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明代給事中選任制度之演變

【摘要】明代設立六科給事中以監察百官。其選任，明初至成化間“三途并舉”，北方籍給事中在人數構成上居于優勢地位。但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自弘正后給事中的選任尤重進士。至嘉靖朝，給事中幾乎皆為進士出身。給事中選任制度的變化，導致科舉發達的南方籍給事中在人數構成中逐漸占據多數，其與北方籍給事中人數對比上的變化，啟嘉靖朝給事中派別門戶之爭。其后，給事中多依附于以籍貫為紐帶的地域利益集團，不僅沒有振奮綱紀，維持朝政，反而淪為各黨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工具，對明代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給事中；選任；出身；籍貫

【中圖分類號】K248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08-0010-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8.003

明初，明太祖設給六科給事中監察百官，“我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持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1]1696。其選任，明初至成化間“三途并舉”[2]1659，凡進士、舉貢、監生皆重選補，使北方籍給事中在數量上居于優勢地位，這是明初打擊南方地主政治勢力的表現。

但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自弘正后尤重進士。至嘉靖朝，給事中幾乎皆為進士出身，導致科舉發達的南方籍給事中數量占據多數。這種變化，一方面改變了明初給事中選任之格局，又啟南北方籍給事中門戶之爭，導致明中后期給事中依附權宦、參與黨爭，多依附于以籍貫為紐帶的地域利益集團，不僅沒有振奮綱紀，維持朝政，反而淪為各黨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工具，對明代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長期以來，學界對給事中參與黨爭、影響明代政局的研究較為深入，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給事中為何先啟門戶之爭？為何成為黨爭的工具？諸多問題還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而就給事中選任的歷史演變進行探究，或可從制度根源方面給我們些許新的啟發。

一、明代給事中選任中出身的影響變化

關于給事中的選任，《明史》中記載：“明初至天順、成化間，進士、舉貢、監生皆重選補。其遷擢者，推官、知縣而外，或由學官。其后監生及新科進士皆不得與……嘉靖、萬歷間，常令部曹不許改科道，后亦間行之。舉貢、推、知，例得與進士同考選，大抵僅四之一。嘉靖間，嘗段話令監生與選。已罷不行。萬歷中，百度廢馳?！盵1]1718科道官給事中和御史明初至天順、成化時期，進士、舉貢、監生都看中補選。等到了嘉靖萬歷年間，舉貢、推官和知縣，通常與進士一起進行考核選補，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四分之一能夠通過。在嘉靖年間，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允許監生參與選補，這一政策隨后便被廢棄。等到了萬歷年間，政務廢棄懈怠，更是難以繼續。從這段話可見明代給事中選任制度之歷史演變。

明初，給事中選任施行“三途并舉”，即進士、舉貢、監生等多種人才選拔方式并行。此外推官、知縣和學官也可充任給事中。因此，在明初給事中的構成中，并不獨重進士。據統計，洪武年間給事中共256人，其中進士出身55人，占比21.5%；舉貢出身者共72人，占比28%；監生23人，占比9%；無功名者11人，占比11%；功名不明者57人，占比22.4%。即使將功名不明者之57人作為進士來計算，進士出身的給事中也僅占總數的43.9%。而實際上，進士出身的給事中所占比例應遠低于此。

但隨著科舉考試的制度化，進士出身的官員數量也越來越多，加之進士整體素質要高于舉薦、吏員出身之人，因而在人才的選拔和官員的任用上也越來越傾向于科舉進士。自宣德年間開始，“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1]1695，官員的選任就已經側重于科舉進士。自從弘治、正德年間開始，科道的資格開始受到限制。雖然舉貢與進士并列為正途，但在地位上卻相對較低，同進士相比無異于天壤之別[1]1717。明代的官員選拔和任用越來越偏向于科舉進士，對給事中選任制度也產生了影響。

明初選拔給事中“祖宗舊制，凡御史、給事中缺，止于進士內年二十以上者選補”[3]174，“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4]206。而至嘉靖朝，給事中已皆為進士出身。給事中不僅需要規諫皇帝、監察官員，其職權還包括封駁章奏“詔旨必由六科，諸司使的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奏”[1]2153。正是由于給事中事權如此之重，因而給事中的選拔標準也變得更加嚴格，相較于其他選拔標準，科舉制度無疑更能提供素質較好的高水平人才，因此到明中葉，絕大多數給事中都是由進士中選拔而來。

