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圖像表征：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中的中國形象研究（1967—2022）

禹夏 李溢婧

基金項目：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他者的圖像表征：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中的中國形象研究（1976-2022）”（Y202249094）。

作者簡介：禹夏，男，副教授，博士；李溢婧，女，碩士研究生。

摘? 要：依循表征理論，文章基于1967—2022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World Press Photo，簡稱“荷賽”）所有包含中國元素的獲獎攝影作品，對其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的表意框架進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發現，荷賽對中國的表征在不同歷史時期雖呈現出階段性特質，但整體上一直視中國為“他者”，基于獵奇視角，持續建構神秘且社會問題重重的發展中國家形象。文章將荷賽表征中國的結果看作一組特定歷史時空內的受制于權力關系的話語實踐，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博弈，西方觀照中國的東方主義視角與中國立場的缺失，是導致荷賽對中國進行單向度建構與呈現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荷賽）；中國形象；表征理論；“他者”

中圖分類號：J41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2-0065-12

一、緒? 論

（一）選題背景與文獻綜述

回顧攝影史的發展歷程，由于光線對感光材料影響的不可更改性，人們對影像記錄內容的客觀真實性深信不疑，攝影術也因這種獨有的記錄優勢在新聞領域迅速普及開來。然而，隨著膠片時代的落幕以及受眾媒介素養的提升，攝影師及編輯的主觀介入開始被受眾認知，攝影的“客觀性”逐漸成為備受爭議的概念。一方面，“再現”作為新聞攝影的必然要求，決定了攝影師必須對真實情況進行記錄。另一方面，結構主義符號學與文化研究學者明確指出，事物天然不具備意義，“意義是被表征的系統建構出來的”［1］。在這些學者看來，攝影表征實踐不是單純地反映現實世界，而是一種文化建構的實踐。

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并行，各國在話語權上的爭奪日益激烈，國家形象成為新聞傳播學科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國內外有關他國媒體對本國形象構建的研究層出不窮。目前為止，國家形象一詞仍存在多種解釋，學界一般從受眾認知和媒介建構兩個角度對其進行界定。劉小燕從受眾角度出發指出國家形象是“國家的客觀狀態在公眾輿論中的投影”［2］。本文闡釋的國家形象一詞參考了徐小鴿的界定——“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和言論報道所呈現的形象”［3］，更關注媒介在國家形象塑造過程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創辦于1955年，是目前國際上最具權威性的新聞攝影比賽之一。因其在荷蘭舉辦，故被稱為“荷賽”。荷賽的評定規則以及評審遴選規則在整個辦賽歷史中存在一定變化，但總體思路較為一致，即以西方國家新聞從業者的話語權與價值觀念為主導。以2020年為例， 16位評審中有13位來自西方國家，其余3位分別來自南非、阿根廷與新加坡。［4］可見，荷賽建構的依舊是一個以西方話語權為中心的擬態環境，通過承載特定價值觀的新聞攝影作品，呈現世界各國的新聞事件并賦予意義。

已有文獻主要集中于攝影美學與新聞傳播學兩個領域。前者以闡釋性的研究方法，關注荷賽獲獎作品的藝術特性與修辭手法。如楊?。?012）聚焦荷賽獲獎作品藝術性與新聞性之間的張力，梁力（2000）將荷賽的美學特征概括為追逐“黑鏡頭”，Marta Zarzycka和Martijn Kleppe認為隱喻的視覺修辭手法在荷賽戰爭與死亡報道中得到大量運用。后者主要依循建構主義的立場，使用內容分析法，對荷賽獲獎作品建構的特定群體與國家的形象進行提煉、歸納。劉大偉（2018）、朱思良（2019）、張婷（2019）、曹丹丹（2019）分別分析了荷賽獲獎作品中的兒童、難民、女性與女性運動員形象。另一些學者則聚焦特定時間段內中國攝影師獲獎作品形塑與建構的中國形象。王長瀟、王丹敏對1988年至2018年間獲獎的中國攝影師的作品進行梳理后，發現“荷賽獲獎作品呈現了多元復雜的中國形象，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國際主流媒體以往對中國建構的刻板印象”，弱勢群體的生存境遇與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攝影師的聚焦點。［5］還有一些學者在比較的維度中，探究國內攝影比賽與荷賽獲獎作品中的國人形象的異同。王鐘雪（2018）對中國國際新聞攝影大賽與荷賽進行比較后，指出荷賽基于東方主義的立場，通過聚焦悖論處境中掙扎的中國人，形塑了片面且面目模糊的中國人群像。

