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原理的應用與發展

陳岱孫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邊際主義曾被全面否定：認為它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為資產階級剝削辯護的，和勞動價值論對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的，反動的，等等。人們甚至于在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英、奧、瑞士出現的所謂第一代近代經濟邊際主義的三個頭目——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斯——為批判對象時，就認為經濟邊際主義的發展就是直接為了以之向馬克思主義挑戰。

如果問題只是如此簡單，那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經濟邊際主義早應失去它的活力，而我們也不需要對之再多費筆墨了。

但問題并不如此簡單。首要的是，要區別邊際概念本身和這一概念在說明某一經濟事物變量關系的應用。邊際主義所說的邊際只是一個數學概念?！哆呺H原理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和發展》引述了威克塞爾在其《政治經濟學講義》中對于邊際原理所作的解釋。威克塞爾寫道：“所謂邊際原理實際上只是高等數學和數學物理學由之發展的基本思想的應用，即把既定的諸數量看作變量(一般來說，連續變量)，把它們的變動的率看作新量(牛頓的微分數，萊布尼茲的微分系數)的思想?！苯洕呺H主義就是指把邊際原理應用于說明經濟事物變量的關系，說明兩個相關變量中，一個變量的單位增量，所導致的另一變量的單位增量(或正或負)，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條件下，達到了這一經濟活動變化過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繼續進行的邊沿或限度。

可應用邊際原理以說明其相關變量變動關系的經濟事物有多方面。由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第一代的近代經濟邊際主義者所發動的所謂“邊際革命”集中于有關交換現象的商品價值問題上，而以效用作為和邊際原理結合的方面，所以，在這個世紀末一段時間內，邊際效用幾乎成為邊際主義同義詞，而“邊際革命”就意味著“邊際效用革命”。但實際上，經濟邊際分析，甚至于邊際效用論，都有一個長久的歷史?？肆_斯曾把邊際效用概念遠溯到亞里士多德，認為亞里士多德不但最先創立了使用價值概念，而且知道效用遞減的原則，甚至已經提出后來成為門格爾的，建立在損失推算上的歸因理論。這一說法也許不為一般人所接受。但是從十八世紀初期起，我們可以例舉不少可作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三個第一代邊際效用主義論者的先驅人物。其中有的可以列入邊際效用價值論者的行列，但也有的和效用價值論無關。李嘉圖就是屬于后者中的一個。他的地租論所借以建立的邊際耕種學說是一個和效用無關的邊際原理在另一方面經濟事物分析應用的例子。

十九世紀后期以后，邊際主義的發展很明顯地大大擴大了它在經濟方面的應用領域。除了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引伸及于諸生產要素價格的分配論，仍然屬于邊際效用論范疇之內者外，效用，在邊際分析中的地位，趨于淡薄。奇遜生就認為“邊際效用的重要處在于形容詞而不在于名詞”，“邊際效用分析引進了邊際概念，作為經濟效益最大化分析的工具。但‘效用，只有在一個短的時間內，才在經濟學中占有重要的和無可辯駁的地位。到了九十年代，它已被威斯蒂德，費雪，帕累托等人磨成為一個影子了”。威克塞爾也說：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邊際原理的應用大大超出經濟學的交換的范圍而伸入于生產、分配和資本各領域；也就是說，它涉及于政治經濟學的每一個部分”。這樣的說法，盡管有點為經濟邊際主義吹噓之譏，卻在概念應用的發展上，不無有一些事實的根據。這樣，上面所提出的邊際主義是主觀唯心主義，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挑戰的種種責難就只能指邊際效用價值論，和由之引伸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了。它既不能指邊際這一概念本身——概念本身是一個數學的范疇，它不涉及于意識形態；也不能指應用中的全部而只指應用中的一部分。

再就有顯明的意識形態傾向這一部分的邊際原理的應用來說，興起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邊際主義，就其整體而論，當然具有濃厚的階級利益辯解性。在其發展過程中，它的第二代人物幾乎無不公開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龐巴維克就是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直接來抨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最典型的例子。而克拉克則坦白地承認他所宣揚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就旨在于論證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著階級剝削，從而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指控是沒有依據的。但是就在這個總論斷下，有些細節還有待于澄清說明。

其一，邊際效用主義是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仍然只是工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新發展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布哈林的“食利者”意識的解釋是上一種見解的一個突出的例子。他認為邊際效用學派所依據的消費者心理是食利者的特性；食利者是從工業資產階級中演生出來的新型的資產階級。他們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他們把資本委托給經理階層，自己則靠剪股票為生，從而只對于其投資所得的好處發生興趣。布哈林這一大膽的假設缺乏具體的論證。邊際效用論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十九世紀初。當時不存在著布哈林心目中所指的食利者階級。同時，他這論證，沒有考慮到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奧、瑞士經濟結構的不同，而奧國在當時更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十分遲緩的國家，又如何證明其存在著一個成為新氣候的食利者階級？

其二，認為邊際效用論，在其發展過程中，成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卻不等于說，它從一開始就是直接以對馬克思主義挑戰為鵠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發表于一八六七年，到了一八七五年才譯成法文，一八八七年才譯成英文。馬克思主義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以后才在歐洲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的；也是在這時候，它才引起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注意。于是，后來的邊際主義一派諸人物，如維塞爾，龐巴維克，威斯蒂德，帕累托等才以這邊際效用主義的新說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攻擊。這些人都只能算為第二代邊際效用主義的人物，如果要說邊際效用主義第一代人物，在他們思想形成的年月，就已受到馬克思經濟思想所觸動，他們的學說就以反馬克思主義為任務，這一論斷殊缺乏證據。

