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國大一統歷史發展貢獻研究
——基于大一統與正統思想的視角

王文光

(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談到“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時特別指出:“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1]。從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講話中可以概括出兩個關鍵詞,即“大一統”和“正統”,可見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都以實現中國“大一統”為己任,此理念根植于每個少數民族政治家的內心深處,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綿延不絕的強大內在動力。

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正統地位的取得是必須實現國家的大一統,或是為實現多民族國家大一統而付諸實踐的政權[2]。因此,本文所說的少數民族政權是指在中國大一統國家歷史演進過程中,由少數民族建立的、能深刻影響大一統國家發展進程,并自認為是正統,且把建立大一統國家作為目標并外化為具體實踐活動的政權以及實現建立大一統國家目標的少數民族政權。在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具體有漢國、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北魏、后唐、后晉、后漢等,其他不具有上述特點的少數民族政權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1)歷史上在中國疆域范圍內,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少,絕大多數少數民族政權因其國祚過短、偏據一地,不具有能主導大一統國家發展進程的特點,故此類政權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

從研究熱度來看,與北魏、遼、金、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國家發展歷史貢獻備受關注不同,研究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歷史貢獻的成果不多。原因不難理解,十六國與五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個特殊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彼此間征伐不斷,與大一統的標準相去甚遠,故被傳統史家稱為“亂世”。但即便在十六國與五代的“亂世”時期,大一統思想及其實踐依然是理解與認知中國宏觀發展歷史的根本所在。十六國與五代時期中國疆域范圍內各少數民族政權雖互相攻伐不止,卻孕育著下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國大一統,在民族融合的廣度、大一統的深度上亦較前代大一統王朝多有不同。十六國時期匈奴、羯、鮮卑、氐、羌以及五代時期的沙陀突厥以武力結束了晉末宗藩割據、唐末藩鎮爭雄的局面,自居華夏正統,主動承擔起接續中國大一統歷史發展的重任,為后世更大規模的大一統王朝的出現積聚著力量。

因此,本文的重點在于闡述十六國時期漢國、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北魏等以及五代時期沙陀突厥建立的后唐、后晉、后漢對中國大一統發展歷史的貢獻。只有清楚認識到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的貢獻,才能進而厘清中國大一統歷史的發展問題,最終解答“何為中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兩晉、兩宋時期的儒家士人多倡正統、尊王攘夷,使“正統”與“華夷”成為長期以來運行于大一統之下的兩大要素[3],但他們強調的“華夷之辨”不過是為遮掩自身在“大一統”理論上的窘迫。大一統的內涵之豐富,非“正統”“華夷”可概括,其不僅包括疆域一統、華夷秩序等要素,更包括了道德評判的德性教化、仁政理念,但究其根本,大一統在整體上呈現為政權合法性的話語表述、行動依據、思想體系以及最終所形成中華民族共通的歷史思維。

一、夷狄可為君矣: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隋唐大一統國家建立的貢獻

魏晉時期北方民族大量內遷,并于西晉覆滅后建立起諸多政權,古代史家對此稱為“五胡亂華”,這樣的認識帶有夷夏大防的偏見與歧視,是認為少數民族政治家不可以成為多民族國家的“君主”。而實際上十六國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第一次大規模突破皇權意識的封鎖,推動和改變華夷秩序和正統觀,說明夷狄亦可為君。這樣的歷史事實對大一統中國的歷史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為隋唐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出現奠定了堅實基礎,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

由匈奴屠各種劉淵建立的漢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也是十六國時期的肇始;其后劉曜改國號,從法統上將前趙列入中國歷史序列,前趙國是第一個,不得不注意;[4]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趙,在政權合法性的構建道路上多有躊躇,最終選擇放棄前趙“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5]2685的路徑,[6]以后趙接續漢晉政統;慕容鮮卑建立的前燕因為漢化程度較深,在十六國時期最為典型,對大一統的實踐也比較充分;前秦曾經統一過中國北方,是十六國前期的代表性政權;北魏結束十六國的紛繁復雜局面,統一了北方,歷史地位值得重視。正因漢國、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北魏在承繼序列上有突出且鮮明連續的關系,且在多方面又有極具相似之處,故可以將這些政權并于一起討論更能反映出各少數民族政權在十六國肇始、前期、后期三階段的特點以及對中國大一統歷史發展的貢獻。

