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說蕭紅與蕭紅言說
——論女性主體建構的可能性

買琳芳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素質教育中心，河南 鄭州 450046）

作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出走的娜拉”，蕭紅短暫而豐富的人生經歷及其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都是學界持續關注的內容。然而，圍繞著蕭紅的生平、作品、性格與情感等，卻由于蕭紅本人的早逝而留下諸多未解開、未說明的謎團。因而，在不同的敘事人眼中就呈現不一樣的“蕭紅”形象。親人眼中的蕭紅是整個家庭與家族的“叛逆女兒”，伴侶和陪伴者眼中的蕭紅則是具有明顯依附特征的“柔弱女性”，朋友眼中的蕭紅是遠離政治與主流的“孤獨離群者”，而后來者則從不同側面呈現出蕭紅是一個“復雜多樣體”，這些不同面向的蕭紅言說建構了一個他人凝視的他者“蕭紅”。那么，蕭紅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者對女性的凝視中又有哪些隱秘的心理？蕭紅及同時期女作家們的自我言說又是否有效？可以說，蕭紅本人及其作品都已然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話題與符號，透過蕭紅言說與言說蕭紅，得以接近一個更真實的蕭紅，并由此探究女性主體建構的可能性。

一、親人、伴侶與陪伴者言說蕭紅的自我局限

不同的觀照角度會產生不同的敘述動機，以及敘述者期待達成的敘述目的。圍繞在蕭紅身邊的四種視角，決定了蕭紅人生的不同被敘述形態，隨之而來呈現的則是不同的敘述文本樣態。蕭紅的親人、伴侶和陪伴者，他們由于與蕭紅有過直接的交往，可以被稱為言說蕭紅的“當事人”。他們或與蕭紅的人生軌跡有時間上的重疊，又或者不間斷地參與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歷程，是蕭紅人生經歷的“在場者”，因而這部分人對蕭紅的言說可信度較高。然而，親人眼中的蕭紅是充滿叛逆色彩的強勢“出走”女兒，伴侶和陪伴者眼中的蕭紅則是追隨時代潮流出走家庭后仍然選擇依附男性的柔弱女性。這一強一弱巨大的形象反差，可以看出親人、伴侶和陪伴者言說中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蕭紅形象。他們對于蕭紅的評價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反差？而他們在言說蕭紅的時候又是否不自覺地融入了個人隱秘的心理，從而呈現為自我或家庭辯解的局限。

（一）親人視角中的“叛逆女兒”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等“五四”式的女性啟蒙議題，都曾對蕭紅產生過重要影響。她獨自到哈爾濱求學，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外界普遍認為是“五四”新思想的吹拂導致了蕭紅離家與思想轉變，但蕭紅后來在其文學作品中不時流露出親情的疏離，似乎又在暗示讀者冷漠扭曲的家庭關系才是導致她出走的一大誘因。在蕭紅親人看來，其家庭及家族對蕭紅的態度并非始終是冷漠與隔閡的，只是因為蕭紅對家庭的叛逆和傷害才導致了二者之間關系的緊張，直至決裂。由此，蕭紅成為親人眼中的“叛逆女兒”。那么，到底是家庭的冷漠和專制之“因”致使蕭紅叛逆、出走和決裂之“果”呢，還是因果顛倒？透過蕭紅與其親人的不同言說可以從中感知蕭紅原生家庭的復雜性。

有關蕭紅的父親、祖母及整個家族是否在其幼年時期虐待和孤立她，這個問題蕭紅本人和她的親人有著不同的言說。在蕭紅本人的自述或者小說中，能夠看到她與父親的隔膜，“父親常常是為著貪婪而失掉了人性”［1］165，“過去十年我是和父親打斗著生活，父親對我是沒有好面孔的”［1］157，只有祖父才是真正關愛她的。在《呼蘭河傳》中，“老人、小孩、花園”三位一體地構成了蕭紅暖色的精神世界，祖父與后花園是她童年生活的唯一亮色寄托?！耙坏搅撕髨@里，立刻就是另一個世界了，決不是那房子里的狹窄的世界，而是寬廣的”［1］49，而祖母、父親和繼母在蕭紅的記憶中都是嚴酷而專制的，“在我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我的祖母用針刺過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歡她”［1］48。因此，許多蕭紅研究者據此都將她看作是封建家庭的“徹底反叛者”。

然而，關于家庭種種在蕭紅的兄弟姊妹的講述中卻呈現另一番景象。蕭紅同父異母的妹妹張秀琢說：“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強，誰要是說了她或者罵了她，她會幾天不理睬你，整天噘嘴躲著你，除非你帶著歉意甚至賠禮般地哄她，方肯破涕為笑，和好如初?！保?］她還回憶，蕭紅的父親常常對人講：“在張家，男女同等對待，女孩子有本事更要抬舉，張家不講男尊女卑”［3］。由張秀琢的回憶可知，蕭紅從小就有讀書的機會，也得到過家庭的喜愛，學界普遍認為的蕭紅自幼就沒有享受到父母之愛、家庭的溫暖，并不符合實際的。據蕭紅的堂妹張秀珉、堂弟張秀琳等人說：“蕭紅從小就得到家庭的喜愛與嬌慣，長大后在他們兄弟姊妹行中，也被長輩們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給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損傷，家人才仇恨她，憎惡她?！保?］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分析蕭紅與親人們關系惡化的原因時認為，可能傳統社會中“母憑子貴”的觀念根深蒂固，使蕭紅誤以為祖母和父親母親都偏心弟弟，“蕭紅對母親似有微詞。她說母親“并不十分愛我”［5］12，而蕭紅“不愿原諒她的父母，這里面應該說有一個為當時所局限的社會原因。蕭紅是位左翼作家，在哈爾濱時期就接受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她把祖母、父母都劃到了剝削階級的一方，這就影響了她對家庭親情的認識和理解”［5］12-13?？梢哉f，作為蕭紅的親戚，曹革成認為，蕭紅筆下變形的家人形象與扭曲的家庭關系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與革命烙印的。因此，在理解與同情蕭紅遭遇的基礎上，曹革成又為蕭紅的家庭與家族名譽做了相應的澄清與維護。

