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哲學審思

曾紅宇 肖澤龍

(中南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1]22。這一論斷深刻表明,我們對現代化的認識深度和廣度都得到進一步拓展,不僅著眼現代化在物質生活領域實現的富裕滿足,還突出在精神生活領域實現的豐沛充盈,尤其將“豐富人民精神世界”[1]23界定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這一命題提供了新的遵循。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一個富有詩意、令人向往的喻體,它形象地呈現出主體認知、情感和意志的統一。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命題,蘊含著各民族群體和個人對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同時也是“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2],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學界對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研究,既有立足于其概念內涵、構成要素、功能定位、基本特征、歷史起源的基礎研究,也有討論其建設路徑、目標指向、價值意義、地方實踐經驗等的應用研究,還有結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國家建構、中國話語、身份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學、武術、藝術、文化治理等領域探討相互關聯的交叉研究,形成了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啟迪和研究基礎,如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文化哲學、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基礎的分析、將人的精神性需求和確立共同信仰作為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本體根源和現實本質等等,但仍有待進一步豐富和突破。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全面認識,不僅要回溯探尋其形成的歷史淵源、深刻闡釋其時代內涵和價值意義,更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審思和把握其構筑的邏輯起點、演進的時空脈絡和辯證法的實踐指向。

一、人存在的二重性: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邏輯起點

一般來說,精神家園與物質家園相對舉,是人們基于共同的生活經歷、歷史記憶、情感表達、思維方式、心靈歸宿、價值認同等建構起來的一種意義世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經過漫長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形成并傳承至今,包括情感表達體系、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價值體系、信仰體系的精神文化系統,是所有中國人在精神生活領域共創、共有、共享、共融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空間。精神家園作為一種獲得主體普遍認同的意義世界,就其深層本質來說,反映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而人對世界的關系的性質和狀態,是以人的存在方式為前提的。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在何種程度上成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說,別人作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為需要,他作為最具有個體性的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同時又是社會存在物?！盵3]185可以看到,馬克思從人的“需要”本性出發,將人的存在分為“個體性的存在”和“社會性的存在”兩種樣式。我們知道,“正像人的本質規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實也是多種多樣的”[3]189,就人的“需要”本性而言,無疑也具有多重向度。在這多重向度的探尋中,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及其內在的張力關系得以顯現,而這,也正是我們在哲學意義上理解和思考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邏輯起點。

就人的個體性存在來說,馬克思認為,“人靠自然界生活”,但這種生活不是一種片面的、動物般的生活,而是一種全面的、屬于“人”的生命活動,即包括“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3]161。就人的社會性存在來說,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3]501只有在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包括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活動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交往之中,才能真正賦予人的社會性存在以具體的、鮮活的內容。由此,我們看到人的存在包含著多維度的雙重性,同時揭示出“精神生活”作為人的內在需要的豐富意涵——正因為如此,對于精神家園,對于“共有精神家園”的構筑,才成為無論是個體的人,還是民族群體,甚至是整個人類社會永恒的追求。

1.人的個體性存在體現著“精神生活”的現實性和可能性。恩格斯從唯物史觀視角強調:“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盵4]106這就是說,人的本性與生俱來就包含著某種程度的“獸性”,在現實世界不同的境況下展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呈現出趨向“矛盾”與“和解”的兩種不同向度的可能性。換言之,正像在哲學人類學意義上,“人是未完成的或者說待發展的一種靈性動物”[5]62,這種“未完成”“待發展”的特點恰恰表征著人作為個體性存在的現實性。毫無疑問,豐富的精神生活也是人之為人、是人作為個體性存在的真實“需要”,人的生命力的彰顯正在于人所特有的確證自己本質力量的精神能動性。因此,馬克思認為人具有“發展的本質”,需要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屬于自身的“人性”,不斷地占有自己的本質,這即是“精神生活”可能性所在。

