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郁、反思與救贖

王雷

1967年，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在《阿斯彭》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日后引起極大爭議的論文——《作者之死》，認為“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是語言論轉向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語言是文本的主要構成物，也只有在語言的空間范圍中，主體才能夠得以彰顯。而語言在承擔著宏大敘事的過程中，是否有另一種意義上的主體顯現呢？詩歌作為情感主體表達思緒的一個重要表現方式，必然會提供一條策略性的道路，尤其是在宏大敘事成為主流的時代，個體情緒在詩歌的張揚下，或許有著另一種意義空間。進入到當代中國的語境中，中國學界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了主體性問題，也就是對于個人主體的再發現。憂郁、反思、救贖、沉默、死亡、新生等個人主體性的情感特征，在詩歌與藝術的語言氛圍中，也許能夠得到一種本質力量的主體性顯現，從而形成一種憧憬性的希望式權利。

如果從詩歌的角度來理解主體性的消減的話，張新泉的詩其實一直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一方面，他始終以一種平民的氣質進行詩歌創作，不斷熔鑄其間的是對于生活與生命的細致考察與思索；另一方面，是個人主體的價值體現，熔鑄宇宙萬物的同時，又將其歸納為自我的成長。張新泉在憂郁中反思歷史的困境，從而以一種彌賽亞式的救贖力量完成主體的復現，保持他對于詩歌的忠誠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一 憂郁的空間或想象

憂郁是一種不同于抑郁的自我喚醒的情感體驗。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認為，抑郁是“那種去掉了憂郁魅力的憂郁——這種魅力便是生機和沖動”，從而對憂郁和抑郁進行了明確的區別。在張新泉的詩中，這種憂郁魅力隨處可見。一方面，由于個人經歷所帶來的情感的直觀表白，從而形成張新泉詩歌一貫的憂郁詩風，并且在情感背后滲透著個人思緒的游歷，尤其是在經歷了歲月的洗禮之后的一種獨有的情感表征。另一方面，因為詩人長期浸淫在民間文化的氛圍之中，在地性的獨特感受使他得以體會真正的民間精神，從而對這一精神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愁緒，形成張新泉詩歌的憂郁氛圍。

張新泉詩中的憂郁結合了其獨特的在地性體驗，也就是特有的民間關懷。民間組成了張新泉的詩歌世界，故而他在自己的詩歌世界中宣泄著生命的關懷。如《在人間》中，“紅塵中，我是個冷暖知足的人/與爆竹同時咳嗽/有瀑布在旁，絕不下雨/已經約好一根竹筍/將來做我的墓碑/它在土里生，我在人間老/它不從墳前拱出來/我不咽氣”。土中生長的竹筍成了詩人提前約定好的墓碑，縱使有些許的豁達，卻依舊期待著它在土里的歲月；不服老的情緒雖彌漫其間，但也是對于老之將至的感慨。在死亡面前，詩人自以為的樂觀依舊無法避免隱隱作痛的死亡帶來的苦楚，憂郁成為一種宣泄的渠道，在無邊界的目的地中肆意暢享民間的寂寥。

在想象的世界中情感成為具象化的表達，但其背后依舊滲透著虛擬的現實。在張新泉筆下，外界成了憂郁主體確認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透過憂郁傳達外界聲音的同時，亦是自我意識的呈現，并在呈現之中獲得一種治愈。個人的憂郁卻恰如一場春雨，澆灌著干涸的世界。詩人重新孕育起生命的種子，在不斷背棄語言的框定中，沉思著世間的苦難。正如本雅明所言，“憂郁背叛了世界是為了求知，但是它持久的沉迷也將無生命體納入了沉思中，以拯救這些物體”?；蛟S詩歌就是一場拯救的游戲，傾訴語言空白的同時聚集關懷的影子，使得一切有了溫暖的歸依。在張新泉的詩中，一切想象都是有跡可循的生命表征，如《無題》中，“大海是一箱鹽水加無數游魚/太空是刺耳的嘯音倒懸的悶罐”；再如《喚鴨的母親》中，“星子就在她的喚聲中/晶瑩、稠密起來/模糊的池水、堰塘/漸漸藍成明鏡”。當想象的世界進入曠遠的天空時，寂寥的生命也頓時豐富與充盈起來，在喚醒對于未來世界的想象的同時，又突然墜入彼岸的空幻，陷入意境悠遠的憂郁中。個人的聲音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盡情喧鬧，而真切性讓一切都有了歸路。

二 世俗的在場與反思

世俗代表著一種姿態，或者說一種態度，強調對于日常的關注以及平民化的書寫策略。張新泉的詩充滿著對于世俗的張揚，也就是極其強調世俗的感召力，尤其在其獨特的詩學想象中，世俗在文本的構思之下成為一種強大的感召力量。這種感召力，一方面，是民間和生活現實等真實經驗的自主寫照；另一方面，是個人情感的直接宣泄引起的生命形態的韻動，是一種獨特的記憶式的書寫。進一步分析，張新泉是將詩情融入世俗敘事中，用詩作中滲透的詩性思維來構建其詩歌獨特的修辭方式，從而挖掘記憶與現實碰撞中產生的情感體驗。