由此可見，蕭紅的親人在回憶或評價蕭紅與家庭、家族的沖突時，更多傾向于蕭紅的性格原因使然，她極強的自尊心是導致家庭中的長輩們包括祖母、父親、大伯等人對她產生巨大偏見的主要原因。而蕭紅抗婚、與他人出走的行為更使其父親的名譽和家族的名聲受損，最終加劇了整個家族與她的矛盾，直至徹底決裂?！芭涯娴呐畠骸笔怯H人對蕭紅的言說和評價，這既是他們眼中的“真實”，同時也不免有為其家庭與家族聲譽進行解釋的考慮。

（二）伴侶、陪伴者視角中的“柔弱女性”

蕭紅對“愛情”“婚姻”等女性議題的思考不僅貫穿在她的文學創作中，也是她自身經歷的重要內容，因而，伴侶和陪伴者視角下對蕭紅的言說與理解更是全面認識蕭紅不可或缺的一個維度。親人眼中的蕭紅是強勢、任性、不為家族著想的“叛逆女兒”，但伴侶和陪伴者眼中的蕭紅卻是弱勢的“柔弱女性”，強弱不同的蕭紅形象不禁讓人疑惑，造成不同言說者中蕭紅形象巨大差異的原因何在？伴侶或陪伴者如此言說蕭紅又蘊含著當事人怎樣的隱秘心理？當他們在言說蕭紅的時候，是否會產生為自己之前有爭議的行為與動機進行澄清或者辯解的嫌疑？

首先，是與蕭紅并稱“二蕭”的蕭軍，他對蕭紅文學才能與個人生活的評價堪稱兩極。蕭軍晚年曾如此評價蕭紅：“她要做一個超歷史的，從而否認歷史的，光榮而獨立的人！”［6］蕭軍肯定了蕭紅在文學上的成就，認為“在文學事業上，她是個勝利者”，但是對蕭紅文學之外的個人生活卻給予完全否定，“在個人生活意志上，她是個軟弱者、失敗者、悲劇者”。［7］蕭軍連用三個否定式的詞語來形容與自己生活多年的伴侶，可見蕭軍對蕭紅才能與個性的矛盾態度。除此之外，蕭軍還認為蕭紅缺少“妻性”，這個問題有很多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二蕭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蕭軍將生活中的蕭紅言說為一個徹底的軟弱者與失敗者，這番言論給他了帶來更多的爭議與質疑。盡管如此，蕭軍依然堅持如此定義蕭紅。他對蕭紅個人生活上的全面否定，一方面，是為讀者們揭示了蕭軍所認為的二蕭分手的原因，即他們性格上的差異使然；另一方面，也不免使人懷疑蕭軍是否為了開脫自己在兩人分手中的責任。蕭軍承認，在與蕭紅共同生活期間自己在感情上有過“不忠誠”的行為，這也是二蕭關系中他為人所詬病的地方。作為曾經共過患難、最親密的伴侶，蕭軍對蕭紅生活和性格的否定，在某種程度上，使蕭軍的錯誤在兩人關系決裂的問題上，有了被外界和輿論理解的某種可能。

那么，蕭紅是不是蕭軍口中的“軟弱者”“失敗者”與“悲劇者”？又到底有沒有蕭軍口中所謂的“妻性”？這就需要二蕭共同的朋友來佐證。一些朋友在回憶蕭紅的時候，都認為她是溫情和善的。例如，許廣平回憶：“蕭紅特別會做餃子，攤薄餅，對于衣飾也很講究”，“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相當合適的家庭，使蕭紅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會弄得很體貼的”。[8]同時，在蕭紅與蕭軍的書信中也顯現前者的體貼溫柔。二蕭情感轉淡，蕭紅獨自出走日本時，還常常寫信給蕭軍，信中可見她對蕭軍的牽掛與溫存：“你一定要去買一個軟一點的枕頭，否則使我不放心”［9］33；“大概你又忘了，夜里又吃東西了吧？夜里在外國酒店喝酒，同時也要吃點下酒的東西的，是不是？不要吃，夜里吃東西在你很不合適”［9］33；“你怎么總也不寫信呢？我寫五次你才寫一次”［9］33。即便當時兩人情感已有裂痕，蕭紅也依然牽掛蕭軍的日常生活與身體健康。因此，蕭軍對蕭紅所言沒有“妻性”的定論，也許更多的是兩個不同類型人格的個體之間永遠無法去除的壁壘——差異巨大的性格、想法、人生追求與生活習慣，導致彼此在渡過患難、進入日常的平靜與瑣碎之后，無法互相遷就、繼續共同生活。