2.人的社會性存在反映著“精神生活”的根源性和“共有”屬性。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反復強調一個“必須注意”的“命題”,即“人對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系,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系”[3]165。這就像美國學者庫利提出的“鏡中自我”概念:“人們彼此都是一面鏡子映照著對方?！盵6]作為感性的、現實的個人必須通過他人來確證對自我這種感性的、現實的認知,“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191。這就是說,個體精神生活的實現脫離不了以物質生產和交往實踐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孤立的社會之外的、將自身與社會割裂開來的“人”不僅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而且也無法真正認識到自我是作為“現實的人”的存在。亦如馬克思認為,“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3]162。作為類存在的人必須在改造世界的物質實踐活動中確證自己的本質,而意識活動的產生離不開人在社會性的實踐活動中對客觀世界的能動反映;物質生產又是以每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這就說明,人在從事物質生產活動中無法脫離以社會交往尤其是精神生活交往而展開的“類”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物質生產實踐才是一種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活動。換言之,精神生活作為物質生產生活的必然伴生物,源于人的社會性存在關系之中,其本身就蘊含、發展并不斷確證著“共有”屬性。

3.人存在的二重性也突顯著“共有精神生活”的必要性。馬克思認為,人既是表現自身生命特殊性的“特殊的個體”,是作為“現實的、單個人的社會存在物”,而同時又是“被思考和感知的社會的自為的主體存在”,是具有現實直觀的“觀念的總體”[3]188。這就是說,個體性與社會性是人外在表征出的存在樣態,但問題同樣在于這二重性存在的關系之中,一方面人有著實現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個體性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人也有著維系共同體穩定的社會性利益需要。因此,這就要求有能夠合理地協調個體自身、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性關系的實踐精神,即一種把握世界的價值體系,但這種實踐精神或價值體系不是孤立的、靜止的、高懸于現實的人之上的純粹理性,而是為一定的共同體中所普遍認同的、具有社會歷史性的精神生活世界。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具有共同歷史敘事和集體記憶、共同發展基礎、共同命運前途的共同體,在其漫長的演進歷程中也必然需要“共有精神生活”,為滿足此種需要,共同體中各民族和各個成員在把握和維系自身與外部世界各種關系的實踐中構筑起共同的精神家園。它既為共同體的成員在豐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創造,也因而得到普遍認同,成為其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系統和意義生活世界。

二、多元一體的時空嬗變: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雙重維度

唯物史觀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但這種“決定”并非一種機械的、直接的聯系。從認識論的維度來說,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不是抽象的、直觀的反映,而是通過實踐活動逐步擴大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此種實踐不是思維的抽象運動,是發生在客觀實然基礎之上的現實的、有目的的、人的活動。這就是說,“人的認識是間接的,有著自己的空間和時間,并通過這個世界確證自己的存在,實現其價值”[7]。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社會意識,其形成和發展不僅無法脫離“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必須依托于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客觀實然的存在基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表征著多民族國家的民族精神的多元一體性、復合生成的共通性、共同性,這種特質的精神家園的形成與多元一體的,兼具過去、現在、未來三重面向的中華民族這一實然主體須臾不可分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正是中華民族這一主體在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上的自我確證中產生發展起來的,其演進脈絡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時空嬗變歷史是一致的。

1.從共時性維度來看,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的存在結構為構筑共有精神家園提供了文化認知與實踐的雙重場域。費孝通先生認為,在政治結構上,“各民族以凝聚結合的方式締造成功的統一多民族國家”[8]18。這種隨著歷史發展趨于穩定的共同體結構,作為實然的存在基礎,具有“文化認知”與“文化實踐”的雙重場域作用:一是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了“文化認知場”。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地理結構上為人們提供了從事物質生產和交往的生存空間,而“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3]524。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地理分布和文化習俗等差異形成的多元族體結構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多元”要素,在“政治共同體”也即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演變與鞏固的進程中,不斷地接觸與碰撞、交往與交融,除了吃、穿、用等物質活動交往外,更重要的就是科學、道德、藝術、習俗等精神活動交往,交往層次逐步深化和擴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觀存在。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盵3]520值得強調的是,政治結構上“共同體”為各民族在現實的、有差異的地理結構和族體結構之間廣泛開展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并在事實上起到凝聚作用。二是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了“文化實踐場”。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指出:“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盵9]10也就是說,只要肯定人是關系性的存在,肯定人存在于關系世界之中,就無法擺脫由這種關系性存在所產生的“類意識”,“人類就需要柔性的倫理價值和道德規范”[10]。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格爾茨也認為:“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把文化看作這些網?！盵11]這表明,人們在立足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生活中創造出共有精神家園。同時,這種精神文化系統又反過來影響并規范著人們的實踐活動,甚至成為整個共同體運行的一套機理和圖式,它的作用形式可能表現出的是個體的情感、信念、意志及至思維方式和行為,但歸根到底受到社會心理、傳統習慣、主流價值等共同的精神文化之“網”的影響。譬如,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而言,正是多種客觀實然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結構的長期存在,使“定于一”“大一統”“和合”“大同”等社會理想深入人心,并逐漸上升轉化為主體認識的精神自覺,即民族意識。這種主體精神的覺醒,又催生出人民群眾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在實踐中維護和鞏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穩定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2]。

