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論“新利維坦”

蘇紹智

真理必定戰勝強權。

正義終將掃除邪惡。

今年是布哈林誕辰一百周年，又是他被含冤處決的五十周年。

布哈林的冤案是世界進步人士所關心的一個大問題。令人高興的是，經歷了半個世紀，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塔斯社傳來電訊，蘇聯最高法院已為布哈林等二十人平反。

自從蘇聯內戰結束，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真正繼承并豐富了列寧主義的是以布哈林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布爾什維克，而不是斯大林。布哈林不僅是新經濟政策的解釋者和捍衛者，也是列寧晚期思想的解釋者、捍衛者，甚至還有所發展。布哈林的思想是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徹底否定，是新經濟政策思想的進一步展開。

布哈林在內戰時期也是個“戰時共產主義”的熱烈擁護者。他在《過渡時期經濟學》第十章就十分強調“超經濟”的強制。但是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后，他間接批評自己在這本書中對暴力的擁護時，指出“超經濟的強制”只限于革命的破壞時期；一旦舊制度被推翻，它就失去了“十分之九的意義”。建設時期應該是和平的。布哈林從“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中得出了以下的重要見解：反對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主義；階級斗爭變得緩和而且主要表現在市場關系上；強調國內和平，與農民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反對無產階級的強制和無限制的國家化，擔心黨和國家權力的過分集中會帶來不良后果。

與布哈林等老布爾什維克相反，斯大林所繼承的是戰時共產主義中最極端的東西——強化階級斗爭、國家全面干預、各種強制措施等等。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深受期大林主義的影響，從而備遭曲折和失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十三大肯定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采取一系列同列寧晚期思想的精神相一致的措施，這就開辟出一條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布哈林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除了經濟問題以外，還表現在他對“新利維坦”的看法上。關于布哈林這方面的理論，至今尚少有人論及，值得我們在進行深入改革的今天研究。

“利維坦”(極權國家)是布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研究帝國主義國家時，用來描繪帝國主義國家增長其權力并擴張其職能的現象。

他在《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中說：“金融資本把幾乎所有這各部分統一在許多集中化的組織里，結成一個軍事反動集團?！薄懊裰髦髁x和自由主義的思潮已經被現代帝國主義公開的君主制趨向所取代，而現代帝國主義歷來是需要獨裁的?！畯姍嘁呀洺蔀楝F代資產階級的理想?！薄艾F代國家也是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發展的最高的、囊括一切的組織形式，因此它擁有驚人的巨大權力?！?/p>

他認為帝國主義最驚人的特點就是國家新的干預作用，國家通過對整個經濟的調節和“軍國主義化”介入社會生活的每一細節。他在《帝國主義強盜國家》中說：“國家變得愈來愈龐大?！@樣就逐漸形成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組織，即現代帝國主義強盜國家這一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萬能組織，它具有無數的職能和巨大的權力，既有精神權力(各種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學校等等)，又有物質權力(警察、軍隊)?！@就是當代的怪物，當代的利維坦國家?！彼€指出：“包羅一切的國家組織生活——不是社會生活，而是國家生活，開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老人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說，沒有一種權力可以和國家權力相比，但是他的‘利維坦同金融資本的國家機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巨大的力量相比，不過是一只小狗?！?/p>

布哈林的“新利維坦”理論使他預感到歐洲政治生活中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來臨的危險性，使他成為第一個深入分析和譴責法西斯主義的人。猶如古老的阿克頓的名言：“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辈脊诌M一步指出，任何具有絕對權力的國家都具有“新利維坦”的特點和弊端。到二十年代后，布哈林使用這一帶有諷刺性的詞來表示對蘇維埃國家變形的擔心。這里，將著重分析后一個問題，即布哈林對在蘇聯當時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具有絕對權力的危險性的認識。