首先，國內相關文獻主要圍繞中國攝影師的獲獎作品——中國人的“自述”展開內容分析，歸納群體與國家形象的特質，忽略了歷屆獲獎作品中存在的大量由外國攝影師拍攝的“中國圖像”——中國形象的“他述”。其次，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歸納特定時間段內中國形象的特質，鮮有從歷時性的層面梳理中國國家形象動態變遷的歷程。再次，已有研究大多聚焦視覺表征的結果，歸納提煉形象的特征，缺乏對于意義生產與話語實踐過程中權力運行方式與機制——中國攝影師的“自述”如何受制于外國攝影師“他述”的觀照與探究。

基于此，結合后疫情時代國際關系日益復雜的背景，借鑒符號學研究的符號學與話語研究這兩種路徑，文本對荷賽表征中國形象的研究進行了深入推進，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運用內容分析法，基于框架理論的系統性分析視野，從高、中、低三個框架層次，歸納荷賽所有包含中國要素的獲獎作品表征中國國家形象的框架與策略，嘗試比較中國與外國攝影師表征中國框架的異同，并對荷賽話語表征實踐的階段性與總體性特性進行概括與提煉。第二，依循文化研究的路徑，借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闡釋荷賽通過特定的評獎機制影響中國攝影師表征中國的視覺話語實踐的路徑，揭示荷賽維護西方國家文化領導權的方式。

（二）理論基礎

1. 霍爾的表征理論

“表征”一詞源自英語詞匯“representation”與“represent”。隨著英國文化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有關表征的一系列論文與書籍被譯介至國內，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接受了霍爾在兩部著述中分析文化表征實例時所使用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與“構成主義”的立場，將“表征”理解與界定為“通過語言生產意義”［1］（13）的過程。

表征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視角與路徑。第一種被稱為符號學研究，受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旨在考察意指實踐的作用方式。本文從符號學的視角入手，利用臧國仁的三層次框架理論，嘗試對繁復的視覺形象進行整理與分析，歸納荷賽表征中國的敘事結構與符號策略，或者說這些攝影作品在宏觀、中觀、微觀結構層面所呈現出的特質。第二種為話語研究，受?？拢∕ichel Foucault）話語理論的影響，關注表征實踐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在分析荷賽表征中國的框架成因時，本文嘗試闡釋西方國家經由荷賽實施、運作文化霸權的方法，以此回答西方中心主義與表征中國的視覺實踐之間的關聯。

2. 賽義德的東方學理論

1978 年出版的 《東方學》標志著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在西方學界得以正式確立。在賽義德看來，“東方學是一個闡釋學派”［6］，其受到?？?“話語”（Discourse）理論的影響，認為可將“東方學作為一種話語來考察”，是“西方統治、重建、管轄東方的一種風格”［6］（3）與方式。此外，對于 “他者”的論述也是賽義德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受到拉康（Jacques Lacan）鏡像理論與葛蘭西（Gramsci Antonio）文化霸權理論的影響，指出“西方中心”與“東方”不僅存在二元對立的關系，東方世界還往往被呈現為西方世界的“他者”?！啊呤怯糜谥阜Q某種觀念的文化投射，這種投射通過一定的權力關系和話語權力建構出文化主體的身份”［7］，“這種觀念不斷重申歐洲比東方優越、比東方先進”［6］（11）。于是，通過塑造一個邪惡、神秘的“他者”——東方形象，西方世界以此達成控制東方世界的目的。本文借助賽義德的東方學理論，嘗試分析西方中心主義在表征“他者”——中國的視覺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3.臧國仁的三層次框架理論

臧國仁的三層次結構借鑒并發展了梵·迪克（Van Dijk）在《作為話語的新聞》一書中提出的報道框架理論與話語分析方法。梵·迪克認為，從宏觀到微觀，新聞結構可具體分為主題結構、新聞模型、微觀結構、風格和修辭等五個部分。［8］主題結構指向新聞文本的全局主旨；新聞模型意指內容創作者之間約定俗成的結構，例如對于標題、導語、背景等文字信息的運用；微觀結構、風格、修辭指向結構中具體文字的構成與運用。在文本中，高層次報道框架分析在于解釋與概括研究樣本的宏觀主題；中層次報道框架分析在于評估圖像與說明文字的情感走向；低層次報道框架分析在于統計與描述視覺語言的使用方式，如色彩、影調、景別的使用頻次與意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問題

