的一種隱性推動力量。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全球文化交流融合與國際傳播互生互動的基本規律和演進態勢，對于中國如何回應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參與構建全球文化新秩序、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歷史觀察：傳播格局演變與全球文化秩序演進

資本主義的勃然興起、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推動國家利益及國家間競爭的主題逐步從經濟政治領域向文化領域過渡遷移，全球文化秩序在整個國際秩序中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成為國際競爭的前沿領域。在此期間，國際傳播格局不斷發生嬗變、演變和流變，文化之間的交流、沖突與融合等，逐漸匯入全球政治博弈、經濟競爭、認知較量的大潮之中，成為與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同頻共振的重要變量。

（一）傳播技術發展推動全球文化加速融合

傳播與文化息息相關。傳播技術的發展極大拓展了文化的觸達率與影響力，傳播技術的內在特征還直接塑造了一種文化的形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傳播技術的革命必然會引起信息傳播關系及結構的變化，由此而引發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秩序的改變，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關系?？梢钥吹?，傳播技術從口頭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網絡傳播逐步發展到今天的智能傳播，極大拓展延伸了媒介，使人們從“口口相傳”的囿限、“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禁錮中逐步解放出來，不僅實現了歷時性的時空對話，而且還達成了共時性的交流碰撞。文化的傳承、融合與創新因此而變得有更多可能、更富有活力。

傳播技術的發展加速了信息傳播的泛在性、流通性、具身性，大眾傳播迅速推動文化超越了語言差異、部落民族、地域疆界而匯合碰撞、交融交鋒。印刷時代讓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共同分享書籍、雜志等產品，影音時代讓全球文化開啟了審美意義上的深拓，數智時代更是讓文化全面“出圈”，成為全球民眾須臾不可離的切身體驗和社會生活，不同文化形態所蘊含的思想意識、價值理念、治理規則、行為習慣等發生深層碰撞，加速交流融合。傳播技術的發展為文明對話、文化交流創造了更加開放的場域空間和更加高效的傳播勢場。

（二）傳播優勢決定文化強勢

無論是此前的帝國傳播時代，還是當前的全球傳播時代，誰掌握了傳播優勢，就掌握了文化強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憑借其在傳播技術、傳播機構、傳播內容生產和流通等方面的絕對優勢地位，以市場資本主義為運營邏輯，由大型傳媒公司、文化產業體系為支撐，向其他國家大肆傾銷西方意識形態，全方位、多角度傳播西方文化產品，對世界歷史、地區文化以及民族形象進行標準化、臉譜化、商業化的改寫，為全球提供單一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圖鑒，丑化和妖魔化非西方國家，炮制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概念，逐步壟斷全球文化霸權。①

盡管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不斷更新迭代，去中心化傳播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樣式，但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把持著技術、平臺的壓倒性優勢和全球文化產業的壟斷性資源，對其文化霸權的沖擊還不足以構成挑戰。無論是文化帝國主義，還是媒介帝國主義對全球文化秩序的反思批判，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傳媒優勢決定文化強勢的重要性。不可否認，文化傳播已成為西方國家的重要政治工具和滲透手段，也是非西方國家提高國家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努力方向與爭奪領域。

（三）傳播格局演變深刻改變全球文化秩序

隨著互聯網、智能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輿論生態、傳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ヂ摼W技術結構引發權力的轉移，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傳播權力結構和政治權力結構之間的既有平衡，使社會、經濟、政治進程中所有中介形式得以消解，“建制派媒體”②不再完全壟斷傳播的話語權，社交媒體平臺的內容產品分發正在遠離傳統媒體時代的矛盾調停者和政治把關人。

隨著傳播技術的革新，文化傳播的時空界限被逐步突破，內容生產的主體性限制被全面打破，西方國家對于傳播的壟斷成本增加，其強勢文化的結構性霸權正在受到沖擊。國家間通過充分的互聯互通加強文化交流、深化價值共識，不僅在相同的價值層面產生共鳴，在差異的價值層面也能做到相互理解和尊重。正如有學者提出，國際傳播格局的改變包含了對文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新闡釋，普遍性強調文化“既不是先驗給定的，也不是由某種強勢文明單獨界定的”，而是在各種文化相互碰撞中被建構出來的，而特殊性則肯定“保存民族精神與文化特性作為參與民辦交往及國際傳播的動力源泉”的合理性。③“一網、多元、泛在”國際傳播格局的出現，必將導致全球文化秩序的震動。盡管圍繞“誰的秩序”這個焦點問題的爭奪仍然激烈，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博弈較量依然復雜，但“西方文化優越論”被逐漸顛覆解構、文明沖突向文明交流互鑒轉變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