十六國雖在社會整體面貌、發展路徑與漢晉兩朝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但其建立在對秦漢魏晉以來王朝舊制、民族秩序、正統思想的補充與修正上,將中國大一統歷史予以擴大與豐富。因此,我們必須破除大漢族中心主義、胡漢二元對立的錯誤史觀對十六國各少數民族政權的偏見,正確認識十六國政權將自身塑造為正統王朝,以接續多民族大一統中國的歷史。

在漢國建立前,劉宣曾進言劉淵,“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涂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5]2648-2649劉淵雖同意起兵反晉,但并未采取“復呼韓邪之業”,而是稱“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后主,以懷人望?！盵5]2649劉淵以漢朝繼承者的身份打出“復漢”旗號的依據是“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盵5]2645無論是攣鞮氏改姓“劉”,還是匈奴屠各種劉淵為營造自身的合法性而冒姓“劉”,都是希望借助民族血緣關系來確立自身政權的法統地位,減少“華夷有別”的阻力,以謀求自身的正統化。劉淵在即位漢王時將兩漢皇帝一一追溯,并“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5]2650,建構起與漢朝的相承關系,其根本目的不只是為招攬漢人世家大族的支持,也不僅是要彌合并州屠各與南匈奴間的歧異[7],而是要以此旗號再塑漢代大一統之業[8],“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盵5]2649

劉淵建立政權為各少數民族政權正統地位的取得開辟了道路。少數民族替代漢人稱王建政的事實對秦漢以來保守的“夷夏”觀念無疑是巨大沖擊,民族秩序也不再停留于“以夏變夷”的民族認知框架中,而向著涵蓋漢人與各少數民族整體的大一統秩序演進,后世各少數民族政權也紛紛以少數民族身份尋求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所以,將劉淵的行為歸納為“復漢反晉”尋找依據則太過于狹隘,并未看到其意在沖擊傳統的夷夏觀、正統觀。只不過漢國作為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所面臨的思想阻礙過于強大,只得委婉地構造先世以示“華夏正統”。漢國的出現直接促進大一統思想內涵的變化,為少數民族政權位列大一統次序提供了效仿對象,故討論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必先由漢國開始。

劉曜繼立后改“漢”為“趙”,有學者認為劉曜欲接戰國時期的趙國,為自身爭奪正統地位的鋪墊,[9]但這種解釋并不準確。劉淵宗漢立國、越過魏晉尋求正統,在其所處時期自是合理,至劉曜即位時仍采取“繕宗廟、社稷、南北郊”[5]2685極具華夏色彩的即位禮,以宣示對“華夏”與“正統”的認同,所以劉曜繼續稱“漢”亦是合理。而改國號的原因在于,劉曜繼位時其已攻陷長安,俘虜了晉愍帝,西晉在事實上宣告滅亡,劉曜“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5]2685,公開宣告自身的正統是承續西晉,主持南北郊祀借此否定東晉的地位,以標榜自己為正統之所在。自前趙以后,國號選擇、南北郊祀也多為其他少數民族政權所效仿,極大擴充了“正統”概念與儀式表達的內涵。慕容鮮卑、前秦等也多因循漢魏郊祀以明其正統地位,凸顯其皇位膺受天命的合法性[10]。

石勒滅前趙,“季龍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5]2745,后趙隨即開始了自己的政權合法性建構:“勒群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并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讨腥尾サ葏⒆h,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盵5]2746這段記述中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僭號天王”與“以趙承金”。