基于表征研究的兩種路徑，本文通過研究荷賽表征中國的話語實踐，旨在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荷賽獲獎作品使用怎樣的視覺語言與符號，在歷時性的變遷中，表征了怎樣的中國形象？

（2）荷賽獲獎作品為何如此表征中國形象？

2.樣本選擇與分析單元

本文使用內容分析法，對符合要求的作品進行編碼統計分析，具體操作方法如下：在荷賽官網包含1955—2022年的所有獲獎作品的線上檔案庫中，使用“China”以及34個省級行政區的官方英文名稱（包含港澳臺），例如“Shanghai”“Beijing”“Hong Kong”，共計35個關鍵詞進行檢索。配合人工查驗，整理全部包含“中國元素”的圖像。此處的中國元素指代一切敘述中國故事的題材，通常表現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環境、中國經濟、華人等。需要強調的是，攝影師的中國身份并不被計算在“中國元素”的范圍之內。為防止在樣本整理階段出現遺漏，本研究由2位研究人員進行樣本搜集整理。

最終獲得分析樣本541幅，其中單幅獲獎作品的數量為40個，組圖中全部圖像均為中國主題服務的條目數量為43個，組圖中只有部分涉及中國元素的條目數量為21個。由于組圖中的多張照片均為同一主題服務，因此在高層次框架和中層次框架分析中，研究將組圖看作為一個樣本進行分析。而在低層次框架分析中，研究將對所有樣本圖像（541幅）進行具體分析。

3. 研究可信度

研究由2位接受專業訓練的編碼員同時完成，采用霍斯提 （Holsti） 公式進行信度測試，得出一致度為95%。

4. 樣本時間跨度與歷史階段的劃分

樣本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67年至2022年。1967年是包含中國要素的獲獎作品出現的最早年份，2022年為本研究樣本選取截止時間。根據荷賽表征中國國家形象的話語實踐中體現出的階段性特征，研究將樣本選取的時間跨度劃分為5個階段：1967年至1978年、1979年至1989年、1990年至2000年、2001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22年。劃分首先基于荷賽包含中國要素的獲獎作品在數量、拍攝題材、作品來源、拍攝立場等方面表現出的顯著性特征。1990年之前中國攝影師參與賽事的程度非常低，同時包含中國要素的獲獎作品總數也很少（11個），持負面立場的獲獎作品比例低（27%）。這其中，在1967年至1978年間，所有的獲獎作品關注的都是較為宏大的政治性議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荷賽不可見。改革開放后，攝影師的目光開始匯聚在令西方世界感到驚奇的普通百姓與政治人物的生活場景中，中國形象帶有鮮明的東方主義特征的“神秘”氣質。1990年至2000年間，盡管包含中國要素的獲獎作品總數達到了21個，但中國攝影師的參與度仍舊很低（僅有2次獲獎）；同時在拍攝題材與態度立場上，此階段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一致性——聚焦國企改革、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歷程中的底層生活圖景，一半以上的獲獎作品持負面立場。2001年至2009年間，中國媒體與攝影師獲獎次數大幅提升，接近獲獎總數的一半。同時，在表現題材上，經濟與生態環境議題成為外國攝影師關注中國社會轉型的切入口。2010年至2022年間，中國媒體與攝影師獲獎次數首次超過了外國媒體與攝影師；拍攝題材中，生態環境與中國社會成為中國攝影師斬獲獎項的突破口，但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持負面的態度與批評的立場。其次，5個階段的劃分也參考了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不同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特點與社會主要矛盾。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開啟的國企改革轉制與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務工的歷程。同時也顧及了一些重大歷史性事件，因為這些事件與相關拍攝題材往往會在荷賽獲獎作品中反復出現。比如宣告我國全面參與世界經濟體系、深化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8年的汶川地震與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等。

二、荷賽中包含中國元素的樣本分析結果：負面為主，聚焦底層

（一）高層次結構框架

高層次框架是在宏觀層面上對樣本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分析類目包含了樣本性質、獲獎數量、獲獎和提名類別、樣本主題、攝影師單位、獲獎和提名時間。

1. 樣本性質與獲獎時間

荷賽于1955年正式成立，從1956年開始細分多個獎項。在包含中國元素的104個樣本（組圖與單幅）中，組圖的總占比為62%，單幅圖像占比為38%。69%的獲獎圖像出現在2001年后。研究認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中嶄露頭角，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所帶來的國際關注度提升以及國內媒體與攝影記者投稿量的增加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2. 樣本主題與獲獎時間