相反地，就第一代人物思想形成的過程來說卻存在著若干反證。杰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表于一八七一年。但是早在一八六二年，作為在“不列顛科學促進會”第三十二屆會議上的報告而寫的《一個政治經濟學一般數學理論布告》(出版于一八六三年)一文中，他已經把他的理論以摘要的形式提出來了。后來在一八六六年，他又以《政治經濟學一個一般數學理論的簡述》的題目，把一八六二年原稿的全文，在《倫敦統計學會會刊》中發表了。這篇文章表明，杰文斯在一八六二年不但已經完全掌握了，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中，關于邊際效用的價值理論，而且還涉及了邊際生產力的資本理論。這都是在《資本論》出版前的事。順便還可以提到，杰文斯自己還承認過他的德文程度太淺，沒有閱讀德文書籍的能力。

門格爾的《經濟學原理》也出版于一八七一年。雖然，作為一個奧地利人，門格爾在這本書中提到了許多德國經濟學家的名字，但他沒提起過馬克思。而在價值這個純理論的問題上，門格爾明白地表示亞當·斯密，李嘉圖和約翰·密勒是他設想的對立面；他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是直接作為古典派的勞動價值論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在《資本論》剛發表后不久，縱使他看到這一本書，他是否有那么機靈的敏感性，想借反古典派的名義，不點名地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可以懷疑的。

瓦拉爾斯的《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發表于一八七四年，比杰文斯、門格爾的書晚了三年。但瓦爾拉斯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完全可溯源于一些十九世紀中葉的先驅者，而他自己卻承認他的邊際效用論體系承受他的父親奧古斯特·瓦爾拉斯的影響。奧古斯特在他的《財富的性質和價值的來源》(一八三一)書中，追蹤財富和價值的來源于短缺而短缺則被認為是效用和供給限度的結合。他這一見解不但成為里昂·瓦爾拉斯的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也對于門格爾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然，在本質上，這三個第一代邊際效用價值論者都傾向于以邊際效用論論證經濟自由主義，從而維護現存社會經濟制度，但是認為他們的理論是直接地作為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挑戰而出現的說法：也還有待于有力的論證。

其三，甚至認為邊際效用論就必然和絕對地是為資產階級辯解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當然，七十年代初的達際效用價值論者都以邊際效用論來論證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是導致一個最大化的社會總效用的基本保證。但有些他們后來的追隨著，卻很快地從邊際效用論得出，只有在一個平均主義的個人所得分配的制度下，才能達到全社會欲望滿足最大化的結論。

在講到用邊際原理來作定價分析時，我們過去都只重視效用這一面，也就是說需求的一面，而忽略了成本的一面，也就是供給的一面。早期的邊際主義論者，在交換領域的分析中是以反對古典派的勞動——成本價值論為目的的，但他們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卻成為和古典派殊途同歸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護者。邊際效用主義論證了只有在自由市場競爭定價制度下，才能得到社會總效益的最大化。而經濟自由主義又反過來約束了邊際主義；甚至就在交換領域內的定價分析的應用上，把邊際分析只限于從消費角度立說的需求的一面。因為，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定下，不存在平均收入和邊際收入(average revenue，mar－ginal revenue)的差異。再加上，在以恒定成本(constantcost)為工業生產的假定的傳統下，也不存在著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averagecost，marginalcost)的差異。

因此，只有在其分析的制度前提從自由競爭轉而為壟斷或不完全的競爭，而且承認在一切工農業生產領域中都存在著恒定成本，遞加成本，遞減成本(constant cost，increasing cost，diminishingcost)三種可能的不同狀態時，邊際分析才能從定價的效用方面的需求分析轉向成本方面的供給分析。

問題，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作為公用事業(突出者為鐵路、交通事業)出現的客貨運輸票價定價問題，就被提出來了，在企圖解答這個問題的先驅者中，拉德納(Dionysius Lardner，一七九三——一八五九)是一個較突出的例子。他在他的《鐵路經濟學》(一八五○)一書中分析鐵路客貨運定價問題時，提出平均成本，邊際成本，及平均收入、邊際收入的概念，并指出當產量水平處于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入時，企業的利潤就達到最大化。但不幸的是，這些先驅者的見解沒有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側重于應用邊際分析于效用的論者所注意，從而沉沒了幾十年，甚至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由于不完全競爭的理論提出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概念在企業定價和生產定量的作用，才被再次發現。

當然，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不完全競爭論再發現了邊際成本、邊際收入各概念的目的依然在于說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市場中的產品定價和定量的問題。但在今天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方面邊際主義的應用是否也可以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在顯然是無競爭或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為公有企業產品的定價和定量的工作提出某些衡量經濟效益的標準呢？我們并不茍同于密克的說法，認為邊際主義為計劃經濟提供了基礎和辯證，說什么在近代計劃經濟種種方面，邊際主義應取代了馬克思的分析，但我們可以承認這方面的分析可以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產品定價和定量的計劃和市場的調節方面提供可作為借鑒和利用的工具。當然，在這里我們只考慮到經濟效益而把社會效益或其它考慮都抽象掉。

上面所講的一切不外在于說明邊際主義的應用的發展具有甚大的復雜性。標簽式的批判不解決問題。晏智杰同志這一本《邊際原理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發展》嚴謹地詳述了這一理論的全部歷史過程，對每一重要階段都作出分析，區別了不帶有意識形態偏見和階級辯解性作用的概念和方法本身；與帶有意識形態偏見和階級辯解性作用的應用，論證了這一理論既帶有實證又帶有規范性的兩面性，提出了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它是一本佳惠后學之作，是學習西方經濟學說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

(《邊際原理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發展》，晏智杰著，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