有學者將“天王”名號與天王信仰聯系起來,或認為受中亞佛教影響較深,[11][12]此說法不確。稱“天王”不稱帝的主要原因在于“無戎人而為帝王”的阻礙。石勒推王浚為天子,王浚屬下王子春所言代表著當時社會的普遍共識,“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于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13]2805,“天王”之稱不過是邁向“皇帝”的前期準備而已。之后石虎廢石弘,“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5]2765,可見“天王”并非來自佛教信仰。遵循“殷周之制”意在表明顧忌“夷夏”身份未敢稱皇帝之號,恰如石虎所言,“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13]2998,但不奉晉室“無所降屈”,已自認皇帝之實[14],呂思勉對“天王”稱號的評論可謂真知灼見。即便明確“天王”之意,卻又無法說清石勒為何在短短七個月后由天王進號皇帝,這點便要從“以趙承金”入手,將二者聯系起來進行解釋。

如前所述,劉曜自稱皇帝以前趙接續西晉,而石勒稱“天王”后采納任播的建議越過前趙,甚至可以直接說否認前趙法統繼承者的地位,以接續西晉的姿態出現,但卻與后趙自前趙國得玉璽而為正統互相矛盾(2)以玉璽證明自身正統所在是為十六國慣例,例如石虎在即位“大趙天王”后,就以獲玉璽而示正統、天命在己,《晉書》載:“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君埾聲?‘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袝钔醪ㄉ稀缎t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贝送?慕容儁詐稱得玉璽而即地位之事,后文將述?！稌x書·石季龍載記》,中華書局,1974年,第2765—2766頁。,石勒自然會有這方面的考慮,否則不會在建平元年即皇帝位后,“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5]2748-2749。以前朝舊京的占有宣稱自己對漢晉的正統接續,而避開“夷夏大防”,以此訴諸對大一統的尊重與追求,石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并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蕻斣诙⒅g耳,軒轅豈所擬乎!’”[5]2749

魏晉之際,慕容部經過自西向東、由北而南的遷移過程后,最終占據遼西地區建立起前燕政權,其漢化色彩相比匈奴所建之前趙也更為濃厚[15]。與漢國提出的“復漢”不同,前燕為了尋求政權的合法性,舉起“尊晉勤王”的旗號,但這并不代表慕容鮮卑沒有稱王建制的意圖。慕容廆時期,“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盵5]2842慕容廆認為自稱燕王理所應當,但韓恒反駁“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郧髮櫨粽?非為臣之義也?！盵5]2843之后封抽等上書陶侃以求進慕容廆為燕王,陶侃將此書呈于晉成帝,但慕容廆沒有能夠等到燕王的封號就于咸和八年(333年)去世,去世前曾經任“車騎將軍”[5]2811,晉成帝后追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盵5]2811終慕容廆一世,前燕仍困于華夷身份中,只得以“尊晉勤王”、尊晉立國為自身辯護,這點在慕容廆與高瞻的對話中得到明確體現,“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5]2813

慕容皝時,“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5]2817,慕容皝也和他的父親一樣百般推辭,但最終還是在“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13]3013,并致書庾冰、庾翼以晉封自己為燕王,遂得“朝命”[5]2819。至慕容儁攻打鄴城時,“是時燕鳥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鳥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征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圣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瘍y覽之大悅?！盵5]2833-2834這段文字記述的目的是要表示天人感應,有祥瑞以應天命,慕容儁“御四?！钡臅r機到了。攻下鄴城后,慕容儁又詐稱玉璽由冉閔之妻所獻,既有祥瑞以應天命、又得玉璽以順民心,便于永和八年(552年)即皇帝位,“時晉使適至燕,俊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13]3131此條記載明確前燕“在正統觀承繼序列中承上啟下,突出了五胡十六國的中國性問題”[16],慕容皝稱燕王時仍遵循的是慕容廆所遺留下來尊晉立國,而稱帝后自言“為中國所推”則明確少數民族亦可為帝王,而“鮮卑”的民族身份在慕容皝與慕容儁時期并未成為太大阻礙,從尊晉、請封至稱帝的過程中鮮卑逐漸確立起自身的正統地位。

