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風作案：宋代科場作弊用書“夾袋冊”探微

【摘要】宋代科舉制度日趨完備，相關考試規定亦逐漸嚴格，但科考關聯士子的政治前途，不少人難抵蟾宮折桂、金榜題名的誘惑，求捷徑而于場屋中行險作弊，其中私藏夾帶的作弊用書——夾袋冊漸行于市，且刊印頗具規模乃至出現廣泛市場。宋廷制定了系列措施作為應對，但仍無法完全杜絕。夾袋冊的出現，反映了宋人的科場生態、科舉考試的利弊得失，亦便于我們從側面了解宋代的科舉社會。

【關鍵詞】宋代；夾袋冊；科舉考試；作弊

【中圖分類號】K244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08-0013-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8.004

自隋際以來，科舉制度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王朝設立科目進行考試、用以選拔官員的制度。這一制度歷隋唐宋直至明清，與王朝相終末，跨度長且影響深遠?？茍鑫璞字l軔即伴隨科考而生，如唐代科場有“挾藏入試，謂之書策”[1]，玄宗于天寶十年（751年）親臨科場，竟有人在天子眼下“私懷文策”[2]。降及宋代，仍然無法杜絕夾帶現象，以至于出現與之相關的作弊用書。關于宋代科場作弊相關研究，已有不少文章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但多囿于舞弊與防弊兩個層面，而對宋代作弊懷挾之物“夾袋冊”，則論析較少，筆者不揣簡陋，試對此予以探析。

一、“夾袋冊”等作弊用書源起

揆諸科舉文獻，“夾袋冊”作為科場作弊用書的稱謂始見于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楊璘上《請禁止夾袋冊疏》中曾記載，書坊將州縣所試程文專門刊印為可用于懷挾夾帶的“夾袋冊，士子爭相購買，專門將其用作場屋之內的作弊工具”[3]?？忌鷤優榱藪稌朐?，不擇手段，公然以“上請為名”，趁亂混入考場，意在逃避官員監察，考生所挾之書即“夾袋冊”。

“夾袋冊”本源于“巾箱本”，“巾箱本”的含義與后來的“夾袋冊”略有不同。最早記載見于晉人葛洪的《西京雜記》，跋中道：“今鈔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禆《漢書》之闕。爾后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盵4]葛洪此書因隨身放在“巾箱”中幸免于火災，這本冊子應是史載最早的“巾箱本”。南宋戴埴《鼠璞》記載，時人刊印的小冊謂“巾箱本”，源于南齊衡陽王蕭均“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被問及緣由，蕭均回道“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5]。古人常將頭巾等物品置于小箱中，名曰巾箱，為便于攜帶，將書籍刻印成一種尺寸較小、為巾箱所容納的小冊，習慣稱這種能為巾箱容納的袖珍書籍為“巾箱本”。南宋時，“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敖硐浔尽彪m源自兩晉南北朝時期，但正式命名應是在南宋，奈何此物被別有用心的考生與商人所利用，為舉子場屋懷挾作弊打開了方便之門。

二、“夾袋冊”的流布及市場化傾向

場屋懷挾之狀況唐已有之，由于技術以及成本等條件限制，民間少有私印書策的現象，多是舉子雇摹寫手抄錄，唐人裴铏《傳奇》中《文蕭》一篇，就有關于抄錄科舉用書的記錄，書生文蕭素來貧寒，難以支撐日用開支，因而吳彩鸞建議，“君但具紙，吾寫孫恤《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鬻獲五緡。緡將盡，又為之”[6]。吳彩鸞抄寫的《唐韻》即為舉子應試中所使用的切合音韻的工具書，雖未明言其為作弊用書，但從采鸞售賣的情況看，應有部分被應試的舉子攜帶入場。降及宋代，科舉考試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強、競爭更為激烈，朝廷為體現公平，規定“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一些士子妄圖僥幸獲取功名，無疑成為“夾袋冊”發展的助推器，推動“夾袋冊”的市場化。

北宋初，舉子夾帶的現象相當普遍，乃至驚動皇帝親自下詔告誡。太平年間，太宗下曾下詔：“……或假手以干名，或挾書而就試，漸成澆薄，宜用澄清?！盵3]詔令中的“挾書”即是舉子場屋懷挾之證，此外，詔令還提及“假手”，即槍替行為。這兩種作弊方法在場屋之內最為常見，其中夾帶私冊的成本更為低廉，也使用最廣。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禮部貢院查出在諸科考試中夾帶作弊的舉子，“昨考試諸科舉人，就座搜獲懷挾書策節義者十七人，準例扶出，準條殿二舉”[3]，禁止作弊的十七名舉子參加此后兩次考試。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在札子中詳細描述了舉子懷挾實況：

“（夾袋冊）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二百千，雇請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盵7]

