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視域下的茶文化傳播及其社會建構意涵

周瑞春，張守山，李 鑫

（1.中國人民大學 茶道哲學研究所，北京 100872；2.北京師范大學 互聯網發展研究院，北京 100875；3.江南影視藝術職業學院 演藝中心，江蘇 無錫 214153）

茶者，人在草木間。作為天地孕育的草木自然之物，茶因其藥食同源功效進入了人類先民的視野，并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呈現“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文化”“精神生活文化”[1]等多層次文化面相，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隨著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監督機器、軍事力量等現代性維度的不斷擴張，茶成為西方各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拓展海外貿易市場、爭奪海外殖民版圖的重要商品，茶自東向西傳播的全球化進程加速，逐漸成為世界三大飲品之一，形成天下共飲一杯茶的全球茶文化共同體[2]。由此可見，茶文化的全球化傳播與多層次面相建構，得益于人類社會的現代性發展，而茶文化本身也隨著現代社會變遷呈現一定的現代性特征。比如，當下融入各類時尚元素的茶空間、茶器具、茶飲品的出現，正是茶文化現代性發展的新興樣態之一。

與此同時，現代性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現實后果。一方面，個體與社會的分離成為常態，傳統社會的社會信任、社會關系網絡被瓦解，不確定性社會風險增加；另一方面，人的異化成為重要的現代性后果，個體自我認同陷入困境。德國哲學家阿倫特指出，現代性危機真正影響深遠的方面并不是人本身的直接異化，而是世界的異化，即“一個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3]，并由此造成了大眾的群體性孤獨和個體自我的消退，而這個“共同的公共世界”便是作為傳統社會血緣聯系、地緣相伴和精神依靠的“共同體”。與此同時，在“時空分離”“脫域機制”“制度化反身性”等現代性主要動力機制的推動下[4]，血緣（親屬關系）、地緣（鄰里關系）、精神（友誼）等傳統社會共同體日漸式微，人類社會發展所依賴的個體信任、組織合作、國家（民族）對話等方面都陷入現代性困境之中。綜上可見，如何增進個體信任交往、組織交流合作、國家（種族）協商對話，成為現代社會建構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應對的迫切問題。對此，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一種借助于公共交往理性的“文化現代性”方案，包括“道德-實踐”“認知”和“審美”3個核心維度，并認為只有這種“服務于解釋日常生活”的文化現代性才能為解決現代性困境提供“潛在的解放模式”[5]。那么，現代性視域下的茶文化是否能夠發揮哈貝馬斯所言的“文化現代性”功能？換言之，茶文化的全球化傳播，是否能夠促進現代社會公共生活、增進現代社會信任共識、重構現代社會交往的共同體？對于這些問題的梳理與回應，就成為本研究試圖聚焦探討的核心問題域。

事實上，從茶文化全球化傳播的歷史進程來看，東方茶文化在向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經歷了多樣性的自我更新與發展，成為個體反思、社會交往、國家交流的重要文化載體，顯示出消費商品、公共生活、價值認同等現代社會生產與生活的樣態，折射出多元的社會情感、社會意識與社會關系，呈現一種百姓日用之道的“文化現代性”。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面對新時代、新任務，現代性進程中的茶文化有著怎樣的新內涵、新樣態，在應對現代性困境上有著怎樣的文化現代性邏輯，在現代社會建構中又有著怎樣的文化價值？圍繞這些問題深入探討，對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現代性發展推動茶文化全球傳播與體系化建構