考察慕容鮮卑由“尊晉勤王”到“已為帝矣”的轉變,可知慕容鮮卑再次解構華夷秩序,援引文王、大禹“東夷西戎”的身份將少數民族盡量從“夷夏大防”中解脫出來,從而使“夷夏”降為大一統的注腳,而不是成為少數民族稱王建制的思想阻礙。雖然“華夷共祖”的思想在司馬遷《史記》中已有形成[17],但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中率先揭橥此思想并在十六國混戰時期于中原建立起政權當為慕容鮮卑?！稌x書》載:“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盵5]2803慕容鮮卑未取劉淵攀附漢室后裔之故事,而是自認為是黃帝之后,既然鮮卑與漢人同為黃帝之后,那自然可位列正統。從政權時間與承繼關系上來看,未嘗不可說前燕開啟了借以“華夷共祖”的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先河。

從漢國起至前秦統一北方前,少數民族政權在借助宗漢、尊晉等名號至自立為帝的過程,“夷狄可為君”的觀念逐漸被接受,漸次沖破“夷夏”的藩籬,以“正統”為依據將少數民族納入漢、魏、晉連續的大一統歷史譜系。前秦作為氐族所建之政權,其雖統一北方,卻因淝水之戰迅速崩潰,但前秦對中國大一統歷史發展的貢獻不可否認。

苻堅在送呂光征使西域前,“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5]2914,苻堅欲以王化治理西域,苻堅對仁義、禮教推崇的自覺以及施以王化的特別囑托,“正統”概念在據有地域的基礎上添加了“道統”的內涵,即“以有道者為正”。此外,前秦滅代后,苻堅將拓跋什翼犍送往太學學習,“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瓐試L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5]2899這兩段對話不僅將代國時期拓跋鮮卑的“荒俗”映襯出來,也可以看到前秦氐族對于文化修養、崇尚德治、以善存國的道德強調。

漢國雖是第一個提出“惟德所授”[5]2914的少數民族政權,但對正統性的論述更側重于“復漢”,并未過多地以此論證自身的合法性。前秦統一北方后,以“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盵5]2914以實現“大一統”為己任的苻堅執意攻打東晉,“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瘓栽?‘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13]3304苻堅強調“德”的重要,其核心在于反駁“戎狄非正統”的觀念,復歸至“君子大居正”的“仁德”以抗衡漢人的正統觀念,明確將“德政”納入衡量正統標準之中[18],凡可推行德治,以德懷遠就可入列正統,而且前秦先后滅前燕、代國、仇池國、前涼,據有長安、洛陽二都,統一北方,其在地域與德治上均有自稱正統之資格。而苻堅執意伐晉的焦慮并不在于“文德懷遠”缺乏依據,而是在于“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5]2933以及“混一六合”的“大一統”要求產生的危機感,而前者帶給苻堅的危機感并未有后者之強烈。王猛死后,苻堅與苻宏言“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5]2933正暴露出“大一統”對前秦的要求與現實相抵牾。但淝水戰敗前秦敗亡之迅速,使再度統一北方的重任落在了拓跋鮮卑身上,北魏繼前秦后再次完成了北方地區的大一統,成為最終結束十六國混亂局面且直追漢晉、被納入正史序列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

在《魏書·序紀》中,魏收將鮮卑的民族源流上溯到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黃帝,“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秉S帝之子昌意是鮮卑的始祖,昌意的子孫“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盵19]1魏收《序紀》的目的是要強調“華夷共祖”,強調鮮卑和漢人都是黃帝的后裔,鮮卑建立的北魏是中國大一統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在儀式表達上繼承了漢魏傳統,天興二年(399年),“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髂暾滦劣?郊天。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盵19]2734-2735雖其做法多受十六國舊制之影響,欲以表達正統的目的與十六國時期并無太大出入,但卻通過二郊二丘格局“展現北魏郊祀制度設計的獨特性,傳達出與東晉爭膺天命的明顯姿態”[10]。