二、時代視角：全球文化新秩序建構的動態趨向

秩序是一種穩定有序的權力關系結構，伴隨著地緣政治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國際傳播格局演變的是全球秩序的轉型。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所論及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秩序的普遍性不復存在，西方國家唯有尊重非西方的文化傳統才能建立起和諧有序的世界新秩序。④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的話語壟斷被逐漸打破，不同文明元素、文化形態在傳播格局的深刻演進中不斷打破時空局限、帶來深層碰撞，使全球文化秩序建構呈現出新的趨向。

（一）文化傳播技術性資源逐步打破西方壟斷

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演進的歷史不僅是一部帝國領土和資本的殖民/新殖民史，還是一部借由傳播進行的思想文化變遷史，而這其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就是文化傳播的技術性資源。長期以來，西方挾其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流行文化、傳播媒介、語言等諸多方面的超強優勢，具有新聞、文化、輿論等方面的超強國際影響力和話語主導權，主導了全球文化秩序的建構。在信息資源日益成為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核心戰略資源的今天，文化傳播的技術性資源更是成為全球文化新秩序建構的決定性因素。與以往不同的是，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西方長期保持的壓倒性優勢，在高速移動通信技術和人工智能的驅動下，在社會媒介化和技術化的牽引下，正在被慢慢縮小。正如全球未來研究所創始人錢德蘭·奈爾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文中所稱：“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信息技術打破了曾經由西方的門衛機構（媒體公司、大學、圖書出版商等）把持的對信息和歷史的壟斷?！?⑤當今時代，傳播技術性資源正在經歷劇烈的分化與組合，文化產業寡頭經濟正在消解，全球文化傳播格局逐步打破西方壟斷下的單向傳播和信息不對稱，非西方國家的國際能見度與文化影響力正與日俱增，大眾參與議程設置的能力與空間正在逐步提升，文化傳播將有力沖擊“西方中心論”的“普世”謊言。

（二）數字文明進一步拓寬文化交流場域空間

傳播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國際傳播格局，更是影響到了人類思想變化。近年來，數字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廣度改變人類社會生活，各種文化在數智化大潮的推動下，迎來了全新、全真、全域的數字文明時代，不同文明元素將依托龐雜數字資源和豐富平臺渠道進行全面對話，文化傳播的去殖民化、去西方化趨勢將愈加明顯，解構“全球不平等”西方中心敘事的呼聲將愈加高漲，反對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將成為全球共識。數字技術使媒介具有典型的物化、“內爆”效應，數字媒介通過對社會時間、空間的融合，能夠仿真環境，使得人類對環境的感知具有了超越真實、超越時空的一面，有了增強現實的表達空間。以非線性、去中心化、強關聯為底層邏輯的數字生態，將逐漸打破西方媒體對新聞內容、報道方式、文化傳播等方面的壟斷，人們的社會生活、生產實踐發生了根本改變，社會文化領域中思想意識、價值理念、治理規則、行為習慣等的交流碰撞將更加充分，文明交互、文化交融將進一步被數字世界拓寬邊界、拓深維度，為不同文化的交流對話創造更加開放的場域空間，政治領域的話語優勢有可能被社會文化領域的流量優勢對沖、延伸或取代。

（三）社交傳播使文化交流不斷多向度拓展

從關系建構的角度理解，當今時代，媒介與社會正在實現深層互構，在社交媒體的加持下，地緣政治文化逐步向網緣政治文化變遷的特征越來越明顯?，F實政治與文化活動的諸多環節越來越依賴平臺邏輯進行“展陳式演練”，⑥社交傳播使文化樣態的呈現更加草根化、多樣化，多邊鏈接、算法推送不斷沖擊機構化媒體的單邊化原則。近年來中國的武俠文化、玄幻小說、網絡短劇、游戲等全方位的“破圈”出海，正是社交傳播中微敘事表達、信息傳受自由、用戶自主生產內容等因素的有力促動。早期的文化傳播是在大眾媒體模式下的一種傳者操縱（sender-steered）模式，代表的是特殊機構的特定利益，從事說服與煽動的工作，而今天的文化傳播在社交媒體的加持下，成為一種用戶操縱（user-steering）模式，即受眾及用戶的文化活動對媒介具有反向的牽引作用， ⑦文化傳播由原來的“圈式”封閉結構日益發展成為一個“鏈式”的連接空間，⑧不斷向多向度拓展。社交媒體不僅重構了國際傳播格局，同時平臺經濟也涵養出了一種新的文化業態。世界各地不同類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身份的內容創作者，可以依托社交媒體平臺迅速專業化和商業化，不斷孵化品牌、創作爆款、吸引流量，形成跨國界、跨文化的粉絲社區，借助節點化傳播網絡助力不同類型民族文化觸達國際受眾心中，產生全域化渠道傳播的“聯覺效應”。這將有力提升世界各國文化表達的空間，更好促進全球文化的交流交融。

