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觀

馬晨晨

(武漢大學 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國際社會基礎與全球治理觀的演進

(一)國際社會基礎和全球治理的發展

作為一種管理國際關系和全球性問題的方法,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價值理念一直隨著國際社會基礎的發展而演進,歷經國際體系、國際社會等階段,相應地形成了不同層次的制度和理念。

其中,國際體系是國際關系運行的最基本場所,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有規則的互動”和某種調整行為的“控制形式”,即可形成一個國際體系[1]。威斯特伐利亞會議最先建立以國家主權為基本原則的近代國際體系,將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組織起來,開啟了以民族國家為主導的國際治理雛形,自助是這一時期國際治理的基本方式。二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各國之間的基本統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量規則推動了國際社會概念的產生,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存在一個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國家是它的成員”[2]。各國開始意識到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存在,其相互關系受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并構建共同制度進行國際合作[3],以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為主要形式的全球治理逐步成形,但兩大陣營對抗讓這一階段的全球治理處于割裂狀態,發展程度也不夠成熟。

冷戰結束后國際社會進一步融合發展,許多學者認為國際社會基礎開始從國際社會演進為國際共同體,全球治理也隨之進入了“國際共同體時代”或“國際民間社會時代”。在全球層面上,國際共同體是指由強烈的普遍認同所定義的、享有更高程度一體化的、更加緊密的國家網絡[4]。正如戴維·赫爾德指出,全球化意味著人類組織和活動以空間的形式向跨大陸或區域的活動、交往以及權力形式方式轉變,并伴隨著網絡化、流動及全球交往和聯系的不斷加深,世界不再由相對“分散的文明”或“分散的政治共同體”構成;相反,這是一個“重疊的命運共同體”世界,各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5]。國際共同體還具有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所缺乏的共同的歸屬意識和情感紐帶[6]。因此,國際共同體時代的全球治理意味著更高的組織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標和更發展的價值理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觀的創新

盡管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是否已真正進入國際共同體時代仍應謹慎考慮,但國際共同體作為國際社會基礎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對于回答當前各國關于由誰來治理、如何進行治理、如何看待治理目標、如何處理自身利益與全球利益關系等爭論[7],和引導建立一種共同參與、責任分擔和成果共享的全球治理,以應對全人類的共同挑戰,其內涵和理念確實可以提供指引。特別是處于主導地位的西方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等治理觀,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大多延續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舊式思維,無法按照當前全球治理所需要的方式組織起來[8]。其中,整體治理是共同體和全球治理的內在要求,是“共同”的來源,“更主要把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有機結合起來,因為利益和價值的多元化是整體治理無法回避的前提”[9];國際共同體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是各國協調合作的基礎和目標,決定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共同體包含的共同價值可以確定全球治理的價值取向和改革方向,決定了全球治理的高度。

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包含了從國際共同體層面思考解決全球性問題,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改革的全球治理觀。倡導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洞察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演變大趨勢的基礎上,對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它進一步回答中國追求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作為中國構建國際共同體的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設理念,在治理結構上,要求從全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全球治理,整體治理是其總體邏輯,廣泛、平等的參與主體是彌合全球治理中各國不同利益目標和價值理念的前提。在治理目標上,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共同體成員所擁有的、并把成員組織起來去實現共同的、相互依賴的利益和目標[10],為圍繞全球治理活動建立的管理機制和共同目標指明發展方向。在治理價值上,順應時代主題從“共存”到“共贏”的發展方向,追求更加融合和發展的價值理念,體現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要求。

二、重塑全球治理的結構:整體治理觀

(一)分散治理與個體主義的局限

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結構決定了全球治理是一種分散的治理[11]。 它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在缺少中央權威的情況下,通過合作和協調進行全球事務管理的過程。在近現代國際關系中,由于自助原則和相對收益觀念盛行,在問題認定、責任分配、解決方式等方面缺乏統一的制度規定,全球多邊合作難以實質推進,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通常各自為政[12]。這就要求各國克服“集體行動困境”和“公地悲劇”,在具有廣泛性和公共性的問題上共同參與。然而一旦危機爆發,各國可能會立刻拋棄開放合作精神采取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等自利策略,導致全球治理碎片化和無序狀態進一步加劇,例如“反全球化”“退群”等現象。