美國芝加哥大學鄒讜教授在北京的一次報告中說，全能主義(to－talism)——指國家對社會和人民的全面干預——在一定時期(如戰爭時期)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危險的，為期過長，超過了一定限度，就要變成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新利維坦”現象與此有關。

蘇維埃俄國在國內戰爭時期，由于供應的極端困難和戰爭的殘酷，實行軍事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又是由黨乃至少數領袖們執行，大量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實行類似“全能主義”的國家干預。當時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對此并無異議。

內戰停止后，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反對一種由少數寡頭決定一切的越來越極權化和官僚化的傾向的出現，反對中央過分集權和領導個人集權，反對黨干涉國家事務，批判采用戰時共產主義相聯系的方法。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明確提出要求取消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軍事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以革命法制取代行政專斷，以正確安排管理事務代替強加在工人階級和農民身上的沒收和征用的辦法，以徹底地完全地和無條件地轉向以說服的方法代替命令和指示的方法，更加堅決地吸引廣大勞動居民階層參與國家的事務。

列寧逝世后，黨和國家的權力日益集中在斯大林的手中。特別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的谷物危機后，斯大林強調為了征集谷物，不排斥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一九二八年開始就使用“西伯利亞方法”(Siberiam Method)征集谷物。與布哈林的經濟漸進主義的方案相反，蘇俄著手跳躍到與戰時共產主義類似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強迫集體化。于是，一個個人崇拜，經濟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僵硬的中央集權形式的斯大林主義就此形成。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對這種基本上就是“新利維坦”的做法提出警告。但是，由于論述的分散和經常采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不易為人們明確了解。概括起來，他指出的“新利維坦”現象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無限制的國有化和強迫的集體化所造成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布哈林認為，蘇聯過早地沒收小規模生產者的經濟，結果會產生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而強迫的集體化，由于下達指令性指標和實行義務交售制，實際上把農民也納入國家的經濟軌道。這就有可能出現徹底的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和隨之而來的干預過多的現象。而徹底的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則類似資本主義中的絕對壟斷?！霸诮^對壟斷的情況下，……很容易僵化，很容易發展官僚主義?！敝劣诩泻瓦^于集中將易于出現“新利維坦”類型的國家。

——黨和國家機關“官僚主義化”。列寧晚年著作對國家和黨的官僚機構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他的最后幾篇文字對“令人討厭的官僚化的現實”提出憂心忡忡的警告，布哈林在告誡人們注意中央集權的經濟統治的同時，十分擔心官僚主義的滋長。他認為國家過早地沒收小生產者經濟和在現代工業的發展中盲目追求企業規模愈大愈好，使得龐大行政機構成為不可避免，這就產生了官僚化的現象和官僚主義的弊病。集權制變成了官僚集權制?！肮倭胖髁x化”必然造成機構臃腫，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經營不善，大量浪費，工作中的關系顛倒混亂，經濟呆滯現象的出現，甚至發生社會蛻化現象。而且官僚主義必然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使行政長官易于趨向一個自我孤立的特權階層。布哈林在《“有組織的經營不善”的理論》一文中所談到的雖然是西方，言外之意也針對國內的問題。

——沙俄時期“落后性”的影響。由于舊的沙俄具有農奴制殘余，沙俄國家組織又具有“亞細亞專制制度的特點”。斯大林強調要不斷地“強化國家”，而布哈林擔心這一來會使沙俄時期的“落后性”的因素與現代化國家結合在一起，蘇聯的社會主義可能成為一種“落后的社會主義”，采用一種“可怕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他看到了一種陰暗的前景，即由于強制執行集體化和“超工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斯大林關于階級斗爭愈來愈尖銳化的理論，這樣做的結果就會是警察國家”。布哈林強調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他所關心的是確保在社會日益發展過程中削減國家權力。

