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意識形態與全球化階級關系
——周小儀教授訪談錄

周雪瀅 周小儀

周小儀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英國唯美主義、20世紀西方文論、消費文化研究等方面有一定學術影響。他早年師從童慶炳，專攻文藝理論；1993年獲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2010-2019)、美國杜克大學富布萊特訪問教授(2008-2009)、臺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客座教授(2004)、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研究員(1997-2000)。代表著作有《超越唯美主義——奧斯卡·王爾德與消費社會》(英文版)、《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從形式回到歷史——20世紀西方文論與學科體制探討》(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合編《外國文論研究》。他在國內外權威期刊和文集中發表論文50余篇，曾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60年”中“新中國外國文論研究60年”子項目第一負責人，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化過程中的消費文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現當代西方文論研究”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王爾德的生活、思想和藝術”等。

周雪瀅：周老師，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您在《審美與金融資本》中指出，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1985年來北大授課，其講稿《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1986)曾在國內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但其中一個重要觀點“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個觀點就是，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審美和無意識中滲透了資本的邏輯”(周小儀，2020b：1)?？煞裾埬鷱闹形鞣较M文化研究的歷史脈絡談起，再結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革，談談消費文化理論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內涵？

周小儀：你把背景設定在1990年代前后，這個時間點非常好。任何觀念都與其社會背景相關，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161)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所說的，“我對我的環境的關系是我的意識”。這句話在手稿中曾被刪除，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卻非常重視(張義修，2022：42)，因為它從存在論的角度很好地解釋了我們平常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認識論問題?；蛘呶覀兛梢赃@樣表達：社會實踐讓事物的意義向我們開顯。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不久，社會百廢待興，思想也比較解放，但是社會狀況與消費文化的關聯并不是特別大。雖然法蘭克福學派在1980年代就已經介紹到中國了，提出了資本與審美感性的關系這樣非常重要的命題，但在90年代并沒有在我國引起太大的反響。并不是說中國學者不夠敏感，而是因為當時中國尚未進入消費社會。

二戰后，中產階級在歐美呈爆發式增長。很多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在二戰時跑到美國，看出繁榮景象下商品社會的種種問題，對其進行了文化批判，提出了文化工業等概念。1980年代初，詹姆遜發表了三篇關于后現代主義和消費文化的論文，其中包括長文《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84)，引起了很大的學術反響。這成為他繼《政治無意識》(ThePoliticalUnconscious，1981)之后的又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當然，在《政治無意識》中，他就已經吸收了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審美物化的觀點，研究了康拉德的印象主義與資本物化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但與他后來出版的專著《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1991)相比，那幾篇文章只是序曲。這本專著對消費文化、后現代主義等領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開創了消費文化研究在英美學界的理論先河。

詹姆遜除了吸收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的理論之外，他還吸收了法國結構主義理論家對消費文化的研究，主要是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一些理論。鮑德里亞的符號價值理論很重要，是基于托斯丹·凡伯倫(Thorstein Veblen)(2007：49-69)的“炫耀性消費”發展出來的。此外，他還提供了關于類象(simulacrum)(Baudrillard，1994：1-42)、審美泛化(Baudrillard，1993：16)等一系列概念，都是和消費文化相關的。鮑德里亞的著作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對消費文化理論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梢哉f，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法國結構主義的鮑德里亞構成了詹姆遜進行文化批判的基礎。

在此前后，英美學界針對文學作品的消費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雷切爾·鮑比(Rachel Bowlby)的《僅僅觀看：德萊塞、吉辛與左拉作品中的消費文化》(JustLooking：ConsumerCultureinDreiser，Gissing，andZola，1985)與《與弗洛伊德購物》(ShoppingwithFreud，1993)、雷杰尼亞·加格尼爾(Regenia Gagnier)的《市場的田園詩：王爾德與維多利亞公眾》(IdyllsoftheMarketplace：OscarWildeandtheVictorianPublic，1986)、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的《品味的職業：亨利·詹姆斯、英國唯美主義與商品文化》(ProfessionsofTaste：HenryJames，BritishAestheticismandCommodityCulture，1990)。這些書都是開創性的著作，加上詹姆遜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理論研究和文化批判，就構成了對英美文學進行消費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