這是因為,一方面,植根于西方個體主義思維的全球治理觀缺乏將全球治理進一步整合的動力。西方世界對自由主義和市場原則極為推崇,講究維護個體的自由和權利[13]。長期以來,實力占優的西方世界將個體主義通過各種方式傳遞給世界其他地區,各國以成本收益的市場思維來分析全球性問題,忽略了權利義務均衡和聯合行動,更加關注本區域和具體領域問題,形成一種完全依托于自身發展需求、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模式,是短視和片面的治理觀,已經不適應時代的要求。

另一方面,個體主義的全球治理觀經常忽略全球治理共同參與和“全球性”的本質,不能多向度、多功能地認知治理,思維和價值的對立導致全球治理中的不平衡、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14]。托尼·麥克格魯指出,從總體上來說,這個世界共同體存在著高度的非代表性,以及權力、影響、機會與資源的極度不平等:這一體系也許最好被稱為“扭曲的全球治理”[15]。因為在權力政治的影響下,全球治理成了大國及其“俱樂部”的工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發言權和決策權嚴重不足,只是“被治理”,西方大國在要求新興國家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同時,卻并未尊重其相應的權利,并竭力抵制對自身不利的舉措,自然會造成改革的片面性[12]。并且,個體主義往往隨著霸權主義和權力政治走向“集團政治”“勢力范圍”以及軍事聯盟等舊的國際關系模式,不僅無助于保障國際和平,更不能營造世界持久和平[16]。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治理觀

用整體主義思維取代個體主義是全球治理的內在要求。正如蔡拓指出:“要突破傳統的現實主義、領土政治、國際治理,在相互依存的整體世界中認識和處理國際事務?！盵17]整體治理觀要求各種治理主體廣泛、全面地參與全球治理,注重國家治理、地區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協調互動,能夠通過整合利益關切將利益相關者凝聚在一起實現協調合作。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觀的總體邏輯。它以全球主義視角關注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推動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發展、權責共擔的方向發展,其內涵源自于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觀、馬克思主義世界史觀/整體世界史觀以及現代治理的整體主義和科學發展觀,包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新時期的外交實踐和理念,相應地表現為宏觀的全球視野、全面系統的發展視角以及各國協作整合的治理路徑等。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單元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治理觀繼承了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宇宙觀的整體主義觀念和思維方式,把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它是中國觀察世界的根本立場和方法論,指導人們要以“以天下觀天下”的整體性視角觀察和對待世間萬物,求同存異,和諧統一[12]。趙汀陽認為,天下理論是把“世界”看成一個最大最高的政治單位,是思考所有社會問題和生活問題的最大情景或解釋條件,所以需要從全球而不能局限于一國的視野來看待全球治理問題。二戰結束以來,“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命運共同體”。在此基礎上,“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這就要求各國同舟共濟、和衷共濟,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梢?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了“和諧世界”理念,倡導全球各國的和平發展互為前提、相互依賴,倡導整體性和共生性發展。

其次,在全球治理的體系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治理觀還承載著馬克思主義整體世界史觀的視角,將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視為一個系統的整體,認為世界歷史是人類社會形態由原始落后走向高級進步、分散閉塞走向聯系開放、最終發展成整體世界的客觀歷程[18]。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始終是全球治理的根本推動力。經濟全球化推動各民族、各地區之間不斷聯系在一起,人類歷史開始變為世界的歷史,國際體系從分散的地區體系逐漸轉變為全球體系,在經歷了漫長的冷戰隔絕之后,世界重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國際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人類社會和國際社會視為一個集合體,不僅指人類生活在同一星球、地球村的客觀狀態,還基于全球性國際體系的形成。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將某一地區或國家當做世界的中心而忽略世界其他地區,并提出把歷史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和各地之間聯系的結構性有機結合起來[18]。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全球治理的重心也相應地從原來的西方發達國家共同治理轉向西方大國與新興國家協同共治,從之前的“大西洋聯盟”轉向亞太地區。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全球治理呈現明顯的多元化和均衡化發展態勢,應該立足于時代特征,摒棄霸權主義思維、冷戰思維等舊思維,用發展、系統的眼光看待全球治理。

再次,在全球治理的方式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治理觀融合了現代整體治理方法和科學發展觀,注重全球治理過程中各要素、各領域的協調整合。整體治理著眼于各部門的整體性運作,主張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以期解決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復雜化和治理效率低下的弊端,這與中國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和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的本質是相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治理觀要求各國協調合作,在各領域的治理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進行資源整合,以更好地解決全球性問題。中國在多個場合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強調全球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國性和多樣性,“解決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氣候治理中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提出要把氣候治理的重點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目標而非中長期目標上,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利等,都說明了整體治理的要求。