其次，是與蕭紅在武漢舉行了婚禮的端木蕻良。如果說蕭軍對蕭紅“柔弱愛人”的定義或許有為自己錯誤進行開脫的嫌疑，那么端木蕻良在蕭紅去世后并沒有在性格上對她有任何的貶低，或者指責她的缺點，相反處處顯示其對蕭紅深沉的愛。例如，據端木第二任妻子鐘耀群所說，1986 年端木去蕭紅故居，“他像孩子一樣躺在蕭紅出生的炕上”，1987 年冬，端木去廣州銀河公墓祭掃蕭紅墓地時，“他在黃力的扶持下，跌跌撞撞走到蕭紅墓地，不顧一切地撲向墓碑前，用手指揩拭蕭紅相片上的塵土，就像他當年為蕭紅揩拭臉上的淚水一樣……”［10］前言3。特別是端木在病重時留下遺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蕭紅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瓘奶窖髴馉幹械南愀鄢鲎?5 年后，端木蕻良終于又陪伴在蕭紅的身邊了……”［11］端木的種種言行，一方面展示了他對蕭紅的深沉思念，而另一方面是否也傳達出他想在眾人面前塑造一個重情重義的自我形象。如果這種推測成立的話，端木又為何要展示一個這樣的自己？這就要回到端木和蕭紅的過往，兩人在居留香港時期，蕭紅輾轉病榻又加之戰火不斷，端木在這緊要關頭卻無端消失了一個多星期。在如此非常時期，端木這樣失聯離開，在外界看來，頗有拋棄病妻而獨自逃難的嫌疑。端木對此并未作解釋，而在其離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鐘耀群對來訪者哭訴原委：當年端木偶然發現了駱、蕭的私情才一怒之下離開，然而到底不忍丟下就又回來了［12］。這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不可否認的是，端木在蕭紅最需要他的時候，拋棄病妻獨自離開的行為，也是時人或后人質疑端木是否真愛蕭紅的問題所在。端木雖不像蕭軍那樣通過刻意否定蕭紅來為自己曾經傷害蕭紅的行為開脫，但端木在蕭紅死后如此鄭重地展現他對蕭紅的無限愛意，也似乎是對爭議做出澄清，以及力證自己的清白和對蕭紅的情感。

最后，是蕭紅生命最后旅程的陪伴者和見證者——駱賓基。駱賓基的角色有些特殊，可以作為蕭紅的“朋友”，這一點毋庸置疑，又似乎可以作為蕭紅的“戀人”，這一點則有許多爭議。但不論如何，駱賓基自1941 年12 月7 日起受端木蕻良所托開始照顧蕭紅，直到蕭紅1942 年1 月22 日去世，在這期間他基本全程陪伴蕭紅左右。駱賓基在這一段經歷中的所見、所聞和所記是其所著《蕭紅小傳》（以下簡稱《小傳》）的直接材料。因此，《小傳》無疑是研究蕭紅生平和作品都無法繞過的一本傳記。據駱賓其所言：“《小傳》的素材，大部分是根據蕭紅本人與作者在炮火威脅之下，在生死未卜之際所作的為了擺脫那種‘炮火威脅’之憂的‘自述’?！@樣親如知己而情如姐弟的互訴……”，并且兩人還“誓愿”等蕭紅病好之后共同完成一部長篇小說。［13］7從這里來看，蕭紅與駱賓基當時確實是親近并相互信任的?！缎鳌房梢岳斫鉃槭鞘捈t口述、駱賓基記錄，幾乎等同于蕭紅自傳的性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這本《蕭紅小傳》1946 年寫作完成時，蕭紅已不在人世四年了，她沒有辦法對其中的內容進行確認和校訂，書名仍是“小傳”，而非“自傳”。因此，仍然此書列為他者言說更為妥當。在《小傳》中，蕭紅是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勇敢地與封建家庭決裂的新女性，由此蕭紅受到了家族與社會的排斥［14］28，但是她仍然沒有屈從。在二蕭結合和分手的問題上，《小傳》認為兩人之間是有“空隙”的，即地位的不平等，“兩人所共有的社會生活，然而基于社會傳統習慣卻形成蕭軍的獨占?；蛘哒f，蕭紅的從屬性更顯著了”［14］95，正因為如此，蕭軍及其朋友對蕭紅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并不以為然，這也是讓蕭紅不能接受的地方，并因此“悄然地出走了”［14］100-101；另外，蕭軍在感情上的不忠誠也是二蕭分手的重要原因。在駱賓基的記述中，蕭紅與端木蕻良的結合也沒有得到幸福，蕭紅仍然是付出和受傷害的那一方。在重慶時，端木在靳以面前嘲笑蕭紅寫的文章［14］135；幫端木平息事端，在她自己忙于家務與寫作的同時，還幫端木抄寫稿件［14］137-141。種種累積，蕭紅“早就想和T 分開了”，而沒有早點分開的原因是“筋骨若是痛得厲害了，皮膚流點血也就麻木不覺了”［14］151-］153。在《小傳·修訂版自序》中，駱賓基還提到了在養和醫院中，蕭紅拒絕端木進病房，“立即叫T 君出去，要單獨和我談話，說明要作者護送其到上海的打算未變”，要求駱賓基一定留在香港陪伴她。｛13｝6此處所記顯示端木此時似乎已失去了蕭紅的信任，取而代之的是駱賓基?？梢钥吹?，在與蕭軍、端木的兩段侶伴關系中，蕭紅是依賴的那一方，在與駱賓基的陪伴關系中，蕭紅同樣對其是依賴的。蕭紅始終逃不開這樣的關系模式，用她自己的話來解釋，即她也想換一種生活方式，但是她“周圍沒有一個真摯的朋友，……因為我是女人……”，“因為社會關系都是在男人身上……今天在哪里都有封建這個壞力量存在的”［14］133。在《小傳》的敘述中，蕭紅一直都是與社會抗爭和兩性關系中落敗的被動的弱者，而這主要是由于外因，即男權社會所導致的。駱賓基最初是以同為東北流亡作家、受助者、蕭紅弟弟張秀珂的朋友的身份出現在蕭紅最后的生命中的［15］390，在陪伴期間，駱賓基是蕭紅信賴的傾訴者，反之，駱賓基也以自己盡職盡責的陪伴回報蕭紅的這份信賴。能夠在戰爭時期做到這樣患難與共的陪伴，駱賓基應是出于對蕭紅的理解、同情和責任。因此，在蕭紅講述其人生過往和情感經歷的事情上，駱賓基也自然是傾向于她的。蕭紅對駱賓基的影響是很大的，正如駱賓基所言：“《蕭紅小傳》在當時（一九四六年秋）純屬是一種為了擺脫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殞落而在精神上所給予的一種不勝悲愴的沉重負擔，就是說作者在這里寄托了‘哀思’”［13］4。在這樣的情況下，駱賓基對于蕭紅的言說同樣也具有其自限性。