2.從歷時性維度來說,共有精神家園的構筑在共同體發展的時間脈絡上呈現著歷史、現時與未來的多重向度?！啊畷r間’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其重要內涵就在于‘時間’是人的精神家園的‘空間’”[12],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而言也是如此。一是根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的“歷史意識”。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盵13]470-471不言而喻,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每一分子,在他的一切精神活動中最首要的、不可擺脫的就是承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這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心靈歸屬。中華民族形成史分為起源與孕育、自發發展以及從自發到自覺的聯合三大歷史階段[8]96。在這一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創造了源遠流長的文明史,塑造了屬于民族自身的精神文化特性。譬如,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至今流傳著的共同尊崇的始祖文化(以盤古作為創世始祖,以炎黃為人文始祖)。這種始祖同源的神話,“順應氏族、部落、民族凝聚與認同的需求而產生,是象征著群體團結的標志,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最初的源頭”[14]。此外,還有諸如各類英雄譜系、儀式習俗、地理建筑,等等,成為各民族所共享的或靜態、或動態的文化符號。而每一種文化符號系統就是具有社會歷史性的人的生命存在基礎和表現,就是人的現實的世界;每一種文化符號都充盈著歷史記憶,蘊含著歷史情感,似無數條涓涓細流,浸潤著中華大地的每一寸肌膚,最終激發并喚醒著民族主體的歷史自覺。這就是說,“歷史意識不僅‘種植’了民族文明的基因,而且構成了民族延續的生命之根和文化血脈的精神家園”[15]。二是反映當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精神生活需要的核心價值觀。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及其自覺聯合的現實的共同體是我們考察任何事物的出發點,回望和傳承歷史印記的同時亦不能忘記腳下正在前行的路?！叭藗兊囊庾R,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盵3]50-51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各種矛盾和挑戰也隨之增加,什么樣的精神指向才能反映每個個體和民族的共識,畫出最大的“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給出明確的答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盵16]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準確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其現實性上多層次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實質,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燈塔。三是凝聚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理想目標。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盵17]對于一個從歷史深處走來、并致力于走得更遠的民族來說,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共同的信仰目標。理想信念是每個人的精神之“鈣”,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同樣如此,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能缺少撐天拄地的強健“骨骼”。歷史和實踐生動地證明,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就能夠始終凝聚起全體人民的精神意志,迸發出中華民族主體的精神力量。這種共同理想和遠大理想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和價值性,清晰地昭示著中華民族“向哪兒去”的歷史目標,指引著中華民族走向未來,贏得未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歷史越來越轉變為“世界歷史”的今天,人類存在的“時空”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世界由“歷時”變為“共時”,“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13]35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應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主體,而是全人類不同民族、國家所構成的“大家庭”中的一員,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能宥于民族化本體的單一向度,而應審視和開啟世界化的向度,“擔負起凝聚共識的責任”,“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與世界人民同向而行,“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發展”[18]。