“現代性”是一個歷史概念，其究竟源于何時并無定論，以至于英國社會學家鮑曼認為，現代性問題“一旦真的認真推敲的話，對象本身便開始消失”[6]。盡管無法作出時間上的精確定位，但現代性是現代社會全面發展的產物卻是基本共識，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來一系列社會變革的質性概括，包含著“理性主義思想、主體性原則和線性社會進步史觀”[7]3個基本內容?？梢钥闯?，“理性”成為現代性的核心詞，人類作為理性行動主體開展社會實踐、推動社會進步成為現代社會建構的基本邏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探討現代經濟社會建構時指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兩種主要的經濟行動取向，前者以實現工業大機器生產、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物質財富增長、科技進步應用等為目標，后者以生活方式重塑、行為規則再造、價值理念更新為追求[8]。由于資本主義和科技進步主導了現代性進程，側重物質經濟利益的工具理性成為現代社會“單向度”化的主流，而側重精神價值追求的價值理性相對滯后。一方面，科技主義評判標準、商品物質化趨勢日益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向，技術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流行，人本身的物化、異化風險加大；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社會分工分化加劇，傳統社會血緣、地緣、宗教精神的共同體逐漸消散，“原子式”個體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愈發孤獨，社會價值共識、文化認同、精神共鳴的難度加大，如何重構共同體成為現代性困境之一。正是在上述現代性進程中，茶文化不斷豐富自身文化體系內涵，在現代消費主義、科學主義的助力之下，實現了茶經濟、茶醫學、茶種植等多重文化樣態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發展，推進了茶文化體系化建構。

首先，茶物質商品文化樣態的全球化傳播，得益于現代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如，14世紀前后，意大利商業發達，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這些經濟富足的新階級不滿宗教教會對社會建構的控制，提出以“人”而非“神”為中心的現代理性主體，并首先從文化層面推進現代社會變革，掀起文藝復興運動。與此同時，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人們對以商品經濟為代表的財富渴求不斷增加，新興資產階級得到了更為神圣化的經濟行動使命感召，為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提供了精神動力。15世紀后，歐洲各國相繼加入到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也正是在此階段，茶葉正式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成為茶文化現代性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由于茶葉消費的增加，茶葉經濟在早期大航海時代各國國際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攀升，這就觸發了各國紛紛設立茶稅制度，進一步規范茶葉貿易市場、增加茶葉交易財政收入，茶文化的社會組織制度也日漸成熟。

其次，茶醫學健康文化樣態的更新，得益于現代植物學、醫學、藥學等學科的進步。盡管茶有利于健康的記錄很早就出現在前往東方游歷的探險家、商人、傳教士的游記之中，但茶作為一種健康飲品的普遍認知，依然是在現代醫學、生物學、植物學等茶科學發展過程中才得以逐漸鞏固完成。比如，17世紀，荷蘭醫生Bondtius曾在巴達維亞的多年生活中對茶的藥用功效進行實地調研，他指出“茶有利尿排液的作用，能提神除困，還能消除從胃部上升到大腦的氣體，從而減輕哮喘”[9]。著名的荷蘭醫生Tulpius 撰寫了《醫學法典》一書，專門介紹了“草藥茶”，指出茶“有長而尖的葉子，有鋸齒狀的邊緣和微小的纖維根”“沒有什么比這種藥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為它能延年益壽，對抗任何可能妨礙身體健康的疾病，茶也不僅僅使身體更強壯，而且還能減輕結石的疼痛……茶還可以緩解頭痛、感冒、眼睛或胸部發炎、呼吸急促、胃痛、腸胃不適、乏力和困倦，這些（癥狀）都可以通過茶得到強烈抑制”[10]。由于《醫學法典》不斷再版并在歐洲各國廣泛傳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茶醫學健康文化逐漸進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飲茶也成為一種健康的生活習慣。

再次，隨著中國綠茶和武夷茶在歐洲的流行，茶樹種植栽培、茶葉加工生產方面的現代植物學進展也使得茶文化在西方各國的在地化傳播更加具象化。比如18世紀初，荷蘭傳教士Valentyn 在親身接觸到茶之后，宣稱“中國綠茶和武夷茶來自‘不同的茶樹種類’”[11]。這一錯誤認知，直接影響了其后的英國植物學家、藥劑師Hill，他研究茶葉標本后認為武夷茶有更小的深色葉子和六瓣花[12]。甚至連瑞典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也受到影響，在其《植物種志》中明確區分了武夷茶和綠茶，認為前者有6個花瓣，而后者有9個花瓣[13]。為弄清楚茶的植物學知識，各國也紛紛派出植物學家、醫生前往東方實地考察。比如，德國醫生和博物學家K?mpfer 在日本居住了兩年多，對茶樹進行專門的植物學解剖研究，申明日本茶樹與中國茶樹屬于同一類植物[14]；英國植物學家、外科醫生Cunningham 到舟山群島考察，明確報告“英國人常喝的三種茶葉都來自同一種植物”“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摘的幼芽并在樹蔭下陰干制作的，綠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蘿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15]。經過一系列醫學、生物學、植物學、解剖學等現代學科知識的驗證和宣教，茶的現代知識圖譜才逐漸清晰，西方世界對茶的認知才真正完成了“祛魅”過程。