由此可見，親人眼中強勢的“叛逆女兒”，伴侶和陪伴者眼中的“柔弱女性”，蕭紅形象的巨大反差都因為言說者立場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無論是親人，還是伴侶、陪伴者，他們對蕭紅的言說都呈現無法超越為家族或為自己辯解的嫌疑，那么，蕭紅的“朋友”與記述蕭紅的“后來者”，他們又是否可以超越自身立場，而對蕭紅有一個完整而客觀的認知？

二、“朋友”與“后來者”言說蕭紅的時代局限

蕭紅曾直言她自己并沒有太多朋友，她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和蕭軍共有的。這些朋友對蕭紅生平的回憶及對她創作展現出的評價，似乎都顯示出比蕭紅的親人、伴侶和陪伴者更為客觀的一面。然而，即便如此，朋友對蕭紅的言說也始終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

（一）朋友視角中的“孤獨離群者”

蕭紅生活在政治和社會環境都急劇變化的時代，而其本人在個人生活與創作道路的選擇上都不同于她身邊的作家朋友。在這些朋友看來，蕭紅是特立獨行的，是遠離主流文壇的孤獨者與離群者。那么，蕭紅為何要做出如此“非主流”的選擇？她與她的朋友又相隔多遠的距離？

魯迅夫婦是蕭紅最為親密的師長兼朋友，對其影響巨大。蕭紅的文字和才華得以被看見，離不開魯迅的肯定與幫助。魯迅將蕭紅的《生死場》歸入“奴隸叢書”，并在為其寫的《序》中直言，這本書表現了“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是對當時革命的一種在文學上的支持，并認為這是一部抗日題材的作品。［16］而胡風更是順著這一思路，在肯定蕭紅藝術才華的同時，提出他對蕭紅創作的直接批評：“糊糊涂涂的生殖，亂七八糟的死亡”，胡風認為蕭紅在創作上存在巨大的缺陷，即“對于題材的組織力不夠”［17］。以胡風為代表的其他左翼作家們也都持相似的看法，茅盾也認為蕭紅“不滿于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另一方面，卻不能投身到農工勞苦大眾的群中”［18］402。因而，茅盾感慨“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18］403胡風等人的批評很顯然是基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在民族國家救亡的背景下，左翼作家群體確立“覺醒與反抗”的敘事話語體系，蕭紅的作品與其是有距離的，即沒有集中地以大篇幅來反映抗日與救亡的時代圖景。蕭紅作品中的女性意識與性別之殤被時代轟轟烈烈“覺醒與反抗”的主題所覆蓋，即便她的朋友盡量以一種較為客觀和公正的立場來評價她的作品與風格時，也不免會受到時代的現實局限。

在面對蕭紅的人生選擇這樣的問題時，她的朋友也無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二蕭感情生變直至分手時，蕭紅做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選擇——沒有和作家朋友們同去延安，而是回到安靜的書齋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此事也遭到文壇諸多作家的不解與遠離，“被自己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和廣闊的進行著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18］402。蕭紅意識到她被文壇主流精英們拋棄了，朋友也都誤解了她，更使她在那一時期的創作中展現不被理解的“孤獨”與“痛苦”。然而，透過蕭紅的自我言說便會發現另一個真相。蕭軍在《我與蕭紅的緣聚緣散》一文中轉述了蕭紅在跟他訣別時說的一番話：“你去打游擊嗎？那不會比一個真正的游擊隊員更價值大一些，萬一犧牲了，以你的年齡，你的生活經驗，文學上的才能，這損失并不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僅是為了‘愛人’的關系才這樣勸阻你，以至引起你的憎惡與卑視，這是想到了我們的文學事業。你簡直忘了‘各盡所能’這寶貴的言語，忘了自己的崗位，簡直是胡來?！保?9］可以看到，蕭紅認為革命的方式是多樣的，發揮自己的特長并最大限度地做出貢獻，同樣也是值得的。在蕭紅后來的創作中，也清晰可見她堅持著屬于自己的道路，直至在32 歲那年滿懷“不甘”和遺憾離世：“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遭盡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4］156-157。