三、辯證法的實踐指向: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應然要求

“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盵3]13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理解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邏輯前提及其時空維度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探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筑的實踐方法?！稗q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盵9]22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僅是我們穿透迷霧表象、認識世界的理論智慧,更是反思現實矛盾、超越現代性困境的實踐智慧。正如列寧所強調:“在任何一個命題中……都可以(而且應當)發現辯證法一切要素的胚芽?！盵19]辯證法指向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應然要求,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把握個體意識與共同體意識的辯證關系。人存在的二重性展現出共有精神家園的一對內在矛盾,即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矛盾,也就是作為“小我”的個體意識與作為“大我”的群體意識或者說共同體意識的矛盾。在當下突出強調共同體意識、共有精神家園的時候,是否意味著遮蔽個體性意識、個體精神,抑或是截然相反,過度高揚個體意識、個體精神呢?顯然,透過唯物辯證法,這些都不是我們所要的答案。我們所構筑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情感寄托、心靈歸宿和精神支撐,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系統和意義世界。首先,社會與個體并非是抽象的對立關系。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應當避免把‘社會’當做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3]188,而“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20]204,社會不再外在于人,社會關系成為實現和確證人自由豐富的個性的存在。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一員而存在著、思考著,并彰顯著共同體所賦予的特質。其次,人的個性的豐富有賴于在社會中生成?！皞€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系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盵20]172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恰是在中華民族之中,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構成的共同體的現實和觀念聯系之中才能真正實現,才能成為確證和實現自己個性的對象。再次,人的本質力量在社會性存在中得到新的確證。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構想中,人向社會的復歸“直接體現他的個性的對象如何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3]187。在這里,人的社會性已不僅僅是通過與他人的關系來確證自身的需要,更是包含一種“利他”“為他”的社會性方式的存在,這使人的本質力量得到“新的證明”和“新的充實”。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構筑共有精神家園,恰在于每一成員通過此種“利他”“為他”的社會性存在方式,不僅令個體、更使整個民族的本質力量得以迸發,并進而得到新的確證。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3]53。顯然,“每個人自由發展”被視為重心而作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甚至是本質,這就倒轉了抽象的人道主義將人的發展歸結為“類”從而將“類”與“個體”對立開來的觀念,解決了“個體”與“類”的矛盾關系。馬克思關于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矛盾的深刻認識,為我們處理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有關個體意識與共同體意識的關系提供了辯證法的根本遵循。沒有在社會歷史發展基礎上產生的普遍的、規范的共同體意識就無所謂個體意識;同樣,遮蔽甚至“取消”個體意識的存在,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符合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需要的共同體意識。兩者是互為中介、相互作用、共同發展的。

2.把握賡續傳承與超越創新的辯證關系。恩格斯認為,事物的發展過程“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一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后,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4]148。構筑共有精神家園亦蘊含著傳承弘揚與超越創新的辯證關系,既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我們提供的心靈依托、身份認同和文化血脈,又要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內在“否定之否定”規律是如何表征的呢?首先,人作為精神性的存在具有內在的超越性。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曾形象地比喻:“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盵21]157誠然,個體的人作為人類或者是某一群體的一分子,面對宇宙自然的浩瀚無垠,個體生命是有限的、脆弱的,但人的獨特性在于“能思想”,可以在精神世界延伸自己的價值生命,人作為精神性的存在具有高于肉體本身的超越性。這種超越性何以是必然的呢?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3]162,“他必須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3]211。這就揭示出人所固有的內在超越性正在于人能夠自為地進行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其次,人作為歷史性的存在具有“自否定”的延續性。人作為有意識的精神存在物繼承并獲得了屬于人的歷史的文化遺產,過往的意識、精神等文化資料又在繼承之中發揮著它的影響;同時,人的歷史的發展、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并非靜態地“復制”,而是一種“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3]295,它并非一種簡單的機械式的重復延續自身的存在,而是更新和創造著人的“歷史”。最后,人作為社會性的存在無疑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個體的這種內在的能動性和超越性也是有限的,無法完全脫離社會歷史的發展、脫離“社會性”而尋求個體精神的無限超越。從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一個精神系統,表征著中華民族通過自為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在對過往的歷史、文化、意識、精神等進行繼承的過程中,結合新的時代和社會條件又更新和創造著自己的歷史,實現內在性超越,是一個兼具歷史性與時代性、民族性與開放性、共同性與包容性的系統。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需把握賡續傳承與超越創新的辯證關系:一方面,離不開對傳統精神文化的歷史性繼承,但并不是沒有選擇地沿襲,而是要基于辯證法的內在要求予以批判地繼承,既要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與精神的共同性,又要彰顯熔鑄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于當代社會發展的生動實踐,融入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精神性需要,汲取時代精神的精華,推動民族精神文化實現創新性發展。唯有如此,才能開辟新的精神文化生長點,不斷豐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涵,才能構筑更加具有民族特性、實踐品格、人民需要的共有精神家園。