綜上可見，在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等現代理性發展的推動下，茶文化開啟了從東方向西方傳播的“全球在地化”之路。在此過程中，現代性張揚商品經濟、崇尚科學理性、重視以人為本的社會建構邏輯也促進了茶文化本身的文化現代性自我更新，表現為包括茶醫學、茶化學、茶植物學、茶經濟學等一系列茶文化的現代社會新樣態不斷涌現，并在世界各國完成了本土化生產與發展。茶文化作為一種與時俱進的東方傳統文化，在全球化傳播過程中增加了文化現代性的新內涵、新樣態，這都推動了體系化的多元茶文化面相的在地化發展，使得茶文化體系的全球化建構得以完成。

二、茶文化為紓解現代社會建構困境提供文化方案

現代性發展主要存在著“時空分離”“社會制度的脫域機制”以及“制度化反身性”3個動力機制[16]。這3個動力機制，恰恰也造成了在3個方向上最具代表性的現代社會建構困境。第一是“時空分離”下的公共交往困境。在現代媒介技術賦權之下，人與人的社會交往擺脫了傳統社會“身體在場”的限制，成為網絡媒介技術下一種基于電子信息代碼組合呈現的“符號在場”。這種符號在場當然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交往形式。然而，如此一來，人們基于身體在場建構的強關系紐帶斷裂，符號互動下的社會信任成為難題。第二是“脫域機制”下的個體價值認同困境。以貨幣系統“象征標識”和技術精英“專家體系”最為典型，這就使得拜金主義、技術至上成為人們物化和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是“制度化反身性”下的社會共識困境。由于個體獲取信息的能力增強，個體自我反思、社會批判的趨勢更為明顯，這就使得傳統社會“卡里斯馬”式的權威話語體系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成為一種主體間性的對話關系，甚至在數字媒介時代，成為“人人都有麥克風”的雜音時代。盡管網絡時代的技術話語平權，使得現代民主更為可能，但客觀上也造成了處于“信息繭房”下的群體容易成為一種網絡極化群體，與此同時也使得“沉默螺旋”——少數聲音更加難以暢通表達，社會共識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更為困難。

客觀而言，以工業文明為表征的現代性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資本紅利，加速了人類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強勢主導，無節制的資本主義、技術主義、物質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現代性困境的加劇，現代社會認同危機日益凸顯，對現代性本身的反思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迫切問題。從茶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自我更新來看，除在茶的商品屬性、醫學健康功效、植物物種知識等現代工具理性層面的更新發展之外，茶文化還在價值理性層面增加了新的文化意涵，為回應和紓解現代性困境提供了文化方案。

（一）茶作為推動公共交往的有效載體

飲食是個體私人化的行為，然而在社會系統建構的過程中，一種飲食習俗的生產，其本身就是社會規則、公共秩序、話語權力的互動建構的結果。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所言，“飲食越接近更高級的、綜合社會價值的直接象征性表現，其自身就越具有審美價值”[17]，這種審美價值顯然是一種基于“價值理性”行動取向的社會評判標準，是維系社會系統穩定的文化權力、符號權力。實際上，在中華茶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茶就已經呈現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符號意涵，比如彰顯君臣關系和社會等級的貢茶、賜茶、龍鳳團茶，反映家庭倫理關系的“三杯茶”“合歡茶”“孝親茶”，以及各類茶俗、茶禮、茶儀、茶軌、茶稅、茶法等。茶文化在彰顯社會制度層次面相的同時，也在全民國飲的過程中成為人們日常社會公共交往的文化載體。

