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及當代啟示

●黃傳球

“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概念原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過程中開展的各類思想政治工作的總稱，源自新文化運動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自覺。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正式設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后，“思想政治教育”指代的是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不同民族和國家共有的一種教育現象。這種教育現象指“人類社會在政治實踐過程中所開展的思想教育活動，或者是以思想教育的形式所實現的政治”[1]。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稱謂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稱謂的不同并不能否認其客觀存在的事實。在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維護和實現統治階級利益與意志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價值指向培養服從帝王統治并能為帝王統治服務的人。圍繞這一教育目標，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們均提出了極富操作性和吸引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張，這也成為各個歷史時段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主要構成要素，形成一定的結構關系。若以歷史整體的視域視之，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雖然呈現出較為鮮明的穩定性特征，但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勢必會在政權更迭、經濟發展、社會形態演變、思想觀念轉化等動因之下發生一定結構變遷。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對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歷史的整體性回溯，探尋其發生變遷的動力之源，進而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的合理建構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與基本遵循。

一、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歷史回溯

按照社會形態以及歷代王朝之間的承繼關系，可以將中國古代歷史劃分為先秦、秦漢、隋唐、魏晉南北朝、宋元以及明清(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等六個歷史時段。每一時段(也可將之理解為某種社會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構成要素不盡相同，根據要素內蘊的屬性可以將它們歸納為觀念(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知識(主要指儒家經學)以及規范性內容(主要指封建禮教和封建綱常)等三種不同的類型。在具體實踐環節中，出于統治者施行統治的實際需要，觀念、知識以及規范性內容在不同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中的地位會有所不同。因此，根據觀念、知識以及規范性內容要素在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中的層次地位和主次關系，可以將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歸納為三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

(一)觀念性內容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內容的歷史時段

觀念性內容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基礎構成，也是歷代王朝建政之初尤為重視和優先開展的教育內容之一。就觀念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具體構成要素而言，其主要蘊涵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兩個方面，普遍存在并貫穿于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段。尤其是在先秦時期，鑒于當時社會生產力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的客觀限制，觀念性內容成為當時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主導內容，這也成為當時思想政治教育最鮮明的結構特征之一。

在實踐操作層面，觀念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主要通過闡釋“天人關系”來規范和約束世俗世界中的“人人關系”，以實現“倚天治人”的教育目的。鑒于先秦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先天性局限，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交往實踐方式始終處于較為原始落后的狀態，在人類無法克服的各類自然災害和疾病面前，神靈護佑和封建迷信成為人們意識領域最重要的精神圖騰和心靈寄托。正因為這樣，夏、商與西周統治者無不將“天人關系”“宗教教義”作為當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構成要素，甚至于假借“天神”“鬼靈”之名來論證和維護自身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以期實現對世俗社會的有效治理。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的認知水平和社會交往能力均得到較大的發展。這也造成春秋、戰國時期之后，思想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盛世。先人們對外部世界和人類社會自身的觀念性認知逐漸升華為知識化、系統化的理論知識。系統化理論知識的產生，尤其是各家《經典》的漸次出現，為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二)知識性內容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內容的歷史時段

知識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形成和發展于先秦后期，以儒家經典文獻的出現為重要標志。知識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以經典文獻作為藍本依托，并以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為主要傳播載體不斷推動和實現倫理政治化或政治倫理化的教育目標，最終推動政治國家與個人之間關系的協調發展。歷經春秋、戰國的社會動蕩之后，中國古代社會亟待恢復相對穩定的社會運行狀態，這也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全新的發展要求。就當時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構成要素而言，法家之刑法思想、道家之黃老思想，均短暫出現于當時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體系之中。但伴隨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儒家思想在維護封建統治中的優越性作用逐漸突顯出來，并逐漸成為封建王朝維護社會穩定與自身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待到漢武王朝時期，更是通過“罷黜百家”使儒家思想徹底形化為當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性思想內容，并一直延續至我國之后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段。

秦漢之后，隋唐兩朝逐步將中國封建社會推向鼎盛之巔，經學教育內容更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中牢牢占據了主導性地位?？傮w而言，以知識性內容為主導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出現，同當時封建社會的充分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隨著社會生產力和人們交往方式、范圍的不斷拓展，法家的“無情”、道家的“無為”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在協調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利益關系時既顯單一更顯無效。之于先秦儒家而言，其是在充分汲取天人觀念和禮儀教育等合理內核基礎之上而生發形成，將“有情”“有為”作為思想的真諦所在，自覺承擔起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雙重使命。所謂“有情”要求統治者廣施“仁政”，順天安民；“有為”要求被統治階級主動接受儒家經學思想教育，積極“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覺承擔起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君主統治的主體使命。發展至此，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終于在儒家“順天承命、經學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價值與行動上的雙向統一，這一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基本實現了與國家教育的天然合體。但是，伴隨封建社會的整體性衰落以及王朝專制統治力的漸進性削弱，知識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在封建社會后期已經無法獨自肩負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使命。正所謂“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動力在于社會，社會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決定力量”[2]。在封建社會式微的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結構必然會產生新的變遷。