（四）媒介塑造競爭下的文化敘事更加活躍

隨著國際傳播從帝國傳播走向世界性傳播，國際傳播秩序不斷重構發展，⑨但媒介塑造的競爭卻依然激烈。西方社會對于文化傳播的理解仍然秉持功利主義的傳統，將不同的文化以進化的邏輯排序，“西方中心主義”依然是全球文化秩序重構難以擺脫的鎖縛，媒介競爭中的文化敘事之戰將更加激烈。當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推升了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以移動互聯網、數智技術為代表的傳播新技術的變革，改變了媒介競爭的基本格局，正在加速重構全球傳播秩序。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把持著優勢的傳媒資源維護文化霸權，但隨著西方政治領域的代表性斷裂、經濟領域的下行矛盾以及社會文化領域的撕裂分化等問題并峙，其長期把持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文化敘事體系和文明沖突預言正在受到質疑和沖擊。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西方所謂“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的“線性歷史觀”⑩是為西方民主模式輸出服務的一種虛假敘事，其越來越糟糕的現實表現和越來越直接的文化干涉讓國際社會逐步認識到其偽圣的一面。全球南方的崛起使世界秩序處于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 11七十七國集團、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共建“一帶一路”的話語權、影響力顯著上升，對抗西方話語敘事、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覺解力與行動力顯著上升，尊重各國文化、保護文化多樣性和開展文明間對話的呼聲越來越高，通過媒介競爭開展國際傳播、進行己方文化敘事的較量將更加活躍，好萊塢、迪士尼霸屏天下的時代將宣告結束。

三、體系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視角下國際傳播的新使命

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提出要“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這為新時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體系建設、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從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的視角思考國際傳播問題，既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提高中華文化影響力、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的必然擔當，須長遠經略、精心籌劃、體系推進、久久為功。

（一）在參與制定國際規則中增強構建文化新秩序話語權。秩序的核心內容是規則，沒有規則，就不可能有秩序。正如國際政治秩序離不開《聯合國憲章》、國際條約、國際組織的決議等，國際經濟秩序離不開世貿組織協議、國際貿易法律法規等一樣，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也離不開相應的國際規則。12由于文化關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經濟關系，制定規范國際文化秩序的規則必須立足于基本的國際法體系。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一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的大國，明確提出要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為國際交往準則，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鑒為基礎，逐步打破民族國家的限制，建立民主、公平、正義的國際新秩序，這其中就天然內含著建設公正合理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因此，中國國際傳播工作要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建“一帶一路”等重要理念，積極參與制定、修改國際規則，參與國際制度建設，推動建構全球治理新體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加強維護和平、全球發展、氣候變化、減貧治理、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議題研究闡釋，呼吁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呼吁改正國際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有力搶占話語和道義制高點，逐步將中國打造為一個全球文明建設性的合作者、示范性的引領者和實踐性的推動者。

（二）在推動文化外交中加強全球文明倡議宣介。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向世界鄭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強調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這是推動整個人類實現共贏共存為政治擔當的新文化秩序觀，是國際關系史上一個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革命性轉變，也是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和共融共存的實踐方案。中國國際傳播工作要注重加強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研究闡釋，為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全球文化新秩序提供理論和話語支持，通過雙多邊對話機制、國際合作機制、首腦會晤機制等，加強宣介闡釋，進一步擴大國際共識，推動全球文明倡議寫入雙多邊合作成果文件，深化同區域和重要支點國家文明交流。創設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基金會、研究院等機構組織，深化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文明對話，通過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體、衛生、減貧等領域合作，深化中國文化年、院團赴外演出、媒體合作等文化交流活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融入重大國際會議、國際展會、國際賽事，努力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三）在構建多元協同傳播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全媒體時代全員傳播的特點更為突出。國際傳播必須重視打造多元協同傳播的體系架構及工作機制，以更寬的視野、更實的舉措推動中華文明走向世界、影響世界，進而引發國際社會對構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共寫與共鳴。注重加強區域傳播協同機制，充分發揮金磚國家、上合組織、“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等的作用，堅持政府與市場、線下與線上、交流與貿易相結合，積極推動全球南方傳媒協作機制建設，提升新興國家國際事務話語權，構建中華文明國際傳播新格局。注重加強境外媒體協作機制，建強海外中國文化傳播基礎，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道主義救援等國際議題方面積極發聲，打造兼具歷史真實性、精神傳承性、空間指向性的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高舉反文化霸權、文化殖民大旗，引發世界各國對構建全球文化秩序的思考與共鳴。注重加強官民協同傳播機制，把握移動化、智能化、社交化傳播趨勢，鼓勵支持地方媒體、自媒體、融媒體、社會組織、海外企業、高校智庫、友華“網紅”等主動發聲進行社會共寫，13通過敘事話語下沉持續擴大中華文化傳播主體，放大構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民間話語，全面挖掘釋放民間力量的傳播優勢，打造政府與民間協同的多元立體傳播體系，加強與不同文明體的民間對話。