同樣，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盡管茶的社會權力意涵被弱化，但是茶文化進入人們日常生活各個方面，依然存在著維護社會秩序及推動公共交往的功能。比如，在中國“客來敬茶”已經成為日常交往的基本禮儀，而至今在許多地方中，在重要節日以及婚喪節點，都有茶禮、茶俗、茶法的身影。與此同時，基于對茶的共同體愛好，參與各類以茶為媒的社交活動成為現代人常見的公共交往模式之一。在傳統社會，茶館作為信息交換的重要場所，折射出公共輿論的基本樣態，而隨著現代茶吧、茶店、茶舍的興起，各類茶空間逐漸成為人們在現代加速社會放慢生活節奏、轉換工作與休閑狀態的重要場所。此外，不管是家庭茶會、朋友茶敘、商務茶宴、公共茶事活動，還是在國際交往中的茶敘外交，茶都成為聯結個體、社會和國家的重要載體，茶文化也由此成為哈貝馬斯所言的在“認知理性”“道德實踐理性”“審美表現理性”三重維度上文化現代性的典型代表。

（二）茶作為增進社會信任的互動媒介

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機械化大生產取代了手工作坊，社會生產得以不斷加速，而新興科技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廣泛深入應用，則進一步加劇了時空流轉。個體通過媒介化的存在游離于家庭、社區、工作場所等時空場域，發生著飲食起居、學習工作、休閑娛樂等日?；顒?，人們時時刻刻都處于一種角色轉換的“加速社會”之中，個體在時空綿延中的身份同一性成為難題，個體社會認同更陷入現代性困境。

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在考察社會行為后提出“互動儀式鏈”理論模型，認為以個體社會認同為基礎的社會系統建構，往往是在一個個儀式化的群體性行動中得以完成，他認為這一模型可以用于分析社會實踐活動，無論這些活動是在哪里、無論這些活動是新還是舊[18]?？铝炙怪赋?，“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有4種主要的組成要素或起始條件：第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身體共在；第二，對局外人設定界限；第三，有相互關注的焦點；第四，共享的情感體驗。在現代茶事活動中，這樣的互動儀式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行茶時，通過主客行禮、備茶（看干茶）、溫茶（主泡器）、投茶、搖香、聞香（傳香）、溫杯、洗茶、泡茶、分茶（施茶）、品茗、看葉底等一系列儀式化的流程，使得在場人員進入以茶為媒的身體共在、內群體凝聚、符號聚焦和情感共享互動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茶事儀式互動之中，茶成為飲茶者、愛茶者、茶文化學者、茶行業從業人員等“多元主體”開展儀式互動的文化載體，增強了各類主體作為茶文化共同體成員的自我身份認同感，增進了成員之間的情感團結，建立了作為“茶人”的群體社會信任和社會共識。

（三）茶作為賡續傳統與記憶建構的文化符號

美國民族學家安德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族”（nation）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認同的想象共同體，“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m）則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而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并非他們的虛假或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象的方式”[19]。中華茶文化經過全球化傳播與在地化發展，在各國形成了“各有特色、美美與共”的茶文化體系，成為許多國家的文化名片。比如，日本茶道、韓國茶禮、英式下午茶等，已經成為茶文化歷史傳承與現代發展的成功樣板。日本美學家岡倉天心在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時，就專門用英語寫就了《茶之書》（The Book of Tea），使得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以及物哀、幽玄與侘寂等美學思想意涵，成為西方人理解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典型想象。茶由此成為賡續傳統與記憶建構的文化符號。

在茶文化體系的發源地——中國，從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來看，民間社會生活中的茶俗、茶儀、茶藝、茶燈、茶舞、茶詩詞等文化樣態，也成為傳承文化傳統、重構集體記憶的重要媒介。隨著“茶文化、茶科技、茶產業”齊頭并進新時代要求的提出，各省份茶區積極舉辦各類茶主題慶典和茶事活動，在傳承民俗文化、打造旅游勝地、推動產業經濟發展、增強社會團結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福建武夷山“喊山祭茶”活動、湖南衡陽南岳“迎夏祭茶大典”、湖南炎陵縣“中華茶祖節暨祭炎帝神農茶祖大典”、福建建甌市“茶神祭祀大典”、四川蒙頂山茶祖吳理真祭拜儀式等，這些茶事活動呈現傳統文化的現代新樣態，使得茶也成為傳承與建構集體記憶的有力文化符號。實際上，由于現代社會生活呈現碎片化的時空樣態，個體被分割為不同場景下的不同角色，履行著社會分工定位的職責，作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這樣的自我認知終極命題的回應，時常成為現代社會集體無意識的靈魂拷問，而通過各類文化儀式的身體在場、記憶建構、文化潤心，則有利于每一個個體在時空長河中為自己確立“錨點”，回應和紓解現代社會自我認同的困境。