中國文化是涉及最多的一級主題，共有47個樣本，占總體的45%。中國社會、中國環境、中國政治、中國經濟分居其后，分別有23、14、12、4個樣本。對一級主題中國文化進行細分后，研究發現，體育是被描述最多的二級分類，有26個樣本，占比55%；藝術與傳統文化、信仰與宗教、醫學（中醫）與其他，分別有14、4、3個樣本。

文化備受關注的重要原因在于攝影師與媒體可以通過這些“新奇而陌生”的符號傳達其對中國形象的多重認知。其中以少年雜技與體操運動員為典型， 9次獲獎。此類圖像大多采用低調與黑白色彩描述兒童運動員艱辛的訓練場景，并配以strict regime［9］、grueling routines［10］等文字來渲染制度的嚴苛，常在荷賽評選后被西方媒體用作批評中國競技體育實行的“舉國體制”的“證據”。此類圖像在情感態度上大多呈現為負面。對藏族宗教儀式（2次獲獎）、少林武功（2次獲獎）與中醫（2次獲獎）的反復表征，形塑了一個帶有濃厚東方學色彩的神秘且欠發達的國家形象。

從圖2-1中可見，除1979—1989年外，文化均為呈現數量最多的一級主題。2001年后，環境成為荷賽表征中國的一個熱門議題。這些影像大多用以呈現、闡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破壞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描摹中國社會日常生活圖景的照片數量在近年來呈現出上升趨勢。如2018年獲人物類三等獎的《窯洞中的兄弟》，描述的是山西地區居住于“窯洞”里的居民的日常生活。2015年獲日常生活一等獎的《牲口集市》，呈現彝族人民在露天牛馬市場進行交易。但這些圖像聚焦與呈現的仍舊迎合西方受眾想象的前工業化時代的傳統生活圖景。

3. 獲獎和提名類別

體育類從1979年開始逐漸成為得獎次數最多的類別，其次是藝術與娛樂類。此外，當代問題與自然環境在2001年后得到了較高頻次的呈現。在荷賽所有獎項中，年度圖片獎是最受關注的獎項。然而涉及中國元素的圖像僅有過一次獲獎機會，該作品因主觀性極強的傾向性報道而備受爭議。

4. 獲獎作品來源

由圖2-2可見，2010年前外文媒體的投稿圖像在所有樣本中的數量和占比均為首位；此后中國媒體投稿的圖像在獲獎數量和占比上逐漸超過了外文媒體。這說明在2010年前，尤其在膠片攝影為主流的年代，荷賽表征中國的話語權幾乎都被外媒與外籍攝影師壟斷。這種話語霸權的后果不僅體現在獲獎數量與規模上，其對國內新聞攝影從業人員還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這些獲獎作品形成了一種特定的表征中國的攝影范式——遵循問題意識導向，以揭示社會轉型發展中存在問題、弊病為主旨，渲染體制對個體權利的壓制。

（二）中層次結構框架

在中層次結構框架下，本研究對包含中國元素的樣本圖像進行了情感性質方面的分析。研究將照片情感態度的傾向分為以下三種：正面，敘述或肯定了有關中國社會諸方面的發展狀況與取得的成就；負面，呈現了中國社會、環境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在態度上有明確的批評與否定意味；中性：以事實描述為主。

在104個樣本中，53%樣本在情感性質上的呈現為中性；負面的樣本數量為45個（占比43%）；正面樣本數量最少，為4個，如2017年獲得自然類目組圖二等獎的作品Pandas Gone Wild，呈現了中國在保護大熊貓這一瀕危動物上做出的努力。

1.情感性質與獲獎時間

根據圖2-3，從1990年開始，帶有負面情感性質的樣本在數量和占比上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2010年至2022年間，負面占比達55%，此間10個涉及生態環境議題的獲獎作品，8個為批評性報道。

2.情感性質與圖像主題

根據圖2-4，在一級主題“中國環境”“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均有超過50%的樣本所訴情感為負面； “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經濟”類目中并沒有出現明確帶有正面情感性質的獲獎作品；負面樣本數量最多的是“中國文化”，在這一領域中，攝影師往往調用常見的拍攝題材，比如體育與藝術，隱晦地表達不滿與批評的情緒。