雖然我國社會學對消費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早(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就有《消費社會學》專著出版)，但在文學批評領域里，消費文化研究在2000年前后才開始變得比較興盛。2000年后，我國逐漸富裕起來，商品社會日漸興盛，我們在生活中也體驗到了文化工業、符號價值、審美泛化等這些社會現象產生的影響。在這方面的研究逐漸增多，到現在有很多研究涉及這方面的問題了。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能夠使我們更加注重文化與資本的密切聯系，而這種聯系是我們理解文學的一條重要途徑。

周雪瀅：您早在1996年就出版英文專著《超越唯美主義——奧斯卡·王爾德與消費社會》(BeyondAestheticism：OscarWildeandConsumerSociety)，論述了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與商品社會的暗合。2002年，您出版的中文專著《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更加全面地論證了審美泛化的傾向如何成為一種“資本全面擴張”對人們“心理和感受的殖民”(周小儀，2002：20)，反思了傳統觀念中的人文主義審美觀，推動了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您是如何在該問題尚未引起關注時就發現了這個話題的研究意義的？在后期的研究中，您又如何對早期的研究進行了拓展？

周小儀：我在學術生涯開始的時候比較幸運，在英國成熟的消費社會里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在接觸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理論、鮑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理論、詹姆遜的后現代主義理論時沒有太多障礙，因為他們所說的就是身邊發生的事情。這些理論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待文學，與過去德國古典美學那種理想化的審美概念有所不同。比如過去都是從肯定的角度來看待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但從消費文化理論來看，唯美主義的生活藝術化追求實際上只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

于是，審美烏托邦和現實之間產生了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成了當務之急。李澤厚(1987：7-49)曾提出過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問題。我認為這種論證方式同樣適合解釋審美烏托邦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雖然我們理解審美對工具理性與工業社會的反抗，但為了我們社會的發展，為了我國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協，這也是一種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我的老師童慶炳(2007a：288)認為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是對立統一的，我們應該“兩者都要”。童老師《人文主義的歷史維度和歷史主義的人文維度》(1996)與《歷史——人文之間的張力》(1999)這兩篇文章就是在保持對審美肯定態度的情況下，對社會弊端進行解釋的一種可能性。

但我們還可以從否定的角度來看待審美，形成一種批判的視角。阿多諾、鮑德里亞和詹姆遜的消費文化理論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否定的視角，詹姆遜(1999：273，282)稱之為“否定解釋學”。通過把對待美學的態度從肯定轉換為否定，我們就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文學審美等問題有了一種新的理解。我在《文學、美學和文化的階級性》《審美物化的階級根源》等文章里，對物化二重性和審美階級性等問題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分析了審美和資本結合的內在機制，探究了剩余價值如何從生產階段轉換到消費領域。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已經超越了德國古典美學的審美理想，以另外一種方式來重新探討文學和審美的問題。

周雪瀅：您在為國內讀者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又結合本土經驗，實現創新。例如，《中產階級審美幻象與全球化階級沖突》這篇文章具有很強的批判意識，您從全球化地緣政治的高度，探討了民族、階級與審美意識形態等問題，為闡釋本土現象和解決當代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您是如何在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立足于本土經驗，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研究視角？

周小儀：西方左派思想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審美是資本的呈現。審美不僅無力反抗現代工具理性，還成為了資本擴張的一部分。例如，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指出，康拉德的印象主義筆法“是商業社會的產物”(周小儀，2020a：12)。詹姆遜(2000：133-158)還在《文化轉向》(TheCulturalTurn：SelectedWritingsonthePostmodern，1983-1998)中論述了文化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系。應該說，詹姆遜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當代文化和社會的關系，實現了重大創新，這也是他在學界享有盛譽的原因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遜的階級理論具有局限性。他在論述階級概念時，一般局限于美國國內的階級問題，并沒有像他在論述第三世界寓言和地緣政治美學時具有的那種廣闊的全球化視野。雖然他在分析階級問題時，也引入了情感概念(如下層階級的嫉羨和厭憎的情感)，超越了傳統結構主義的研究。但無論如何，詹姆遜還是忽略了非西方國家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的階級問題。作為非西方國家，我們有獨特的視角，更能夠看清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攻城掠地。為什么西方國家的勞動力更值錢？他們自己覺得很合理，并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梢哉f，他們由于自身的階級局限性，無法看出自己收入的不合理性。正如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cs)(1996：127)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由于其階級局限性，無法認識真理，只有無產階級“有能力從核心出發來觀察社會”。因此，我們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出發，能夠更清楚地看出全球化經濟結構中的財富轉移。