三、結語

美國社會學家Granovetter將社會系統建構中的關系網絡分為強連帶（強關系）、弱連帶（弱關系）以及無連帶3種類型，認為盡管“弱關系”通常表現為互動次數少、感情較弱、親密程度低、互惠交換少而窄等特點[20]，但對于社會系統構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Granovetter看來，由個體行動形成的共同體便是一種“自我中心網絡”的弱關系結構，在這樣的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弱關系”便成為建構和維系共同體的“橋”，而這種“橋越多，且橋可以溝通的范圍越大，則共同體的凝聚力就越大，而行動一致的能力也越高”[21]?，F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使得傳統社會的家庭、宗族、村落、部族等“強關系”共同體不斷消散，而基于職業分工、專業分化、興趣愛好的職緣、業緣、趣緣等“弱關系”結構的新型共同體逐漸興起。這種“弱關系”共同體更加側重于對共同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選擇等價值理性層面的連接。正是在這樣的現代社會建構邏輯背景下，茶文化以其聯結個體、社會與國家的文化現代性發展樣態，成為人們在飲食日用中建立牢固持久“弱關系”共同體的最佳選擇。

具體而言，以大機器生產為代表的工業現代化導致了大量勞工人口從農耕土地向生產車間聚集，從村落向城市遷移，傳統社會共同體不斷消散。比如，現代社會理性主義泛濫的前提是個體主體性權力的突顯，這種突顯往往以一種“反身性”（reflexivity）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呈現，這種個體自反身性能力的增強使得以往由知識精英構建的“專家系統”進一步坍塌，基于共識的社會信任、共同體建構也愈發困難；人的物化、異化和原子化生活方式的形成，則使得個體從以往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脫嵌出來，人本身成為工具，個體之間的交往成為一種人人從自身可計算利益出發的交往，傳統社會精神共同體這一“真正屬人的、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22]的建構陷入困境。與此同時，傳統社會共同體的削弱乃至解體使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張力進一步突顯：一方面，個體無法通過共同體獲取穩定的、可信賴的“社會關系的總和”[23]501，個體保持自我同一性成為難題；另一方面，共同體的解體也使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失去了賴以維系的社會關系環境。對此，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23]571。由此可見，在現代性發展中尋找重建社會共同體的新沃土、新途徑成為人們應對現代性危機的重要訴求，也成為人類實現自身全面自由發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茶這一天地孕育的自然之物，在其文化體系全面發展深入的當下，成為推動公共交往的有效載體、增進社會信任的互動媒體、文化傳承與記憶建構的符號，在特定的茶事情境活動中，對現代性困境作出了回應與紓解。

此外，茶文化除被視為具有重建現代社會共同體的文化軟實力之外，助力個體自我認同與心靈慰藉也是其重要的現代社會建構價值之一。事實上，身處現代都市叢林，人們時常會被無休止的忙碌和繁復所裹挾，時刻在追求簡單，卻發現陷入無盡的時空漩渦之中，在各類“內卷”中陷入一種彼此孤立和疏離的“倦怠社會”。德國學者韓炳哲認為，這樣的倦怠社會使得個體迷失自我，并且“摧毀了一切共同體、集體和親密關系，甚至摧毀了語言本身”[24]。由于現代性工具理性的行動取向，在以人作為萬物尺度的主體性進程中，客體主義、功利主義一度成為現代性繁榮昌盛的主流取向，這種取向也使得“人”本身逐漸被視為一種“工具”。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規訓之下，人類“類存在”的商品化傾向日益加劇，人本身的物化和異化成為現代社會失范和異化的重要內容。以中華茶文化體系為例，中華茶道所內含的“天地人”“閑隱樂”“和靜怡真”等精神內核，使得品飲茶湯成為個體融入天地宇宙的絕佳路徑，茶也得以介入人的生活世界并與人一道構建生命的意義體系。正是在茶生活方式的養成中，中華茶道所主張的于俗世生活中返璞歸真、于庸常世界中尋找自我的現代茶文化意涵得以潤物無聲，浸潤每一個人的身心，成為現代人于喧囂中獲得平靜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