上述札子可知：一是舉子們公然帶“夾袋冊”入試，可謂明目張膽。二是舉子所挾“小紙細書”工筆費用達到“三二十千”，說明這種專為考試作弊的“夾袋冊”已風靡一時且很有市場，民間或存在專門為舉子抄寫懷挾之具并以此營生的專職寫手。三是舉子為了逃避責罰，以“眾籌”錢款請人專門夾帶方式應對，自己倒不必承擔被查處的風險，即使敗露也“不過扶出一人”而已，夾帶者由于“本非應舉之人”而責罰較輕。四是宋初采取手工抄寫“小紙細書”的方法，刊印的“夾袋冊”并沒有廣泛見于記載，說明民間書坊或并未大量參與“夾袋冊”的刊印與鬻賣。

北宋后期，科場夾帶之風日盛。政和二年（1112年）有臣僚言：“蠅頭細字，綴成小冊，引試既畢，遺編蠹簡，幾至堆積?！盵3]宋徽宗于政和六年（1116年）十一月的手詔中也指出：“而吏緣為奸，士失所守，至假名代筆，覬免戶役，挾書就試，僥幸茍得，請托求囑，觀望權要?！盵8]種種矛盾的累積以至于產生積重難返之害，其中“挾書就試”也成為危害社會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宋挾書之風較北宋更盛。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臣僚言：“比年省闈取士，弊倖百端，最是挾書、代筆，尤為場屋之患?！盵3]場屋玩習成弊，大壞士風，嚴重影響到考試的公平。

士子夾帶的需求催生著“夾袋冊”的市場化。民間書坊在利潤的驅使下逐漸發現刊印“夾袋冊”這一商機。政和二年（1112年），有臣僚進言：“兼鬻書者以《三經新義》并莊、老子說等，作小冊刊印，可置掌握，人競求買，以備場屋檢閱之用，雖其法甚嚴，而前此有司往往愛惜士風，遂致荒唐繆悠之人，公然抵冒，無復忌憚?！盵3]書坊刊印“夾袋冊”的時間雖有待商榷，但至遲在徽宗朝已經出現。宋廷雖一度禁止民間刊印科場作弊的“夾袋冊”，但為追逐利潤，書坊仍“頂風作案”，大量刊印專供舉子夾帶私藏的小冊。舉子“人競求買”使“夾袋冊”市場廣泛、需求量極大，以至在考試結束后，考生所使用的“殘編散帙”大量堆積在考場，如嘉定九年（1216年），臣僚言：“今郡至棘闈日，未及中，殘編散帙，盈于階戺，甚者以經史纂輯成類，或賦、論全篇，刊為小本，以便場屋?！盵3]雖其言是針對南宋中后期的情況，但科舉考試結束后考生夾帶的殘卷散布于考場中，應該較為常見。

宋代印刷術的發展也為民間書坊大批量刊印“夾袋冊”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創造了條件，以雕印印制圖書，至遲到唐代初年便已開始出現并廣泛地使用。尤須關注建寧府的建陽縣，許多書坊帶有家族性質，累世刊印，頗負盛名，有“建寧麻沙、崇化產書，號為圖書之府”[9]的說法。南宋時期，建陽書坊的影響力已遍及全國，而為了牟取利潤，也刊印類似“夾袋冊之物”，使得“四方轉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懷挾，視為故?！盵10]。印刷術的進步與成熟更促進了書坊刊印質量與效率的提升，由此使書坊與考生群體構成“夾袋冊”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兩端，“夾袋冊”的市場化傾向已格外明朗。

三、宋廷對“夾袋冊”的應對

由于挾書之事屢禁不止，“夾袋冊”仍被頻繁使用，以至舉子懷挾之風愈演愈烈，為保證公平，廣進實學者，朝廷采取了多種措施來防范、管控舉子私懷文策的舉措分為防范、懲治、獎勵三類。

其一，宋代在各級考試中都設有監門官和巡鋪官，分別負有搜身核驗、考場巡視之責，用以防止考生夾帶、傳義等舞弊行為。真宗年間的龍圖閣待制戚綸曾言：“令監門巡鋪官潛加覺察，犯者實時扶出，仍殿一舉?！盵11]搜身檢查之嚴苛實能有效稽查舉子懷挾夾帶行為，但也帶來意料之外的消極影響，如“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每人逐個核對，易造成擁擠，更重要的是此舉有辱舉子尊嚴，巡鋪官有的還存在“非理侮慢舉人”[12]現象，全然不顧舉子尊嚴，強行搜身嚴查也時有之。其二，宋廷制定了考試過程中由官方提供《韻略》之類工具書的規定。真宗時曾詔敕，士子參加科舉考試只許攜帶官方編定的《韻略》等工具書，其他書籍不得懷挾，然而舉子仍常在這些工具書中私夾文字。鑒于此，天圣二年（1024年），下令“進士不得以《押韻》入試”[13]，五年又詔：“……不得將帶文字書冊入殿門，《韻略》官中至日給散?！盵3]禁止考生私帶書籍，由朝廷在考場統一提供工具書，此法一直延續至南宋。南宋高宗又擴大了官方提供考試工具書的范圍：“……令國子監印造《禮部韻略》《刑統律文》《紹興敕令格式》，并從官給?！盵7]顯示出官方對舉子夾帶的控制逐漸嚴格。其三，創新考題。如寧宗慶元四年（1198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為了考察舉子的真才實學，同時也是嘗試在試題上改變策略，以防范舉子懷挾，有司從六經出題時“各于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以杜挾冊讎偽之計”[14]。