周雪瀅：您所研究的階級問題主要涉及全球經濟結構中的不平等分配問題，這刷新了我們對階級概念的傳統認知。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全球化階級問題呢？這與我們的傳統階級觀念有哪些具體差異？

周小儀：對，我談的階級不是國內的階層狀況，而是全球化時代的階級形態。國內階級問題可以由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進行平衡和調節，但這在國際層面幾乎沒有可能。在全球化時代里，階級關系在很多情況下約等于國家民族關系。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階級關系現在以國家民族的形式呈現出來。因為在全球化時代的分工體系里，有的國家就是世界工廠。例如，中國就是世界工廠，過去整個國家民族大多從事制造業中勞工階級的工作。相比之下，像美國的華爾街、英國的倫敦金融城等地區體現了另外一種經濟模式。許多西方國家是以金融為主要產業的，所以他們在全球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階級位置就完全不一樣。

全球化階級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布羅代爾關于15-18世紀全球貿易史的研究，奠定了我們今天全球化經濟概念的基礎。他認為全球貿易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權力主導的不平等交換，而階級理論背后的經濟機制也恰好是剩余價值與不平等交換。所以他強調，在全球貿易中存在的這種不平等交換有其政治原因：“經濟不平等純屬社會不平等的翻版”(布羅代爾，1997：9)。他的理論啟發了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研究。世界理論體系把整個世界通過空間來劃分，有中心地區、半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Wallerstein，2006：28)。后來，杰奧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對20世紀貿易的研究補充了布羅代爾對16世紀熱那亞地區的研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2009：117)也把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改稱為掠奪性積累，認為這種掠奪式積累仍然普遍存在，并在當今的世界上發揮作用。所以我所談論的階級問題基本上是和這些理論家所談論的世界貿易、全球化勞動分工和金融資本密切相關，并不是過去那種人與人之間互相纏斗的階級斗爭。

周雪瀅：剛才您的回答讓我想起您在《審美物化的階級根源》中的一句話，即“我們現在已經不能把階級問題僅僅放在一個國家的內部考察。階級性只有在世界范圍內才能獲得理解”(周小儀，2022：6)。您可否談談國內的文化現象如何與全球化經濟結構實現連接？

周小儀：純粹描寫國內生活現象的文學作品看似沒有直接表現國際民族之間的關系，但詹姆遜的寓言理論告訴我們，兩件看似是無關的事，卻可以通過寓言的形式連接?？梢哉f，國內的很多文化現象實際上是國際階級關系的一種象征性或寓言式反映。解放后很長時間，中國處于自我封閉的狀態，還沒有開放，沒有進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東西方的沖突和對峙是非常激烈的。因為我們拒絕進入西方的經濟體系，不出售自己的勞動力。這有點兒像當年圈地運動所遇到的反抗，當然這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總體而言，這是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激烈斗爭，因此具有相似性。但這種宏觀整體性對峙不是顯性的，在國內日常生活中無法直接反映這種矛盾，但它以一種象征性的寓言形式表現出來。這個觀點我在《“典型論”作為文化實踐》這篇文章里做了一個宏觀的概括。

而我在討論中產階級幻象的那篇文章中，主要探討的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的階級和文化狀況。當我國融入全球化的生產和流通體系后，我們的勞動剩余價值不斷為世界生產新的中產階級，更準確地說是為西方國家生產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因為僅有一部分中產階級在國內。事實上，國內這么多年以來流行的中產階級觀念名不符實。中國現在還沒有那么富裕，我們媒體宣揚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有很多幻象的成分，有一些是未來愿景，只涵蓋大城市中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態。