北魏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入列正統的借鑒與總結,既是對十六國之繼承,又是對其之修正。經過從漢國至前秦各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的追求,至北魏時與南方互相對峙,“華夷”身份已不再成為阻礙,通過各政權的鋪墊,北魏已然取得中華正統王朝的地位,其不僅為隋唐的大一統國家出現進行著量的積累,更成為隋唐制度的直接締造者之一[20]。

十六國時期作為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最初階段,少數民族突破秦漢夷夏觀對少數民族立國稱帝的限制,由此開啟多民族大一統中國歷史發展的新局面,漢國、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北魏作為先行者,極大影響了后世少數民族政權建構自身正統地位的政治實踐、判別標準以及表達形式,而這正是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思想內涵的發展,中國多民族大一統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開放與包容,實應追溯至此時期。

二、入中國則中國:后唐、后晉、后漢正統地位與民族融合

五代十國是十六國之后又一政權更迭頻繁、多個政權相互對峙的時期,歐陽修曾稱“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21]188五代與十六國在歷史面相上雖多有相似之處,但不盡相同:

第一,在時間上,五代十國僅持續半世紀之久,遠遠短于十六國時期。因此,中古史家多將其附于隋唐史后,是為唐末藩鎮的繼續發展,而遼宋史家又習慣將其作為宋朝建立的背景闡述,對后唐、后晉、后漢正統地位的研究不多。

第二,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稱帝者繁多,至五代時期僅有沙陀突厥稱帝。由于十六國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無法定于一尊,為塑造自身合法性并與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以及南朝政權競爭角逐正統地位,其對華夷等觀點與實踐的沖擊更為明顯,但至五代時期,統治北方的五個政權在軍事、經濟上占據絕對優勢,且始終認為自身為正朔所在,從而表現為統治北方的五個政權間的競爭。[22]

第三,十六國時期“夷狄不可為君”的觀點十分強大,而至五代時卻并未包含多少華夷之辨的成分,所謂“夷狄”的形象在五代時期已十分模糊[23],沙陀突厥所建三朝所受到的阻力遠未有十六國諸政權之強烈,且作為沙陀突厥政權第一朝的后唐在一開始就為漢族士人所接受與認同,完成了“入中國則中國”的歷史性轉化。

從史書記載來看,沙陀突厥內遷中原后,并非沒有受到“華夷之辨”思想觀念的阻礙,在李克用上奏唐昭宗的訴表中說道,“況臣父子二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荊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冶菹纶缥Ｖ?則獎臣為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盵24]在朱溫篡唐后,沙陀突厥以“中興唐祚”自居,主動變“夷”為“漢”,最終確立起自身合法性地位,并在后唐建立之初就位居正統地位。

《新唐書》載:“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幵戮咏疰渡街?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盵25]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4年),朱邪赤心因平定龐勛之亂有功,被賜姓“李”,名“國昌”,這為李存勖“奉唐正朔”建立后唐埋下了伏筆,也使李存勖與其他政權并立時具備了天然的正統性。這不免使人想到劉淵的建國道路,劉淵宗漢與沙陀突厥奉唐雖有相似,但二者完全不同。從劉淵之弟劉雄的碑文來看,劉雄自云“孝宣帝玄孫。值王莽篡竊,遠遁邊朔,為外國所推,遂號‘單于’?！盵26]這樣的家世建構使得劉氏已然成為漢代皇帝的嫡系子孫,沙陀突厥并未以李唐皇帝的嫡系子孫自居,而是以唐朝皇帝敘聯昭穆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以李唐宗室的身份再造后唐,二者有很大區別。同時,在漢國時期,劉聰就對公開懷疑其身份之人多有打擊[7],而后唐并未受到任何懷疑,且“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咸登貴仕”[27]812。士人對后唐的認同與擁戴是沒有疑義的,故后唐李存勖滅梁復唐,得以位列正統也離不開自李克用以來奉唐正朔的正統化建構的努力。