三、拉緊合作的紐帶:共同利益觀

(一)西方全球治理利益觀的偏離

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是各國參與全球治理、開展合作的基礎和動力,是聯系各國的基本紐帶。正如俞可平指出,全球治理是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各國公民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進行的民主協商與合作[19]。國際體系階段,共同利益多存在于雙邊或區域政治經濟互動中;國際社會階段參與全球治理的行為體增加,參與的路徑更加廣泛,開始更加強調“敵人”“朋友”、“自我”“他者”之分;國際共同體時代,全球各國都有參與全球治理的需求,對相互間身份、“內部”和“外部”的認定有著更嚴格的要求。這表明,全球治理越發展,對于目標、利益的共同預期和認識就越重要。對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實現途徑,尤其是國家利益、共同利益與全人類共同利益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相應地產生了不同的全球治理觀念。而西方全球治理觀,無論是植根于國際體系土壤的現實主義,還是推崇國際社會和世界共同體的自由主義、世界主義,都難以擺脫狹隘的身份認定和利益表達的桎梏,全球治理的目標設定及實踐推進隨之偏離。特別是隨著全球性挑戰的不斷加劇,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的錯配和沖突經常發生。

以狹隘的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主義是傳統的國家至上主義利益觀,缺乏共同體意識,既不能適應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也無法解決全球性問題?，F實主義認為,即便國際社會各主體相互依賴程度日漸上升,存在共同利益,追求相對收益的各國也會謹慎選擇國際合作,國家間的重大利益仍主要基于地緣政治考量,因此并不存在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共同體。在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的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互動關系可能只存在于一兩個方面的活動,其形式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沖突,亦或者是中立和漠不關心。并且,總有部分國家努力成為主導國或霸權國[3]。因此,所謂的“國際治理的現實主義理論”可能并不存在[5],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只是國家霸權體系中的不對稱合作,國際治理是霸權的一種表現[20]。

此外,一些懷著烏托邦理想的世界主義先驗地認定人類共同體的存在,認為世界的基本單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不是國家或其他人類組織形式[5],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已經成為人類通往全球時代的主要障礙,要以人類利益克服狹隘的國家利益[21],要求各國放棄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立場,推行全球主義民主治理,轉移或消解國家主權[22]。世界主義理念下的全球治理方案就是建立世界政府,至少是建立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體制,制定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和有約束力的全球憲章、條約實現有效治理的目標。這類治理觀的問題在于:推崇絕對的共同體觀念,否認國家利益存在的純粹共同利益觀。這方面觀點缺乏實現的國際社會基礎。每個參與全球治理的國家,都要考慮如何在其中獲得最大化利益。因此,它必然是從本國利益出發的,否則將陷入利益和諧論的烏托邦幻想當中。

比較流行的自由主義全球治理觀承認共同利益的存在,認為解決全球事務的關鍵是建立一套日益發展的全球治理體制,包括聯合國及其核心機構,來協調和規范許多領域的跨國行為和全球行為[23]。但如伊肯伯里指出,現存全球治理體系的起源,即美國霸權特殊的自由主義特征,將全球治理體系作為其穩定霸權、延緩衰敗的途徑,或將國際組織、國際機制作為謀取利益的工具。這要歸因于,西方國家所稱的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性話語,往往是美國及其盟國和附庸的代名詞:將“我們”定義為西方集團而不是全體國際社會成員,有利益沖突的國家則成了“他們”,至少不在“朋友”之列[24]。從權力和利益關系出發的當代國際治理或者全球治理,最終都難以擺脫霸權或者霸權穩定論這一論點。在自由主義這種片面的共同利益觀的指導下,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與各國利益訴求難以適配,嚴重扭曲著全球治理的公平、包容和權威。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觀

相比于西方狹隘陳舊的利益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國際社會的現實基礎出發,肯定了時代的進步,提倡合作共贏理念,在身份認定和利益表達上更符合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是一種具有基礎性、廣泛性、協調性的共同利益觀,為共同利益的實現提供了可行路徑。