周雪瀅：正如您在《中產階級審美幻象與全球化階級沖突》中所指出的，中產階級在審美消費的過程中，自認為獲得了某種主體性，實則落入了財富轉移的隱蔽陷阱。您強調，我國中產階級的觀念是“全球化階級結構的能指或修辭”(周小儀，2016：113)。您還指出，從審美角度而言，被中產階級視為優越身份象征的美學品味則成為了“這種修辭構成的審美幻象”，這種拉康式的幻象阻隔了實在界，成為遮蔽全球化階級關系沖突的假象(周小儀，2016：113)。您認為這與左翼批評家亞歷山大·巴德(Alexander Bard)和揚·索德威斯特(Jan Soderqvist)在《網獨裁》(Netocracy)提出的“消費無產階級”(consumtariat)(Bard &Soderqvist，2012：238)這個概念是否有相通之處？雖然這本書里的“消費無產階級”主要指那些受到信息操控的消費者(?i?ek，2004：192)，但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2011：236)借題發揮，進一步突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消費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隱秘聯系，強調了“消費無產階級”是當今更為普遍的無產階級形態。我們是否也可以廣義地將“消費無產階級”理解為這樣一種社會群體：雖然他們通過審美消費等方式試圖獲得優越的身份，但實則進一步鞏固了自身的被支配地位？您可否分析一下這其中的內在機制是什么？

周小儀：這個問題很有理論深度，特別是你引述了三位批評家，其中包括齊澤克關于“消費無產階級”這個重要概念，應該說是對消費文化研究和階級理論的重要補充。你的問題主要涉及審美幻象和中產階級這兩個方面。我國的中產階級審美幻象就是全球化階級關系的“想象性解決”(Balibar &Macherey，1981：88)?！吨挟a階級審美幻象與全球化階級沖突》這篇文章是從宏觀的角度、心理分析的角度、幻象的角度來概括全球化的階級關系。但審美和資本結合，以及財富轉移的機制是什么？我在《審美物化的階級根源》和《文學、美學和文化的階級性》中對此進行了思考。為什么財富轉移的機制與審美和文化相關呢？因為審美和文化起到了一種隱藏的定價作用。

商品價值的基礎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比如，五把斧頭可以換一只羊，因為生產它們所使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在理論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價值尺度；但在具體的貿易環境中，價格卻上下浮動，甚至大規模偏離，因為定價還受到意識形態等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從布羅代爾的國際貿易史研究來看，定價往往是由暴力所決定的。當年東印度公司就是帶著堅船利炮去經商的，定價由他們說了算。你說五把斧頭換一只羊是公平的，我說四把斧頭就可以換一只羊，甚至一把斧頭也可以換一只羊。這是布羅代爾和阿瑞基通過研究全球貿易史所發現的問題。他們的結論非常驚人：資本主義完全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是一種反市場的行為，“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對立面”(阿瑞基，2011：11)。這個結論是振聾發聵的。如詹姆遜(2018：15-16)所言，其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對“商品價值對等”的“意識形態批判”，一種黑格爾式的“相同與差異的辯證法”。

但作為文化學者，我們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說，除了市場的供求關系和武力的暴力定價之外，還有一種甜蜜的暴力機制，即審美和文化的定價。為什么這件衣服和這個包包賣這么貴呢？是因為它的品牌和審美。為什么這輛車賣得這么貴呢？除了它的使用價值外，它還包括與眾不同的形象價值、象征價值、審美價值等，鮑德里亞將其統稱為符號價值。所以我們應該關注文化觀念和財富轉移的關系問題。全球化經濟交易中的定價和審美的具體聯系是什么？這個問題涉及不同民族、國家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鮑德里亞和詹姆遜等許多西方學者有自身的國家和民族局限性，也就是生活經歷和地域的局限性，用詹姆遜自己的話說，由于他們本身局限于西方社會的“政治無意識”，他們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體會不如中國學者深刻，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切膚之痛。正如何衛華(2024：99)在《外部思考與去殖民性》中所指出的，從歐美的“外部”視角來審視殖民性問題，更有利于揭示“各種不公正和壓制”。因此，我覺得如果從中國的視角出發，則可以把審美和資本結合機制的另一個側面呈現出來。

