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讀似客中歸

鄭朝宗

僻處海隅，購書不易，印數不多的“冷門書”尤其難購。多謝《讀書》編者惠我以《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一冊，俾得破數日的岑寂。此書雖是新出的，卻產生于數十年前，實際是一部舊書。由于種種原因，讀此書時仿佛游子歸故鄉毫無陌生之感，而只勾起了一陣陣的回憶和聯想，前人詩句“舊書讀似客中歸”說的大約就是這種情景。

《清華園日記》分(上)(下)兩部分，前者作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后者作于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這兩部分都殘缺不全。浦先生原是學外文的，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后來一輩子執教于大學中文系。他是吳宓先生的弟子，一九二六年吳先生把他推薦到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去當陳寅恪先生的助教。一九二八年清華學校改稱“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停辦，翌年他轉入大學本科中國文學系任教。一九三二年秋季我考上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清華是靠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辦學的，每年有一百幾十萬元的固定教育經費，不像北平別的大學那樣年年“鬧饑荒”，因此覬覦該校校長職位者大有人在，改建大學以前連續更換了十個校長，改為大學后，在短短的三年里，又更換了三個校長，這些人多數是官僚政客，只想攬權，無心辦學，整個校園長期處于動蕩不安的局面。就在我進校的前一年底，梅貽琦當上了第十四任的清華校長。梅先生是學工程的，學術上并無多大的聲譽，但為人還方正平易，對辦學頗有眼光。他在就職典禮上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边@話成了一句名言。大學是培養高等人才的場所，學生學業的質量主要決定于師資，而不是設備。清華因為經費足，校內文、理、法三個學院的大樓原已不少，后來又增設工學院，大樓更多了。梅先生的特殊貢獻是大力延聘名教授，除校內現有的以外，還用重幣厚禮往別校請來兼任的。就文科來說，幾乎所有課程都由教授主講，助教只做輔助工作(如批改作業之類)。那時每年招生人數不多，個別的系有時只招一二人，而系里的教授倒有六七位，不禁令人想起了孟郊的兩句詩：“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睘榱伺囵B“通才”，文科一年級不分系，當年我只選了系里陳福田教授的“大一英文”一門課，其余如“大一國文”(劉文典教授主講)、“中國哲學史”(馮友蘭教授主講)、“西洋通史”(蔣廷黻教授主講)、“邏輯”(金岳霖、張申府教授主講，每人一學期)等都與本系無干?！爸袊軐W史”是和“中國文學史”對選的，我選了前者只因為馮友蘭先生名氣大，而教“中國文學史”的浦江清先生當時還只是專任講師(相當于現在的副教授)。后來聽別人說，浦先生學識不淺，講課常有新意，不作泛泛之談?，F在讀他的日記，知道他愛博覽群書，從中外小說、詩歌、戲劇、歷史直到甲骨文論著無所不窺，又長于探索，備課也認真。此外，他還多才多藝，下棋、度曲、打橋牌樣樣都是能手。我曾眼見他在工字廳宿舍廊下和俞平伯先生等一起吹奏昆曲，音韻悠揚，令人心醉。

清華文科有一種風氣，教師只管講課，一下講臺便自去作學術研究，不管學生的課外學習，學生也只是上堂聽課記筆記(有的連筆記都不做)，回去看自己的書，寫自己的文章，把筆記束之高閣，直到考試時才來抱佛腳，匆匆一閱好去應付。大部分教師并不要求學生背誦講稿，分數的高低常是取決于有無獨立見解。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總的說來，是由于學生的基礎較高，一般有自學能力，無須教師耳提面命，教師也只對個別高才生另眼看待，容許他登門求教。這種情況也反映在浦先生的日記里，他只跟教師往來，難得和學生接近。在這種“放任自流”的風氣培育下，文科學生中居然出了不少人才，我所屬的外文系，在短短的四年間，冒出了一批至今猶享盛名的學者和作家，他們未離校門之前，已在埋頭著述和創作了。個別同學如比我高一年級的盛澄華，據說全部時間都用在攻讀法國文學，其余課程應付而已，他終于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和文科相比，理工科(特別是后者)的情形恰恰相反，課堂教學抓得非常之緊，學生一天之內幾無喘息的時間。我在一年級時和一位電機系的同學共處一室，他每日攻讀到深夜，課外作業老做不完，天還沒亮又起來伏案了?；侍觳回摽嘈娜?，他現在聯邦德國一家大學當教授。