——由于過分強化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過分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以致最后形成黨政合一，把黨和國家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布哈林擔心把社會中的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空前地融合為一體的政權，一切組織都帶有“國家化”的色彩，盛行“國家祟拜”。他認為這樣的政權即使是蘇維埃國家也有濫用權力和從事剝削的潛在能力的問題。而戰時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即黨的專政，甚至是少數領袖的專政的作法，若不加以變更，使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民主化，那就會形成黨政合一，國家崇拜就會變成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布哈林認為這里包含著“無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蛻化的危險”。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提出黨政分開的思想。他說：“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權；……黨的任務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而不是象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經常的、往往是對細節的干涉?！绷袑幏磳⑷嗣裎瘑T會的行政工作搬到政治局討論的作法，并對過分集權趨勢有足夠的警覺。他說：“這里我的過錯也很大，因為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很多都是通過我個人來聯系的。一旦我離開工作，兩個輪子都轉不動了?！钡橇袑幍囊庖姏]有被執行。黨、政，后來還有軍，大權越來越集中于斯大林一身。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已經看出了蘇聯黨政合一的危險性，他在與加米涅夫的談話中說：毛病的根源就是黨政合一。本來為了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來制止國家的危險傾向，黨不應該與政府混合，以避免黨與政府及其官僚機構合而為一。布哈林一九二八年說：“在我們龐大的機關毛孔中也有官僚主義蛻化分子?！彼麚脑谶@些官僚主義蛻化分子中會出現一些以“壟斷”權威和特權為基礎的新的統治階層。

針對以上問題，布哈林說：“我們是過分集中了。我們必須自問：我們是否應當朝著列寧的公社國家的方向采取一些步驟？”后來，他更具體地說：“歸根到底，從遠景來看，我們的國家機關是這樣一種組織，往后它應當包括千百萬人，包括全體勞動者，成為向公社國家過渡的一定階段，可惜我們距離這種公社國家還很遠很遠?！薄肮鐕摇碑斎贿€是一種空想，布哈林設想的是列寧晚年關于黨和國家機關民主化和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的思想。

在一個近乎全能主義的政治專政下，革命逐漸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當時，不僅他的思想，就是列寧晚期思想也不能推行，后來布哈林本人也被誣陷以至悲慘地被處決。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的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總攬一切，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終于出現了高度集權的政權模式，實即斯大林模式。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讓·艾倫斯坦在他的著作《斯大林現象史》中說：“無所不管的國家同無所不管的黨合在一起，而無所不管的黨又同無所不管的斯大林合在一起，這就出現了‘斯大林現象?！闭媸且徽Z道破。

蘇聯的這種模式先后被戰后建立起來的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承襲和搬用。布哈林所擔心的“新利維坦”現象不同程度地出現，不但使社會主義優越性不能發揮，而且歷經曲折、失誤，乃至發生嚴重的危機。

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十年中，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日益發展，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也逐步發展。在舊的體制中，黨中央未能糾正這些錯誤。越來越多越來越過火的以左傾錯誤為主要標志的運動、批判和斗爭涉及到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它使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的失誤，經歷了曲折和巨大的損失。這種“左”的偏差終于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所謂“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基層”，無法無天，法制蕩然。廣大的干部和群眾甚至高級干部受到批斗和迫害。以“小紅書”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這種“新利維坦”的情況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的災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特別是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地深入總結經驗教訓，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在一九八○年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又說：“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壁w紫陽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還指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误w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工?！?/p>

今天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進行全面改革，理所當然地把矛頭針對著“個人崇拜”、三十年代形成的行政命令管理體系、官僚主義的教條主義的和唯意志論的反?，F象、專斷以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導致停滯的無原則性和阻礙現象。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改革的靈魂，民主化的程度如何將決定改革的成敗，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將決定整個社會主義的未來?！?/p>

改革和民主化是今天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它要能夠成功，關鍵在于消除產生“新利維坦”的根源。布哈林對于“新利維坦”的看法雖然并不全面，對它進行研究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

(《布哈林文選》(上、中、下)，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