在滅后梁之后,后唐占據中原地區一度實現了北方的統一,李存勖便于洛陽行郊天之禮,幾乎完全延續了唐代的郊天禮制,同光二年(924年)正月“丙寅,帝親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于太微宮。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盵27]428

同時,后唐之所以能位居正統,離不開對文治教化、仁政的提倡,這也是后世儒生奉后唐為正朔,反視后梁為僭偽的原因之一?！杜f五代史》載,后唐明宗即位后,不僅多行仁政,裁撤宮人,“后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其余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并停。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減饋送之勞。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后祇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于州府圓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盵27]495-496同時對儒家文化、科舉制度亦多有復興,天成三年(628年)崔協上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又每年于二百人數內,不系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宜依?！盵28]以至于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對后唐明宗多有稱贊,“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谖宕?有足稱也?！谖黄吣?于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盵21]66

石敬瑭借契丹之力滅后唐建立后晉,下詔令太常禮院:“德莫盛于繼絕,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啟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盵27]1918石敬瑭極力與后唐建立帝統與宗統的承繼關系,將唐、后唐與自身視為連續性整體以此支撐自己的正統地位。而在石敬瑭死后,皇位由少帝石重貴所繼,據石重貴墓志言,“王姓石氏,諱重貴,趙王勒之裔,晉高祖之嗣也?！盵29]石重貴自言石勒之裔,與石敬瑭所言“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后”[27]977相去甚遠,石氏究竟是否為羯族因史料缺乏不易斷定,學界也多認其為附會之說,但問題在于,同為出身“代北集團”的后晉[30][31]在順利繼承后唐的政治遺產后并無改弦易轍的必要。

綜合來看,對石重貴攀附石勒的問題更應放置于石重貴欲稱帝自立,以示自己為中原正統王朝的背景下理解,“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圣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為鄰為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盵32]這自然激起了欲入主中原的耶律德光的憤怒,“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13]9243按此推測,自名“趙王勒之裔”其目的在于對遼去臣稱孫以求博得自身政權的正統地位,并協調稱帝后遼與后晉、后晉與后唐間的帝位嬗代問題。石勒為十六國前期以武力建政、由天王稱帝的標志性人物,自然比遼的傀儡、“漢丞相”之地位高,依附契丹的后晉末帝石重貴需要尋找更好的階梯。攀附石勒不僅再次驗證五代時期“胡漢”“華夷”觀念的淡化,而且原本出身于“五胡”的石勒被借為論證自身稱帝正統性的依據,其稱帝的故事也在此時被賦予新的內涵重新登場,被重整入中國歷史的政治建構中。值得注意的是,石重貴偽造身世也并未動搖自身的正統地位,其中以“嗣興唐祚”的南唐態度最為明顯,在后晉被契丹所滅后,南唐有“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21]771之感,可見后晉的正統地位并不需要懷疑。

后漢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21]99,但卻“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盵21]102后唐、后晉亦不乏追尊前代皇帝之舉,后唐“詔于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及懿祖以下為七廟?！盵27]404追尊前代的意圖是將自身納入大一統歷史統緒,而這恰是沙陀突厥三朝力圖將自身整編入大一統歷史的史實。

盡管沙陀突厥三朝國祚短促,后唐持續十四年,后晉不過十年,后漢僅有四年,卻在民族融合方面有突出貢獻,“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晉與后漢王朝,并未帶來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壓迫,反而歷經摸爬滾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匯?！盵33]從后唐、后晉、后漢的入仕情況來看,吸納了大量的漢族與其他民族士人,近乎占據三朝政權的全部:后唐36位大臣中有31位為漢人,少數民族3人;后晉123位大臣中113位漢人,10位少數民族;后漢32位大臣中有31位漢人。[34]從中不難看出,民族界限越來越模糊,最終與中原民族融為一體,難分彼此,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因此中國歷史上未存在過純粹漢人的王朝,也從未存在沒有少數民族參與并作出突出貢獻的時期,即便是被國外學者認為是漢人王朝的宋朝亦有“鮮明的多民族構成之色彩”[35],而這種民族構成直接承續五代,只不過在遼宋對峙時期被宋人有意淡化或忽略罷了。