首先,在利益的內容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觀具有基礎性。當今世界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安全的內涵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軍事、政治領域,涵蓋了領土、資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生態等各個方面。這些問題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生活,卻不是單個國家能夠解決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表示:“我們談到的應對氣候變化,還有我們正在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包括我們可能會再次面對的全球經濟和債務危機,這些都超越國界,需要全世界聯合起來,一起努力解決這些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盵25]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和平與安全等方面,是由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促成的具有共同命運的人類共同體。這種利益是指能夠把整個人類聯系起來的共同利益,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生死攸關、決定著人類命運和前途的重大利益或根本利益[26]。

其次,在利益的主體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觀具有廣泛性。不同于西方區分“我們”“他們”的身份將利益主體范圍局限于西方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樹立整體意識、全球思維和人類觀念,利益主體范圍更加廣泛。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新年賀詞中表示:“中國人歷來主張‘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過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過得好?！比祟惷\共同體提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時代,這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安全原則相通。在全球治理的方案上,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和方案,反對以少數國家為中心的模式。它以全人類和全世界各國作為主體,倡導各國“共商、共建、共享”,著眼于提升全球治理中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表達,并在民族國家體系的現實基礎上關注全人類公共利益。

再次,在利益實現的路徑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強調利益的協調性。共同利益孕育著“一個行為體的行為因適應另外行為體的行為而進行調整”的合作可能。共同體中相互作用的產生和存在代表著共同利益是一種長期利益,甚至是包含著義務感和責任感的利他主義,彰顯的是發散的互惠性,各行為體之間以及行為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也具有很強的可交換性,各國在討價還價中希望達到帕累托最優[27],這是共同體成員耦合的最基本原因。同時,共同體理論并不否定利己主義,行為體的許多利益和信仰來自群體組織的同時,它們仍然允許保留著個體利益,是一種全球利益觀照下的國家利益觀。國家本身也是利益協調的產物,由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運轉過程中也需要不斷進行體系內的利益協調[28]。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為全人類共同利益與傳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有所不同,但又不是截然分開,它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在國際社會中的延伸,每一個國家和集團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時又必須要關照人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關注解決利益沖突的途徑。摩根索曾強調,建立國際共同體的前提,至少是國際沖突的緩和和盡量減少,以促成不同國家成員聯合的利益超過使它們分裂的利益[29]。行為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中共同利益與利益矛盾共存,因此大部分共同體都會建立不同的機制來處理和調節群體內部的沖突、管理安全問題、促進秩序的生成,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規范、制度、慣例和規則。這就是共同體理論中確定性和自由之間的張力問題。國際共同體由于是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不僅需要各國之間締結條約來促成共同體的建立,并且更加需要形成一定的法律體系來協調各國的利益矛盾,通過合作,擴大共同利益,共同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注利益基礎上的正和博弈與互利共贏,提倡國家間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通過國際社會各主體參與全球治理機制實現國際合作,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是當前維護全球利益的主要舉措,也是實現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協調一致的主要路徑。當前國家間利益沖突仍然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協調國家間利益、維護人類共同利益提供了新思路。

四、提升治理的高度:共同價值觀

(一)從共存到共贏的時代進步

全球治理的價值觀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政治性,它與國際社會基礎發展的各階段相對應,一般反映了該階段的時代主題。時代主題發生改變,服務于各種目標、反映國際體系中的政治主張與各種價值的國際規范也發生變化:“變化的世界秩序帶來了支配國際體系的政治力量及其政治主張的變化,同時也修改了國際體系的價值理念?！盵30]

從早期希臘和斯巴達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和兩次世界大戰同盟之間的戰爭,再到冷戰中兩大陣營的對抗,國際關系基本上是圍繞“戰爭與革命”展開的,生存是各國的首要目標,主權原則和國家利益至上是基本原則,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在“權力斗爭”中相互猜忌競賽。國際間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互信與和平穩定,國際治理最重要的價值是和平以及在此框架內的秩序[31],可以說是基本的、低層次的追求。例如,《聯合國憲章》提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發展國際間以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系等原則。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代表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的共同期望。

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兩大陣營有所松動,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展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國際力量對比和世界格局開始變化,“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逐漸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國際主要矛盾雖然沒有質的變化,各國追求的主要目標仍然的是獨立自主,以及維持國際社會的穩定和秩序,但是“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合作成了這一階段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價值觀,其內容主要關乎促進國家間的緩和與合作,更加提倡國際道德,共同體利益理念伴隨對世權利義務觀念的出現而得以加強[32]。在合作這一形式價值下,總體發展的不充分、國際參與的不平衡讓全球治理的價值觀顯得混亂,主權與人權、普世價值、民主等概念的分歧表明了西方價值觀的主導作用。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的價值觀,倡導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也反映了這一階段國際關系競爭與合作的主旋律。