3.情感性質與攝影師單位

從圖2-5中可見，國內攝影師與媒體獲獎作品的負面情感占比明顯多于外國媒體與攝影師。這一現狀一方面說明了荷賽對于新聞專業主義所界定的新聞價值觀的偏執與推崇，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荷賽在實際運作中扮演著西方中心主義維護者與霸權實施者的隱性角色——符合西方社會對于“他者”想象的揭丑式作品更容易獲得評委的青睞。通過貫之始終的評審標準，荷賽形塑了一種表征中國的特定話語與范式，持續地影響著國內攝影師對于拍攝題材與報道立場的選擇。獲獎作品中最為知名的是盧廣拍攝的“艾滋病村”“關注中國污染”組圖。憑借對中國環境生態問題的持續揭露與關注，《南方都市報》攝影記者方謙華前后兩次在自然類別中斬獲獎項。2008年其單幅攝影作品《中國萬州自然保護區內瀕臨滅絕的植物》獲得自然類別單幅金獎。但在說明文字里，方謙華卻由這種罕見的楠木葉，引申到對于當時尚未完工的三峽工程的質疑與否定中。2008年2月，方謙華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采訪談及獲獎原因時，則完全回避了作品包含的批評色彩，認為自己獲獎的原因在于“肖像的拍攝手法能用光和影鮮活地表現出植物的肌理，同時也表現出植物的瀕危狀態”［12］。一張情感傾向中立的照片，在參加荷賽時就能被賦予強烈的批評色彩，可見荷賽文化霸權實施方式的隱匿與高效。

（三）低層次結構框架

低層次結構框架下，研究按照樣本性質把圖像分為單幅圖像與組圖兩個類別。其中，“單幅”共計40個圖像，“組圖”共計64組，541個圖像。

1.鏡頭語言：“客觀”中顯露冷峻

在單幅圖像中，能夠涵蓋更多信息的遠景與全景是新聞攝影從業者偏好使用的景別，兩者占比達74%。相比于情緒積極的高調，情緒壓抑與沉重的低調圖像在荷賽中更加常見。在整體樣本中，低調占比34%，而高調只占3%。曝光準確能夠涵蓋更多畫面元素的中間調仍是主流選擇。視角往往被認作是對被攝體身份構建的方式之一，在單幅圖像的視角選擇上，沒有一個樣本使用表現贊揚、肯定意味的仰拍視角，61%圖像是在平視的角度下進行拍攝。色彩運用上，彩色照片成為主流，占比71%；在12個黑白樣本圖像中，僅有4張拍攝于2000年前?？梢?，黑白效果除了技術限制下的不得已為之外，更多是以一種冷峻的視覺敘事風格被攝影師反復運用。

2.圖像中主要人物：聚焦困于體制的基層圖景

在包含主要人物的34個單幅圖像中，普通市民是被描繪最多的人物對象，這7個樣本涉及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環境、中國政治4個主題，且獲得了包括藝術與娛樂、科技、突發新聞在內的5個類別獎項。組圖中被表征頻次最多的是藝術創作者、兒童與成人運動員。其中，46張呈現兒童運動員艱苦訓練場景的圖像多被用以批評“舉國體制”的殘酷性，49張涉及藝術創作者的圖像更多聚焦基層從業人員的生存處境，比如受資本剝削的油畫工人、成名無望的橫店群演、四處流浪巡演的殘疾人雜技團成員等。

三、中國形象在荷賽中的變遷：從陌生的好奇到帶有偏見的渲染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可以發現，荷賽表征的中國形象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征：1967—1989年，中國形象呈現為東方學視角中的神秘國度；1990—2000年，在形塑籠統的東方特質同時，開始聚焦社會中的邊緣群體；2001—2009年，通過聚焦于體制對個體的壓迫，關注中國現代化與社會轉型進程；2010—2022年，進一步形塑社會問題重重的發展中國家圖景。在這4個不同的階段里，中國形象的改變呈現出緩慢而線性發展趨勢，各階段形象仍舊存在相互疊加之處——少數民族、宗教、武術、中醫、傳統生活方式等帶有“中式特質”的議題與圖像要素不斷出現，對“他者”形象的形塑與建構，貫穿于荷賽評獎過程的始終。

（一）1967—1989年，滿足西方受眾獵奇心理的神秘國度

此間樣本總數較少，共計11個，只有2個負面樣本，81%的樣本由外國攝影師拍攝。這個階段的獲獎作品僅涉及3個主題，分別是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