由此可見，朋友對蕭紅的認知和理解沒有脫離特定時代的語境，從而帶有立場或情緒的偏見，也就不能更為客觀和深刻地理解蕭紅彼時彼地的想法，甚至對蕭紅誤解至深。而那些經過時間淘洗的“后來者”，他們對蕭紅的言說又能否真正做到公正而客觀呢？

（二）后來者視角中的“復雜多樣體”

言說蕭紅的后來者包括蕭紅的研究者及與其人生經歷相關的后來回憶者。這些人中，有的是關于蕭紅作品和生平經歷的專業研究者，有的是為蕭紅人生作全面總結的傳記作家，有的是蕭紅當時伴侶的親屬再次以轉述的方式來發聲，他們都是以自我的敘述視角來再次言說蕭紅的“后來者”。在這一部分言說者的視角中，蕭紅是一個復雜而又矛盾的多樣體。

蕭紅曾經的伴侶蕭軍和端木蕻良的親屬是間接言說蕭紅的后來者之一，他們通過轉述或者聆聽當事人的回憶，從而形成對蕭紅及其情感經歷的再次言說，構成了言說蕭紅的另一個維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的他者言說離不開為自己親屬的美化或者辯解的局限。例如，蕭軍的女兒蕭耘著有《蕭軍與蕭紅》，較為全面地介紹了蕭軍與蕭紅相識相戀及分手的整個過程。而有意思的是，在蕭耘的這本書中有很多蕭紅和蕭軍的合影。這些合影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二人形象的反差，即照片中的蕭軍健康、充滿活力，而蕭紅看上去則孱弱的，大多依偎在蕭軍身旁，從視覺上呈現蕭軍的“被依靠者”形象，而書中第一章的標題也對應了這個視覺意象——“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20］4-6從蕭耘選擇二蕭照片的角度不難看出她對蕭紅先入為主的認識——多病孱弱、需要蕭軍的扶持。面對兩人復雜的感情問題時，蕭耘沒有過多提及蕭軍對蕭紅的情感傷害，而是大篇幅地贊美二蕭之間的浪漫愛情，認為父親為蕭紅帶去了生活的激情和希望，“兩個人的結合，在物質上雖然是鹽巴拌飯，卻由于愛，生命感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生命的創造與作品的創造合一，這是神仙般的生活”［20］36。有關于二蕭感情關系的問題，蕭耘顯然有自己的看法與立場。普遍觀點都認為，二蕭之間，蕭軍是實際上的主宰者與拯救者，處于主動的領導者地位，而蕭耘卻認為這是正常的家庭關系模式，也是兩個人愛的體現：“到底蕭軍還是依從了她，不過他常常喜歡在沒有依從她之先，向她開一開折磨的玩笑，是含有一些主權者的趣味。在夫妻之間，在愛的聯結上，這是所常有的現象。這里該是純然的愛的表現?？墒欠从吃谑捈t的意識上，卻含有主權者的社會的特質在里面”［20］36?？梢?，蕭耘在多年后對蕭軍和蕭紅的交往片段是持贊賞態度的，她更多地肯定了蕭軍對蕭紅的拯救與幫助，美化了蕭軍的形象。

端木蕻良后來的妻子鐘耀群對蕭紅和端木的情感過往也進行了全面總結，更確切地說，鐘耀群是為端木“平反”。鐘耀群在端木逝世之后寫成《端木與蕭紅》，在此書的開篇就交代她作此書的直接目的：“在他去世以后，有些悼念他的文章中，提到他和蕭紅的關系，仍有以訛傳訛的說法在流傳，我太不能平靜了……我要為端木‘平反’！”［10］1-2鐘耀群在《端木與蕭紅》中回應了很多端木被外界所質疑的地方，比如關于二人相戀的情況。人們多認為是蕭紅與端木能在一起是源于后者的苦心追求，而鐘耀群則給出了一個不同的說法，她認為是蕭紅主動追求端木。蕭紅當時在西安，“和端木接近的更多了，常常主動找端木談創作，談她想寫的題材，以及對寫作的看法。也談她的身世，她的祖父，她的二伯……”［10］30。在鐘耀群的記錄中，端木一直把蕭紅當作姐姐一樣的尊敬與喜愛，“……他從來都是把蕭紅當姐姐一樣的對待。蕭紅對他好，關心他的生活，他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端木從小就在女性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成長的”［10］34。因此，在鐘耀群看來，端木性格內向而隱忍，兩人之間的感情走向應是蕭紅主動向端木示好，并非端木作為第三者插足了二蕭感情?？梢哉f，此種說法也是為端木澄清的。有關端木懦弱膽小的評價，鐘耀群也作了相應解釋。蕭紅與端木由于戰事緊張，準備象其他文化人那樣，從武漢往重慶撤，于是委托羅烽為他們購買船票。但是，由于羅烽購買的船票不夠，端木一人與羅烽先離開武漢到了重慶，留下懷孕中的蕭紅。此事成為許多人詬病端木懦弱怕事之處。鐘耀群這樣講述當時的場景：蕭紅執意要端木和羅烽先走，首先是由于她不放心端木單獨留在武漢，擔心他無法照顧好自己，從側面也可以看出在端木口中兩人關系的親密；其次，從此事也可以看出蕭紅性格的強勢與兩人關系中蕭紅的主導地位：“端木知道，不管大小事，只要蕭紅執意要按照她的主張辦，是怎么也拗不過她的。同時覺得羅烽說的也對，是得先去重慶把落腳的地方找好，蕭紅是有身孕的人，得事先安排她的住處才行。所以就同意和羅烽先走了”［10］54。