但嚴密的防范措施仍無法從根本杜絕“夾袋冊”。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詔禮部貢院取前后詔敕經久可行者，編為條例，貢院言：“懷挾書策，舊例入省門搜獲者，不計多少，扶出，殿二舉?！盵3]上述條例中的“殿二舉”，即指犯事舉子被取消參加此后兩次考試的資格。南宋時期，針對舉子懷挾的處罰似乎較之北宋更為嚴重，高宗年間，曾專門針對舉子懷挾問題，“詔令重別增立法禁。今欲應因懷挾殿舉，并令實殿舉數，不以赦恩原免。如再犯，永不得應舉”[3]，總體看來宋廷的懲治愈發嚴厲。

場屋之外的書坊是刊印“夾袋冊”的源頭，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臣僚言：“伏望圣慈申嚴禁懷挾之禁，增重巡鋪縱容之責，印行小字《三經義》亦乞嚴降睿旨，禁止施行?！钡畹氖┬胁⑽慈缭?，以至南宋時期市面上的“夾袋冊”更盛，書坊有時竟然“公然抵禁”。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國子博士楊璘言：“見有三數舉前犯人，并從實殿，不與放行，而書坊公然抵禁?！苯ㄗh朝廷嚴禁懷挾，令地方官稽查、搜捕刊印夾袋冊的書坊，并拘收其所用的小板，“并行焚毀，嚴立罪責，不許貨賣”。既而太學博士胡剛中也基本贊同楊璘上述觀點，認為應該“嚴立罪賞，務在必行”[3]。上述臣僚所言的革弊措施，寧宗均予以采納。

此外，宋廷還采取獎勵措施對告發作弊者給予酬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力陳“國家取士，務得實才”，建議對搜檢官查處作弊的行為進行相應的酬獎。至于具體酬獎的數額，未能明言，已不得而知。南宋時的酬獎大致為五百貫，“如有懷挾，拘赴簾前，取旨鐫斥，仍支賞錢五百貫文”[3]。官方鼓勵他人告發，且有酬獎，這就使得整治場屋作弊之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史載“舊來試畢擲冊滿前，今茲浹旬，庭下如掃”[3]。然而法度禁止的有效性著實有限，實際狀況往往是在禁令出臺后不久便舊事重啟，奸倖復出，誠如宋人言：“然申嚴之初，近者固已知，遠則未必知?！贝送?，巡鋪官在科場內玩忽職守，為獲取高額賞金有意誣陷舉子的現象時有發生，政和七年（1117年），有臣僚言：“而編欄任等又或暗投文字，誣執士人，以幸賞典?！盵3]時人趙抃認為，巡鋪官不遵紀守法，反而“當舉人就試之際，妄亂誣執，卻稱是搜檢捉獲”[15]，性格膽小柔弱的舉子若被“妄亂誣執”，無從辯解“不能自明”。因巡鋪官的私利造成損害考試公平的反噬現象，這是朝廷所始料不及的。

四、結語

任何看似完善的制度都難免有疏漏之處，“夾袋冊”即是考察科舉制度缺陷的一個角度，更是我們了解宋代科舉的繁榮及其影響的途徑之一。宋廷花費大力氣扭轉場屋內外的不正之風，采取多方面措施，但成效并不顯著，夾袋冊的使用不僅未消弭，反有愈見張狂之勢。究其原因，或有以下幾點：其一，科舉制本身存在的問題。除了自下而上的流動外，宋代科舉也開啟了自上而下的流動，即由官僚階層向平民階層的流動，科舉入仕成為絕大多數官員保持家族門第長盛不衰的不二法門，否則難以維持其地位[16]。顯貴子弟尚且需要通過科舉謀求自身地位的延續，寒士面臨的競爭就更為激烈，不少士子采取挾書這一成本較低的方式謀求捷徑。二是吏治腐敗的影響。當場屋舞弊已成風氣，挾書就試的作弊手段也就相形見絀了。三是人性的弱點。寧宗嘉定時已有臣僚認為，當一政策施行之初，效果顯著時，人們皆有所畏懼，然而時日既久，弊病就會逐漸凸顯，即其所言“人之常情，始知所畏，久未必畏”。四是處罰力度不足。在宋代優容士人的大背景下，很難對參與場屋作弊的奸猾之徒施以重罰。同時，商人、士子等又在利益誘惑下罔顧法律、鋌而走險?？梢娝茒A袋冊之類的作弊用書為我們認識宋代科舉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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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夏豪（1997-），男，漢族，陜西西安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