據《明史》統計，嘉靖年間六科給事中共199人，目前可確認進士出身有193人，出身不明的6人，進士出身的給事中已經占據絕大多數，給事中幾乎皆為進士。雖不能涵蓋嘉靖朝所有的給事中，但《明史》所選取的給事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作為一個覆蓋面較廣的抽樣。

嘉靖帝即位后，想恢復明初給事中選任制度，拓展給事中的選任來源，擴大自己在給事中群體中的影響力，遂下詔“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有薦舉之例并列三途，自夫科舉之法重，而尤以偏用進士為重，而歲貢之法遂輕，薦舉之路已盡塞矣……舊典備細，開具奏請定奪，務要科舉歲貢薦舉三途并舉，但有真才實德者不拘近年，資格一體，不次擢用”[5]2846。次年又下詔，將舉人、歲貢和監生中的有才干的人將被一起考選為給事中御史，并在京城擔任職務[6]32。但這些詔令最終都沒能實施，“第本部行取惟據撫按旌薦，乃邇來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欲并用，何所憑據？即使別加咨訪，恐亦不能盡真”[6]3237。嘉靖朝時，給事中由科舉進士擔任已成傳統，嘉靖帝想依靠政令將“三途并舉”制度重拾，改變選官“獨重進士”的風氣，使之重回明代初期的官員選任多元化狀態，但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愿的想法，并無實現的可能。

二、明代給事中選任中籍貫的影響變化

明初官員的選任，并不拘于進士一途。一方面是王朝初建，科舉初行，難以選拔符合高素質官員；另一方面則是明太祖出于鞏固政權的目的，在政治上打壓江南地主勢力，使南方不能發揮在科舉文教方面的傳統優勢，縮減北方與南方之間政治力量的差距，維持朝政的平衡。但隨著王朝統治的穩定，科舉制度不斷發展，科舉人才的不斷涌現，國家對科舉人才也愈發倚重。尤其科道官“國家毗倚甚重”[7]475，因而給事中的選拔“尤重進士”，與明代選官的轉變過程是一致的。但這種變化，改變了明初以來給事中籍貫構成的格局。

據《明史· 地理志一》載， 明朝在全國設置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別為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陜西、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四川、江西、湖廣、廣西、云南、貴州?，F將洪武、嘉靖朝給事中籍貫構成情況統計如表1所示。

表1顯示了洪武朝256名給事中之中可考證籍貫的198名給事中和嘉靖朝199名給事中之中可考證籍貫的193名給事中的籍貫分布情況。將洪武朝與嘉靖朝給事中籍貫數量比例進行對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朝給事中籍貫分布的變化。以洪熙朝南北卷劃分的區域為標準，可以看到北卷區的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等地籍貫的給事中在洪武朝占比48.1%，在給事中群體里占據了大多數。而到嘉靖朝，北卷區籍貫的給事中僅占總數的29%。中卷區的四川、廣西、云南、貴州等地籍貫的給事中占比則是由1.2%發展到了14%。南卷區的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南直隸等地出身的給事中在洪武年間的占比為27.4%，及至嘉靖年間已達55%，南卷區在給事中群體中已經占據了大多數。且“士奇等復議，以為四川、廣西、云貴及廬陽等府舉子，恐不能概以南卷并校，乃以南卷十六、北卷十四，退五為中數以待之”[8]24。因此實際上，給事中南多北少的現象更加嚴重。

洪熙元年仁宗與楊士奇等官員討論南北方文教問題，楊士奇建議設置南北卷，在制度上為北方學子留有固定的名額。仁宗對此舉非常高興“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8]24。制定南北中卷，在制度上保證了南方進士的數量。這使得教育發達、進士名額較多的江南地區在給事中隊伍中占比逐漸提高。擴大了人才的選任范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南北方在王朝中的實力均衡。自宣德后，官員選任“尤重進士”，地位清貴的給事中更是如此。嘉靖朝時給事中分布呈南多北少狀態，其數量以浙江、江西、南直隸、福建四省，即江南地區較多，共有99人，占比45%。北方地區中山東和河南給事中數量較為突出，河南給事中17人，占比8.5%；山東給事中18人，占比9%。邊疆地區的給事中寥寥無幾，貴州、云南、遼東都司各有一名給事中，占比0.5%。江南地區給事中數量接近嘉靖朝給事中總數的一半，其中尤以南直隸地區占比最高，給事中數量冠絕全國。