其他后續傳記作者或相關研究者就端木與蕭紅之間的情感關系，也都有屬于自己的不同看法。袁權在《那時橋頭載明月——從端木蕻良致胡風信談他與蕭紅的相識相戀》中就根據端木蕻良寄給胡風的二十一封信中，看出他與蕭紅之間相識相戀的諸多細節。袁權認為，兩人從1937 年8 月在上海初見之后，并無過多交集，后來兩人決定共度余生時，相識也不過五六個月。因而，她大膽推測：“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至少在4 月中旬以前，除了在創作上比較談得攏，進而非常欣賞蕭紅的才情之外，端木完全無心插柳，起碼是準備不足；倒是那個與蕭軍徹底了斷后的蕭紅，潛意識中頗多可能有心栽花，兵荒馬亂且有孕在身，實實不宜獨自趕路”［21］。由此可見，袁權似乎是更加認可鐘耀群對蕭紅與端木情感關系的說法，認為是蕭紅更為主動地促成了這段情感。

蕭紅離世多年后，言說蕭紅的后來者，有如袁權一般為蕭紅情感經歷進行大膽猜測的，也有選擇為蕭紅辯解的，季紅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她收集了大量史料，在20 世紀90 年代著有《蕭紅傳》，較為全面系統地反映了蕭紅的傳奇一生。她在書中重新考證了蕭紅生平的各種細節，加之對蕭紅生前好友梅志、白朗等人的訪談，首次將訪談所得的真相發布出來，戳破了二蕭之間的浪漫愛情神話，為一直以來被人所誤解的蕭紅鳴不平，將二蕭愛情之中蕭紅所遭受情感背叛的巨大創痛呈現在世人面前，并感慨道：“蕭紅，我的姐妹！”［22］可以說，季紅真從女性的視角給予蕭紅深深的同情，盡量完整而客觀地還原了蕭紅的一生。

言說蕭紅的后來者中，還有從欣賞蕭紅的作品開始而將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美國學者葛浩文就是其中一位。20 世紀70 年代初，葛浩文開始準備將蕭紅傳記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在寫作的過程中，葛浩文深深地同情蕭紅的人生遭際，“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蕭紅的一生不斷回繞在我的腦海中。寫這位悲劇人物的后期時，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安，蕭紅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覺上也越來越真實”，在這種幾乎感同身受的寫作中，以至于使葛浩文“不知不覺中拋開了我所接受的以客觀、理智態度從事學術研究的訓練”。［23］169因此，葛浩文在其《蕭紅傳》中認為：“她的一生大部分可說是由中國政治現況所形成，所局限。而她的英年早逝也可說是由中國政治現況所招致?！捈t的一生并不能列入所謂的‘中國傳統女性模式’中。她的生活方式可說大半受一連串不幸事件和她生長的危險時代以及她周圍人所影響，很少受她天生反叛性或來自她內在的任何力量所驅使”［23］139?？梢钥吹?，葛浩文并沒有將蕭紅悲劇性的人生歸咎于其性格，而是歸因于社會現實或外界影響，身在其中的蕭紅只是被動的承受者。另外，葛浩文曾就蕭紅在文學上的成就指出，將蕭紅定位為一個抗日的左翼作家，這不但是個誤會，更小看了她的文學貢獻。［24］他如此評價蕭紅及其作品，也為后人們繼續研究蕭紅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超越時代局限的視角。

可以說，有關蕭紅的人生經歷與其獨特性格，言說者們眾說紛紜，有太多的內容可供挖掘，有新發現，也有盲區。有關蕭紅生命中的諸多她自己都沒有交代清楚的謎團，也在與蕭紅有關的親人、伴侶、陪伴者、朋友以及后來者共同言說的努力下，為后世人們了解蕭紅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證據。那么，蕭紅本人又是如何在這眾多的言說與闡釋中來言說自我與確認自我的，她又是否可以真正的去言說自我，并創建自我的主體性。

三、蕭紅的自我言說與主體建構

蕭紅的親人、伴侶和陪伴者、朋友以及后來者共同建構了一個被他人凝視的“他者蕭紅”，這種他者言說在豐富了蕭紅研究的同時，也使蕭紅形象愈發地模糊。那么，在眾多他者言說的背景下，蕭紅本人又是如何言說自我的？而蕭紅又是否有機會在自我建構的文字世界中擁有某種屬于女性的主體性？而這種女性的自我言說又是否可以在一眾的他者凝視中有效？因此，我們有必要走進蕭紅的散文、信件、小說以及詩歌等作品中，嘗試去探究文字世界中蕭紅建構的自我言說。