3.把握“觀念的生活”與“現實的生活”的辯證關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命題:“對異化的揚棄包括兩個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運動從哪個領域開始,這要看一個民族的真正的、公認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識領域還是在外部世界進行,這種生活更多地是觀念的生活還是現實的生活?！盵3]186盡管馬克思這里批判的對象是宗教等意識形態異化的問題,但也清晰地提醒著我們,在精神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包括兩個方面,即“觀念的生活”和“現實的生活”,這二者之間亦存在著辯證關系。共有精神家園作為“觀念的生活”,是民族血脈的根基、社會心理的歸屬和個體生命的安身之本,其邏輯和意義已無需贅言。那么,作為“現實的生活”又何以成立呢?從理論維度來說,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盵9]93這種從后思索的方法論讓我們更加深刻理解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審思與批判的向度。馬克思“并沒有停留于物質生活本身,而是以重構生活的精神家園作為其生活哲學的主旨”[22]。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強調對現實生活中人的存在樣態的關注,其全部的著作以大量的篇幅描繪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在現實生活的不同微觀場景中遭受的肉體與精神壓迫,成為“沒有感覺和沒有需要的存在物”,他們的生命活動只是“歸結為最抽象的機械運動”[3]226。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在以宏大的敘事方式闡發人類社會的歷史規律、批判資本主義虛假的抽象的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以強烈的以人為本精神關切著普通人的日常的現實的生活狀態,并且是以后者為基礎的。從歷史上來看,作為近代中國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它的積極意義在于將“科學”“民主”等觀念深入人心,但由于客觀歷史因素,它的局限性也正在于停留在觀念表層,未能走向深入,尤其是未能深刻觸及世俗社會普通群眾的現實的生活。在現代性社會里,我們仍舊處于馬克思所說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20]52的發展階段,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工具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潮充斥著人們的“現實的生活”,許多普通人群對精神生活的表達停留在“片面的享受”和“虛假的需要”之中,“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成為一種“毋庸爭辯的事實”[13]580。概言之,觀念的生活不能外在、高懸于現實的生活,現實的生活亦不能疏離、拒斥觀念的生活,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也需要實現二者的統一。精神家園的構筑不是對崇高觀念一呼百應式的吶喊,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也非躺平在書本上的周密說理,抑或是深筑于腦海中觀念世界的烏托邦,而有著其豐富多元、生動形象的符號載體,有著更為普遍具體、自在鮮活的日常生活圖式。觀念生活的崇高與抽象,現實生活的鮮活與具體,這些共同構成了我們全部的、現實的、富有生氣的精神家園?！皞€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盵3]541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是精英群體、哲學家的精神“象牙塔”,而應面向普通群眾、面向日常生活,只有整合“觀念的生活”與“現實的生活”的雙重訴求,將精神家園的構筑指向普遍的、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才能讓每個現實的主體實現精神上“回家”。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將“必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概括總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民族工作的寶貴經驗之一,強調要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作為由特定主體構建的精神文化系統,我們應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從人存在的二重性出發,去思考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豐富的精神生活是作為個體性存在的人的真實“需要”,而“精神生活”的“共有”屬性又正是人的社會性存在的反映。人存在的二重性凸顯著共有精神生活的必要性,決定著構筑“共有精神家園”成為無論是個體的人,還是民族群體,甚或是整個人類社會永恒的追求,是我們思考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邏輯起點。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表征著多民族國家民族精神的多元一體性、復合生成的共通性,兼具過去、現在、未來三重面向,是中華民族這一主體在空間和時間雙重維度的自我確證中產生發展起來的。在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實踐中,我們還應遵循辯證法的要求,把握好個體意識與共同體意識、賡續傳承與超越創新、觀念的生活與現實的生活這三對矛盾關系。我們相信,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將成為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的紐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