清華的校風有一點很可取，男女同學之間的關系比較正常。那時沒有畢業分配的制度，多數學生來自普通人家，畢業后的工作要靠自己去爭取。因此，不論男女都將學業放在第一位，力求把自己培養成材。這樣，撇開正經事不干而整天忙于談情說愛的人就少了。每逢出現這樣的人，大家都會以白眼相看。但是，學校畢竟不是修道院，真正純潔的愛情仍然存在并受到尊重，只是這種事情難得發生于校內師生之間。這似乎是一條不成文的法規。浦先生因為家累重又嚴于擇配，遲遲未結婚，到了將近而立之年才在附近的燕京大學中文系找到了一位合意的女郎。對于這位女大學生，他的癡情真不亞于但丁之于Beatrice，《日記》中關于這方面不乏精采的描寫。但事情終歸失敗，浦先生最后用以自慰的話是：“戀愛是一件事，結婚又是一件事。我們的腦海中常能存著一個永遠年輕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边@口吻更象是有意模仿但丁的《新生》了。

由于《日記》殘缺過甚(其中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一字不存)，表面看來，清華園象是世外桃源，不受外界干擾。其實，這一時期日寇的魔爪正在逐漸伸入整個華北，校內的學術氣氛雖仍濃厚，而國破家亡的憂慮實際隱藏在人人心里，學生方面尤為明顯。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軍隊從東北三省進占山海關，繼而攻陷承德，占領熱河全省，接著又強奪長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個平津地區失去了屏障，隨時都有淪陷的可能。在這情況下，學校照常上課，但人心浮動，課堂有時變成時事講壇，教“邏輯”的張申府教授撇開他所心愛的數理邏輯不談，而專與學生議論時局，教“大一國文”的劉文典教授也撇開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講，而特選了一篇歸莊的《萬古愁曲》足足講了一個月，把明朝遺老的滿腔亡國哀愁有聲有色地傳播給我們。自然也有些教授堅持上課不講“閑話”的原則，照常教書。浦先生于一九三三年休假出國學習一年，他的態度如何不得而知。隨著局勢的日益緊張，校內學生逐漸分成左、中、右三派，按照慣例開始時是中間大兩頭小，后來往左邊靠的人多起來了。教師絕大多數屬于中間派，他們認為救國固然重要，但書也不可不讀，舉世聞名的歌德不是在拿破侖兵臨城下的時節仍坐在實驗室里做他的科學實驗嗎？一九三五年六月臭名昭著的賣國條約“何梅協定”簽訂了，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到了“一二·九”進入高潮，學校實際處于癱瘓狀態。為了希望免除學終考試，學生向教授會請愿，有些教授大發雷霆，認為學生脅迫他們，可見多數教授當時仍處在中間狀態。他們中的某些人終于轉變立場站到左邊來，那是在抗戰時期學校南遷以后的事了。浦先生的《清華園日記》(上)很少涉及國事，只有一處在談陳寅恪先生時說：“陳公素恬退，此次為國難刺激，甚激烈?！标愐∈撬罹囱龅那拜厡W者，他對國事的態度大約和陳先生是一致的。

《清華園日記》(下)篇幅不多，一共只五十二頁，記面臨解放的舊清華大學在六十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里發生的事。那時處在四面包圍之中的北平城如同甕中之鱉，而僻處西郊的清華園也暫時成為三不管的地帶。浦先生有一段恰如其分的描寫：“至于校中空氣，多數同學本來是左傾的，他們渴望被解放，少數也變為無所謂。教授同人極右派本來想走的，現在也走不成了，多數成為無所謂。不過師生一致團結，對維護學校是同心的?！痹谶@期間，大家所做主要是兩件事：一是為生活而奔忙，千方百計解決吃喝問題，這無須多說；二是開始討論“大學的教育方針，中文系課程的改善”(這里專指中文系師生方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僅師生之間有很大矛盾，即各派教師也都堅持己見，不肯放棄原來主張。浦先生曾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主張“中外文系仍可存在，中文系漸漸提高向學術性方面發展，外文系為造就外國語言及專研外國文學的專才而設?！彼巧钍芡鯂S和陳寅恪的影響的，所謂“漸漸提高向學術性方面發展”就是說學生們不喜歡的訓詁考據之學應該保留，因為只有這些才是真正有學術性的。他身后留下的惟一著作《浦江清文錄》只收《八仙考》、《花蕊夫人宮詞考證》之類內容結實的十一篇論文，而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的大量書評、書報介紹和外國文學家評述等一般文章則全部擯棄，這就足夠說明他的態度了。