蕭紅在寫作中形成了獨屬于她自己特色的話語體系，擁有了女性“主體性”的某種可能。主體性本身是一個復雜又龐大的理論體系，鄧曉芒在其《〈純粹理性批判〉演講錄》中就談道：“康德《純粹批判理性》第二版序言在西方哲學史上首次明確地強調了人類認識的主觀能動性問題，這是他的一個巨大的貢獻?！保?5］24鄧曉芒認可康德提出的觀點，“我們要突出自我意識所起的作用”［25］124?！拔业囊磺兴季S、表象、知識，都是由于我的主體的能動性才能夠統攝起來、凝聚起來成為我的思維?！保?5］209因而，“主體性”即可概括為肯定人作為認識主體對形成知識、生命經驗的意義?？梢哉f，“主體性”意味著人可以獨立并自由地表達自我的經驗認知與形象建構。由此觀點再去觀照蕭紅的人生經歷便不難發現，蕭紅在其作品中的自我表達，就是她在文字中建立的自我“主體性”，蕭紅將她的經驗自我通過語言與文字表達出來，同時建構了一個具象的可觀可感的“實體自我”。

談及蕭紅的“主體性”，首先便是蕭紅對自我的命名，葉君在《蕭紅圖傳》中就由蕭紅自出生到改名再到自我命名這一過程，聯想到蕭紅名字的更改已然是她未來人生宿命般的暗示。蕭紅出生時按家族輩分取名“張秀環”，后因小姨姜玉環的名字中同有“環”字，在東北民俗文化中有犯忌一說，祖父便為蕭紅改名為“張乃瑩”，有時也作“張迺瑩”，多年后張乃瑩又自我命名為“蕭紅”?！皬挠杉易褰o予名字，到名字的家族特征被部分修改，再到名字被家族刻意忘記，在張家大排行中排行第二的張秀環的命運似乎全息濃縮在這個關于名字的帶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保?6］蕭紅從自我命名到她的文學敘事，都展現了她渴望建構自我主體性的努力。

蕭紅“主體性”的建構更離不開她的文學敘事，特別是擁有強烈自敘式語言表達的散文。蕭紅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中就充斥著眾多的經驗自我，這種“經驗自我”包括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實體形象，如那些可以按照地名與位置找到的哈爾濱真實存在的街道與房間；“經驗自我”還包括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感受，如蕭紅對饑餓和孤獨的體驗：“我好像落下井的鴨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絕。肚痛，寒冷和饑餓伴著我……什么家？簡直是夜的廣場，沒有陽光，沒有暖”［27］。蕭紅通過這種經驗性的自述表達著她內心的孤苦無依。而《商市街》中蕭紅采用“意識流”寫法，更是將她自我的真實心理狀況呈現給讀者，彷徨苦悶，無助流離，這是蕭紅內在心理的呈現，“心中感到幽長和無底，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并且沒有燈籠，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屋子的墻壁隔離著我，比天還遠……”［28］。蕭紅在她自己創造的語言表達體系中試圖去建立獨屬于她自己的女性主體性。

不僅在散文中，蕭紅在她的小說中也同樣表達著她想要建構自我的強烈意愿。蕭紅筆下的人物傳達著人物背后的真實情感，如《生死場》中的金枝就是蕭紅內在情感的外在表達者。金枝不僅是串聯起整部小說情節發展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是承載蕭紅復雜思想與情感的人物，她是蕭紅表達“經驗自我”以期構建“實體自我”的重要對象，甚至借由金枝的遭遇來說出蕭紅自己的人生迷惘。胡風等當時的評論者們普遍認為，造成金枝這類弱女子痛苦人生的主要原因是日寇的入侵，順著這條思路，《生死場》也理應成為一部表達“抗日”主題的作品。因此，當蕭紅借金枝之口說出復雜的“恨”之后，也才會遭到眾多質疑?！渡缊觥分薪鹬φf道：“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這算是蕭紅對抗日題材的一種回應，而后金枝的態度卻又一轉，金枝似乎又“轉到傷心的路上去”，她又補充道：“我恨中國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29］122金枝的這句話給很多評論者認為整部小說抗日色彩不濃厚提供了證據。然而，僅僅把《生死場》的主題理解為抗日與救亡，金枝人生經歷中的戀愛幻想、欲望沖動以及婚后不幸的一系列細致描繪就顯得冗長和多余。因而，再次深入文本去體味金枝的“恨”，便會發現金枝背后蕭紅的“恨”與“愛”，也才能真正走進蕭紅的情感世界。金枝所說的“恨”是復雜且矛盾的，因為《生死場》不僅只是一部描寫抗日題材的作品，它同時表達了在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群體更為復雜迷惘與矛盾的態度?！渡缊觥访枥L了東北農民尤其是年輕女性在生命中所遭受的各種苦難與壓迫，日本人的到來加重了她們的苦難，同時也激發了她們的反抗。這種反抗不僅有針對日寇侵略的反抗，也有對自己身為女性所遭受的一切苦難命運的反抗。因而，金枝的口中那個復雜的“恨”，就不僅只有對日本人的怨憤，這個“恨”的情緒更激發出女性群體對自我生命痛苦與性別困境的反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金枝是蕭紅的代言人，其遭遇展現了女性在大時代的動蕩洪流中依然悲苦的命運，而金枝的這種痛苦在《生死場》中更是延展到女性性別的整體之痛。蕭紅書寫成業與其叔父兩代人的婚姻與家庭圖景，雖是兩代人卻有著相同的軌跡，這就使女性的悲劇具有了某種延續性與宿命性。成業嬸嬸用自己的生命體驗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痛苦與失落：“等你娶回來，她會變樣……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29］54蕭紅從婚姻家庭的場域中窺探到女性人生的失落與無奈，她筆下的女性，不僅要承受如成業嬸嬸那般婚后情感的失落與對丈夫的懼怕，還要承受一系列身體的疼痛與疾病的折磨?！渡缊觥分小按驖O村最美麗的女人”月英患了癱病，而月英的丈夫卻十分殘忍，月英哭訴道：“他說我快死了！用不著被子了！用磚依住我，我全身一點肉都瘦空。那個沒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29］70蕭紅透過月英悲慘的處境傳達出對男性的失望與不滿，給予女性深刻的理解與共情。