雖然后晉、后漢未能取得后唐時期的政績,也未能在整體上改變與北方契丹、南方多個政權的對抗關系,但對沙陀突厥三朝歷史貢獻的認識必須放到唐末到宋初這一歷史總體進程中來考察。唐末動亂摧毀了原本的社會秩序,沙陀突厥在此時打出延續唐祚的政治旗號,以期結束分裂戰爭,希望復歸于大一統,為打破藩鎮割據的局面,同時也為多民族國家再次走向大一統創造著條件,結束五代的任務雖未能由沙陀突厥完成,但沙陀突厥三朝為下一個大一統歷史時期奠定了前期基礎,其歷史貢獻是值得關注的。

三、結語

本文就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多民族大一統中國歷史發展貢獻研究展開討論,意在說明:

第一,十六國與五代在封建史家敘述中多被稱為“亂世”,但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局部歷史,難以說是整體的歷史。各少數民族政權均將自己視為中華正統的繼承者,并致力于實現“大一統”?！皝y”是在自身實現“大一統”條件并不具備之下的割據爭衡,其實是“大一統”之先聲。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的每個帝王都有接續大一統歷史的舉措,華夷、正統、德治作為大一統的標志在各政權的政治實踐都有表現,各個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家故意把難以調和的正統觀念轉化為符合自身政權合法性的理論與實踐,其目的在于刻意塑造其自身為位列“大一統”歷史譜系的正統王朝地位。

第二,大一統是中華民族在歷史演進中所形成獨有的國家形式與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思想和思維模式,但討論少數民族政權對大一統歷史發展的貢獻不應大而化之,更不應拿元、清時期民族一統、疆域一統、施政一統的標準來套用其他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是要對具體時期中各少數民族政權展開具體分析,否則不僅會使大一統缺乏說服力,更會模糊其他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的歷史貢獻?！叭A夷”“正統”一直是各少數民族政權論證自身在“大一統”歷史譜系中所面臨的政治思想障礙,即便是在被學界認為是“大一統”典范的元、清兩朝依舊存在這樣的問題。而十六國與五代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國大一統歷史發展的貢獻正是在于其主動融入正統譜系、破除“夷夏”觀念、強調“惟德所授”。也正是上述諸多少數民族政權的努力,最終使中國歷史走出秦漢“大一統”論述的局限,為中國疆域范圍內各少數民族政權開拓了共同創造中國“大一統”歷史的實踐道路。

第三,所謂“胡族國家”是以“胡漢”民族身份為名對中國大一統歷史的分解,不僅與中國多民族大一統歷史發展道路相悖,更忽視了少數民族政權對正統的重視與大一統的追求。翁獨健曾提醒道,“中國歷史是以王朝歷史為中心的”[36],而不是以王朝建立者的民族身份為中心的,不能正視少數民族政權對于匯入大一統歷史的自覺意識與積極努力,就很難理解中國歷史演進的脈絡,更無法理解中國古代多民族逐漸融為一體的過程。

第四,“何為中國”討論的興起,其本質上是在中西有別的視域下討論中國歷史的發展問題,“大一統”概念再次得到重視與論證,正是因為以民族國家的理路難以解釋“多民族統一中國”的形成,更帶來了對“大一統”的質疑,而以漢、宋、明儒生的論述為準對標十六國與五代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基于陳腐的漢民族中心主義對“大一統”的片面僵化理解,未看到各少數民族政權對華夷、正統等大一統關鍵要素的修正與豐富。從十六國、五代兩段“大一統”歷史中斷時期重新思考大一統的有效性,可為討論“何為中國”提供更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