一方面，受限于經濟條件，中國境內擁有相機的人群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剛剛擺脫“作為宣傳手段”的中國攝影還是與西方攝影存在脫節。［15］兩種因素的疊加使得此間獲獎和提名作品絕大多數為外國攝影師拍攝，中國本身在荷賽塑造中國形象的過程中呈現為“失語”狀態。

以1989年獲科學與技術組照三等獎、由Alon Reininger拍攝的作品為例。這是一個由10張照片組成的組圖，展示了針灸、拔罐、光療、電療等中國傳統醫療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組照以全景著力聚焦“針灸”等具體形象與奇特的中醫診療過程，以此呈現有別于西方現代化醫療手段的神秘氣質。

1986年獲得日常生活單幅一等獎、由Alain Le Garsmeur拍攝的作品，以曝光不夠充分的暗調與復古的色調，呈現了國企職工大院里工人的日常生活場景。低矮破舊、炊煙繚繞的平房與佩戴紅領巾的兒童，成為向西方受眾闡釋欠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符號。

（二）1990—2000年，獵奇視角下涌現的社會邊緣群體

這個階段共有21個樣本，僅有2個樣本為中國攝影師拍攝。同時，本階段沒有呈現中國正面形象的作品，由11個負面樣本與10個中性樣本組成。在11個負面樣本中，有5個均歸屬于一級主題中國政治的敘述。其次，西方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與政治制度的敵視開始借助這些邊緣群體被明確地表達出來。兒童運動員痛苦訓練場景夾帶批評“舉國體制”殘酷性的說明文字，在此間被外國記者反復呈現。1994年Gueorgui Pinkhassov獲得藝術與娛樂組照一等獎的作品，借助一群參與地下與先鋒藝術從業者的肖像，表達對于“現有的制度與政權的抵抗之意”［13］。

（三）2001—2009年，經濟騰飛背景下生活困難的平民

本階段由于奧運會的舉辦和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包含中國元素的獲獎作品在數量上達到峰值，共有36個。普通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進入荷賽觀照的視野，傅擁軍呈現杭州市民日常生活的《西湖邊的一棵樹》獲得2009年自然類組圖二等獎。但情感態度與立場負面的作品，仍是此階段中國敘事的主基調，占比29%。參賽作品往往基于威權國家的認知框架，反復形塑普通民眾困難的生活場景，鞏固西方受眾對中國的刻板印象。［14］

（四）2010—2022年，國際影響力增強但社會問題重重的發展中國家

樣本統計顯示此階段共有36個樣本。報道題材涵蓋突發災難事件，如天津港爆炸事故、青海玉樹地震、大連輸油管道爆炸事故，以及環境與生態惡化、農村空心化、勞工、婦女與未成年人權益受侵、動物權利未獲保障等。即便是報道立場較為中立的兩個獲獎項目《牲口集市》與《窯洞中的兄弟》，呈現與建構的仍舊是中國中西部省份欠發達地區的前工業社會生活場景。外國攝影師也依舊在這些地區尋找符合東方主義想象的拍攝題材。以2016年由攝影師Kevin Frayer拍攝的，獲日常生活類組圖二等獎的作品為例。這組照片用暗調，呈現了一個盛大但破陋的宗教儀式，與會者普遍衣衫襤褸。在說明文字中，拍攝者特意強調了與會的僧人們住在佛學院的周邊的茅草屋內。［15］茅草屋與圖像中衣衫襤褸的信徒，共同形塑了一個神秘且欠發達的國家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本階段出現了一些夾雜在組圖中的零星樣本，這些圖像的主題往往與中國無關，其中的中國元素主要指涉場景中不可忽略的中國人。例如，2016年獲獎的描述南極科考活動的組圖，出現了來自中國的科研人員；在2018年描述非洲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組圖中，出現了在當地創業并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中國商人。這些形象往往是輕松愉快的，中國形象在其中也被賦予較為正面與積極的意義，可以理解為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在荷賽中的折射與體現。

四、荷賽表征中國框架的成因分析：意識形態的博弈與中國立場的缺失

荷賽作為新聞攝影領域的最具權威性的賽事，呈現出的國家形象可以理解為攝影師、評審機制、新聞觀念與國際關系多方因素博弈后的結果。本文將荷賽表征中國的結果看作一組特定歷史時空內的受制于權力關系的話語實踐，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形態理論、賽義德的東方學思想等理論視角，分析其表征中國框架的成因。