(三)規范性內容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導性內容的歷史時段

規范性內容在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體系中主要是通過闡釋天理與私欲之間的關系，亦即主體心、行之間的關系，規范和引導世俗世界中人人(君臣、君民、臣民等)之間的關系，其核心價值主張是尊天理以滅人欲。從中國封建社會整體的發展進程看，在進入宋元以后，其整體呈現出式微和持續衰落的發展趨勢，封建專制統治面臨的挑戰和所需應對的危機日益增多，傳統觀念和知識性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已無法滿足封建統治的切實需要，宋明理學作為此時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新產物便應運而生?？傮w觀之，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古代最為精致、完備的儒學理論體系，對后期封建社會發展的影響至深至巨。理學作為傳統道德神學的承繼與發展，在宋元之后逐漸演化成為論證封建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依循。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其以儒家學說作為內容中心，兼容并蓄佛、道兩家的理論精髓，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論證了封建倫理綱常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逐步將之演變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話語，理學的綱常教育思想亦順其自然成為這一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導性內容，成為規范人們日常行為的最高準則。雖然這一時期依然存有經學教育，但其教育內容與先秦時期相比也發生了較大的改觀，歷經宋、明儒學達人的全新闡釋，其已徹底淪為封建綱常教育的載體和輔助工具，喪失了原先應有的知識價值屬性。規范性內容占主導性地位的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出現，不僅是統治階級試圖通過硬性行為規范來實現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客觀反映，也是封建專制統治日益衰落與式微的重要印證。

上文對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整體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只是一種概略性的宏觀歷史描繪，僅僅是按照觀念、知識以及規范性內容在不同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結構層次中的地位和主次關系而進行的區劃與歸類。雖然在某一時段，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會與其整體歷史發展趨勢產生沖突與背離，但在新朝統治逐漸穩定后，這一矛盾便會得到消解而重回正軌。中國古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均是由多要素構成的有機系統，觀念、知識、規范均蘊含其中，而其結構的變化更多源自于不同要素層次和地位的改變，并非非此即彼式的全面取代，結構調整和變遷的目的是突顯其某種功能，以便更好地適應和維護特定時期統治階級施行階級統治的客觀需要。

二、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的動因探源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歷史變遷是一個多因素相互交織、彼此作用的復雜過程，也存在著必然性與偶然性相互耦合的內在邏輯。但是，無論原因為何，政權更迭、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文化轉變是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發生變遷的主要動力之源。

(一)政權更迭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

馬克思將政治視為是階級社會的特殊產物，是由階級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是以政權為核心的階級關系和人民內部關系的反映?；厮葜袊糯枷胝谓逃齼热萁Y構的演變之路，政權的更迭(或曰王朝的替代)均是其無法回避的動因之一，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內蘊政治屬性的客觀使然。在階級社會里，不同階級、國家(或者是朝代)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均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屬性，正所謂“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3]。無論先秦時期的夏、商與周，還是先秦以后的歷代封建王朝，概覽其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主要要素構成，無不印刻著濃郁的階級烙印。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能有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意識形態?！盵4]鑒于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整體呈現出來的依附性以及工具性特征，政權更迭更是成為其內容結構演變的最重要外部動因之一。即使是先秦后，在儒家思想占據絕對思想統領的封建歷史時代，政權更替也往往會催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不僅改變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還使之相繼在觀念、知識與規范性內容主導的結構之間發生轉換。

(二)經濟發展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

經濟發展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在中國古代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從自然的維度來看。伴隨生產力和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逐漸脫離原始、愚昧的窠臼，其理論性、系統性和知識性逐步提升。如，先秦以前，統治階級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往往會假借天神的名義闡釋和宣傳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張，無論是夏朝統治者對“家天下”正當性、合理性的宣揚，還是商、周兩朝對自身統治權合法性的論證皆是如此。秦漢之后，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對社會和自身的認知更加全面。因此，傳統具有濃郁宗教性質的、以觀念性內容為主要構成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以知識性內容為主要構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隨之也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遷，這成為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從社會的維度來看。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催生新社會階級的出現，無論是奴隸制經濟形態的產生，還是后來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出現，每一個獲取統治權的階級總會在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大力宣揚自己的政治思想觀念。因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牢牢占據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引領的地位，概因先秦儒家的思想主張及后代學者的不斷改良，順應了封建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二者相互因應，融于一體。