（四）在加強國際文化貿易中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是國際文化貿易發展的基礎。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的文化服務出口貿易占全球規模的90%以上，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十分明顯，也反映出了西方文化主導國際文化市場的基本面目。伴隨著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體系化推進，我國文化產業、文化貿易不斷取得新突破。中國文化產業在海外的成功運營，不僅向世界展現了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而且還在潤物無聲中構筑中國價值、彰顯中國精神、傳遞中國力量，對于打破西方文化霸權、改寫世界文化格局、推動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對話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加強國際文化貿易既可以有效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利益，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通，還可以為推動文明之間相互通約、構建全球新文化秩序提供話語支持、道義支撐和實踐證明。一方面，要積極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文化貿易秩序，為規范國際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實現南北文化貿易平衡發聲，以自己的努力和影響參與塑造國際文化貿易的現有規則，有效凝聚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國際共識，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另一方面，要堅持“傳播中國、貢獻世界”的理念14，運用新媒體形態、數智技術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方式，積極為當代世界提供思想文化產品，為人類破解時代難題、實現共同發展提供強大精神指引。

四、結語

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文化秩序，是美好愿景而非現實當下。當今世界，各國交往在文明層面出現了新的變化。國際傳播是促進各國之間文化對話、文明之間相互通約的重要推動力量，隱含在傳播內容中的內在價值體系與外在話語體系均反映出了意識形態背后的國際權力運行機制，從而為構建全球文化新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現實路徑。從歷史上看，由新興大國推動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演變，是全球傳播秩序變遷、全球文化秩序重構的基礎。傳播作為影響全球文化秩序的核心要素，如何凝聚國際共識、尊重各國文化、開展對話交流、促進交流互鑒，推動全球文化秩序向著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是提高國際傳播效能必須思考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全球權力結構張力激烈變動之中，國際傳播必須擔負起傳播中國、促進對話、重構秩序、貢獻全球的新使命，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以落實全球文明倡議為目標，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應對全球共同挑戰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編號：2022-SKJJC-07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余遠來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注釋」

①吳靖：《批判的國際傳播研究：傳播媒介在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中的角色》，《全球傳媒學刊》2016年第2期，第54頁。

②王維佳：《危機時代的問題單：談國際傳播秩序的改變》，《對外傳播》2017年第1期，第10頁。

③范玉吉、王英鴿：《論傳播權在建構國際傳播新秩序中的應用》，《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105頁。

④[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1頁。

⑤錢德蘭·奈爾：《西方必須為早該到來的清算作準備》，《參考消息》網易號，https：//www.163.com/dy/article/I74SEDM00514BQ68.html，2023年6月13日。

⑥史安斌、朱泓宇：《2024年全球新聞傳播新趨勢——基于五大議題的分析與展望》，《新聞記者》2024年第1期，第113頁。

⑦[丹麥]施蒂格·夏瓦：《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劉君、李鑫、漆俊邑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8頁。

⑧彭蘭：《新媒體用戶研究：節點化、媒介化、賽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9-51頁。

⑨張恒軍：《全球文明倡議與國際傳播秩序重構》，《對外傳播》2023年第8期，第5頁。

⑩李彪、楊穎兮：《國際傳播新秩序與新效能：基于元話語的解構與重構》，《對外傳播》2022年第12期，第33頁。

11李安山：《世界秩序變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歷史發展的視角》，《學術前沿》2023年第12期（上），第7頁。

12韓源：《中國文化案例評論（第一卷）》，北京：金城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74頁。

13語見湯景泰：《價值基點、協同機制與精準譯介：論中國政治話語的國際傳播效能提升》，《中央社會主義學報》2023年第2期，第192頁。

14胡鈺：《全球文明觀的基本理念與國際傳播》，《對外傳播》2023年第8期，第9頁。

責編：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