周雪瀅：您用“甜蜜的暴力”來指代西方文化霸權下的看似溫情實則殘酷的財富轉移，真是太震撼了?？煞裾埬M一步分析“甜蜜的暴力”這個詞所蘊含的審美意識形態問題，以及它對全球化階級關系的影響？

周小儀：“甜蜜的暴力”這個短語來自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SweetViolence：TheIdeaoftheTragic，2007)這本書的題目。他在這本書中探討了悲劇與快樂之間的悖論關系。當然，“甜蜜的暴力”也并非伊格爾頓首創，是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1989：230)在《為詩辯護》(AnApologieforPoetrie，1595)中最早使用了這個術語。如果我們把審美看作烏托邦式的一種社會理想，則可以更好地說明“甜蜜的暴力”這個概念對消費文化的理論意義。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之前，人們往往認為烏托邦是脫離現實的，是對未來理想的描述，把它看作是一種目的論。但布洛赫(Bloch，2000：228，276)提出希望哲學，強調烏托邦是人類存在的必要屬性。詹姆遜受到布洛赫的影響，從傳統烏托邦理論框架中解脫出來，創造性地激活了烏托邦的當下意義。詹姆遜(2004：370-371，375)認為，烏托邦并不存在于未來，而存在于現在，烏托邦就在我們身旁。烏托邦是對我們身旁一切社會不良現象包括物化現象的一種補償(詹姆遜，1999：222)。

如果我們把審美烏托邦看作是一種對現實的補償，那么我們在購買商品時，審美就是對不平等交易的一種補償。比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商品美輪美奐的形象能夠讓它的售價超出它的實際價值。如果你花過高的價格買一件商品，這個交易是不平等的，但是你同時又被贈予了一些審美或文化理念作為補償，給你帶來快樂。于是，我們在消費者身上看到了痛苦和快樂的張力，行將剁手但購物卻不能自已。換句話說，消費者因利益受損產生痛苦的同時，商品的審美理想又帶來快樂。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商品問題、審美問題時，就能進一步理解“甜蜜的暴力”這個詞的社會內涵了。過去我們有個更通俗的說法，即毛主席說的“糖衣炮彈”，這個詞基本表達了相似的含義，即利益損失與審美體驗之間的張力。如果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由于審美的心理補償機制，剩余價值就產生了，消費者相當于交了一個所謂的美學稅。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審美價值等于剩余價值。特別是在全球化金融資本和數據生產的時代，信息、符號、美學等因素變得尤為重要。所以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該探究這種剩余價值產生的機制，了解它與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政治宣傳和美學推廣之間的密切聯系。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審美問題時，它就一定和階級問題聯系起來了。借此，我們可以從詹姆遜提出的資本在審美中殖民的問題里引申出具體的分析視角。因為我們在全球化經濟結構中處于被掠奪的位置，所以我們更有可能看清資本的流向，看到西方社會的資本如何通過審美幻象的補償，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甜蜜的暴力”不僅是一種悲劇觀念，也是一種日常生活體驗，它是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一種操作方式。

最后還是讓我們回到雙重敘事(或者說是夢的顯意和夢的隱意)這個問題上來吧。審美觀念、審美現象、審美商品、審美文化等都是一種表層敘事，歸屬于夢的顯意，歸屬于技法修辭過程。而它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資本的流向，隱藏著一種財富的轉移，最終形成一種階級關系。馬克思(2018：90)在《資本論》中說商品不是物，是“社會關系”，也可以用來解釋這個問題。從這個層面來看，審美不僅是一種情感感受，而且還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呈現。在全球化時代中，它體現為一種階級關系。而這種階級關系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表現為一種國家關系。這是當今我們看待審美問題應該采取的立場和認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