(三)社會形態轉型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

社會形態變化是一項宏大的社會課題，不僅表現為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也隱含著同一社會形態內部在某些特殊時期發生的階段性量變。就傳統中國社會而言，其曾歷經兩次較為明顯的社會形態變化過程。其一，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在歷史上大致發生于春秋、戰國時期，以秦王朝的建立宣告社會形態轉換的最終完成。其二，發生于清朝晚期，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志性事件，中國由傳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第一次社會形態的轉變，揭開了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帷幕；第二次社會形態的轉變促使中國與封建社會形態漸行漸遠，并最終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孜孜努力之下，成功穿越“拉夫丁峽谷”，順利走上社會主義的光明之路。對存續于階級社會各個歷史時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必然會伴隨社會形態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改變?！八枷胝谓逃巧鐣囊徊糠?，社會變化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變化?！盵5]這也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主流文化轉變引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盵6]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不難看出，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內容深受該統治階級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即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約，主流文化一旦發生轉變，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及其結構也必然發生變遷。如，在漢朝建立之初，承秦制而建的漢王朝，在主流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主要遵循和崇尚道家學派的“無為”思想，其宣揚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主張也深受道家學派的影響。但是，為了順應封建專制集權統治的需要，至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動之下，更加順應時代發展需要的儒家思想成功取代“黃老之學”成為當時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并形化為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并一直延續至清朝晚期，雖然也曾在宋明時期受到理學和心學發展的沖擊，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始終沒有改變。由此觀之，主流文化轉變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帶來的影響更為持久和深遠。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警醒我們，在建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過程中，一定不能忽視傳統文化的隱性影響，只有找到繼承與發展的黃金節點，才能持續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優化、發展。

三、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的當代啟示

探究和梳理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結構的歷史變遷，其目的既是為了找尋內含于古代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之間的通約性所在，也是為了通過積極反思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的歷史邏輯，進一步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續向好發展。關于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研究具有如下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要堅持時代性發展

“一切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的?！盵7]一種理論要想在一個國家受到廣泛的接受，必然需要在最大限度上滿足這個國家的時代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僅需要主動適應其他社會系統組成部分的運行方式，還要在適應中主動超越積極作為，成為社會思想的引領力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總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伴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的時代適應性趨向。就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面對的最大時代課題，就是如何積極回應新時代對社會發展新目標的設定以及如何解決新矛盾，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時代呼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構內容體系時決不能忽視，也無法回避這一時代選項，否則思想政治教育便會脫離時代發展的土壤而徹底淪為空泛之想。因此，在合理建構思想政治教育基礎性內容、主導性內容與發展性內容的過程當中一定要緊密結合新時代的時代蘊涵，推進和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時代性發展，以不斷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

(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是一個科學的實踐過程，要堅持科學化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自建立以來，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均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對其科學性的探討從未間斷?？偨Y歸納起來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在基本理論體系層面，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識性、系統性、真理性、學術性方面仍處于建構階段，提升空間巨大；二是在實踐應用層面，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多以經驗操作為主，對規律的積淀和提納深度不夠，針對性和實際效果與預期差距較大?？傮w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源于其本身的科學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是一個系統過程，既要有科學的理論基礎、方式方法與制度設計，更要有科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構成，只有內容科學才能真正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列寧曾經指出：“如果認為人民跟著布爾什維克走是因為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較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問題在于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內容是真實的?！盵8]由此可見，科學的本質既是對真理的孜孜以求和對客觀事實的嚴格遵循，也是對人類先進知識和文明成果的承繼學習與積極吸納。因此，要“嚴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的科學性原則，協同推進科學的理論基礎、科學知識支撐、以及科學的組織實施”[9]，進而全面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建構的科學化水平。

(三)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堅持整體性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是由諸多要素構成的一個整體?！盵10]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整體性特征指內容體系中各組成部分之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作為其他部分的聯系而存在。觀念與知識之間、觀念與行為規范之間、知識與行為規范之間均存在內在的關聯，使結構內部的構成要素在相互聯結和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在分析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時一定要擁有整體性的視野，只有形成整體性的認知，才能更好地闡釋其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邏輯，形成最大的教育合力和最理想的實際效果。當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要理清基礎性內容、主導性內容和外圍性內容的要素構成，更要將三者視為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的整體構成，針對不同的教育群體和教育對象要做到有的放矢，分類推進，這樣才能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整體性發展。

(四)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是一個長期過程，要堅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一種教育實踐活動，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當中。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存在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社會轉型、文化變遷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主要內容也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的發展趨向，甚至于出現碎片化的演化風險。如何在紛繁復雜的社會變遷中永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與“使命”，顯然是當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無法繞開的一個現實課題。雖然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會遭受多重因素的制約，但歸根結底離不開對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的堅守。正如有學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表征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核和靈魂，既是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基礎性、普遍性以及穩定性精神特質的深層認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現實運行的基本邏輯遵循?！盵11]因此，在建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過程中需要始終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具體言之，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建構過程中要始終堅持思想政治教育內蘊的服務精神，既要服務于人的精神成長的主觀需求，更要服務于國家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充分體現了個人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內在統一，其內容體系的建構是個體與國家、社會需要之間的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不可偏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堅守好基本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建構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有效兼顧個人與集體的共同利益，才能在實踐當中找準自身的社會定位，才能肩負起應有的教育使命，才能真正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科學發展。

綜上而言，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和思想政治教育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探究中國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結構變遷的價值旨趣意在以古鑒今，在承繼、批判和古今對照中探尋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及其系統建構的科學化理路，以期更好地實現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