在世俗的誘惑下，張新泉毫不猶豫地展示著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比如在《免費磨刀》中，“懷揣刨筆刀的小偉/手上的凍瘡即將盛開/值勤的保安雙拳上挺/伸了一個鋒利的懶腰”。詩中講述物管人員為業主提供磨刀業務，而王屠戶、蔣剃頭、朱幺娘、游大嫂等人物的出現又產生了一種戲劇化的審美效果，成為世俗的一種在場反應，洋溢著強烈的生活氣息。在詩人細致的觀察中，世俗成為神圣的倫理敘述，顯示出詩人對于平民百姓的獨特關懷。當然，這種關懷僅僅停留在主體性等方面，而不涉及具體的介入性考慮。

對于世俗的強調并不意味著審美經驗的背離。因為審美經驗是對不確定性的關注，它意味著一個人對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置身性意識，也就是說，一個人對其在場性的覺悟。當個人的主體性遭到威脅時，所謂的在場性也就自然成為威脅之物的附庸，此時的審美經驗只是一種單純的搖旗吶喊式的助威。對于張新泉來說，這種在場性始終存在于他的詩歌創作中。因為他融入了自己的審美考量，將傳統的中國式的抒情詩性思維轉變為現代性的客觀觀察，并融入創作的詩歌中去。

張新泉對于世俗的關注以及自身在場性的強調只是一個側面，其間隱藏著詩人的自我反思精神。因為世俗終究只是在經驗激發下的一種策略型手段，是馬克思·韋伯說的“把魔力從世界中排除出去”，對“文化、宗教中一切訴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張新泉在詩中描繪世俗世界的同時，卻將訴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保留了下來。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敘述方式，很大程度上在于當詩人觀察到事物或者說事件本身時，是通過詩歌進行一種反思性的書寫，以抵抗塵世的喧擾，從而強調一種對話性的互文關系。歷史在不斷的演進中離生命愈發遙遠，我們需要不斷地思考與反思生命的狀態，而詩歌恰恰提供了一種走進生命的方式。

三 自我的救贖與尋找

主體的發現與書寫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對于詩人來說，寫作本身即意味著強化與世界的聯系，并且在這一聯系的發展之中掌握自我的主體性脈絡，從而將自身的命運融入整體性中。對于張新泉來說，寫作不僅僅是發現，更是在發現之中進行一種自我的救贖。而民間事物成為他尋找的方向，在反復的嘗試中，詩人不斷地走向民間、走向生活和走向自我。

一旦救贖成為一種需求，便意味著創傷的存在。張新泉在《帶傷的人》中寫道，“帶傷的人/在回憶里摸索/他要尋找的藥方/是幾位早年的知己/和一盞/兒時的燈”。年齡的增長給人帶來無盡的苦惱，創傷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反復與被修改，使歲月成為不可磨滅的記憶之殤。張新泉將一切放入到成長的語境中去，這也意味著只有在同一語境之下，我們才能明白其內在含義。詩歌是虛構，在虛構中又與現實有著密切聯系，而現實只有依賴詩人的主體性闡釋才能明晰其間滲透的生命真實。

也正是在這種生命困境中，張新泉俯身向民間尋找解救途徑。民間事物成了他的精神象征，在無盡的追逐中“向民間的事物俯首/親近并珍惜他們/我的詩啊，你要終生/與之為伍”（《民間事物》）。在不斷的搜尋中，是民間給予了他強大的生命力，使其能夠在創傷的陰影之下獲取新生的救贖力量。民間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以指與“廟堂之上”相對的概念范疇，也可以認為是與“陽春白雪”不同的文化資源，但毫無疑問，民間本身即體現著一種深入基層的在場性概念，是經由主體性的自主感知所形成的獨特的審美經驗，體現著原初的生命形態，也是形形色色的個體生命所展現的生存狀態。當民間成為詩人的精神寄托，生命與自然便共同形成了獨特的民間資源，從而造就了張新泉筆下的詩意空間，成為其展示平臺，在詩歌中不斷地書寫著關于天空、關于星辰、關于宇宙萬物的一切。

對于詩人來說，世界一片荒蕪，在觀看中，詩人如果放棄了怒罵的權利，只能在一遍遍的申訴中寄希望于自然的洗滌；如果思緒仍在不斷地蔓延，真善美就會轉化為自然萬物并沖擊人類的悲憫，在詩歌的凈土中，一切都會得到凈化，抑或經由詩人的撫慰給予我們明亮的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能夠永存，如果詩人依舊在不斷地尋找著救贖之路，跌入大地的塵埃中時，就會生出綠色的嫩芽。

當我們重新回歸到“作者之死”之時，似乎一切都喪失掉了談論的意義。因為“作者的消滅，不僅僅是歷史事實或寫作行動；它還完全改變著現代文本，或者也可以說，從今以后用這樣一種方式構成文本或閱讀文本，使作者在其過程的所有層次上都不存在”。對于詩歌來說，語言的力量始終在不斷地蔓延、彌散，其本身會以獨特的形式記錄著生命的原始狀態?！皵嘀?，續竹，飛土，逐宍”的古老詩歌依舊鮮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無論作者存在與否，始終有一個主體在主導著詩歌情感的導向。而我們只需要領略其間滲透的生命意識，不至于墜入現代化的陷阱中去便已足矣。

反思能使我們不至于墜入語言的旋渦中，然而沉默終究會造成現實的割裂；憂郁猶如影子般步步緊逼，但有影子也就意味著太陽的到來。張新泉在俯首民間的同時，亦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只有不斷地徘徊在人群中才會獲得情感上的依托。也許主體會不斷地被隱藏，但是依舊有部分存在會進行生命的突破，見證時代并體驗著歷史。也許張新泉的詩會給予我們一種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