當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但全球治理價值觀的演進方向逐漸從合作提升為共贏。無論是亨金認為的全球治理的價值從“自由”原則到“進步”原則再到“福利”原則的演進[30],還是易顯河認為的是從冷戰頂峰時期的“共處”到緩和時期的“合作”、后冷戰時期的今天則是“共進”[32],都表明,在共存時代國家獨立存在和孤立行動,不強調國家間的聯合與合作,在面對共同挑戰和共同目標時很難有所作為,高度的全球合作和組織化是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在合作時代,全球治理的組織化取得進步,但它基本被霸權國家和西方集團控制著,在涉及制度文化差異、利益沖突時難以真正實現“全球”治理,尤其是大國的權力、義務和責任這些問題上面。而在共贏時代,通過共商、共建實施的全球治理,成果必然是共享、共贏,這是國際共同體時代的要求。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觀

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要用“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取代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體現了“達則兼濟天下”的“天下大同”的核心價值觀,改變了過去“贏者通吃”的叢林法則,是指導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普惠發展的愿景和藍圖。

一方面,“共贏”之“共”表明全球治理的價值觀應該代表更廣泛國家的意見,更體現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就決定了共同體中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平等正義自由的價值觀很難實現或者是被操縱著,強國總是將自己假定為更高道德的代表,這被視為正常的現象?！皩τ趪H共同體來說,歧視是一個明顯的特征,而不是正義?！盵2]這是因為,衡量全球治理標準的話語權一向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布爾所說的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價值觀”也是指國際社會中的成員都認同所謂歐洲的文明標準和文明準則,而非是指正義、平等和自由等方面具有的共同信仰[6]。然而,全球化在激發全球性的同時也賦予國家自主性以新的意義,不僅強調自主地參與全球治理,并且反對把西方價值當做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提倡把人類社會存在的共同的價值追求作為世界各國共同的全球價值。二戰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擺脫了列強的桎梏,以平等身份與西方國家進行交往和聯系,一個新型的國際社會得以形成,各成員根據國際法、國際制度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進行交往,進而形成了當代國際社會維持自身秩序的共同機制。

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提出的共同價值包容了世界各國的價值差異,尋求共同點,利于消除對立、達成共識、推進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正如一棵大樹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樹葉一樣,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蓖瑫r,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將提升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價值取向。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大講話時曾明確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些共同價值是人類長期追求的目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中國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要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要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堅持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要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國際公平正義;要走出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之路,努力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各國都應成為全球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不能一個國家發展、其他國家不發展,一部分國家發展、另一部分國家不發展。

另一方面,“共贏”之“贏”要求全球治理從合作的形式向內容提升。全球治理的核心內容就是堅持多元、平等、互惠、互利的世界格局,這不能停留在形式上,停留在概念、術語、框架等方面爭執不下的局面,而應該把重心放在解決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比祟惷\共同體的價值觀以維護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為目標,重視維護全人類利益;力求構建以法治為目標,以規則為導向的公平公正國際秩序;以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正如陳志敏指出:“未來的世界如何塑造,全球問題如何解決,關鍵還是看這些國家如何界定它們的利益,形成怎樣的共識,做出何種行動選擇。因此,全球主義如果要對現實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它必須通過國家這個路徑,依靠那些受全球主義價值和理念鼓舞的國家所采取的有力行動?！盵33]

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觀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體現了中國政府對當前國際形勢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是中國政府針對解決和治理全球性問題提出的綜合性方案,包含了新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正逐漸為國際社會接受為一個新的全球價值觀[34]。

當前,國際形勢中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沒有變,國際社會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歷史使命也沒有變。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指出,“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對公平正義的呼聲更加強烈,對合作共贏的追求更加堅定;我們要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摒棄小圈子和零和博弈”,顯示出對更加公平進步的全球治理的期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為世界提出的解決方案,代表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創新發展方向,它將在全球治理各領域的實踐中不斷驗證、完善和提升,不斷推動構建公平正義、符合全人類利益的治理規則,團結各國共同商討全球治理的辦法,共同應對世界發展面臨的問題,共享共贏全球治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