《西行日記》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記載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顛沛流離的生活，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浦先生原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因休假回上海家中，后來決定西歸，而安南(今稱越南)已被日軍占領，由海上往昆明的途徑斷絕，只得改由陸路。據他自述：“三十一年五月……我自滬起程，由常州宜興穿過封鎖線，至屯溪。值浙贛戰事，困于屯溪數月。暑后入閩，轉贛、湘、粵、桂、黔入滇。三十一年冬到昆明”。說得更具體一點，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從上海動身往常州，經宜興越過警戒線到安徽的廣德，道路傳聞日軍沿南昌南下，鷹潭已危，西進之路中斷，遂在屯溪逗留七十九日，然后越嶺經江西的婺源、德興、鉛山進入福建，經建陽、南平、永安、長汀又轉入江西，經瑞金、贛州越梅嶺進入廣東的韶關，從此往廣西的桂林、柳州、河池，轉北赴貴州的獨山、都勻、貴陽，最后西行經普安、盤縣進入云南的曲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達昆明，全程共歷一百七十七日。浦先生的自述中多了一個“湘”字，恐系誤筆。

這一百多天的行程，經受千辛萬苦，純粹是中世紀式的旅行，坐的常是轎子、手推車、小船、破舊的木炭車，有時還要步行，住的常是荒村野店和污濁不堪的旅舍，路上還要跟瘧疾和胃病作不斷的斗爭，并且時時受到囊空糧絕的威脅。但他畢竟是知識分子，在艱苦困頓之中仍然不忘及時行樂，路上遇著名勝古跡總要盡情游覽賞玩，如常州的天寧寺、柏墊的大石橋、隆阜的戴氏(東原)宗祠、德興的妙玄觀、河口的山石(一路見山，褐色，無樹木，有壁立千仞者，有圓而伏者，有崖壁多皺紋似大篆剝落者，有埃及金字塔及獅身人首像風味。倘加雕琢佛龕，可成奇觀)、建陽的考亭書院、長汀的蒼玉洞等。這令人想起了杜甫的《北征》，在哀時傷亂高唱“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之后，忽然插入一段賞心悅目的寫景文字：“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云動高興，幽事亦可悅……”，矛盾而卻自然。知識分子的另一癖好是看書，《日記》中記旅途阻塞百無聊賴之際，仍要想方設法借書消遣，高者如《樂律全書》，低者如《蕩寇志》均可用以解癮。經過長汀時，對撤退到那里的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書之富特感興趣，大有饞涎欲滴，恨不一口吞下的意思。

讀《西行日記》會使人想起錢鐘書先生的小說《圍城》第五章。這最精采的一章也是記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在旅途中的遭遇和見聞的。他們(四男一女)從上海動身往設立在湖南省藍田縣的師范學院，沿途經過浙江的寧波、溪口、金華，江西的鷹潭、南城、寧都、吉安、界化隴，湖南的邵陽等地，除上海到寧波一段坐的是外國輪船外，其余路程也是靠土產的木板船、人力車、破爛的汽車和轎子去完成的，途中住的也是荒村野店和污濁不堪的旅社。從表面看，這兩篇旅行記都有代表性，都把許多人在那個時期共同經歷過而未曾記錄下來的生活筆之于紙，以垂久遠，但兩者的性質卻是不同的?！段餍腥沼洝肥羌o實之作，而《圍城》第五章則主要是虛構，只能歸入小說一類。歷史和小說各有千秋，我們不必妄加軒輊。

(《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浦江清著，三聯書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