通過將洪武朝給事中與嘉靖朝給事中的籍貫比例進行比較：在明代初期，南方籍貫的給事中在數量上并不占據優勢。結合前文提及的給事中出身情況，則可得出結論，由于洪武年間多種方式選任給事中，并不側重于科舉，不獨重進士，導致南方的科舉優勢并不能完全發揮出來，而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南方的優勢逐漸擴大，發展到嘉靖朝時出現了給事中多為南方人的情況。

嘉靖朝給事中群體的空間分布與嘉靖朝進士分布的不平衡性基本一致。錢茂偉教授對進士進行詳細統計，將明代的十五個省直地區劃分為強勢區域、中勢區域和弱勢區域，“從地理分布來說，強勢區域集中在江南地區，中勢區域在北方地區，弱勢區域集中在中國最南部四個省”[9]32。探究其原因，江南地區經濟繁榮，而上述八府又是江南地區中的膏腴之地，顧炎武在書中也感嘆，韓愈曾說過：天下的賦稅，江南地區占據了其中的十分之九?，F在來看，浙江的東西部地區的賦稅也占據了江南十分之九的比例，而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這五個府州又占據了其中的兩浙的十分之九[10]593。經濟繁榮，冠于全國。加之學風興盛，好學勤學，“吳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江以南，其俗盡然”[11]341。江南地區經濟發達，且耕讀傳家，讀書風氣盛行?！翱频谕∠忍煜?，臣碩儒亦多發跡于斯”[12]253。

明代接近四分之一的狀元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是數量眾多。給事中作為“極清華之選”，擔任者大多名以成績優秀，名次靠前者。從而導致嘉靖朝江南地區給事中數量較多。加之明代雖設南北卷，保障了北方學子的錄取名額，但南方名額仍占大多數，種種原因綜合起來，導致明代嘉靖時期給事中以江南地區為多。

三、明代給事中選任制度的

變化對明王朝的影響

給事中的選任從“三途并舉”到“尤重進士”的變化，對明代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素質的提高

明朝初期，明太祖曾于洪武六年宣布停止科舉，官員選任以薦舉制度為主，但是經過近十年的實踐，發現薦舉制度效果不佳，官員結黨營私、被推薦者多為庸才。因此，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恢復科舉，洪武十七年定科舉之試，自此，明代科舉制度不再變更，科舉進士地位不斷提高。

明代科舉層層篩選，優中選優，通過三級考試方能得中進士。而給事中只有進士中的精英才能擔任?！翱祭x：優者授給事中，次之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13]894。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下，極大程度上保證了給事中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維護鞏固了王朝的統治。

（二）門戶之爭與黨爭

明太祖設立六科給事中用以監察百官，維持朝政，“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7]526。但是發展到王朝中后期，給事中“風聞言事”的監察方式在客觀上為黨爭創造了條件。

各省教育狀況不同，進士數量不同，加之黨爭之風乍起，各種黨派應時而生。

江南地區進士尤多，江南地區出現的黨派數量同樣首屈一指，形成了以籍貫為紐帶的利益集團。有“浙黨”“宣黨”“昆黨”等黨派，“東林黨”亦以江南士人居多。湖廣、山東進士數量同樣較多，同時距離政治中心并不遙遠，因而出現了“楚黨”“齊黨”。

諸多黨派相互斗爭，排除異己。原本應該在這種情況下振奮綱紀，維持朝廷秩序的給事中不但沒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反而與之同流合污，成為黨爭的急先鋒。

“齊、楚、浙三黨鼎峙。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震應、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其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1]6161。世宗朝啟給事中分化攻訐之濫觴，在大禮議事件中，隨朝廷官員集團一同撕裂分化，給事中彼此之間相互攻訐?！笆级鵂幙?、爭帝、爭皇；既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渴及樂舞”①。最初因為禮法理念的爭斗最終演變成權力的爭奪。大禮議事件早已過去，但大禮議帶來的阿諛奉承，結黨攬權之風卻逐漸發揚光大，卻最終將明王朝推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四、結語

從三途并進到專任進士導致了給事中選任制度由多元化轉向了一元化，盡管專任進士制度符合了時代的潮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單一的人才選拔方式往往會導致制度的僵化。到王朝末期，給事中只顧追逐自身私利，而忽視了對朝廷穩定和帝國命運的關鍵責任。從而使得監察官員，振奮綱紀的給事中蛻變成為帝國覆滅的重要推手。

注釋：

①楊一清等纂，《明倫大典》明嘉靖七年內府刊本，卷二四，北京圖書館藏微縮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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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希賢（1996.8-），男，漢族，安徽人，齊齊哈爾大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