（一）作為維護意識形態的工具

“文化帝國主義”概念的提出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曾明確指出：“電影、廣播電視節目、書籍、新聞報道等隨處可見的文化產品或服務，他們所提供的并不僅僅是消息和娛樂，同時也是傳播社會價值或政治觀點的工具?！保?6］盡管經過傳播學批判學派學者們的奮筆疾書，媒介內容中的主觀性已經被觀眾所充分認知，但攝影作品仍被經常性地誤認為是現實世界的真實截圖。周憲認為：“視覺文化本質上是一個在視覺符號的表征系統內展開的視覺表意實踐，其中蘊含了許多的隱而不顯的體制、行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保?7］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紀實類攝影圖像與任何新聞文本一樣，都帶有敘事維度，其間都存在著復雜的權力關系。在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看來，媒介文本中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宰制階級的文化習俗與價值觀念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取代了人的主體而存在。美國大眾文化理論家費斯克（John Fiske）則將宰制階級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方式闡釋為：“它用隱喻使新奇而陌生的事情具有熟稔的形式和意義。以二元對立的結構，將對立或邊緣群體、事物呈現為異端與異質?！保?8］

中國文化這一主題在荷賽獲獎作品中高頻出現，原因就在于涉及中國文化領域內的諸多報道題材與形象符號，不僅對西方受眾而言是全然“陌生的”，且能輕松地被拍攝者置于二元對立的報道框架，以特定的隱喻被西方受眾解讀。在荷賽攝影作品中，非主流藝術家、邊緣與底層群體、兒童運動員，甚至動物園里的動物、瀕臨滅絕的植物，因適合承載特定的報道框架，而被反復表征與獲獎。單一隱喻的重復出現使得形象被固定，轉變為“知識”性的存在，從而實現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與對西方國家文化領導權的維護。

（二）作為“他者”的表征實踐

在賽義德看來，東方主義本身就暗含了一種極不平衡的權力關系：作為主體與“自我”的西方是文明且發達的，淪為客體與“他者”的東方則表現為野蠻和落后，是需要被西方“教授、殖民、統治”的。通過這樣的話語體系，西方才能在此消彼長的權力對沖中不斷建構并固定“君臨東方”的身份。［19］

雖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荷賽對于中國的呈現也從最開始的“好奇”逐漸轉化為刻意將中國表現為“沖突”與“矛盾”發生的場所。但總體來說，荷賽獲獎作品將中國建構為“異端”與“他者”的面目未有本質性變遷?！爱惗恕钡拇_立意味著對立雙方共識的達成，當“被壓迫”“被書寫”的東方接受了這種書寫出的形象時，沖突也就被緩解了。［18］（24）作為觀眾、攝影師、評審的主體，通過意識形態的召喚，不斷被建構為西方中心主義的擁躉，意識形態從而由觀念進入到表意實踐，成為物質性的存在。對于接受東方主義二元對立關系的外國攝影師和部分中國攝影師來說，新聞報道所要求的“客觀視角”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偽命題，他們能夠呈現和意欲呈現的只能說是符合特定意識形態想象的片面的中國圖景。

（三）中國立場的缺失

中國立場的缺失主要表現為中國攝影師拍攝的圖像數量的不足。一方面，2001年前，由外國攝影師拍攝的圖像占據了主流，彼時中國攝影師的發言在聲量上是微弱的。尤其是在1967—1989年，中國在荷賽中的地位趨近于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描述無法發聲的第三世界時使用到的“屬下”的位置。［20］由于聲音被忽視，從而無法在第一世界書寫其形象時做出抵抗，更無法提出自身訴求以進行改變。

另一方面，中國立場的缺失也表現為中國評委的缺位與中國攝影師的失語。首先，荷賽評委席歷來都是西方人的天下。除顧錚擔任過2013年度（第56屆）評審團終審評委外，再沒有中國評委入圍荷賽終審評委席。其次，二元對立的確認意味著在一些情況下連東方自己都接受了這種不公正的表達。在荷賽對于中國形象的建構中，可以看到一些被召喚為“西方中心主義”擁護者的中國攝影師，他們對于圖像的價值判斷并非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要求，而是基于東西對立的一種想象性關系——通過形塑民眾被政府壓制的形象以滿足西方評委、受眾對中國的成見與想象。獲獎作品中的中國與中國人形象，無疑都是經過特定評獎機制與意識形態“棱鏡折射”后的固有看法，“是帶有某些刻板印象的偏見后的單向度解讀”［21］。