在另一種最能直接抒發內在情感的文體——詩歌中，蕭紅更是直言自己在愛情背叛中所遭受的痛苦。她在詩歌《幻覺》里寫道：“我在你的詩冊里翻轉；/詩冊在草地上翻轉；/但你的心！/卻在那個女子的柳眉櫻唇間翻轉?！保?0］而另一首詩《苦杯》更是道盡了愛情中的痛楚與折磨：“往日的愛人，/為我遮蔽暴風雨，/而今他變成暴風雨了，/讓我怎樣來抵抗？……“我沒有家，/我連家鄉都沒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個他，/而今他又對我取著這般態度……”［31］。詩歌成為蕭紅努力構建自我主體性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閻連科曾經指出：“站在生命層境去誠敬地觀望文學，我們不能忽略蕭紅的寫作?！保?2］在他看來，蕭紅的作品直抵最真實的生命境層，透過她的文字，可以完成“追求思考和深刻”這樣的目的。蕭紅在散文、小說和詩歌等不同文體中，試圖用自己的語言再造一個屬于自我的獨特言說空間。她用自敘式的語言方式展現了她作為女性所遭受的情感創傷與精神痛苦，揭示了女性群體的生存現狀與性別困境，從而擁有了某種言說自我的可能性。然而，蕭紅的自我言說在一系列的他者凝視中又是否可以成立，而他人的言說又是否會消解女性作家的主體聲音。

蕭紅的作品充滿著強烈的自敘風格，這種自敘式的表達，是蕭紅言說自我的重要方式，而書寫自我更是增強“主體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在紛紛擾擾的他人言說中，蕭紅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各種言說所捆綁，以至于越來越模糊。而他人在言說蕭紅的時候受困于當時的時代局限或者自我原因，又或者受自身對蕭軍或者端木等人情感判斷的左右，而作出帶有明顯情緒化的偏見結論，從而不能完全客觀地去展現蕭紅的一生。而以蕭紅為代表的同時期的這些女性作家們，她們同樣也受困于這種言說與被言說的困境。

丁玲與蕭紅處于同一時代，又都極具文學天賦，因而丁玲常常被拿來與蕭紅進行比較。丁玲與蕭紅在性格、家庭等方面又差異巨大，這就導致了兩人的生命歷程雖有交集，但又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為一名敢于并善于言說自我的女性作家，丁玲在一系列的作品中都展示了一個豐富多樣的“經驗自我”，《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夢珂》和《阿毛姑娘》中的夢珂與阿毛，再到《我在霞村的時候》里面的貞貞等一系列女性形象，都成為丁玲“實體自我”的代言人。然而，即便如丁玲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性角色，卻依然無法逃脫他人凝視的目光。和丁玲一樣，同時代的其他女性作家，如林徽因、廬隱、白薇、石評梅、蘇雪林等都擁有獨屬于自己的作品和言說，盡管如此，她們被世人津津樂道地的內容卻依然是她們的“浪漫愛情”與流言蜚語。一方面，是學界或社會對女性擁有話語權與獨立意識的推崇，強調女性需要擺脫他者凝視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者的言說卻無處不在，從而再次消解了女性作家創造自我言說的可能。女性的自我言說與他者的凝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這是悖論，也是蕭紅及其同時期女性作家共同面臨的言說困境。如蕭紅一樣的女性作家無法控制后世文壇與讀者對她們的文本關照與形象建構，從而再次陷入被凝視的客體地位中。她們的生平經歷與個人創作在經過“他者”的不斷言說、塑造之后，又必然會影響她們最初在文本中創建的自我主體。透過蕭紅言說與言說蕭紅，一個矛盾而又值得深思的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即女性的自我價值到底由誰來定義？

四、結語

距離蕭紅離世已經過去80 余年，在蕭紅的親人、伴侶和陪伴者、朋友、后來者的眼中，從“叛逆女兒”到“柔弱女性”、從“孤獨離群者”到“復雜多樣體”，可以說，這四種不同視角下有著不同的蕭紅形象，構成了言說蕭紅的不同側面。而蕭紅筆下的自敘式表達，成為蕭紅言說自我的重要途徑。言說蕭紅與蕭紅言說，共同將蕭紅研究推上了更為豐富的層面，也會更加完善人們對于蕭紅人生經歷的認識以及對其作品的研究。然而，這種自我言說和他人凝視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蕭紅言說與被言說在豐富蕭紅個人形象的同時，又是否會限制或者固化蕭紅的形象，他者過分的凝視在某種程度上又會不會掩蓋或者消解作家的自我言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盛贊為“30 年代文學洛神”的蕭紅，她傳奇而又豐富的人生經歷以及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都使她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笆捈t”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實際上已超越了研究本身，而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以及一個以蕭紅為代表的女性文學研究空間，甚至抽象為一個符號。由蕭紅言說與被言說得以繼續思考，當女性無法言說自我的時候，他人對女性角色與性格的定義是否有失偏頗，女性自我形象的主體性又能否成立?！笆捈t言說”與“言說蕭紅”之間的種種縫隙與矛盾，是學界探究蕭紅及其同時代其他女性作家所面對的共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