五、結語：解讀荷賽的視角與路徑

通過對荷賽中包含中國元素的獲獎作品進行量化分析，研究發現了其在表征中國時存在的明顯偏向，中國始終作為與西方對立的“他者”而存在。借助媒介批判學派的相關理論，本研究對表征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傾向與霸權運作方式進行了揭示與分析。

對于這項長期由西方話語體系把持的新聞攝影賽事，首先，國內參賽的攝影記者與研究者應充分認識到該賽事的局限性，不用因為沒有中國攝影師獲獎而產生失落心理，更不應該視獲獎為唯一目標，迎合評獎標準，刻意改變自己的拍攝初衷。其次，國內受眾應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因荷賽聚焦社會沖突與矛盾而對自己所處的現實世界產生認知偏差；最后，國家也可以通過搭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攝影評獎平臺與傳播渠道，參與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努力消解與打破西方國家在新聞攝影領域長期把持的話語霸權地位。

雖然研究對荷賽進行了意識形態上的批判，但這并不代表荷賽就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其在新聞攝影的現場紀實性上為全球新聞攝影行業樹立的標桿，仍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此外，為了改變西方話語長期占據霸權地位的現實，荷賽也嘗試在評選機制上做出調整。從2022年開始，荷賽對參賽作品按攝影師所在的大洲進行分類評比，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第三世界國家參賽作品的可見性。

參考文獻：

［1］［英］霍爾.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M］.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3.

［2］ 劉小燕.關于傳媒塑造國家形象的思考［J］.國際新聞界，2002（2）：61.

［3］ 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2）：35.

［4］荷賽官方.Meet the jury of the 2020 Photo Contest ［EB/OL］.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news/2020/photo-contest-jury.

［5］王長瀟，王丹敏.“荷賽獎”眼中的中國形象——對1988-2018年中國獲獎作品的內容分析［J］.當代傳播，2018（6）：99.

［6］ ［巴勒斯坦］愛德華·賽義德.賽義德自選集［M］.謝少波，韓鋼，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2.

［7］ 鄒威，華伏珊.斯圖亞特·霍爾與“他者”理論［J］.當代文壇，2014（2）：62.

［8］ ［荷蘭］ 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M］.曾慶香，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54-60.

［9］ Tom ，S.1994 photo contest.Retrieved April 12，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1994/33029/1/1994-Tom-Stoddart-SP2.

［10］ Wang， T. Sweat makes champions.Retrieved April 12，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2017/28797/1/2017-Wang-Tiejun-DL2. 2023-04-12.

［11］ Fang ，Q. 2008 photo contest. Retrieved April 2，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2008/30691/1/2008-Fang-Qianhua-NA1. 2023-05-02.

［12］ 中國新聞網.一片楠木葉子勇奪荷賽獎 方謙華談創作初衷［EB/OL］.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02-08/1159386.shtml. 2023-05-02.

［13］ Gueorgui， P. 1994 photo contest.Retrieved April 17，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contest/1994/gueorgui-pinkhassov/1.

［14］ Qi ，X. 2008 photo contest.Retrieved April 18，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2008/30629/1/2008-Qi-Xiaolong-AE3.2023-06-18.

［15］ Kevin， F. 2018 photo contest.Retrieved April 18，2023，from 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contest/2016/kevin-frayer-dls/1.2023-06-18.

［16］ Herbert ，S.（1981）.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Norwood， New Jerse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7］ 周憲.視覺建構、視覺表征與視覺性——視覺文化三個核心概念的考察［J］.文學評論，2007（3）：18.

［18］ ［英］約翰·費斯克.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 李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24.

［19］ ［巴勒斯坦］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3-4.

［20］ 陳永國.從解構到翻譯：斯皮瓦克的屬下研究［J］.外國文學，2005（5）：37.

［21］ 王鐘雪.中國人形象的攝影范式與視覺表征［D］.華中師范大學，2019：46.

［責任編輯：高辛凡］

The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A Study of Chinas Image in 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1967—2022）

YU Xia & LI Yi-Jing

This study mainly depends on representation theory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semantic framework of all award-winning photography works containing Chinese elements in 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 （WPP） between 1955 and 2021 at three levels： macro， meso， and micro. Research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WPP shows phase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overall representation still takes China as “the Other” in oriental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riosity， and continuously constructs a mysterious and socially problematic image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This article 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WPP as a set of discourse practices constrained by power relations with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It argues that the ideological gam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in western observation of China， and the lack of Chinese stanc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one-way constr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by W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